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与无尤我一直主张在新创中体词中放弃词牌，而让词归位到“长短诗”的位置，这是因为词走向按照词牌填词的路线本身就是错误的。 大家都知道，词起源于唐代的教坊曲。唐代的教坊是负责雅乐以外的音乐、舞蹈、百戏等的教习、排练及演出等事务的专署机构。自从设置教坊以来，凡是祭祀朝会的时候用太常雅乐，而岁时宴享则用教坊俗乐。后来的宋元明都沿设有教坊，其实清朝也设有教坊的，只不过到雍正年间将教坊改为和声暑了，不过工作内容和教坊差不多。 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教坊治理下的音乐是排除了“雅乐”的，也就是说教坊曲都属于俗乐，是用来娱乐的，类似于今天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的繁荣和发展本应该走开放式的路线，也就是让大家敞开了去创作，而不是通过词牌将其固化。事实上也是这样，唐代早期的词其实和今天的流行歌曲没啥区别，都是一个题目一首歌曲，就算是同一个题目下有多首歌曲，这些歌曲之间也是不一样的，这很类似于乐府诗。比如同样是《将进酒》这一乐府题目，但人们所作的以《将进酒》为题目的诗都不一样，甚至相差甚远，比如李白的《将进酒》和元稹的《将进酒》，除了题目一样外，其他诸如句式、结构、长短、押韵等完全不同。但是随着晚唐至两宋文人对词越来越重视，以李清照、周邦彦、姜夔这些音乐家为首的诗人们逐渐将词固化了下来，他们为每一个词牌设定了非常严格的格律和音律规范，从而将词推向了僵化死板的“按律填词”的错误方向。即使周邦彦等音乐诗人把词格律化了，大部分的诗人们依然以自由开放的态度对待词，并没有走向固化之路。可以说，历史上的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音乐家诗人创作的格律词，一类是其他诗人创作的词。 我们拿《水调歌头》这个词牌来看一下词的自由和僵化。 《水调歌头》源于隋炀帝所创的《水调》曲。到唐代时，《水调》大爆，成为绝对的流行金曲，王昌龄、罗隐、杜牧、白居易等无数诗人的作品中都写到过《水调》风靡的盛况。《水调》从隋朝一直风靡到了两宋，甚至到了明朝，胡震亨、钱谦益等文人还在谈论《水调》。因为隋炀帝的《水调》太受欢迎，后来文人们陆续以《水调》为题目创作了大量的曲子，从而使《水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曲库的总称。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毛先舒在《填词名解》中说：“《水调》者，一部乐之名也；《水调歌》者，一曲之名也。”《水调歌头》就是截取了大曲《水调》的首章另倚新声而成。“歌头”即“曲之始音”，也就是歌曲最开头的那一部分。 虽然词牌《水调歌头》有了，但事实上诗人们依然是本着自由开放的态度看待这一词牌的，首先，不同诗人对《水调歌头》词牌的称呼就千差万别，比如毛滂词名叫《元会曲》，张矩词名叫《凯歌》，苏轼词名叫《水调歌头》，吴文英词名叫《江南好》，贺铸词名叫《台城游》，汪相如词名叫《水调歌》，姜夔词名叫《花犯念奴》，明代杨慎词名叫《花犯》等等。而且这些不同名称的《水调歌头》词在格律、押韵方面也有很大的区别。后来的文人，特别是明清时代的文人对《水调歌头》做了事后的格律总结，但发现根本无法总结出一个格律固定不变的《水调歌头》，只好弄出一堆“变体”来敷衍了事，仅今天能看到的格律明晰的《水调歌头》变体就有七种之多。大家看到了吧，从唐代一直到明清，无论在名称上还是格律上，诗人们对《水调歌头》始终没有固守某一个僵化死板的模式。大家仔细对比一下就能发现，《水调歌头》的正体毛滂的《元会曲·九金增宋重》是平韵格，而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平仄相间格，两者是不一样的。 从《水调歌头》的演变，我们能看出来，词在古代诗人眼里从来都不是僵化不变的，反而是很随意的，虽然这种随意从晚唐开始也是困在了“填词”的笼子里，但毕竟不像今天人们所认为的僵化得那么过分。 词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俗乐”，即使在宋代词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依然属于“俗乐”。因为俗乐的特性，所以诗人们并没有对词抱有太严肃的态度，更不会像格律诗那样去规范词。两宋的诗人主要精力依然在诗上，写诗是文学创作，写词不过是娱乐而已。 事实上，按律填词极大的束缚了词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历史上一共产生了两千来个词牌名，试问谁能记住这两千多个词牌的格律。如果今天的人再放开手脚去创造的话，估计很快就会有几万甚至几百万几千万个新的词牌出来，这叫人们怎么按律填词，谁的律算是标准呢？如果固守按律填词的话，中国词的发展就只能停留在古代的两千多个词牌上了，再也无法往前发展一步。一种文化一旦走到了尽头，接下来就只有灭亡一条路了。 到元代的散曲，虽然由词牌变为了曲牌，曲牌在本质上约等于词牌，散曲在本质上约等于词，但实际上散曲已经彻底摆脱了两宋词律的束缚，从而走向了自由散漫的创作之路。“散曲”的“散”字正是“自由散漫”的意思。元散曲不仅摆脱了词律的束缚，而且北曲连入声字都废除了，这实在是很大的进步。 词在唐代最初叫做“诗余”，后来又叫做“长短句”，不管是诗余还是长短句，人们都是把词定性为诗的一部分的。鉴于词具有“诗余”和“俗乐”的双重性质，我认为词就应该像古诗和今天的流行音乐一样，直接标注题目即可，一个题目一首词，而不应该再使用统一的词牌，让词彻底回到“长短诗”的位置。按律填词应该被彻底废除。这就好比崔健创作了《一块红布》，而汪峰创作了《飞得更高》，刘德华演唱了《忘情水》，而郑中基演唱了《戒情人》，大家不断创作新的歌曲，所以流行乐坛一片繁荣。假如人人都按照崔健《一块红布》的曲调规范去创作，那么流行乐坛估计早就一片萧条落寞了吧。 当然喜欢古词的人依然可以按照古词的格律去填词，我说废除词牌、废除按律填词的创作方式指的是新创的中体词，只有废除词牌，中体词才能挣脱枷锁，继续往前发展。不要认为古人的东西不能动，故步自封是没有出路的。 古人反而比今天的人开明得多，《楚辞》是对《诗经》的创新发展，汉乐府诗是对《诗经》《楚辞》的创新发展，唐诗是对汉乐府诗的创新发展，宋词是对唐诗的创新发展，元曲是对宋词的创新发展，大家看到了吧，中国的古人们始终都在积极创新，力推发展，从来没有故步自封。古人的创新精神才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那些抛弃了古人的创新精神而认为古人的东西不能改不能动的人，实在是取其糟粕而去其精华，实在是愚不可及。 与无尤：本名范彦芳，祖籍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当代著名哲学家、文学家，中体诗开创者，在哲学、文学、家庭教育学、市场竞争学等领域皆有建树，被誉为“千年解老第一人”、“中体诗之父”。代表作：《与无尤对位译解道德经》《道德经与企业治理》《中体诗论与诗集》《爸爸的进化》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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