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管窥 | 黄兴涛：概念史方法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黄兴涛，男，1965年3月出生。1982-199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2年7月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2000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兼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心”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理事，《清史研究》编委。《新史学》杂志召集人之一。研究专业方向为清史、中国近现代史，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思想史、中西关系史。主要论著有《文化史的视野：黄兴涛学术自选集》《中国文化通史·民国卷》（合著）。

一、“概念史”的内涵与特质

所谓 “概念史”（conceptualhistory），与其说是将概念作为特定研究领域的一门专史，或者说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分支，不如说它是一种认知转型期整体历史的独特视角或方法。

“概念史”假定，每一个具有转型特点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凝聚那个时期丰富的历史信息、反映和塑造那个时代社会历史特征的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概念。因此历史学家不仅需要对这些概念的内涵演变进行专门探讨，同时需要关注、甚至更为关注这些概念的历史运用，也即重视它们与当时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变迁之间深刻微妙的互动与关联。换言之，“概念史”着眼的是“概念”，关注和究心的却是“历史”，它试图通过对历史上某些特色或重要概念的研究，来丰富和增进对于特定时期整体历史的认知，因此，也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历史研究的范式。

“概念史”最早是一个德国术语（begriffsge-schichte），黑格尔已曾使用。它在德国正式成为一种较为明确而自觉的历史研究方法，大体出现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后来得到持续发展。其标志性成果，为两大德语巨著的持续编纂和出版，即８卷本《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词典》和１５卷本《１６８０-１８２０年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手册》，这两部著作，代表着德国概念史研究的水准。其核心主编，分别为史学家柯史莱克（Reinhart Koselleck）及其弟子赖夏特（Rolf Reichardt）。柯、赖二人堪称德国最为杰出的概念史研究者，尤其是前者，更属于概念史研究的象征性人物。除了《历史的基本概念》之外，柯史莱克关于概念史的理论和实践的代表作还有他主编的《历史语义学和概念史》（Historische Semantik und Begriffsge-scheichte,1979），以及他个人论集的英译本《概念史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等。在柯史莱克看来，社会转型时期的重要概念和基本概念，既是对社会的历史现实之语言反映，可以充当认知变化中的社会结构的“指示器”，也参与了对社会的建构和影响，即成为历史发展的“推助器”。凝聚此一理念的概念史方法之精髓在于：径由社会史的视野考察概念，复通过概念的研究来透视社会。对柯史莱克来说，概念史最初不过是社会史的“ 新开展”，是不满于古板、僵硬的传统社会经济史轻忽观念、思想、特别是语言（ 以概念为核心）之社会建构作用的史学努力；同时它也是对传统思想史研究对思想观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缺乏足够重视的一种史学变革。这两者，都体现了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的“语言转向”的影响和精神。

与德国的柯史莱克同时或稍后，英国剑桥学派的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等人，也展开了自己的概念史研究。如果说柯史莱克人等出身于“社会史”，那么，斯金纳等人则是专业的政治思想史学者。但“概念史”却有别于西方世界此前的传统思想史和观念史。在西方，思想史和观念史之间似不存在明显的界限。不过更准确地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兴起的“观念史”（historyofideas）研究，与此前传统的简单地追踪思想体系的哲学史还是有所区别，它注重作为思想环节、具有连贯性的较小“ 观念单元”。“概念史”出现以前，此种观念史主导着西方思想史。里克特是在英语世界推介德国概念史的最有力人物，一方面，他不满后者轻忽观念和思想的“社会化”维度、只拘囿于精英思想观念和经典文本分析的不足，这与葛兆光所谓的“一般思想史”有相通之处。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满于后者归根结底的“哲学”式路径，批评其不重视思想观念的“历史性”、不去作社会历史语境分析的缺失。在这方面，斯金纳等剑桥学派人物对以洛夫乔伊（Arthur O.Lovejoy）为象征的美国观念史之严厉批评，具有某种典型意义。

洛夫乔伊是美国著名的《观念史杂志》的创办人，他认为在人类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总存在一些独立的、具有连贯性的“观念单元”（uniti-deas），它们因应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永恒问题”，构成思想演进的“伟大环节”；聚焦于这些观念元，揭示和阐释这些关键环节，就是观念史的主要任务。而斯金纳等人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连贯不变的“观念单元”，只存在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使用不同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思想的历史。思想观念史研究，应该关注重要概念的构成、变化及其具体的“历史语境”，也就是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时空，对于重要概念采取目标不同的使用。概念的意义维度，始终与“言语行动”（speechacts）联系在一起，因此要了解其真实含义，只能进行必要的“概念分析”。

相对而言，以柯史莱克为象征的德国概念史学派，特别是它的早期，似乎更重视概念与社会结构的历史关联，而以斯金纳为杰出代表的剑桥学派，则更在意“概念如何被使用”、尤其是主体的语言修辞问题。由于概念史方法对于认知政治观念、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及其相关历史特别“给力”，它在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那里格外受到青睐，实在是毫不足怪的。

概念史家不仅重视概念的历史性、变异性、实践性和政治性，也强调概念内涵的多歧性和竞争性。由此出发，他们通常喜欢区别“语词”和“概念”。如柯史莱克就认为，语词的含义一般较为明确，可以被精确地界定，而概念的内涵则往往模糊、多义，只能被阐释。这种模糊和歧义的特点，恰是概念具有内在含义竞争性、并进而能够被选择服务于不同政治目标的缘由所在。不难发现，在这点上，“概念”与福柯所强调的那种作为“漂浮的'能指’”的“话语”特性，有相通之点，它与福柯式的“话语分析”方法容易发生某种“交集”，并引起部分后现代学者的共鸣与声援，亦非无因。这也使得“概念史”与传统所谓“关键词”研究，部分地区别开来。此类研究，特别是对政治宏大概念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其多种选择性内涵富于竞争性的叙述与剖析，往往带来某种解构传统概念神圣性、反思现代性知识和观念的鲜明特征，能够彰显历史研究服务于人类不断进行自我反思需要的人文精神。

不过，柯史莱克等对语词和概念所做的区分，似乎过于简单化，对概念的模糊性的强调也过于绝对化了一些。已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和批评。实际上，概念与词汇不仅密不可分，它本身也有具体概念、抽象概念等多种不同类型的分别，即便是带有较强政治性的抽象概念，其内涵也通常都有着确定的层面和模糊含混层面的不同，难以简单绝对地一概而论，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当然，可以肯定的是，注重那些带有政治性的抽象复杂概念的含义之模糊层面、歧义层面及其思想实践意义，对于丰富我们的历史认知，仍然是必要的创新性认识，尤其对探讨现代概念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是相当有益的。

二、概念史方法

对于认知中国近代史的特殊价值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来说，概念史方法具有特别积极而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概念史”研究特别适用于概念发生重大和整体性变革的社会政治转型时期，尤其是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一特定过渡时期。概念史创始人柯史莱克将此种过渡时期称之为“鞍型期”。他的有关研究，主要就是探讨德国现代概念体系的建立问题，寻求德国“现代性”得以建立的概念基础。其所主持的《历史的基本概念》涉及的主要时间范围，为1750-1850年，恰好是德国现代社会的酝酿形成阶段。在柯史莱克看来，与这一过渡社会的交通和媒体大发展、民主潮流、政党政治的出现等社会政治特点相一致，现代概念往往具有时代化、政治化、民主化、可意识形态化等突出特征。这就不难理解，何以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许多概念对于社会政治的实际影响要格外凸显，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也要超越前代。

中国近代正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过渡时期。概念系统的整体而深刻的变化，与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相互表里、彼此互动，其实在性、生动性和复杂性，丝毫也不亚于西方各国。这就决定了关于近代中国的概念史研究，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可以期待它能有效地丰富人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知。

具体一点说，我以为概念史研究对于深化认知中国近代史的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通过概念史研究，实现对近代中国重要概念、基本概念乃至一般概念本身的个案和系统清理，对于认知近代中国思想的演变，透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意义重大。近代中国出现了大量新名词、新概念，其数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少见的。仅从日本传来的汉字形新名词新概念，就不下于一千余个。可以说，晚清以降，特别是清末民初，现代概念体系已经在中国得以全面建立起来，它们实际上起到了一种“搭建现代思想平台’”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还在于，近代中国还出现了大量的新式词典，它们对新旧名词集中进行定义、界说和阐释。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中国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可惜至今，这些新式词典基本上仍被忽略，其思想文化史意义，还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揭示。

晚清民初的新名词和新概念，借助现代媒体的流播，不只是丰富了中国语言而已，还由此多方面深刻而微妙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比如，现代内涵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概念，就具有某种基础性的思想史部件的意义，它使得人们在经常性使用中，习惯于按照这种分类来认识和对待世间诸事而不自知，这难道不是思维方式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吗？若再加上对它们彼此之间关某种模式化理解的形成、流行，其流播就不仅具有思维方式变革的意义，还自然携带有关价值观转换的内涵。所以笔者曾声称：“现代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概念的形成和流行，以及它们彼此之间关系的认知，特别是对其关系的唯物主义理解，乃是中国人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近代变革的基本内容之一，或者说中国近现代'一般思想史’的基础部分”。现在，我依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以往，传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主要重视政治思潮，以及像进化论、辩证唯物主义这样重要的哲学思想，而对于那些沟通精英与大众的一般社会政治和文化概念，则基本忽略。相比之下，概念史实践可以提供一种值得期待的改进，至少有助于部分实现葛兆光所谓“一般思想史”的目标。

其次，概念史研究，通过对影响近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制导政治和文化重大变革的新式核心概念，像自由、平等、民主、科学、立宪、共和、革命、改良、阶级、军阀、民族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重要概念的形成、传播、认同和使用的深入探讨，特别是通过对它们如何与社会政治彼此互动的途径与机制等的揭示，将无疑有助于提供和呈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的立体化历史图景，有效地改变以往近代史研究中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彼此割裂的认知格局，帮助人们具体而深刻地洞悉与把握近代历史发展演变的复杂动力，从而丰富和深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认知。

以近代中国历史中最为重要而活跃的内容之一“民族主义”研究为例，概念史的视角，就能显示出某种独特的认知优势。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原则并表现为多姿多彩的观念形态，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取向，甚至是一种合法而强势的意识形态，同时还构成为各种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运动和社会实践。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性的综合性历史现象，也为概念史的透视提供了可以施展的条件。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对“民族”“种族”和“国族”“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等新式概念内涵的形成、演变，以及它们在实际被各种政治势力所使用的过程中彼此交叉互援、矛盾冲突的多方面揭示，来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质；可以通过对“主权”概念群（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路权、矿权等）、“列强”“殖民地（主义）”“帝国主义”“不平等条约”“文化侵略”“危机”“瓜分”等概念的引入或生成、运用，多方探析其内涵和功能，由此认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正式形成、发展以及民众动员的特点等等内容；可以通过对“东亚病夫”“睡狮”“黄祸”“黄色”“鬼子”等名词概念的透视，来了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复杂的内在情感机制；也可以通过对“国语”“国学”“国画”“国术”“国剧”等类似概念的流播使用，来检视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特征；通过对“汉奸”“黄帝子孙”“少数民族”等概念的研究，来认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内在的矛盾与张力，等等。

实际上，近些年已有不少学者在尝试着类似的研究，并对我们认知民族主义作出了贡献，尽管他们未必都有明确的概念史自觉，尤其是运用概念史方法整体把握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自觉。再次，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目的，并非仅为一般性的弄清真相，概念史研究亦然。通过对近代中国进行概念史研究，特别是对那些影响格外巨大、至今仍然延续的神圣名义、特色概念及其政治文化实践的历史脉络与内涵进行清理和审视，可以增强人们对现代性知识和概念的历史反思性，更好地发挥近代史研究的人文资鉴和反思功能。

不过，概念史研究大不易，研究近代中国的概念史尤难。在近代中国，众多的新概念，往往来自西方和日本，并与中国传统的相关概念发生不同程度的碰撞，从而形成了不少“中国特色的现代概念”，这一方面增加了中国近代概念史研究的魅力，丰富了其内涵，同时也对研究者的语言能力、学术视野和思想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毋庸讳言，对于许多概念史研究者来说，这无疑都将是一个长期的、严峻的挑战。

几年前，我们《新史学》集刊编委会开始在国内提倡“概念史”研究时，编委会成员贺照田先生曾担心“橘逾淮则为枳”，他提醒人们不要照猫画虎地引进“概念史”方法：因为在近代西方重要的概念，不一定在近代中国也重要；在今天人们关注的概念，可能在近代中国却无足轻重。这一提醒无疑是必要的。我们在进行近代中国的概念史研究时，必须精心选择那些深深打上了近代中国烙印、又反过来切实影响过近代中国发展的概念。这种选择，实际上是概念自身的历史性所决定的，也是概念史方法所内在要求的。

当然，概念选择高明与否，同时也取决于研究者的眼力、智慧和学养。

来源：原载于2012年《史学月刊》

工委：朱辉宇

编辑：魏筱雨

审编：孙一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