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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古代音乐历史的发展，古典宫廷音乐始终在我国古代社会占据重要地位。 音乐使用制度是封建王朝的重要统治手段之一，宫廷雅乐的制度编排也是封建政权为了维护统治而必须注重的部分。 礼乐制度是周代统治阶级为维护社会秩序与自身利益而制定的重要制度手段。礼乐制度规定了人们只能欣赏与自身阶级地位相匹配的音乐，礼乐制度的广泛运行代表着奴隶制社会中，我国古典宫廷乐已初具规模。 在唐代以前，虽然我国宫廷雅乐已经初具规模，且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后，我国古代民俗音乐与宫廷音乐都得到了一定的创新。  但由于经济发展受到社会战乱与动荡的影响，我国古代宫廷音乐历经了东汉政权瓦解后长达三个世纪的动荡时期，始终无法进行稳定的发展与革新。 隋朝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在地理位置上的南北统一，是在历经长达三百年的战乱与动荡后，中华大地上建立起的又一个大一统国家。 隋朝的建立，同时也给古代音乐，尤其是宫廷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时机，固然隋朝二世而亡，但在相对较短时间的政权更迭后，李唐王朝的建立带来了长期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复苏。我国古代历史也真正走向了盛世王朝，社会大兴盛与国力的强大带给音乐复苏的时机。 在唐朝，文艺事业迅速发展，走上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的巅峰。唐代将魏晋时期以来的民族音乐编撰汇总，创造了以歌舞音乐为代表的艺术领域。  唐人的音乐之爱唐代重视发展文艺事业，喜爱音乐、重视音乐，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唐代政府及统治阶级，也与唐代老百姓的普遍观念有关。 唐代在建立之初，许多制度建设基础皆以隋朝为准。而隋朝便早已为唐打下了重视音乐的根基。 隋朝开国年间，政府曾经历时七年钻研宫廷雅乐与相关制度。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宫廷乐理的雕琢之中。他们制定了十分严格的礼仪用乐制度，保障了统治阶级的庄严性与威仪性。 同时，隋朝结束了数百年的动荡，当社会再度实现大一统时，各民族人民之间早已实现了互融共通，少数民族爱好歌舞的习性也深深影响着中原大地的人民。  在唐代，热爱歌舞音乐的现象十分普遍，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对于音乐、歌舞的欣赏与热爱的态度是不变的。 唐代宫廷“雅乐”的发展雅乐并非仅如字面意思那般，指单纯的优雅音乐。而是广泛应用于古代封建王朝统治阶级的，被他们应用于朝拜、祭祀、宴请等诸多官方场合的官方音乐，这类音乐在乐器与乐谱上均有严格的要求。 与雅乐相对应的便是“燕乐”。  燕乐不同于雅乐的政治性与保持仪式感的要求，无需考虑维持统治者的威仪，故燕乐相较于雅乐更为灵动、欢快且更具娱乐性，早在隋代，就已经有部分燕乐的乐章被吸纳进入了宫廷雅乐的范畴之内。 而在唐代，社会安定且文化发展繁荣，雅乐的发展也吸收了许多燕乐的精华，而民间燕乐的发展也受到了宫廷雅乐的影响，雅乐与燕乐的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中国古典音乐发展的巅峰时期。 比如唐太宗时期的《破阵歌》最初起源于唐太宗李世民的军帐之中，是军中的歌谣，后流传到了民间，再后来为社会所熟知，被改编为恢弘大气的宫廷乐舞曲。《破阵歌》等作品的存在便印证了唐代歌舞音乐发展的繁荣程度。  “太常寺”——专攻朝廷雅乐的行政机关我国封建王朝的纲常礼制的维持离不开礼制与乐制，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利益和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的工具而存在。 唐初，唐高祖李渊就设立了太常寺，作为唐代的“九寺”之一，负责管理宫廷礼乐制度。 唐代的“太常寺”是继承自前朝的机关设立标准。早在汉朝时，国家就设立了太常寺，以维护古代宫廷的传统雅乐体系。唐代建国初期，太常寺少卿祖孝孙便着手编撰宫廷雅乐，虽然在其过程中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但宫廷雅乐的修缮工作从未中断。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第二年，祖孝孙与张文收共同完成任务，完成了对中华民族音乐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大唐雅乐。唐太宗在位时期极度重视礼乐制度，继而敦促祖孝孙编撰《十二和》，为唐代雅乐奠定了坚实基础。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唐代对于雅乐的重视发展至封建王朝的巅峰，宫廷雅乐伴随着严格的等级制度限制。音乐行业的从业者人数之多绝无仅有，达到了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制高点。 太常寺的工作围绕着以皇帝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展开。他们的工作常常忙碌于各种朝会、宴会与祭祀等官方重要场合的配乐安排，而负责宫廷内部的雅乐与大型宴会席间的歌舞表演工作的机构则是教坊与梨园。  “开元盛世”与唐代雅乐巅峰《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唐代同中国古代诸多封建王朝一样，对宫廷雅乐制度的确立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唐代宫廷雅乐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共同繁荣的社会背景之下，一度达到了空前繁荣的境地。唐太宗时期，大唐在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取得举世成就，使得唐都长安有了万国来朝之壮举。 社会的富强与国家的壮大为音乐发展提供了契机。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初期，李唐王朝与我国古代历史都迎来了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盛世——开元盛世。 唐玄宗选出了乐部子弟三百余人后，创办了“梨园”。作为宫廷雅乐的演奏团，负责重要宫廷活动的伴奏工作，玄宗本人熟知音律，甚至会亲自上前担任指挥工作。演奏时哪里出现差错，玄宗当场便会矫正演奏者的错误。在当时的社会，此情此景也被人们戏称为“曲有误，三郎顾”。  而“教坊”这一负责音乐歌舞表演的机构也诞生于唐朝。 唐初，高祖李渊便设立了教坊并将其隶属于前文所提到的太常寺，后又被单独设立机构，改称为云韶府。教坊这一机构的成立，形成了模式化的演职人员制度管理模式，这一制度延续至清代雍正年间才得以废除。 日常工作即负责宫廷内外除雅乐以外的一切音乐、舞蹈等文艺方面的表演与教习工作。 固然在安史之乱后，中晚唐时期的雅乐不再受掌权者重视，但梨园与唐代雅乐的影响力从未减小。即便到了几千年后的今天，梨园也作为戏剧行业与曲艺工作组织的代名词存在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乐工与唐代雅乐唐代对雅乐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唐与隋在经历了短期的战争后实现了王朝的更迭，唐代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朝的基础制度，但在雅乐制度方面，唐制在隋制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足以显示其对于宫廷雅乐的重视。 固然唐朝出现了诸如唐玄宗李隆基这般热爱音律的帝王，但在史籍制度上，唐代继承了北魏的史籍制度，将乐工视作贱籍，而太常寺的乐工，无论热爱音乐与否，世世代代都无法脱离其本职工作。乐工和从事其他演艺事业的工作者始终被视作低贱的群体，被看作传递音乐这一高贵艺术品的工具。 对于乐工的不公平待遇与对其工作成果的抹杀导致了即使给予乐工们再多的与统治者相处的机会，也无法让乐工们摆脱演奏工具的身份，正常的进行演奏和创作。  封建王朝本身的局限性和乐工们身份的特殊性导致传统音乐的继承和发展受限，唐宫雅乐作为世界的文化瑰宝也与李唐王室一同走向了衰败。 安史之乱后的唐宫雅乐安史之乱将中国古代社会从盛世美景推向战乱动荡的深渊，也让中国古代社会中最为强大的大唐盛世走向终结。安史之乱是大唐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分水。可以说，安史之乱前的唐宫雅乐发展有多恢弘繁荣，安史之乱后的唐宫雅乐就有多僵化衰微。 中唐时期，政府为平复安禄山、史思明及其后代为首的伪燕政权花费了八年时间。固然实地已收复，但盛唐时期的文化生产力与物质生产力已经一去不复返。  近十年的动乱和杀戮严重损害了社会安全和民生，人们已然陷入危机，与开元年间的安乐富庶不同，动荡和战火让人们无暇欣赏音乐，导致了民间燕乐发展的停滞。 安禄山大军攻破长安城之时，李唐皇室的许多珍藏典籍被焚毁，乐器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叛军们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在宫廷内大肆杀戮乐工，幸免遇难的乐工也只得流亡民间，导致唐玄宗一朝成立的梨园顷刻间瓦解。 即便在收复长安与洛阳，唐肃宗下令重建梨园与教坊等机构，但唐宫雅乐的辉煌已然一去不复返。 中晚唐时期，李唐政府无力改变节度使藩镇割据的局面，地方税收上缴困难，朝廷只得一再压缩支出，裁减乐工数量，致使人们再无暇顾及音乐的发展事业。 经历多次军事动荡后，国家破碎，山河凋零，唐王朝的宫廷雅乐也随着王朝覆灭一同退出历史舞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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