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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粉碎敌人封锁、蚕食 敌人在对我“扫荡”的同时，加紧了经济封锁和“蚕食”活动，企图进一步扩大其势力范围，设法将“非治安区”变为“准治安区”，“准治安区”变为“治安区”而逐渐扩大“治安地区”的面积。从1941年起，敌人就开始在我边沿地区安设据点，然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得寸进尺，逐渐蚕食我根据地。在“扫荡”之后，则迅速设据点，企图长久占领。同时，扶植地方伪政权，并进行伪化宣传，加紧对我封锁。仅1942年1年，敌人就新设了1200多个据点，连原有的加在一起约有3700多据点。有些地区（如泰山区、冀鲁边区）平均每里路就有1个据点。至1942年底，敌人在山东境内修筑的封锁沟、墙竟达4000公里之长，相当于山东省周长的两倍多。我根据地受到严重蚕食，面积比1940年时缩小了约三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压缩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山东分局根据北方局“没有胜利的对敌斗争，就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建设”的指示，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各地“把开展对敌的政治攻势当作目前山东全党一切工作的中心”，粉碎敌人“总力战一的阴谋。我们对敌人斗争的总方针，“一是充分发展，二是力争主动”，在政治上瓦解伪军，给伪军“记帐”，做了好事记红点，做了坏事记“黑点”。1942年1年反正的伪军就有1万多名；在军事上，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普遍成立敌后武工队，深入到敌占区，昼伏夜行，积极打击敌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创建新的根据地或游击区。主力部队采取敌进我进的办法，以攻为守。 罗荣桓同志提出了“翻边战术”，即部队集结在边沿地区，敌人打过来，我便打到敌占区去，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蚕食推进”的企图。在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领导下，大力发展地方自卫团和民兵武装，到1942年底，山东民兵已达17万人，自卫团发展到80余万人。几年之间，民兵、自卫团对敌作战1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9000余人，在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坚持发展的同时，我主力部队频繁、主动出击，拔据点、端炮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是王凤麟同志的爆破法，在消灭敌人据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敌人开始修的碉堡多是方的，一炸即塌。后来改成圆的，经过王凤麟等同志反复钻研，发明了相应对策，敌人的碉堡一个个坐了“飞机”。这一爆破法先是应用于王凤麟所在的第四支队，后来推广到全军区，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亲自向全军推广。可惜的是王风麟同志在马鞍山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不然一定会成为我们军事爆破方面的专家。由于采用和推广了爆破法，敌人沿蒙阴——临沂公路一线的垛庄、青驼寺、侍郎宅等地修筑的据点，都被炸掉了。敌人惊恐万状，不知道八路军装备了什么新式武器。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山东分局号召一面厉行节约，一面加紧生产。建立了自己的财政机构，并大量争取和团结敌占区的商人，用根据地生产的食盐、花生等敌占区紧缺的物资，换取我军急需的军火，药品等其它军用物资。前面说的炸碉堡，所用的炸药大多是以这个办法搞来的。军队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开荒种地、纺线，进行生产自救，减轻了人民负担，对打破敌人经济封锁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过往交通和通讯工作上，我们建立了护邮工作，并组建了若干个交通大队．，专门负责护送过往干部和物资。对敌人设置于交通要害地区的据点，我们有重点的选择打掉它，以保证交通畅通。1942年斗争形势最困难的时候，刘少奇同志亲临视察和指导工作，在敌人眼皮底下转了一大圈，最后安然返回太行山总部和延安。我分局、军区领导干部更是经常穿梭往来于各根据地之间。 1943年3月，山东党政军实行了以罗荣桓同志为首的一元化领导，使山东党政军达到了高度集中统一。山东党、政、军更加团结一致，大大提高了战斗力。 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为了挽回败局，日军大本营要求迅速解决“中国事变”以便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南援。为此，侵华日军集中兵力加强对解放区的“扫荡’’。山东敌后解放区是日军重点“扫荡”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清河区，1年中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就达4次，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手段之残暴，都达到了对清河区“扫荡”的最高峰。 1943年冬，日本侵略军孤注一掷，出动山东境内的全部日军和大部分伪军，从西到东，从南到北，对我山东全区进行了大规模轮番“扫荡”。在我山东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扫荡”终告失败。 1943年日军虽然出动频繁，但从山东全局的情况看，战争形势已较前两年大为不同了。一方面是由于日军士气低落、作战盲目性大；另一方面我军在对敌作战中越战越勇，越战越精，敌人的“扫荡”往往得不偿失，尤其是1943年冬我军的反“扫荡”战斗，充分体现了我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夺回了大片国土。日军从此一蹶不振，不得不改变政策，收缩兵力。此后，我军开始了主动进攻，而日军则基本上处于守势了。日本有关方面在分析这一时期形势时亦不得不承认：“对于山东全区逐渐壮大的共军，采取相应政策并非易事。” （四）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与反顽斗争 早在1935年，党中央即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央瓦窑堡会议后，我党为实现抗日统一战线进行了艰巨复杂的斗争，但蒋介石直至西安事变后，才不得不在我党的坚决斗争和全国舆论压力下，被迫接受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抗战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党中央派张经武同志到济南。不久，张友渔同志也受北方局和华北联络局派遣到济南建立山东联络局。他们在山东省委的协助下，对韩复榘及第三路军进行了积极的统战工作。到九十月间，韩复榘终于同意释放狱中的共产党员，在进步人士推动下，在三路军举办政训班。但是韩复榘只想保存实力，对抗战毫无决心。在济阳遭到敌袭击时，韩复榘被吓破了胆，一面命令炸毁黄河铁桥，一面准备南逃。 1937年12月底，日军第五师团、第十师团及特种部队共3万余人分两路渡过黄河，直逼济南、青岛。韩复榘10万大军及90%以上的专员、县长一窝蜂似的逃往陇海路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山东地区转为敌后，局势相对稳定了些。当初恨不得长出四条腿来逃跑的国民党反动官僚惊魂甫定，又“怀念”起他们往日的地盘来了。看着八路军从日军手中夺回的一个个城镇，他们眼睛发红了，终于又回来，从八路军手里夺权了。 比韩复榘逃的还快的原青岛市长沈鸿烈当了山东省主席，一到山东，就以“抗日”为名召开了实为限共反共的军政会议。会上，沈鸿烈对八路军代表提出若干无理要求。同时，强占我浴血奋战从日军手中夺回来的城镇，并强命令取缔我抗日民主政权。更为恶毒的是，把八路军防地划在津浦路侧翼日伪军集中的地区，妄图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军。这还不算，又进一步指使其部队制造反共磨擦。 1938年4月，我第四支队克莱芜城后，沈鸿烈的副将秦启荣兼程北上，明争强夺，无理扣押了我留守人员；8月，秦启荣偷袭我邹县游击队，杀害我县委书记；同月，我军攻击日伪占据的兖州时，秦启荣却故意堵截；我第三支队打济南日军，秦启荣却派王尚志袭击我后方；我军袭击官桥日军，秦启荣却在半路打我军的埋伏。 我军为了顾全大局，在初期做了一些忍让，而沈鸿烈竟觉得我好欺侮，得寸进尺。1939年2月，蒋介石密授《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沈鸿烈得旨越发猖獗，配合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指使部下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事件。 1939年3月，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太和惨案”后，复于同年8月，秦启荣又接连制造了“雪野事件”和“淄河事件”等惨案，肆意杀害我抗日将士。我山东八路军忍无可忍，奋起反击，秦启荣仓惶逃遁。 1940年6月，沈鸿烈抢占我鲁村根据地。7月7日，秦启荣、吴化文等4000余人趁日军对我“扫荡”之机，夹击我军，甚至与伪军陈三坎勾结，与日军连续对我夹击数天。更有甚者，沈鸿烈部下竟引导日军袭击我军医院，惨杀我20余名伤员。8月8日，沈鸿烈又纠集了8000余人进攻我军，被我山东纵队歼灭其一部后，狼狈逃窜。1941年，沈鸿烈又屡次进犯我新太、蒙阴等根据地，被我军坚决打退。秦启荣后来勾结敌伪军进犯我军时，被我击毙在敌巢里，得到应有的下场。 原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兼国民党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被委任为苏鲁战区总司令后，于1939年4月进入鲁中南地区。于学忠与蒋系的沈鸿烈为争夺势力范围矛盾重重，曾向我明确表示愿意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另外，由于我党在东北军中有一定影响，对于我们团结、争取于学忠抗战有一定条件。为此，我代表山东八路军与于学忠进行了会谈。在我党积极争取下，于学忠虽然在两党关系上对沈鸿烈抱褊袒态度，但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至少是暂时保持了中立态度。与此同时，我们对一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如张里元等人，也采取争取态度，使其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这些工作，大大孤立和削弱了顽固派的反共势力，便于重点打击沈鸿烈等首要的顽固派的反共气焰。 1940年七八月间，山东纵队对各地顽固派的挑衅给予坚决打击。 胶东部队击溃了赵保原的“反共联军”。 赵保原原来是军阀张宗昌的部下，后来在东北当了土匪。日军侵华时，赵保原卖身投靠，做了伪满第三师第一旅旅长。以后跟日军到了平度。名义上投靠国民党，任国民党暂编第十二师师长，但实际上仍然与日军有密切关系。同时，勾结地方顽军秦毓堂、丁绰庭、苗占魁等疯狂反共。1942年敌人对我胶东根据地实行2万人“拉网合围”大“扫荡”时，赵保原与日军配合，在五龙河、沽河沿岸地区大批屠杀平民百姓，血债累累。在清河地区，顽军反共活动亦十分猖獗。我清河部队被迫进行反击，打垮了国民党鲁北行辕主任何思源、鲁北专员兼保安司令刘景良所属周胜芳、张景月等13路顽军的进攻，歼灭了何思源的王牌海军陆战队。 1940年11月，何思源部6000余人卷土重来，被我打退后，仍不死心，尔后又屡次进犯。1941年秋，我山东纵队第三旅一举歼灭其3000余人，何思源方知我军厉害，率残部仓惶逃窜。与此同时，鲁中部队也对来犯顽军给予了狠狠的打击，把秦启荣、吴化文等顽军部队赶出了我抗日根据地。 1940年10月后，蒋介石又导演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原来保持中立的东北军逐步被蒋介石势力所渗透，开始勾结山东顽军反共反人民。1941年4月，东北军顽固派分子孙焕彩把持操纵东北军一一一师并纠集地方土顽袭击八路军，我实行自卫反击将其打退。同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的两个旅勾结当地顽军王洪九部共5000人趁我军主力正在反“扫荡”时，袭击我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后方，惨杀我干部、群众多人，制造了“四二五”边联惨案；10月，五十一军三三七旅张本枝部袭击我鲁南区党委驻地银厂村，杀害我鲁南区党委书记赵傅等10余名同志。 1941年秋，原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接替沈鸿烈任山东省主席职，于学忠统管山东军政大权，与山东顽军的勾结日益紧密，并开始策划新的反共阴谋。据《解放日报》1942年揭露的《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反共计划书》，国民党企图以各种极恶毒，卑劣的手段对我抗日军民发起大规模的屠杀活动。 然而，在顽固派疯狂反共之时，东北军不甘心做亡国奴的2000多名爱国将士却在一一一师常恩多师长、万毅旅长和总部政务处郭维城处长率领下，毅然起义，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革命的道路。象这样的有志之士，国民党中尚有不少。如抗战初期韩复榘逃跑时，原国民党山东第六行政区专员范筑先先生却向全国通电，表示了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日战争最困难的两年中，日军虽然把主攻目标对准共产党，但为了对国民党军实行迫降，也对其进行了一定攻击。国民党顽军本来无心抗日，稍受日军打击便溃不成军，大批顽军认贼作父，纷纷投降。 1942年后，日军根据其“以华制华”的既定政策，大量招降国民党军，扩充伪军。国民党军队在山东兵力最多时达20余万，其中大批地投降了日军，至使山东伪军多达20余万，占全国伪军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另有“顽伪合一’’的国民党军队尚未统计在内。在抗战前期专门与八路军闹磨擦的许多反共专家，在抗战中期大半都成了伪军。如国民党山东保安新四师师长吴化文，国民党游击第四纵队司令王尚志，第二纵队司令厉文礼，保安第二师师长张步云皆属此类。 （五）建设民主政权，巩固抗日根据地 任何军事活动都是为政治服务，以政治目的为归宿的。毛泽东同志早在抗战初期就指出：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抗日战争的大量事实证明，国民党反动派是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他们既不可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境，更不可能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而唯有共产党，才是能够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的唯一政党，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我与顽斗争的中心问题，便是政权问题，蒋介石反动派最害怕的就是这个问题。 随着我与敌伪顽斗争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也得以飞速发展。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委及时领导全省抗日武装起义，首先在山东各地打下了建立民主政权的良好基础。但是当时党的工作刚刚由地下秘密斗争转入武装斗争，对政权建设的认识和经验都不足，因此，山东抗战初期的政权工作是薄弱的。 不久后，石友三北上，所经之地纷纷建立其政权。石走后，沈鸿烈、于学忠入鲁，也普遍加强其旧政权，甚至从我们手中夺权。1939年4月，党中央指示山东：“建立坚强的抗日民主政权，不让任何人撤换。”5月，山东分局即指示山东各地普遍建立县以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并争取建立专员公署或类似政权的“联合办事处”。从此，各地民主政权蓬勃发展起来，并围绕政权斗争开展了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一直到1941年的两年时间，是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党利用宪政运动、国大选举等活动，大力宣传、组织群众，促进了民主政权的建立。 新的民主政权，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各占三分之一）”，团结了各阶级人士。新政权首先实行累进制，合理负担税收，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以后又逐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加强财经建设，恢复和加强国民教育，建立了若干中、小学校和夜校、识字班、俱乐部等等。新政权一扫旧政权腐败堕落的恶习气，县长和勤务员穿一样的衣，吃一样的饭，真正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1940年7月，成立了统一领导全省抗日民主政权的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委会）。这时，全山东108个县中，有抗日民主政权的已达79个县，占三分之二强。同时，建立了10个专员公署和1个主任公署，拥有1900多万人口。 为什么在山东党领导下的山东抗日民主政权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呢？从直接原因上讲，就是共产党的先进和国民党的腐败。山东的国民党地方顽军和政府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借抗日之名，大肆掠夺勒索，许多县的田赋高达每亩上百元甚至更多，一开条子就是几百几千斤白面，要限期送到，缴不起就要吊打。老百姓忿忿地说：“这不是抗日的，是'抗民’的。”还编了歌谣说：“油饼队，吃饱睡，鬼子来了往后退，鬼子走了收粮要税。”这就是国民党军队“抗日”形象的描述。国民党政府的官吏更是腐败，鲁南人民的乡谣说这些做官的“鱼一碗，肉一碗，烟灯一盏，姑娘一串’，闲来无事摸麻将，银洋叮当胜神仙。”这样的军队，这样的政府，哪能不垮台呢？ 举一个例子说：1939年夏，日军对沂蒙山第一次大“扫荡”时，那些平时专门压迫人民，与我闹磨擦的顽军及官吏或投降或逃跑，一哄而散，堂堂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竟只身化妆躲藏，把大片的国土仍给了日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领导山东人民和八路军夺回了这些国土，建立了沂水、蒙阴、莱芜、新泰、泰安、博山、淄川、费县等县抗日民主政府。这样建立起来的政权，国民党有什么颜面伸手来夺呢? 从1943年1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开始发生了重大转折。我山东军区部队接连发动进攻，消灭了大量的敌伪军。随着军事形势的好转，我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1943年9月10日，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称省战时行政委员会（简称“政委会”），下设工商管理、公安、民政、财政、教育等若干个处。这时的政委会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结构相当完善的，领导全山东政权工作的最高权力机构了。全省包括4个主任公署及相当于主任公署的两个专员公署，另有11个普通专员公署。 1943年1月，李仙洲的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开进鲁西南，与于学忠明争暗斗，收买拉拢于学忠的部队，企图削弱其实力。5月上旬，日军对沂水山区“扫荡”，大批顽军溃逃、投敌，于学忠实力大减，其总部被日军追得到处跑，幸亏我八路军以德报怨，把他安置在八路军防区内，才使其幸免于难。到7月，于学忠被迫调出山东，蒋介石令李仙洲接替。于学忠调走，牟中珩的省政府也随之移到安徽阜阳。这时，国民党在山东的势力出现了一个暂时的“空档”。但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李仙洲北上后，局势又会回复。因此，我们抓住这一短暂的有利时机，一方面给于学忠南撤以便利条件，一方面迟滞李仙洲的北上行动，迅速组织部队从日伪手中夺回被于学忠放弃的地区，并建立民主政权，扩大和巩固了我根据地。 我们对李仙洲北上，首先表示了欢迎。希望他能与八路军一致抗战。但是李仙洲一来便对我抱敌视态度，向八路军屡次发起军事进攻，连续强占我滕、峄边地区，捕杀我军政人员，甚至趁我与敌伪激战之时，空袭我军背后，使我腹背受敌。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对李顽进行反击。李部的第一四一师在我反击下与其主力失掉了联系，象没头苍蝇似的撞来撞去，受到我军连续的打击，溃不成军，最后向津浦路西逃去。与此同时，李仙洲主力在我冀鲁豫军区反击下，亦损失过半，结果无可奈何地逃回了皖北。 李仙洲入鲁失败后，山东顽军没了靠山，虽然尚有6万余人和6个受阜阳遥控指挥的省府办事处，但大多备行其是，军心涣散，纷纷投敌。 至1943年底，我胶东、清河（渤海）、鲁中、滨海等主要战略根据地全部打通，抗日民主政权控制了山东大部分地区，扭转了敌伪顽夹击的不利局面，为进行战略大反攻打下了重要基础。 山东的抗战局面，正象毛泽东同志在1944年发表的《学习和时局》中所说的那样：“国民党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观，得到了丧失战斗力的结果。共产党以五年半的艰苦奋斗，得到了增强战斗力的结果。这一情况，将决定今后中国的命运。” （六）从局部反攻到大反攻 1944年春，山东军区开始组织局部反攻。根据形势变化，山东军区制定了1944年作战总方针： 在山东军区统一的战略指挥下，采取主要方向集中主力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法，大量歼灭和瓦解数量众多的伪军，孤立日军，以达到扩大解放区，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的目的。 在此方针下，山东军区具体布置了连续的四季攻势。春，山东军区调集鲁中军区7个团和滨海军区第6团等部队，发起了讨伐吴化文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的战斗。吴化文是山东伪军的主要支柱，当我进攻吴部时，日军慌忙派兵增援，，但吴部仍被我军吃掉了7个整团，兵力损失在百分之六十以上，一败涂地。我军趁胜控制了鲁山山区的战略要地。 夏，首先对敌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瓦解伪军，一方面在敌占区发起粮食斗争，保护民众利益，团结各阶级人民。与政治攻势相配合，开展军事攻势。各军区在军事攻势中都相继取得了显著成果，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解放了许多重镇和要地。如：鲁南全歼伪军荣子恒1个师，解放了崮口山区；渤海攻克利津，歼敌伪1000余人，并争取2000余伪军反正。 秋，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对我进行报复性“扫荡”，我军在反“扫荡”胜利的基础上，乘胜扩大战果。各军区部队主动出击，共歼灭敌伪军1万余人。胶东军区部队在1个月时间内就攻克和迫退了文登、水道等138个敌伪据点。 冬，山东军区各部队对各地日伪军发起主动攻击。相继解放了莒县、栖霞等城镇，再歼敌伪万余人。 仅1944年1年，山东解放区就扩大了4万平方公里，人口增加了近千万。伪军在这1年中反正的达140余股，约1200余人枪。山东八路军已经超过15万人，民兵共有37万，实力远远超过在山东的国民党军队。 为了加强党政军建设，从1943年山东党政军实现一元化领导后，各级机关、部队根据党中央指示，在山东分局统一领导下进行了整风审干，减租减息，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和大生产、大练兵等运动，使山东解放区更加巩固和强大。减租减息运动，经过1943年的推动和1944年1年的努力，开始形成了广泛的群众性运动，有的县这一工作已扩大到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各地区已经进行查减的村庄占所有村庄的百分之五十到八十，有些地区甚至已达到百分之九十。查减工作大大提高了群众的积极性，使在封建势力压抑下沉闷了千年的中国农村活跃了起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工作的开展，使根据地军民融成一体，人民真正感到了八路军是人民自己的队伍。1944年，沂蒙山区只十天半月时间，就有100O人报名参军；1945年春节“拥军月”，山东全区有3万人参军；1944年2月至8月，仅渤海一个区报名参军的就达2万余人。 自从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后；山东八路军、民兵积极投入了开荒运动，到1944年底，开荒面积据不完全统计即达34万余亩。为了丰产丰收，渤海区集中力量抓灭蝗蝻，这是一个功在华北的成绩。因为蝗蝻发源地虽在渤海，但蝗灾则危害到冀鲁豫3省平原。灭蝗后，渤海区获得了数年未有的大丰收。 工业生产方面，也获得了很大成绩，纺织工业除鲁南刚恢复地区正在发展外，其他地区已经初步达到本区军民所需布匹自给自足。胶东、渤海区尚有剩余布匹可以输出。纸张、肥皂、毛巾及各种文具大部分地区可以自给或半自给。胶东的肥皂成本低、质量好，除供自用外，还远销华中甚至上海市。硫碘、木焦油、甘油、药棉、药布和数十种药品都可以自制了。鲁中试制染料成功，仅染一季冬衣就节省了200万元。胶东的一些工厂还可以制造弹花机、织布机、抽水机等机械。由于这些发展，保证了战争军需，并改善了人民生活，彻底打破了做人封锁，为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 1945年，我军在春、夏两季连续展开强大的军事攻势，一举歼灭日伪军4万余人，解放了泗水、蒙阴、东光、郯城、景芝、萍台、滨县、沾化、德平、庆云、吴桥、南皮、邳县、费县、单县、冠县等城镇。至此，全省解放区计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治，人口达2000万。为山东全境大反攻做好了准备。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同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期于一定时间向我附近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日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这时，龟缩在重庆的蒋介石一面命令其军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方面却又给八路军下了一道特殊命令，称：“该集团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对此，朱总司令当即给予严厉驳斥。当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投降后，中日民族矛盾下降，国内阶级矛盾迅速上升为主要矛盾，日伪蒋合为一股，共同反共。因此，我山东军区虽然向日伪发出了最后通牒，但日伪军非但拒绝向我投降，还保护国民党新委任的山东省主席何思源进入济南，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竟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济南绥靖区司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非打不可了。 8月16日，山东军区将所属部队编成山东解放军野战兵团，21万正规军分5路进军实行大反攻。另外，有10万民兵和10万民工随军配合行动。 第一路军由王建安、罗舜初同志率领，向津浦路及胶济路南西段沿线敌伪军进攻，先后解放临朐、莱芜、益都、博山、淄川、章丘、周村、新泰等城镇； 第二路军由陈士榘、唐亮同志率领，分南北两线向陇海路、胶济路南东段沿线日伪军进攻，先后解放了胶县、赣榆、青口等城镇； 第三路军由许世友、林浩同志率领，向青岛外围胶济路北东段和胶东半岛沿海城市日伪军进攻。仅10天时间即解放了牟平、威海卫、福山、石岛、龙口、招远、莱阳、黄县、蓬莱、烟台、即墨等城镇。 第四路军由杨国夫、景晓村同志率领，向津浦路北段和胶济路北西段沿线日伪军进攻，先后解放了寿光、临邑、桓台、广饶、博兴、昌邑、长山、邹平、宁津、阳信、吴桥、临淄、辛店等城镇。 第五路军由张光中、王麓水同志率领，向徐州东北外围地区、津浦路徐州至兖州段沿线日伪军进攻，先后解放了泗水、曲阜及台儿庄、官庄车站等重地。 1个多月时间的大反攻，歼灭日伪6万多人，解放了近50座城镇，济南、青岛、连云港等敌占城市都处于我解放区包围之中，犹如汪洋大海中的几点孤岛。 为了适应形势的急剧变化，1945年8月12日，省临参会驻委会和政委会第20次联席会议，接受山东省出席解放军人民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联名建议，一致通过将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推选黎玉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山东省政府正式成立后，立即投入了极为紧张的工作之中，在几个月的时间内，颁布的政府法令和文告数以百件计，迅速适应和担负起了解放区的政府工作。 省政府成立的当天，即对接收城市问题发出紧急命令，委派了各个城市的市长。紧接着，连续颁布了有关惩治战犯及汉奸问题、城市接管问题、军事法庭问题、救济问题、财政金融问题、粮食问题、邮电交通问题、敌伪资财问题、工商管理问题以及司法、教育、群工、卫生等等一系列公告、文件。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山东军民历经8年艰苦奋斗，所久久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至大反攻结束时，山东从陇海路以北（包括江苏一部分）、津浦路以东，北至河北省黄骅（燕山）、南皮、景县等地，除铁路沿线极窄的一条外，全部为山东解放区所辖，总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约2800万人口。包括冀南、苏北部分地区在内，山东解放区完全辖制的县有65个（津浦路以西的30多个县从1940年下半年划给冀鲁豫边区，未计在内），铁道沿线几个敌占城区内亦有我地下党组织，置敌人于火山口上。 经过抗日战争的磨炼和考验，山东党更加坚强了，党的力量大为改观，人数已从抗日前夕的2000来人发展到10余万人。农、工、青、妇等组织更为壮大，人数以百万计。山东解放区从1945年8月开始发行全省通用本币，废止本票和流通券，这是解放区商业流通，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重要标志之一。 随着政权机构的完善，物质供应逐步丰富，山东解放区日益巩固，兵强马壮，盛势空前。 为了与国民党争时间，先机解放东北地区，中央命令山东部队出兵东北。北上部队由罗荣桓同志率领，我们留山东工作的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执行中央命令，挑选最好的部队开赴东北。10月至11月，山东军区所辖精锐主力8个师及其它部队共7万人，分两批开赴东北战场。同时，山东解放军在主力抽调北上的情况下，迅速补充，扩大地方部队，组建新的正规军，为迎接新的战斗，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准备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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