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宗旧的法令制度是没有不会败坏的，众人的议论是不可抗拒的。与其让后人做一番猛烈的改革，还不如自行改革好。 在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周易》中，有一句话，叫作“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里的“穷”并不是我们今天一般理解的经济上贫穷的意思，而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已经到了尽头，经济上的贫穷只是从这层意思中引申出来的。  以上这句话的解释大致就是：事物发展到了尽头，就要想办法变化；一旦变化了，前面的路就又可以畅通；任何事物的发展只要能保持畅通无阻，就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这是一句很富哲理的话，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观察总结出来的，它代表了一种中国式的智慧，后来的“变通”“穷则思变”等词语和成语，都是从此而来的。 不仅如此，这句话以后也成为历代谋求政治或经济改革的有识之士的理论基础及经典依据。清朝至嘉庆、道光统治时期，其发展已到了“穷”这样的地步，于是，就有一批有识之士出来呼吁变革，那就是嘉道间出现的所谓“经世派”。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公元19世纪之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就如同一个龙钟的老人，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蹒跚地步入其最后的一段行程。 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发展线索来看，维持了60年之久的“乾隆盛世”，如同梦幻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各种社会危机却像火山喷发一样地展现了出来。成倍增长的人口压力、尖锐的民族矛盾，它们预示了整个19世纪连绵不断的流民迁徙、农民起义和民族叛乱。长达9年多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还历历在目，嘉庆十八年（1813年），在北方又爆发了天理教的起义。  天理教教徒林清在嘉庆十八年九月，率几十名信徒竟然直捣北京的紫禁城，攻入西华门，占领尚衣监、文颖馆，直逼隆宗门，有少数人甚至还冲到了养心殿。这一事件虽然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它却真如嘉庆帝惊呼的那样，是汉、唐、宋、明历代从未出现过的“非常之大变”，“暴民”居然敢进攻皇宫了。 在天理教起义的同时，陕西又爆发了伐木工人的起义；次年，河南的捻军起义也开始了。除了内陆各省很不安宁之外，甘肃、新疆的回民骚乱也是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而此时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已经彻底腐朽，且不说如康熙帝的雄略、雍正帝的肃杀，就是连乾隆帝的手段也拿不出来了。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成员，骄奢淫逸，醉生梦死，官吏贪污成风，吏治腐败，财政拮据，军事懈怠，整个统治机器运 转失灵，国家的“河政”“盐政”“漕政”“学政”“海防”“塞防”·····漏洞百出，弊端重重，这一切都标志着清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乱世和衰世。  更糟糕的是，清王朝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进入衰世时的处境都更加艰难。因为，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殖民侵略者，正在以咄咄之势向老大的中华帝国步步逼近。而英国殖民主义者，则成为西方列强大规模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此时的英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机器大工业取代了以往的工场手工业，这就促使它要大大加快在海外寻找新的市场、开辟新的殖民地的步伐。  早在乾隆末期，英国就曾派了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试图打开中国的门户。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又派了一个名叫阿美士德的人来华，重弹起马戛尔尼的老调，当然也遭到奉行“闭关”政策的清政府的拒绝。 与此同时，英国殖民者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试探，英国的军舰数次在广东海面寻衅，劫掠澳门、闯入虎门、轰击中国的船只和炮台，气焰相当嚣张，但由于中国军队的反击，英国军队亦因数量太少，只能退出。  文的武的都不行，英国殖民者挖空心思，终于找到了鸦片这一特殊的商品，把它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工具。鸦片含有大量的吗啡和尼古丁，是一种极易吸食上瘾而又很难戒除的毒品。吸食鸦片的人中毒后慢慢变得身体虚弱，骨瘦如柴，精神萎靡，上瘾时浑身瘫软，哈欠、眼泪、鼻涕不止，非要吸上几口才能恢复。  鸦片进入中国的历史，大约在明代的中叶，中国最早吸食鸦片上瘾的人，现在所知大概是明朝的万历皇帝（明神宗），他后来连续二十几年不上朝的原因，据说很主要的一点就与此有关。 明清之际，鸦片主要是作为一种治病的药物引进的，真正吸食的人很少，所以需求的数量很有限。可是到18世纪末，尤其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了鸦片贸易之后，就开始把鸦片大批运到中国来。1833年，当英国取消了东印度公司贸易特权后，其对华贸易的竞争进一步加剧，鸦片的输入量也随之激增。  据统计，嘉庆五年（1800年）时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570箱，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已激增至4.02万箱。据估计，道光十五年（1835年）时，中国吸鸦片的人数已达200万以上。鸦片的大量输入，不仅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而且使得城市的工商业和农村的生产力也遭到很大破坏，同时也使统治者更加腐朽，军队的战斗力进一步 下降。 内忧外患的时局，唤醒了当时士大夫中的一批有识之士，他们以匡济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还自诩是为国家治病的“医国手”。这批人被后来的史家称之为“经世派”。  这里所谓的“经世”，就是关心和治理世事。嘉道间“经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包世臣、管同、姚莹、黄爵滋、陶澍、徐继畲、贺长龄等。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不少社会改革的方案，其中有的人还把其视野扩大到所谓的“夷务”方面，即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大规模鸦片输入及其军事侵略动向的关注。 嘉道间的经世派具有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四伏的社会危机，预感到了社会大动荡的风暴即将来临。  出于强烈的危机感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他们对当时存在的各种社会危机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尖锐的抨击。经世派社会批判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 1. 对衰世、乱世即将到来的预感，并提出警告。在这方面，龚自珍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他根据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的“三世”学说，把世道分为“治世”“衰世”和“乱世”。并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已经进入了“衰世”，是“将萎之花，惨于槁木”，即将要凋谢的花朵，连枯树还不如。 龚自珍指出，“衰世”虽然在表面上还维持着虚假的太平，但实际上却潜伏着随时都会爆发的严重危机；姚莹认为，当时天下的艰难表现在人口太多、军队腐朽、民心不平、法令不严、财政匮乏等各个方面；林则徐认为，当时整个国家各方面都已经十分空虚，即使让能干的人来都难以治理了，更何况当道者多是一群无能之辈。类似的预感，在经世派的许多人中都有同感，这一切都说明社会已经进入了衰败时期。 2.对吏治腐败的揭露和批判。经世派中所有人对当时清政府的官场弊病都有所揭露和批判。他们认为，当时的官场弥漫着苟且、谄媚、鲜廉寡耻、唯利是图、醉生梦死、自欺欺人的风气，绝大多数官吏既无能又无耻，他们在对待国家的事情时，都表现得暮气沉沉、碌碌无为，他们对如何治理好国家一窍不通，但对如何压榨百姓、结党营私、贪污贿赂、升官发财却十分精通。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为国家、为百姓着想，就如魏源说的，这些人“除富贵之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 3.对士风堕落的揭露和批判。经世派人士认为，当时的官场之所以会如此的黑暗，与当时读书人的风气堕落有根本的联系。他们认为，读书人的风气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就如龚自珍说的：“读书人都懂得廉耻，国家就永远不会有耻辱了；读书人如果不懂得廉耻，那就是国家的最大耻辱。” 经世派把当时的读书人的风气分为几类： 一是标榜程朱理学，这种人言行不一，迂腐空疏，欺世盗名； 二是醉心于考据之学，这种人自命学问精深，不求古代“圣贤”的学问精髓，搞一些枝节末微的东西，还自我陶醉，结果是既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 三是沉湎于八股文之中，一心只想谋求功名利禄，通过科举猎得富贵，这种人不学无术，读了一辈子书还不知道书中讲了些什么； 四是兼商兼吏，这种人不好好读书，凭着有点钱有点势力，在乡里横行霸道。 以上这四种读书人，其最主要的特征不外乎两点：即“无实无用”和“唯利是求”。这种人做了官，官场的风气还能好吗？ 4.对人才枯竭局面的揭露和对封建主义摧残人才的批判。官场腐败，士风日下，跟随而来的必然就是国家人才的严重枯竭，就如龚自珍所生动描述的那样：朝堂上见不到能干的宰相和其他官员，城外面见不到能干的将军，学校中见不到能干的读书人，田地里见不到能干的农民，工场内见不到能干的工匠，商店里见不到能干的商人，甚至在街道上也见不到能干的小偷，市井中见不到能干的市侩，丛林沼泽中见不到能干的强盗，这就是说，不仅君子少见，就连小人也少见。 造成国家人才枯竭的原因，除了僵化的程朱理学及八股文、考据学这些东西之外，还有封建主义对人才的摧残、扼杀，龚自珍深刻地揭露道：如果有才能的读书人和百姓出现了，就会有成百倍的庸人出来监视、束缚乃至杀害他们。 这种杀害，不是用刀、锯、水、火等，也不是公开、宣于法律的，而是用风俗习惯；不是杀他们的头，而是杀他们的心－杀他们能忧虑的心、能愤怒的心、能思考的心、能有所作为的心、能知廉耻的心、能消除杂念的心；也不是一天就杀了，而是慢慢地，3年、10年甚至百年。就这样从上到下的长期摧残，能不造成国家人才的枯竭吗？ 此外，经世派还对封建政府和官僚豪强对农民的严重剥削而造成的贫富不均和流民大增，对鸦片大量输入中国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危害，对科举制度的无用有害，对政府在用人方面过分强调“资历”，对整个政府机构中上传下达的“言路”闭塞，对封建君主专制“乾纲独断”的独裁等许多方面的矛盾，都有揭露和批判，这里就不一一详举了。 经世派以其尖锐触目的语言抨击时政，揭露社会黑暗，其目的就在于“醒世”，在于希望改变现状。因此，在揭露和批判的同时，他们更大声地疾呼“变法”，强烈主张因时而变，革新图治，更张现行的腐朽政治。 龚自珍说：祖宗留下来的旧法令和制度，没有不衰败的；众人的议论一定会所向披靡，与其让后来的人进行猛烈地改革，还不如自己实行改革。 魏源认为：天下没有行百年而不产生弊病的法，没有穷极而不变的法；小变则产生小革，大变则产生大革，小革则社会得到小治，大革则社会得到大治。 经世派人士普遍认为，人才问题是事关政府行政效能乃至整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振兴的大事。因此国家要进行改革，首先就需要得力的人才。林则徐指出：“欲图整顿，务在得人”，国家应“首以人才为重”；姚莹提出：“人才为天下之本”；魏源认为，国家要富强起来，财力、物力和人力三者不可缺一，而人力就主要是指人才，而不是一般的劳动力；龚自珍则更以其传世的名诗大声疾呼：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经世派再三呼吁国家重视人才，他们所谓的人才就是能通晓古今治乱、经济事务的经世致用人才。而经世派自己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人才，他们不醉心于八股制艺和考据辞章（不是不会），而是悉心稽查历代的治乱得失，深究天下之利病，熟悉朝章国故，关心国计民生，勇于做事的士大夫。他们对当时国家的钱、谷、兵、刑、漕、河、盐诸政，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有建设性的改革主张。 针对当时“漕运”（通过内河水路运粮食到京城）的积弊，包世臣主张以海运代替漕运，即雇佣私人商船，把江浙的一部分漕粮由海路运送到北京，以减少运输耗费，保证京城的粮食供应。魏源也主张“漕运”应以海运代替河运，以商人代替官吏，他指出此举如行则有利国、利民、利官、利商“四利”。林则徐、贺长龄等都支持魏源的漕运改革的主张，并在其主管的部分地区尝试实行这一改革。 针对当时盐业的衰蔽，魏源、包世臣、陶澍、林则徐等主张打破盐业运销的国家垄断制度，推行“票盐”制度，即实行自由运销，无论什么人，只要照章缴纳盐税，就可以领票采盐贩运，国家只收税利和场价。这样不仅可以杜绝走私，而且由于收费过程简化，大大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浮费”，使国家的实际收入增加，还可以适当减低盐价以利民。这一思想不仅对清代的盐政有利，而且也打破了中国自汉代以来“盐铁官营”的传统经济思想。 治理黄河的“河工”，在清代与“漕运”“盐务”并称为“三大政”。针对当时“河工”中的弊端，林则徐、魏源、包世臣等也提出了认真总结历代治河的经验教训，疏浚与修坝并举；主张通过对黄河进行人工改道的方法防止决堤。此外，魏源对长江出现的“江患”也提出了建立分湖区，禁止围湖筑圩等建设性的意见。 针对当时鸦片大量输入后所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经世派人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以黄爵滋、林则徐、魏源、龚自珍、陶澍、包世臣、徐继畲等人为代表的“严禁”主张，也有以吴兰修、许乃济等人为代表的“弛禁”主张。他们在对待鸦片的策略问题上尽管有分歧，但都是为了解决鸦片泛滥所遣成的社会危机做出的一种努力，其精神实质应该说是基本一致的，即留心于“经世”和“时务”。 针对当时因鸦片输入日增，白银大量外流而造成的“很贵钱贱”的问题，王鎏、包世臣提出了“纸币说”，主张“以纸代币，不以银为币”；林则徐、魏源则提出了“铸银币”的主张，以银作为统一的等价物行使价值尺度。 此外，当时还有“铸大钱”“行钞法”等具体的货币改革主张。这些货币理论所关心和争议的中心问题，就是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本位制才能缓解乃至解决现实中的“银贵钱贱”的矛盾。 针对当时的农业危机和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包世臣提出了“州县屯田法”，龚自珍提出了“农宗法”。他们的理论虽然都没有超出以往“重农主义”的范围，但在某些具体方面，也还是有创新的地方，如包世臣针对“重本轻末”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本末皆富”的观点；龚自珍试图设计农地分配方案，以解决当时贫富分化问题等。 针对当时的政治上之积弊，经世派人士提出君臣“共治吾天下”的思想，反对君主专制；提出扩大内阁权力以分散军机处的独揽大权；主张开放言路，废除有名无实的“谏官”；主张肃清吏治，将不合格的官吏或革或降等等。 总之，嘉道间的经世派提出了许多改革的方案，尽管这些方案很少能为最高统治者所真正采纳，但却开了学者议政之风。 嘉道间的经世派是一批志在匡时救世的地主阶级革新派人士，他们大多出生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有的人甚至还曾直接从事过商业活动（如魏源就是如此）。因此，他们能突破封建自然经济的局限，眼界比较开阔，保守思想较少，敢于接受新鲜事物。 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或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如林则徐、贺长龄等），或是长期担任一些大臣的幕僚（如魏源、包世臣等），因此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诸问题有深入的了解，而且也具有比较丰富的实际知识和经验，所以他们对当时清政府所面临的弊政也就具有相当深切的认识，也就能提出一些切合实际的批评意见和改革方案。 嘉道间经世派的批判和揭露思想，以及他们关于改革政治、经济的许多措施，虽然在当时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但他们的思想却影响了不止一代人。 经世派的功绩就在于开了学者议政和倡言改革的风气。龚自珍在其一首诗中说得好：“一事平生无畸龁，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两句话用来评价嘉道间经世派的作用和影响是很恰当的。 自此以后，中国出现的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经世派思想的影响。晚清的梁启超说过，近代思想自由的先导，就是从龚自珍开始的，光绪年间的那些提倡“新学”的思想代表，大致人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魏源的时期，这个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