 曾国藩善于观人鉴人，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如何，经他观测后做出的判断，后来应验者达十之八九。《冰鉴》就是曾国藩为了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反复总结后写出的一部观看人、识人的专著。'冰鉴'者，取真以冰为镜，能察秋毫之意。在这部书里，曾国藩摒弃了江湖中那种重形轻神、重奇轻常、重术轻理的习俗。重神而兼顾形，重常而辨别奇，重理而指导术，从整体出发，就相论人，就神论人，从静态中把握人的本质，从动态中观察人的归宿。 第一章《冰鉴》要义之四 四、情态 【原文】容貌者，骨之余，常佐骨之不足。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现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 【译文】一个人的容貌是其骨骼状态的进一步的外在表现，常常能够弥补我们在'骨相'上品鉴的不足。情态是精神的显露，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足。长久地关注某人，要着重观察这个人的精神世界。初见某人则应注意其情感态度。凡属大家--如高官显官、硕儒高增的举止动作，即使是羞涩之态，也不失为一种佳相；而凡属小儿举动，如市井小民的哭哭笑笑、又跳又叫，越是矫揉造作，反而越是显得幼稚粗俗。看人的情态，对于大处当然也要分辨清浊，而对细处则不但要分辨清浊，而且还要分辨主次方可做出取舍。 【原文】有弱态，有狂态，有疏懒态，有周旋态。飞鸟依人，情致婉转，此弱态也。不衫不履，旁若无人，此狂态也。坐止自如，问答随意，此疏懒态也。饰其中机，不苟言笑，察言观色，趋吉避凶，则周旋态也。皆根其情，不由矫枉。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皆能成器；反之，败类也。大概亦得二三矣。 【译文】常见的情态有以下四种：柔弱之态，狂放之态，疏懒之态，周旋之态。如小鸟依依，情致婉转，娇柔亲切，这就是弱态；衣着不整，不修边幅，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旁若无人，这就是狂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不分场合，不论忌宜，这就是疏懒态；把心机深深地掩藏起来，处处察言观色，事事趋吉避凶，与人接触圆滑周到，这就是周旋态。这些情态，都是人的内心本色的外在表现，不由人任意虚饰造作。委婉柔弱而不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不哗众取宠，怠慢懒散却坦诚纯真，交际圆润却强干豪雄，日后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反之，即委婉柔弱又曲意谄媚，狂放不羁而又喧哗取宠，急慢懒散却不坦诚纯真，交际圆滑却不强干豪雄，日后都会沦为无用的败类。情态变化虽不定，难于准确把握，不过只要分辨出情态的大概情形，就能有二三成的把握看清一个人的将来。  【原文】前者恒态，又有时态。方有对谈，神忽他往；众方称言，此独冷笑；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诋毁；卑庸可耻，不足与论事。漫无可否，临事退回；不甚关情，亦为堕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译文】前面说的，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态，称之为'恒态'。除此之外，还有几种情态，是不经常出现的，称之为'时态'。如正在跟人进行交谈时，他却忽然把目光和思路转向其他地方去了，可见这种人是毫无诚意；在众人言笑正欢的时候，他却在一旁漠然冷笑，可见这种人冷峻寡情。这类人城府深沉，居心险恶，不能跟他们建立友情；别人发表的意见未必完全妥当，他却在一旁连声附和，可见此人胸无定见；还没有跟这个人打交道，他却在背后对人家进行刻意诽谤和诬蔑，可见此人信口开河，不负责任。这两种人庸俗下流，卑鄙可耻，不能跟他们合作共事；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置可否，而一旦事到临头就迟疑不决，犹豫不前，可见此人优柔寡断；遇到一件根本不值得大动感情的事情，他却伤心落泪，大动感情，可见此人缺乏理智。这类人的仁慈纯属'妇人之仁'，不能跟他们推诚交心。然而以上三种情态虽不能够决定一个人终身的命运，而如果反其道而求之，那么几乎就可以遍交天下之士了。  【要义】 曾国藩认为'情态'与'神'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它们是内在与外显的关'神'是'情态'之源，'情态'是'神'之流。'情态'是'神'的流露和外现， 二者一为表一为里，关系极为密切，所以说'情态者，神之余'。如上所述，如果其'神'或嫌不足，而'情态'优雅洒脱，'情态'就可以补救其'神'之缺陷，所以说'常佐神之不足'。 '久注视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神'往往呈静态，'情'常常呈动态：'神'一般能久长，'情'通常贵自然。总之，精神是本质，情态是现象。情态与容貌之间，也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容貌为形体的静态之相，是表现仪表风谬的，情态为形体的动态之相，是表现风度气质的，二者质不同，'形'亦有别。然而二者却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曾国藩这里明确提出'恒态'、'时态'的概念，动静结合，仔细分析。将静态具体落实到弱态、狂态、疏懒态、周旋态这四种情态上，一一对比。 '弱态'之人，性情温柔和善，平易近人，往往又爱多愁善感，'细数窗前雨滴'，缺乏刚阳果敢之气，有优柔寡断之嫌。'狂态'之人，大多不满现实，爱愤世嫉俗，对社会弊病总喜欢痛斥其不足，个人品性往往是耿介高朴，自成一格。具'疏懒态'者，大多有才可恃，对世俗公认的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不以为然，满不在乎，由此引发而为怠慢懒散，倔傲不恭。陶渊明即是'疏懒态'的典型。具'周旋态'者，智慧极高而心机机警，待人则能应付自如，接物则能游刃有余，是交际应酬的高手和行家。 但是，也还有其他变数。'弱态'若带'媚'，则变为奉迎谄媚之流，摇尾乞怜之辈，这是一种贱相。'狂态'若带'哗'，则为喧嚷跳叫，无理取闹之流，暴房粗野，卑俗下流之辈，这是一种妄相。'疏懒态'若无'真诚'，则会一味狂妄自大，此实为招祸致灾之阶，殊不足取。这是一种傲相。'周旋态'若无'健举',会由城府极深，迹近狡诈、阴险和歹毒，这是一种险相。 恒态主要有两种。'方有对谈，神忽他往'，正在与人交谈时，他却随便把目光转移到其他地方去，或者一个话题正在交谈中，他却突然把话题转到与此完全不相干的另一件事上去，可见这种人既不尊重对方，又缺乏诚意，心中定有别情。 '众方称言，此独冷笑'，大家正谈得笑语嫣然、兴致勃勃之时，唯独他一个人在旁边作冷然观，无动于衷，可见这人自外于众人，而且为人冷漠寡情，居心叵测。 三国时，黄盖假意投靠曹操前，派阙泽前往曹营当说客。阙泽把黄盖的'归附信'递给曹操后，曹操反复看了十几遍，说道，黄盖用苦肉计，要你投诈降书，好乘机袭击我。这种伎俩，难道我还不能看穿！便喝令左右把阉泽拉出斩首。阙泽面不改色，只冷笑。这冷笑让曹操心里发毛，对自己的判断产生怀疑，也给了阐泽说话和劝服的机会，结果，曹操轻易地被阙泽说服，使在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的火攻计划得逞，让自己军力遭到重创，元气大伤，从此再无力征服江东。这一切都源于'冷笑'，冷笑背后是对别人的轻蔑（打击别人的自信）、是深藏的心机、是要得逞的阴谋。 以上两种情况都有悖于正常情态。如果不是当时心中有什么其他急事，导致他失常的表情，那么这种人多半是属于胸怀城府、居心险恶之人。这种人与他人建立良好友谊不容易，别人对他也敬而远之。此所谓'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 '言不必当，极口称是'，别人所发表的观点未必是完全正确的，也未必十分精当，他却在一旁连连附和，高声称赞，一味地点头'是，是，是'。这种人如不是故意的，定是一个小人，胸无定见，意志软弱，只知道巴结逢迎，投机取巧讨好别人。这类人自然担不得重任。 当然，曾国藩作为清朝的封建官员，绝不敢批评大清皇帝的用人之道，但在今人看来，乾隆皇帝身边的和绅正是这样一个言必称是、巴结逢迎的小人。史书记载，他以'善伺上意'而得宠幸。乾隆一生喜爱作诗、写书法，和坤为了迎合上意，在这些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投其所好'确让乾隆对其自然偏爱。另外，和坤还自卑、自谦，最善于表现自己的奴才相，抬高主子，'高宗（指乾隆）若有咳嗽，和坤以溺器进之'，谄媚到了这种程度，连英明的君主也难免糊涂。结果，和坤擅政二十余年，升迁四十七次，权倾朝野，百官争相谄附。他又公然勒索纳贿，排斥异己，使吏治败坏，官场上充满了小人。不管是普通人还是想成大事者，都要远离这种小人，否则，你因为被他捏住了'软肋'-﹣尽说些让你头脑飘飘、心花怒放的话﹣﹣就成了任他摆弄的傀儡。 '未交此人，故意诋毁'，不曾与人家交往，对人家全然不了解，全是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主观想象，就在人背后飞短流长，说人坏话，故意恶意诽谤他人，诬人清白。这种人多半是无德行的小人，无学无识，又缺乏修养，既俗不可耐，又不能白知。 以上两种人，由于品格卑下，又无识无能，庸俗无聊，鄙贱无耻，既不能与之共事，更不可与之共友。立身端正的人，应与这类人划清界限。当然，如果他们知而能改，又当别论。 有一种人，他们优柔寡断、畏畏缩缩，做事只知因循守旧，而不知人有创新，陈规当除。因此，他们既缺少雄心壮志，又没有什么实际才干，动手动脑能力都差。遇事唯唯诺诺、毫无主见，喜欢推卸过错，不敢承担责任，不敢挑工作重担。因而，他们什么见解也没有，什么事也做不成，徘徊迟疑，犹豫不决，空老终身。还有一种人，过于多愁善感，他们内心世界很丰富，也非常敏感；凡遇事情，不论与自己相不相关，都一副泪眼汪汪的样子，一副病中女儿态。曾国藩对以上两种情况一言评之为妇人之仁。与这两种人共事，都会让他人不胜疲累。 上面这三种情态的人实在是不值得结交。所以曾国藩在综观他们状貌以后，得出总结，'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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