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李光| 把余生付与了《周易》

《读易详说》

（南宋）李光  撰   林日波  点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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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给《周易》作传的人很多，如果要从里面选一个最不走运的，李光大概可以算一个种子选手。

 

李光生在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是越州上虞人。他的前半生平平无奇：少年时在各地游学，后来进太学读书，考中进士后做过县尉和县令。

徽宗宣和元年（1119），李光调任平江府常熟县知县，此时他已经四十二岁了。若就一般人而言，中年以后的人生将趋于平淡，然而李光的人生却从这时才开始变得跌宕起伏。

原来平江府出了个靠卖药发迹的暴发户朱冲。朱冲跟权臣蔡京搭上关系，把儿子朱勔送进官场。朱勔看准了宋徽宗的那点儿文艺小爱好，想出“花石纲”这个创意，东南人民从此不得安宁，朱勔却成为徽宗的宠臣。于是，朱冲仗着儿子的权势鱼肉乡里，地方官员都不敢得罪他。只有李光这个小小的知县，虽然已在宦海沉浮数年，却仿佛初入职场的愣头青，毫不在意官场潜规则，敢把朱家的家奴抓起来惩治。他因此遭到朱家的报复，被调到京东西路管理学校的散淡衙门里担任副职。这是李光仕途中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第二年，李光被调入京，先任太常博士，又迁司封员外郎，也就是在朝廷有赐爵分封之事的时侯，做做拟拟封号、排排次序之类的工作。本来可以混混资历、安稳升迁，可李光又没坐住，宣和六年（1124）给宋徽宗上《乞开言路札子》，痛切地批评当时天下言路不通的状况：

近岁以来，士大夫狃于因循，安于宠禄，谀佞成风，至妄引荀卿“有听从，无谏诤”之说，以杜塞言路。多士盈庭，莫敢开说。是陛下有容纳之德，群臣进拒绝之计。（《庄简集》卷八《乞开言路札子》）

一介小臣有如此出位之言，且正好戳到当时宰相王黼闭塞言路的阴私，于是李光很快被贬到桂林阳朔县当知县。但这次上书也使他出了名。李光在去阳朔的路上经过义兴，后来的另一位大名臣、主持开封保卫战的李纲特意在驿站等待他，二人倾盖如故，一见定交：

李纲亦以论水灾去国，居义兴，伺光于水驿，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留数日，定交而别。（《宋史·李光传》）

可见“越州李司封”在当时已成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头。宣和七年（1125），李光又被召回朝廷，任司勋员外郎。这已经是北宋王朝的倒数第二年，金人大举南侵，宋徽宗害怕得撂了挑子。钦宗继位，大概是要展示“咸与维新”的气象，在前朝以敢谏闻名的李光被提拔为右司谏、侍御史。成为谏官以后，李光更加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靖康元年(1126)六月，天空出现彗星。此时河东的重镇太原被金军围困，东京汴梁城也岌岌可危。这样的形势下，有人说这颗彗星的分野在金国，所以它是金人的不祥之兆，金军马上要大败而归。钦宗的老师、重臣耿南仲也持这种意见，指望彗星把金人赶跑。李光听不得这种梦呓之语，又上疏指出，所谓灾异，是用来儆戒皇帝的，不是用来吓唬敌人的：

孔子作《春秋》，不书祥瑞而书灾异者，盖欲警戒人君而知恐惧修省，以应天变，不闻以灾异归敌人也。（《庄简集》卷一〇《论彗札子》）

这不仅不给耿南仲面子，也有点给皇帝提意见的意思。于是李光立刻迎来人生中第三次被贬，降职为监汀州酒税。那颗彗星没有给大宋带来好运，几个月后，东京陷落，所以这次贬官倒使李光躲过了一场灾难。

 

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在商丘即位，新朝廷又召用李光。几经迁转，建炎三年（1129）五月，李光被任命为宣州知州。宣州靠近长江，又在当时宋高宗驻跸所在建康府的侧后方，位置重要。李光在宣州“力修守备”，修城池，聚兵粮，并把老百姓组织起来，分区防守。这年十月，金军大举入寇，高宗被吓破了胆，从建康一路逃到浙东，江南各郡县亦是望风披靡，而金军竟不敢进入宣州地界。

 

当时，除了金兵的威胁外，还有大量宋朝的溃兵横行各地，跟土匪差不多。建炎四年（1130）四月，以戚方为首的一大股溃兵突然围攻宣州，形势危殆。有人劝李光逃跑，被他拒绝。

贼围益急，或请光尽室从西门遁去。光曰：“我一家获全，其奈一城生灵何！”诘朝，诵言于众曰：“昨暮有教光携家潜出者，当以军法从事。姑且置之。城脱或不保，引剑之计已决，义不污贼手。”兵民感泣，其气益倍。贼兵百道来攻，光随宜应之。贼所属意急攻者唯南壁，咸负户而登，守者束薪刍，灌以油，作火牛，乘风投之，尽爇贼所负，其众披靡。（《会稽续志·李光传》）

李光就这样领导军民抵抗了一个月，把宣州城守住了。当时，地方官遇到紧急，经常是弃城而走。因为这样的事情太多，南宋朝廷还给地方官下诏，“或守或避，令得自便”，也就是说你们想跑就跑吧。而李光这个文官竟然能守住城，实在是个异数，这使他人望更高了，也获得了火箭般的升迁，先后出任知临安府、吏部侍郎、吏部尚书等职。

 

南宋朝廷甫立，最大的议题是如何抗金自保。有人想苟安东南，也有人要求立即北伐。李光是浙江人，深知朝廷南渡以后各种费用皆取给于江浙人民，老百姓已经疲惫不堪。所以他的看法比较务实，主张重点防御淮河南北，同时休息东南民力，待时机成熟再北伐。他也仍然不失年轻时的血气，敢于批评宋高宗表面上讲恢复中原，却不认真规划防务，“淮甸咫尺，了不经营；长江千里，不为限制。惴惴焉日为乘桴浮海之计”，远不如同样是南渡的东晋君臣犹有恢复中原之志。绍兴二年（1132）三月，李光被任命为知建康府、江南东路安抚大使，统辖江南东路的民政、军政，成为长江下游防线的负责人，被时人称为“江东大帅”。李光在任上选拔将才，收集金人情报，积极经营江淮防线。后来宋、金边界长久稳定在淮河一线，是有李光的一份功劳在的。也是因为这些功绩，李光被后人尊为“南宋四名臣”之一。

 

李光生命中最大的转折点在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正在礼部尚书任上的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这件事颇有背景：此时秦桧独自为相，刚刚与金人达成和议，其中不少丧权辱国的内容。秦桧担心自己人望不足，和议公布以后会激起民愤，便想拉一位有威望的名士加入宰执班子，为和议背书，人望素著的李光便成为他的选择。

时秦桧初定和议，将揭榜，欲藉光名镇压。上意不欲用光，桧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议自息。”遂用之。（《宋史·李光传》）

可是李光并不甘于做一只不声不响的花瓶。他虽然赞成和议，但他的主张是通过和议暂时休战，休息民力，徐图自强，而不是自废武功，所以他反对秦桧“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再者，李光也看不惯秦桧专权乱政、任用私人，二人的矛盾很快激化。宋高宗本来就是跟秦桧穿一条裤子的，于是，李光只当了一年参知政事便被罢相。

 

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秦桧很快开始了一场清算政敌的运动，与他政见不合的三位旧相赵鼎、张浚、李光成为最大的目标。赵、张二人先被流放。赋闲在越州老家的李光听说赵鼎在流放途中哭了鼻子，很不以为然。他的小老乡陆游恰好看到这个场景，后来回忆说：

李丈参政罢政归乡里时，某年二十矣。时时来访先君，剧谈终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阳，愤切慨慷，形于色辞。一日平旦来，共饭，谓先君曰：“闻赵相过岭，悲忧出涕。仆不然，谪命下，青鞵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方言此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

可见李光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命运，却仍然豪气干云。果然，绍兴十一年（1141）冬天，有人举报李光“阴怀怨望，鼓倡万端”，诽谤朝廷的议和方针，于是李光被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流放到藤州。绍兴十四年（1144），李光在藤州遭遇钓鱼执法：藤州地方官周某故意作诗引诱李光唱和，李光诗中说到和议，不无讽刺，周某便把这些诗献给秦桧，秦桧遂指示言官告发李光。结果李光又被移置于海南岛上的琼州。 

海南海口五公祠内的李光像

权力只会让人神经质。政敌们已经被踩在脚下了，秦桧却越来越害怕别人说自己坏话，遂禁止私人撰史，又不断制造文字狱：“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侵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争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李光不幸又成为这场“禁私史”运动的靶子之一。绍兴十九年（1149），有人告发李光“妄撰私史，谗谤朝廷”，这次他被贬到海南岛上更为偏僻的昌化军。李光次子李孟坚也被牵扯进这件案子，流放到峡州。前此，侍奉在李光身边的长子李孟博已经病死在琼州。故而此时李光的处境是，自己被流放绝域，而且“田园居第悉皆籍没，一家残破矣”。不仅如此，秦桧还要给李光带来“社会性死亡”。与李光有交往的人纷纷被问罪，甚至有人仅仅因为家里有个“潜光亭”，也被罗织成“党附李光”而下狱。可见当时文字狱的残酷程度。

 

这样一波又一波的清算自然会给受害人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前面提到的那位赵鼎，后来就在流放地自杀了。李光却活了下来，并且成功熬到了秦桧死去。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殁。三年后，李光终于获得人身自由。第二年，李光在蕲州去世，这时他已经八十二岁了。不过，阅读李光的文字，我们看不出他经历过那么大的苦难。如四库馆臣所说，李光流放之后，给人写信仍然“醇和平实，绝无幽忧牢落之意”，诗歌也是“志谐音雅，婉丽多资”。在诗词当中，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问世事、爱好养生的老头儿。其实，原来的那个壮怀激烈的李光并没有消失，只是被他自己藏进了一部解《易》之书中：

（李光）晚年迁谪，深入瘴地，远涉鲸海，略不以为意……在海外自号博物居士，日讲《周易》一卦，因著《易传》十卷。（《会稽续志·李光传》）

这部十卷的《易传》题为《读易详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它开创了义理派易学中以史证《易》的新风尚：“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四库馆臣还称此书“于卦爻之辞，皆即君臣立言，证以史事”。这正是《读易详说》最为鲜明的特征。它以君臣之道为主线来解释《周易》，而着墨最多的是士大夫如何持身、如何规训君主。

《永乐大典》所录的《读易详说》书影

比如，作为《易》之枢纽的《乾》《坤》两卦，李光称它们分别“明君臣之大分”。而风格更为凌厉的是李光对《蒙》卦的诠释。不管是王弼还是程颐，都是从“启迪蒙昧”的意义来讲《蒙》卦的。李光则独树一帜，认为此卦描述的是士大夫对君主的教导之道。他说：

乾为刚健创业之主，蒙为继体幼冲之君。人主之尊，虽在童幼，与臣下之分固悬绝矣。非求师臣以自辅，则聪明不开，古今治乱成败之迹无自而知。惟尊德乐道，屈己以求刚明之贤，以启迪其性，则蒙固有亨之道。若严上下之分，峻廉陛之等，不能逊志务学，则有过而不能改，见善而不能从，骄奢淫佚，为狂为愚矣。（《读易详说》卷一）

对《蒙》卦上九爻辞“击蒙”，李光的解说更为惊心动魄：

上九以刚明而居人臣之极位，握威福之柄，擅废置之权。昏蒙之幼主卒不开悟，则当击去其蒙蔽，俟其思庸如太甲、悔悟如成王，然后复子明辟，此伊尹、周公之任也。（《读易详说》卷一）

也就是说，如果君主不接受“师臣”的教导，不遵循“道”来行事，“师臣”就可以效法伊尹、周公，行废立之事。在李光的时代，高宗与秦桧的结合，使得君主通过权相来施行独裁成为一种新体制，这也就是后代史家所说的“绍兴体制”，北宋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则不复存在。这种变化甚至被某些史家视为中国文化整体转向内在的枢机所在。李光是这种新体制的受害者，在其书中每每压抑君权，张扬士大夫精神，亦可视为对这一历史变局的一种个人反抗。

 

蛮有趣的是，在对某些卦的解释中，李光仿佛是在描述自己的境遇。如《需》卦（），此卦由《乾》（☰）、《坎》（☵）两卦组成。按照李光的解释，从阳爻君子、阴爻小人的角度，居于君位的九五爻，在《坎》卦中被两个阴爻包夹，象征陷于小人之中的君主，而下面《乾》卦的三个阳爻，则象征“伏而在下”的三个君子。这几乎就是对当时政治情态的一种描述。在李光眼中，困于阴爻中的九五爻是否就是被秦桧蒙蔽的宋高宗呢？伏而在下的三阳爻又是否令李光想到被秦桧流放的士大夫们呢？甚至会不会就是赵鼎、张浚和李光自己呢？

九五之君虽在坎窞之中，已正乎天位。三阳虽伏而在下，皆刚健之君子，险虽在前，无所惮也。但观时度宜，不敢妄进耳。（《读易详说》卷二）

而距离九五爻最远的初九爻，简直就是远离庙堂、身处绝域的李光自己的写照。李光在解说此爻时竭力阐发“用恒”之说，或可视为他自己在流放中的持身之道：

初九最处远外宽闲之乡，故利用恒，无咎。恒，常也。利用于常，则动静起居未尝少改其度，迫穷祸患未尝少易其节，故可以无咎也。初九之阳在下，以待六四之应。彼小人方挟主以擅朝权，若不虑患待时而轻躁妄动，则祸不旋踵矣。 （《读易详说》卷二）

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把李光归入义理派易学家，也有点问题。《易》本于象数，西汉以降的象数易学家们为解释《周易》曾总结出各种各样的象数义例。但义理易学家往往轻视象数，如王弼即“扫象”。李光则相当不同，他虽然主要以义理说《易》，但其书中不乏以象数解《易》之处。譬如《噬嗑》卦的《彖传》有“刚柔分”一语，李光解释说：

《噬嗑》自《否》卦而来，九五之刚分而之初，初六之柔分而之五，刚柔分而成离震， 震动而离明也。（《读易详说》卷四）

东汉虞翻注《噬嗑》卦云：“《否》五之《坤》初，《坤》初之五”，此即所谓“之卦”说。李光此处正用虞翻之说。再如李光释《贲》卦《彖传》“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 又用东汉荀爽说，以《贲》卦从《泰》卦来。可见李光对象数易学其实相当了解，在注《易》时，他追求的是义理与象数的浑合无间。这也令我们反思，自《四库全书总目》以来影响甚大的，对易学的“义理”“象数”二分法，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的实相。 

 

总之，《读易详说》实在是一本相当特别的书，在于它开创了解释《周易》的一种新风格，更在于它并非一部在平静的书斋里写就的书。翻开它时，我们也许会在字里行间触碰到一个失败者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理想，并感受到他的愤懑与难凉的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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