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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海楼书生 2023-01-25 11:31:42 从历史资料来看，明末农民起义军在与明军的作战中，屡战屡败，甚至败的一塌糊涂。李自成潼关突围最惨，只剩下十八骑，窜入商洛山中，几乎成为光杆司令。毕竟，相对于训练有素的明朝正规军，那些起事的饥民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即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练就排兵布阵的作战素质，也没有严格的纪律，在战斗中能保持进退有序。他们之所以造反是被饥寒所逼，属于走投无路之下的无奈之举。所以经常被少量的明军击破，如鸟兽散。因此，李自成以及其他农民起义军只能选择四处流窜，从陕西奔山西，再窜河南、四川、甘肃，到处兜圈子，从而避免与明军主力作战。“走比坐着强”，他们逃离干旱饥荒的陕西黄土高原，沿途抢吃抢喝，等同于武装的丐帮。事已至此，只要明朝政府减轻他们的赋税，予以赈灾，农民起义军有很大的可能迅速解体，趋于失败。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先例。比如陈胜吴广起义，虽然初始阶段声势浩大，但是一遇上秦军主力，很快就予以瓦解。如果不是属于精英阶层的项羽、刘邦，以及其他战国的王室后代接过起义大旗，秦始皇的国依旧能挺过起义的打击，继续统治下去。 还有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刚刚暴发的时侯，由于张角三兄弟多年经营，号令之下，天下响应，百万之众皆戴黄巾，都城洛阳几天之间成为起义浪潮中的孤岛。但是，仅仅十个月，汹涌的黄巾起义就被镇压下去。有人说，东汉军队是最强的军队，以至于分裂为三国混战，尤能碾压外族的入侵，剿灭黄巾当然不在意料之外。但是，明末的军队同样是世界强军，因为同一批军队，曾在朝鲜打的日军望风披靡，逼得丰臣秀吉在忧愁中死去，解救朝鲜于危难之中。两者截然不同的结果，显然与镇压期间的政策调整有关，至少东汉没有在镇压期间加征赋税，继续横征暴俭，为天下沸腾的民怨添火。曹操剿灭青州的黄巾，为什么投降者有三十万？是因为曹操并没有以屠杀为主要的手段，而是遵守承诺， 在黄巾军放下武器后，放他们回家参与屯田，安居乐业。筛选出的黄巾精兵一直真心真意拥戴曹操，在以后的争霸战中成为主力。而明末的许多起义军接受明朝招抚后，却一再反叛，显然是招抚后的农民军，并没有获得安身立命的社会环境。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明政府在西北省份遍地赤荒的情况下，一再加税。 先以辽饷缺乏，加田赋每亩三厘五毫，一次性从全国农民头上搜括到了二百三十一万两白银。第二年，又一次加田赋每亩三厘五毫，第三次每亩又加二厘。几年间，三次加税，每亩田赋共增加了九厘的税。至此，明政府从饥寒的农民手中，每年能多搜括去五百二十万两白银。到了崇祯三年又第四次加田赋三厘。至此，四次加税，农民每年将多交六百八十万两的税。到了崇祯九年，又加征剿饷每亩六合粮食，按每石八钱计算，再加二百八十万两的田赋税。到了崇祯十二年，又加征练饷七百三十万两，合辽、剿、练三饷，每年增加田赋税一千六百七十万两。与之相反，同时明政府却宣布，减免大地主、大商人的矿税、榷税，把所有的财政负担都压在穷苦的农民身上。 遣散后的农民起义军士兵回到家乡，处境与之前相比，没有任何改善，反而更加恶化，根本无法活下去，与其饿死，不如继续走着吃。所以，明末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剿不尽杀不光。为什么明政府一再向怒火沸腾的农民身上浇油？实质是明朝自中期以来，土地兼并日趋严重。由于官绅拥有免税权，随着自耕农的减少，依靠田赋收入的明政府已经陷入深深的财政危机，甚至无法供应各地宗室的需要。万历初年，张居正力图予以改变，下令丈量天下田亩，施行“一条鞭法”。清理出豪绅隐瞒的土地三百万顷，“于是豪滑不得欺隐，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但是不几年，张居正死了，那些利益受损的官绅群起攻击张居正，追夺他的官爵，籍没他的家，甚至封闭他家的门户，以至于饿死十余人。变法失败，而明政府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 
明政府转而想从工、矿业上收税，却牵涉到东南一带富裕官绅的利益。从元代以来，江浙地区的手工业持续发展，织布、印刷、治陶等产业规模宏大，畅销海外，富领全国，官绅们已将他们的免税特权延伸到这些区域。“动小民的观念如掘其祖坟，动上层的利益如取其性命”。实际上，官绅的利益动不得，他们的观念同样顽固。在他们的传统观念里，交粮纳税是农民的事，与他们无关；拯救财政黑洞同样是农民的事，更是与他们无关，对维护官绅的免税特权坚定不移。黄宗羲在《原君》里对皇帝的尖锐批评同样适用于官绅，因为官绅实质上就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利益上收、责任下移是他们共同的观念。黄宗羲痛心疾首地写道“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已，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东南富裕地区的代言人东林党坚决发对明政府新开税源。在朝廷里，有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之类抗争，死而后已；地方上，官绅鼓动织布工人殴杀朝廷派来的税吏，制造了许多暴乱事件。一些文人如张溥之流，还拿起笔占据道德制高点，为抗税人员树碑立传，制造舆论。结果，明政府的征税计划胎死腹中，只能继续搜括最苦最穷的农民。 农民在明政府里没有代言人，没有利益的维护者，是一群沉默者，只能用行动表示心中的怒火。 减税之下的东南富裕地区继续富裕。加税之下，崩溃的省份却迅速扩大，先是陕西、山西，继而蔓延到河南、安徽、四川。失败后残破的农民军只要窜入这些地区，立马会迅速壮大。李自成仅仅带领五百残兵败将进入河南，用“迎闯王、不纳粮”为口号，即迅速壮大到几十万人马，攻洛阳，饥民为内应，一鼓而入。自此，李自成几年间在河南横行与无忌，歼灭了明军的主力部队。张献忠则横行与长江中游，攻入四川，大明江山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对弱势农民的无度压榨，造就了李自成起义军的辉煌。 唯有东南富裕地区，他们都绕着走，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独木难撑天，东南官绅的自私，玩完了大明王朝。 到了清朝初期，东南官绅企图继续玩这一手。但是清醒的清朝统治者予以坚决的打击，因为他们知道，把赋税重担压在农民身上是极其危险的，农民反抗的怒火能烧掉一切上层建筑。 顺治十八年，清制定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催征钱粮未完处分例，专门整治官绅的欠粮欠税问题。被累之人极多，东林党人曾经盘踞的江南尤烈。其中苏、松、常、镇欠赋之文武官绅达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清政府指控他们抗粮抗税，毫不留情地全部褫革，还发往本处枷责，什么“刑不上大夫”，完全失效！这些在明朝时期高高享受特权的官绅像穷苦百姓一样，饱尝了法律的威严，弄得灰头土脸。探花叶方霭仅欠一个铜钱，亦被黜，笑煞民间百姓，讥讽他“探花不值一文钱”。官绅的免税特权，在清朝的雷霆操作之下轰然瓦解。为什么后来吴三桂高举反清大旗，号召复明却以失败告终，翻身群众大力支持清政府（赋税政策）是重要的原因。从此，工商税收是清政府的重要财源，而对广大平民群众却是添丁不添税。 纠正明朝的税收政策，使少数满洲人（政权）统治广大的中原地区有了稳定的基石。 从明亡的教训中可以看出，享受免税特权却占尽社会发展红利的官绅集团，是最不忠于朝廷的群体。他们的眼里只有自已的利益，他们所有的叫嚣和操作只是为了维护自已的利益。即使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天下糜烂，也绝不放弃一点点利益去救国。结果他们傻眼了，他们依附的明朝亡国后，北京城里的官绅被李自成的夹棍伺候，一股脑被勒索出七千万两白银，呼天号地，为时已晚。江南官绅的财富则被大清强硬洗牌，颜面丢尽，落了个人财两空。 从此以后，他们是多么的怀恋大明时代！ 内容来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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