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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学家将华夏文明称之为延续性的文明，而将西方文明称之为断裂性的文明。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在每一次剧烈的社会动荡之后，整个文明就会发生断裂性的改变。比如古希腊和罗马时代，以及随后的中世纪，再从文艺复兴到近、现代，历史上的西方，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以及信仰，在每个时期确实呈现出了不同的社会形态。 而东亚这边，自秦朝大一统的帝国建立后，两千多年间，帝国在强盛一时之后，总是不可挽回地陷入分裂或动荡的结局，过一段时间，当原帝国曾经的统治阶层被悉数摧毁，换上一批新的统治者，帝国便安定下来，再现一个繁荣至衰落的周期。  正是这种独特的历史演进路线，影响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历史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历史是没有起点和终点，只是一次次的盛衰治乱的循环。 两千年的帝制在公元199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而终结。从此帝制在这块土地上不再有合法性，华夏文明正式走出了改朝换代的历史。 这种在大一统帝国的内部形成的改朝换代的历史，为什么是华夏文明所独有？ 这首先由东亚的地理地貌所塑造。东亚在黄河和长江流域构成了人类早期最适宜农业耕作的区域，相比采集渔猎和游牧等生存方式，农业生产可以养活比其它生产方式多数十倍的人口，这就让农业人群一直成为主体，就算外来人群进入，在人数上也是少数，最终被同化。 这样，就让帝制在这块土地上具有超常的稳定性。在西方崛起之前，周边的少数民族不仅在人数上没有优势，在文化上也没有优势，这使得华夏帝国从来没有遇见真正的挑战，因此帝制得以长期保存。  从文明的内部看，农业生产需要家庭或家族的人们紧密的合作。这种生产基于血缘关系进行分工，并和家庭家族之外的人少有社会分工和其他人际关系的交流。现代人将农业生产叫自然经济，其实就是原始经济。 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很难产生超越家庭血缘伦理的社会构想，家是缩小版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国同构就成了这个文化共同体底的层意识。 将这种底层意识体制化的，就是儒家。 帝国一次次破裂又重建，靠的正是儒家将家庭伦理推广到帝国这个更大的文化共同体。 在儒家伦理中家庭里的父亲和国家内的皇帝，都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衡他们的，他们的地位的合理性就来源于慈和仁。但是如果父亲或皇帝太混蛋，家人或国人又怎么办？  父亲当然简单，只要老了，自然就会在家庭里丧失权威。而世袭制下，一个混蛋的皇帝仍然有可能再将皇位传给一个更混蛋的皇帝。如果老百姓不造反，那是拿这种混蛋皇帝一点办法都没有。 为了限制皇权，防止他做出更出格的事情，儒家发展出来一套天人感应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任何事情都和宇宙规律即上天是相通的，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如果干了坏事还是会受到上天的责罚。而全部臣民都是上天的眼睛，在监控着皇帝，假如上天认为这个儿子实在太不成器，完全是烂泥扶不上墙，就会终止他的统治，重新在人间找一家遵从天命的来做皇帝，这就是改朝换代观念的由来。 这种观念成形于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为这一观念的集大成者。在专制时代，这是唯一可以限制皇权的力量，所以有汉一代，如果哪里发生灾荒或民变，皇上常常要下一道题罪己诏，表示自己是老天爷听话的儿子。 这种观念对整个华夏文明的历史演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果就是，虽然皇帝在社会伦理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在社会动荡时，造反者也有充分的伦理正当性。改朝换代就成了天道的一部分。没有人会觉得不正常。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儒学的宇宙观，是一种前现代的迷信，和堪舆学占星术相仿，不能对世界给出合理的解释。假如一个勤政爱民的好皇帝，恰好又遇见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这样天天下罪己诏都是没用的，儒学因此就遭遇到了重大的危机。 东汉三国以至魏晋南北朝，为什么发生了这么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就是儒学构建的世界图景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就是佛教的进入，造成了全社会价值观的混乱，统一的大帝国因此而崩解。 但是，儒学在这段时间并没有像其它的先秦诸子一样消失，而是从国学变成家学，也可以说国教变成了家教，继续在家庭伦理中发挥着作用，今天的新儒家提倡儒学，也是看到儒学在家庭伦理方面依然保持着生命力这一情况发出的。 儒家的衰败，一直延续自隋唐五代，后来的宋明理学可以算是儒学在吸收了佛教的因素之后的复兴。形式上佛教虽然彻底退出了帝国政治，但是其中的轮回思想却继续强化着儒学中的这一观念。  到了今天，虽然有来自西方的进化史观，但是国人的改朝换代的史观其实也没有消除，只不过将改朝换代的观念扩展到全世界，像此前央视热播的记录片《大国崛起》，就是将各个国家的盛衰过程看成一次次的改朝换代。 不少人喜欢讨论美国什么时候开始衰败或灭亡，就是认为在天道轮回中，我们的登顶机会来了。这种观念，仍深深扎根于儒学的世界观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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