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演进与社会力量的发育，从晚清至民国，共同描绘出了百多年历史情貌的斑斓色彩和思想话语转向之图景，国家—社会的关系进入了不同于传统政制的新局面。20世纪初年，排满运动到民族主义思想的张扬，旧式教育模式到新式学堂学校的形成，地缘血缘纽带走向多种行业关系整合，帝国专制政体步入符合世界潮流的民主共和体系，乃至分化为力量不一的社会团体与民间力量，国权强势而社会低沉的二元性逐步瓦解、互通交融，现代国家形成的机理与模式似已铸就了一个有多重可能的路径。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帝制皇权的影子在逐步消逝，民初的舆论场从“一种声音”到“众音齐奏”，社会观念在组织化进程中演变为独特的政治能量。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之后，其意义与价值已经远超一般的事件，俨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符号与界标，其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核催引着之后的社会实践和话语再阐释，蔚为学术研究的显学。五四运动研究一度以专史的面孔出现，亦派生出诸如五四精神、五四学、大五四/小五四等新概念与话语，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五四”是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和延展度的话语之一。 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和社会变迁的过程，时常折射着“五四前奏”、“五四精神”、“五四余波”乃至“后五四时代”变动带来的延续性作用，五四运动逐步被强化为一个与革命意涵同构同生的符号与象征。故而，五四运动史构成了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个特殊的“话题域”，甚为流布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更是赋予其一种贯通的思想史意义。百年风云多变迁，能被念兹在兹的并不多，被“怀念”的五四也不断呈现各类新面孔。不断贴近真实、具备学理地解释五四运动和把五四运动作为政治符号进行宣传，两者并非二元对立的，前者或可以予以宣传更多的历史资源和思想张力。2019年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因此关于五四运动史研究的论著不乏精彩之作。特别令人关注者，乃是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的新作《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以下简称“杨著”)，倡导走出“五四八股化”和“纪念史学”的套路，为我们观察五四运动史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口。 以重大历史事件建构起中国革命史的框架和理论，曾是革命史叙事的基本书写方法。五四运动研究的独特性，在于这一事件与社会性质的界定互为表里。在中共革命史的解释体系内，民主主义革命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界点就在于五四运动。同时，在近代－现代的叙事框架内，五四运动一度也被视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在华岗、胡绳等人的论著中亦多有呈现。在这种意义的赋予下，五四运动史研究无疑包含着特殊的政治性，且其研究具有明确的导向性，并一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期界限，成为不言自明的“历史分水岭”。 因此，杨著在自序中即说道：“谈'五四’就像赶场庙会，不仅要就着5月4日这天去赶集，而且有大集小集之分，今年好像逢上个'赶大集’的日子，言论圈又该熙熙攘攘地热闹一番了。”不过笔者倒认为，五四运动的纪念具有现实层面的正当性，也是近代革命运动一个鲜活的案例。但是，如何纪念，到底是纪念真实还是纪念建构，都是社会各界(尤其是历史学界)面临的客观问题。其实，所谓“追时髦、吆喝几句与凑热闹”，恰恰反映了五四运动史具有特别的号召力。 “应景式”研究与五四运动的政治地位是相符的，“学术赶集”虽说有参差不齐之嫌，但客观上给予了五四运动讨论一个走向多元的关切。持续性的解读与诠释，多种声音的涌现，构筑了目前五四纪念最基本的话语市场。因此，所谓“陈词滥调”太多源于时代的新变化和五四学术化的新吁求。杨念群在 2009 年出版的《“五四”九十周年祭：一个“问题史”的回溯与反思》一书中，总结出“五四解释学”主要有两大范式——“政治史”范式与“自由主义”范式，并对此多有论析，已能够看出作者学术考辨与思想的功力，体现了一定的学术敏锐性。而时隔10年该书出版，作者的聚焦点比之前近乎“学术回顾”的笔法更为明确的是，进一步突出对社会观念和新型社会组织发育的解释，这其中自然无法离开对五四前后各类光怪陆离思潮的考察，可谓一种“社会史范式”(或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史范式及跨范式)。实际上，该书在探讨不同政治思潮及其影响力、勾勒五四时期各类思想变动乃至社会关联的同时，还展现了百多年前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与救国迫切性，一定程度上涉及了不同“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史，颇具长时段与贯通性考察，此正是其学术讨论的一大亮点。 五四运动的历史延续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事件本有生命力的影响范围，成为中国近代社会运动合法性的源泉之一。杨念群基于传统“五四解释学”的式样，在对已有研究做出梳理和整合的同时，提出了个人的“五四解释学”框架，并试图以“社会”为论域，析出不同群体的文化心理和行为选择，乃至“社会改造”风潮的洪波涌起，建构起五四运动的发生机理与影响。这种研究思路和思想深度是非常可贵的。在学术界主张“术业专治”的总体趋势下，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探研与贯通五四运动，不是说完全不可能，至少说具有相当的难度，这是一种实证与阐释路径上的分异，也是当代“五四解释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然，完整建构起一个新的阐释并非易事，且要从万象丛生的社会现象中凝练出可以并且足以代表时代的话语与演进的内核。民元之后，无论是德先生(民主) 、赛先生(科学)还是后来提出的莫小姐(道德伦理革命)，尽管在思想文化格局上呈现“三足鼎立”之势，但后来者的研究都仅仅是对某种或某一类思潮的源流追溯或延伸，而历史的多元性足以从另一方面来否认某一类研究的史实基石。更为明显的是，以“重大事件”结构中国近代史的潮流褪去之后，五四运动的学术化研究如何纵深化，就成为一个问题。多元可能性构成了总体视野的前提，进一步找出五四前后社会变动的宏观特征，在新旧、中西杂糅之间，予以体认和审视，似乎可以规避解释学上的局限和单一。实际上可以看出，杨著的一系列论证并非要否认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自由主义话语的正当性，而更多是希望从“社会观念”这一思想维度的演进中，“不可对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变化视而不见”，集中于社会改造的影响和实践，并认为社会观念“远超对个体自由观念的认同和诠释”。在这样的路径下，试图探寻出真正能够切入五四解释的组织动力和网络结构，继而能够丰富“五四解释”的完整性和促进“五四研究”的学术化。 “社会观念”在清末民初中央权力下移和秩序不断重组的历程中逐步彰显和强化。发现社会力量的释放及其组织方式，对于五四运动的解释价值甚巨。有学者关注到了五四运动与社会改造之间的关系：“启蒙知识分子从'五四’的胜利中尝到了社会运动的甜头，开始从个人的解放转向社会改造，转向面对广大国民的社会运动。”罗志田曾认为：五四不仅如我们一般所知的是个时代分界点，它还见证和表述了“国家”和“社会”在中国的“诞生”。而尚在诞生中的国家和社会，又成为观察和认识五四的媒介和描述时代变迁的诠释工具。事实上，在思想界纷繁多歧的结果中，个人主义的觉醒与社会改造运动是五四运动的两大历史遗产。总体来说，社会是一个关键词，兼及五四的思想革命、文化改造和社会运动的意义。因此，杨著在这种理念的导向下，其分析过程和组成部分就有明确的针对性，包含了多个层次的有机内容。在一系列问题集合下，杨著从五四前奏、无政府主义与社会观念的传播，再及个人主义与社会之关联、新型知识群体与社会改造运动，乃至最终将“社会观念”与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变迁勾勒出一个初步线索，可谓一个相当宏观的历史阐释，部分内容读之会有一种“历史现场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者杜绝“雾里看花、模样含糊”的学术目标与诉求颇中鹄的。 五四运动的渊源与延续展现出的社会紧张，在某种程度上调动着民初之后“政教学工”各界的共同心态。杨念群认为，“五四运动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政治改革失败的叛逆”，恰似鲁迅所说之身处“一塌糊涂的泥塘中”，时局维艰无绪，其张扬的思想内核具有一种持久的精神召唤力量。近期，华东师范大学瞿骏在《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一文中也认为：“五四运动不仅是一个启蒙运动，也不仅是一个反传统运动，它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多层次复合型运动。特别是进入1920年代后，新文化、整理国故、新主义这三股大风同时刮起，吸引和调动着有政治理想的读书人。”造就了一种相对开放、活跃的学风与政风。很明显，五四运动已经成为一个与文化转型、知识人交际网络和新政治思潮互动的观察切口。也正如杨念群所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复杂的舆论场，各种思潮纷繁交织在一起，不断竞争着对知识界的主导权。 学术视野下“社会”的再发现，不在于重估社会力量的强弱，而在于发现社会如何走向运动的逻辑。事实上，无论五四前后的思潮名目之变换、社团组织目标之多元，其落脚点多数处在救亡富强和文化转型的脉络之内，俨然一个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 兼及对于公理－强权之关系的追索。杨念群也指出了：“知识界参与五四运动的不少人就认为其终极目标不仅要打破旧道德、旧思想和旧伦理，而且也受到隐于背后的政治救国动机和目标所支配。”确然，再从事件的意义阐释和影响延续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其过程史实与价值阐释的结构，交织着明显的政治动因与意识形态特质。客观来说，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历史解释离不开再度建构。比如，五四运动带有的“反传统”品质，在20世纪下半叶又被塑造成一种“传统”，具有相当明显的政治色彩。笔者考察过战后国统区学潮的诸多口号，挂名为“重演五四”“五四再起”“纪念五四”的运动就不在少数，其藐视传统权威，甚至成为学潮一种“合法的武器”。青年学生“热爱”政治，却与政治是“隔膜”的。战后学生的政治倾向隐伏于整体社会衰颓之中，并又演变成系统性危机的组成部分。可见，反传统与传统之间，在社会格局的变迁中呈现价值走向上的吊诡，思想史范围的解释明显有其力不足之处，杨著倡导五四研究“社会史”取向的学术用心和见解在此方面也谓良苦——更有阐释进阶的必要性。 社会舆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在20世纪的历史中，学生群体在政治理念上作为进步的社会力量，一度被广为宣扬，被看作承载着薪继传统与针砭时弊的社会功能，甚至在“救国图存”时代主题的导引下，一度从象牙塔走向历史舞台，在残酷革命的烽火中彰显着浩浩荡荡的隐形力量，是社会结构演变中的一个“有抱负阶层”(Aspirational Class)。在传统的阐释体系里，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关键动力，并给予学生力量和工人组织以极大的赞许，“救亡压倒启蒙”，这构成了一个时代话语并延伸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毋庸置疑，学生群体的力量和民国政治的走向存在逻辑上的关联性。五四前后社会力量的集聚释放与走向运动，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等多种形式先后展演，凸显出变动时代权力分化和民间力量组织化的阶段性图景。 社会情绪的爆发氤氲于晚清之后的对外疲软，“从1895年到1925年，各类国耻事件不断累积，激发着国人的救亡意识和民族情感”。在权力分化与整合之际，以“爱国”为口号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本身就具有比较独特的社会张力，“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并在各类宣言信条和新式报刊论说的化合下走向呼应与初步联合，进步知识人的角色是微妙且具有引领作用的。事实上，不管是五四前奏、五四发生，还是五四余波、后五四时代，知识群体与社会形态的关系被愈加强化。杨著指出，“青年群体走出寻求个人自由、张扬道德自省的狭小圈子，步入底层社会，遂渐成时尚之风气”。西方氤氲于一战之后的“社会改造”思潮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关键词，也左右着“后五四”时期知识界的舆论导向，这也是新知识人对于时局的因应和自我选择的社会化，与社会观念的演进和社会组织的诞生呈现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全球化和中西交通中体现出别样的历史场景。 民国时期，当学生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进入社会视野后，已经有学人进行了初步归纳与论说。1922年，五四运动的余波尚未完全褪去，顾倬出版了《学潮研究》一书，从理论动机层面考察了学潮发生的来龙去脉与社会环境。从科举制废除后士人力量的消退，到新式教育体制下学生群体和新知识阶层的兴起，其形式有变，但作为知识传承主体的青年学生骨子里仍蕴含着对于国是的自发判断，而民国诸多社会改造方案亦是五四思想的“产儿”。并且，由于政党的理念基础和具体处境不同，国共双方对于五四的评议与书写也颇显分殊，“在野的共产党更愿意从社会运动的角度来定义五四运动，而在朝的国民党更愿意从思想文化运动的角度来定义五四运动”。很明显，处于发展状态下的中国共产党试图以五四建构社会运动的合法性和团结青年群体，加强对五四地位的确认和意义的提升。而国民党则“无取于学生干政之风”，畏惧青年人以“五四”作为社会运动合法性的依据，刻意淡化激进政治的宣扬而鼓吹三民主义的引导。因此，五四运动的发生机理及其长期影响，不是政治史或思想文化史解释那般简约，而是一个逻辑相继的社会要素综合体。 正如有学者谓，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新整理。同时，思想的绵长与延续给予了社会演进一个大致的脉络与曲线。周策纵曾经如此置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思潮，内容固然十分复杂，它背后还是可以找到一个思想的基调，这就是：“重新估价一切。”思想大分裂也是社会大转型，复旦大学章清指出：20世纪20年代是思想冲突加剧、思想界随之分裂的时代。可以确认的是，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首先在思想上，继而在行动上的不一致与日俱增，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这个运动产生了巨大分裂，出现了诸多社会改造方案和政治理念，走向社会、步入实践成为一种必然。在原有身份评价机制瓦解的情况下，青年学生与知识阶层面对时局的抉择与走向，反映的是一个总体社会视域下的共性图景。而这一图景的绘制，是从清末就开始贯穿的时代呼吁。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五四时期处于新社会的新起点上，也是传统时代的延长线，社会取向替代政治成为知识精英重点讨论的关键词。杨著最有“社会色彩”的或是关于地方自治、责任伦理和社会组织建立的部分，将纷繁多歧的思想落实于社会化的进程之内，突出历史意识的重构和地方资源的利用，凝练出五四中心话题国家—文化—社会下降曲线，给予思想研判一种运动实践和地域化的魅力。 晚清与五四之间在历史延展中具有思想价值上的贯通。众所周知，思想文化的跃迁与流动制度变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输血管被强行阻塞，上下贯通的循环系统也随之不复存在”，谱写了激进与保守的历史之歌，知识人不断分流异趋。传统社会的教育在科举模式制度分层下，虽然不具备“平均”意义上的公平性，却塑造了一个内部流动的封闭体系，对社会秩序与稳定影响久远。清末废除科举之后，学子与功名挂钩的渠道成为陈迹。现代学堂及新式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学生群体，分流入各种职业群体，即使不再于社会结构和等级秩序中占据先导阶层，然其公民意识的萌发与成熟，又使其继替了士人消退后新型学术与话语力量的位置，形成势力强盛的社会参与理念。氤氲于清末乱局之下的学堂学潮，与民变、士变交杂社会万象纠缠在一起。旧式学府与现代学校之间，区别在于前者乃是在国权范围内制度化流动的主要模式，后者虽仍有此种意义，但由于自由、科学、民主、个人主义等思想的发轫，其价值取向已不再局限于此。新式学生努力追求更为独立的道路，从“学堂清议”走向“政治参与”，扮演了颇具经世色彩的责任角色，流动方向从治经化、科层化走向了职业化、公共化轨辙。 很显然，杨念群对于这一问题观照颇多。从士子身份认同的难局到“践履型”知识群体的形成，也是社会观念和社会组织机理的一个隐藏要素，可以视为五四前奏的思想基点，“深描”出一个长期的观念场景。杨著对于五四前后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论证，即个人应为社会所定义，并在社会的规训下发生作用，确立自我的位置，人生困惑和国家问题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同时意识到，仅仅依靠个人觉醒很难在残酷的现实中立足，脆弱的个体需要寻找新的依托场所和支撑点。进而，五四运动使得知识群体不断分化组合，呈现因新旧知识和地域差异而不均衡分布的状态。这些论断对于理解五四青年一代思想上的迷茫和彷徨颇见益处，也能看出作者学术思路的敏锐。 五四之后，诸如个人主义等思潮销声匿迹而“社会改造观念”的崛起延续，可谓历史的作用与选择，即杨念群所言：“个人自由是五四的目标之一，但绝非其唯一的价值所在。”个人与社会的微妙界限终将为时代所规定，而一些思想流派的相关改造运动自然就建基于社会环境的演变方向内。然而，面对社会革命的挑战，仅仅拥有社会理论的构建和辨析是远远不够的，知识人逐步有了面对现实的清醒头脑，在思想和实践中维持着个人、国家和社会之间微妙的张力和界限。 无政府主义与社会组织的衍生历程，同五四思想是紧密相连的，杨著对此有一深度的论析。在革命运动的催引下，一些满脑子宪政蓝图、热衷组建政党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上层政治改革的有效性，发现只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顶层设计，却忽略了基层组织的构造和运行，也许是个重大的缺陷。在晚清新政前后，一批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即已开始把眼光投向底层社会，寻求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可能性，这对于近代中国社会观念体系的建构意义深远。 也就是说，杨著对于五四“前奏”的思想谱系分析和不同观点论辩，也是对社会观念这一命题的展开与论证，最终做出意义上的界定：五四既是以往一系列政治变革活动的延续，同时其思想遗产又暗暗启迪了后来的社会革命风潮，更被看成传统与现代思想对垒较量的“文化培养基”。不仅如此，各界要谋取社会革命的成功，显然不可以仅凭个人主义的书生论辩，而是必须以个人网络的联系为基础，最终要超越个体的层面，进入高度组织的程序之中方能办事，社会观念、社会组织和社会改造之间，具备思想脉络上的同构性。这样一种对于社会现实与思想场域的揭示，自然能够“号准”五四运动产生并起作用的“脉搏”。 五四运动曾经作为一个“重大事件”进入了民国政治史关注的视野，也常与新文化运动合称并进，扮演着代言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个性解放的角色。可以说，五四运动真正使得社会“运动起来”，成为现代中国政治运动轨迹的重要节点。 周策纵在《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对五四的定义至今仍有不俗的学术生命力：“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有严密组织的运动，而是许多通常具有不同思想的活动的结合，尽管这个运动并非没有其主流。”而杨著的讨论，也有相似的论断：“五四”无疑是新型知识人发动的一场运动，但“五四”的发展经历了较长时段的变迁，因此对“五四”变革主题和行动方式的支配，并非由一个单一色彩的群体所能独自包揽，而是由不同的群体交替掌控，是一个长时段、全方位的革新运动。当五四运动超越单纯的事件认知路径之后，不断被赋予更多内涵(尤其是政治价值) ，俨然成为“深具文化象征意义的符号之网和不同思想纠葛对话的场域”。 可以说，杨著主要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勾勒出一幅五四前后社会思潮演进的动态图。“把五四扩展到与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予以定位，特别是对于五四阐释学和五四思想长期影响的论述多有思想的光芒，区分了学术阐释和政党合法性历史叙述之间的差异”，并进一步关注到了知识精英社会改造运动与思想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对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潮的全景化呈现，可以说是当下五四研究学术化的一个范本。 不过，以学术的视角来评判，没有任何著作会是绝对完美或终极的结果。杨著全书立足于设定的两条“故事主线”(双线故事)：青年人的广场联络集会引发了广泛的民众抗议活动和新型知识分子介入并赋予了文化复兴的深层次诉求。更多是侧重于对五四前后社会思潮和组织演进关系的解释，包括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团体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等层面，已经涉及了部分思潮的不切实际与组织行动力的缺失局限，但是对于“社会”的其他要素关注不甚多——社会观念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及何谓“社会”的问题。即使对社会组织演进的辨析，实际上也是一种观念史建构和思想史回溯。 而且，一些新观点的阐发，比如“上山下乡运动”承接了无政府主义时期企图建立“社会组织”新式职能的预想，但因无法与乡村传统进行有效衔接而归于失败。笔者认为从思想脉络层面似可圆通无碍，但是立足于动员体制和城乡分化视野，这一解释又略见其短或者说需要进一步完善。再如对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改造的评价，得出其对“社会”内涵的理解混乱不清，导致其组织新型社会的行为缺乏可操作性，最后难免流于失败的观点。思想与实践的统一与效能、知识精英的行动方略，需要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形成运动的张力，社会内涵认识上的偏差和分歧与新型社会组织的实践成败之间，其关系似应置于组织运作史而非思想史视域下进行辩解。 能够看出，杨著的学术路径仍然是立足于思想史解读，对于不少具体问题的探究原点是思想化的，事实上“社会”不是单薄的思想切面。照此路径，也就无法全面揭示“世相百态”与社会运动之间的有机关联。进而，作者后记所说“不满意五四运动史研究拘囿于思想史讨论圈子里”的目标也不易实现，学术立体感呈现也会打一些折扣。除此之外，杨著中许多特有名词、概念与新理论，在充满义理性的分析中，多具思维的光芒与火花，但部分段落读之稍显拗口，需要对概念的语境再推敲、考虑或者进一步加以解释。笔者意识到，尽管这种“吹毛求疵”般的评论有些不近人情(毕竟作者的聚焦点在于社会观念的形成、演变与实践)，事实上杨念群也在书中提到，“五四”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于，我们抉取其中任何一个片段都不足以窥其全豹。但是，更为宏阔和平易近人的书写视野也并非不可能。另外，五四运动研究的国际视野和全球史意义需得到一定的学术关注。近些年有学者对日本和美国因素有所探索，五四的复杂面相也不断纵深化。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中国社会本身存在一个规律性的演进历程，我们似乎不必过多去讨论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或社会史范式解释的有效性与局限性，或者跨领域研究的利与弊，逐步抽离出范式、概念和名目的交锋，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给五四运动史一个真正的新阐释，进一步充实“五四叙事”的完整性，这样一种路径或许才是学术化思考的基点。进一步打破框框与枷锁，对既有研究进行学理上的评析，“五四”从社会运动到引发思想文化运动，之后诱发各类社会改造风潮，堪当真正的“五四的另一面”与“五四的新图景”，从而建构出一个符合史实的学术话语。也就是说，如果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史视野检讨与研究五四运动，不能仅仅停留于社会观念史/思想史，而应落实于社会本身的演进过程。 事件阐释与历史认识具有时代性。杨著开宗明义：“五四解释学”自进入知识生产流程以来，就一贯难脱政治史解读的窠臼。诚然，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充满了长期建构与话语的迷思。但是，历史又是一个真实而坦荡的过去，也须面对“卸妆还原”后的反差与惊异。纪念、宣传与学术是一个互相补正的综合体，并且各有裨益，“五四解释学”的当代阐述与路径，应是立足五四而超越特定话语/概念的，尽管这会陷入“新一轮”建构的泥淖之中——或许不少学人对于建构与解构颇不以为然。但是，历史学的求真与演进，不就是这样步步剥离而步步惊心吗? 很明显，“祛魅”的道路仍然比较漫长，这就并不仅仅是五四运动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了。 总而言之，五四的新图景与社会的再发现，反映出五四运动研究的学术取向，而非单纯的“纪念取向”。最后，有理由相信，杨念群对于五四运动史的相关讨论，特别是“五四解释学”的相关反思与疏通，是学术界五四运动史再研究所需参考的必读之物，笔者期待该书能够引起更多关注。管窥蠡测，《五四的另一面》其学术旨归，杜绝应景和重构阐释，所希望者，乃是关于五四运动的学术化检视也更“热闹”起来。 王旭，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文章刊载于《民国研究》第36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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