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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问题，是纠缠古今的老大难，分配不公，古今通患，今天'勤劳致富”的说法似乎质疑的人多了起来。 首先，体制内外的差异。国家各级行政、司法机关和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各领域一般视作体制内。体制内工作人员通常称公务员或参公人员，这是数量日渐庞大的一族特殊利益群体。一且进入体制内工作，无任何物质投入和从业风险，尤其是公务员，在条件优越的环境中，从事着简易、重复、有限的差事。日常业务上有中央顶层设计引路，中间级别不同的官员略尽协调、过问之责，工作无量化标准，上下班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三、五天、个把月不上班，甚至以某种理由几年或多年不上班，更多的临近退休很少上班或不上班了，但其收入由财政供养，旱涝保收、衣食无忧，月固定收入一般是总理口中6亿多人不足千元的6倍以上，数不胜数的厅级干部或拥有所谓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工资十待遇则高达20倍以上，生活过得蜜里调油。体制内还有一个普遍现象是，政府机关真正出力的是普通干部，部门一众长官虽有组织、沟通、督促之微劳，但变成政绩的仍是一般干部。多数事业单位具有多个高级职称人员从事着和普通职员基本相同的工作，有的工作能力、敬业精神还不如普通职员。体制内不同级别领导和不同职称专业人员作用如何发挥、价值怎样体现，什么层次的单位需要高级职称、需要多少，这都是需要直面的问题，不能只享受工资、待遇。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人社部调查，中国半数以上博士学位人员进入政府供事，不同早年90%以上到学校或科研单位工作，这就是当下千军万马考公务员或事业编制的原因之一。本人也是体制内人士，与外对比中心里常常不免五味杂陈。 其次，所有制差异。电力、烟草、化工、通信、金融、保险等央企、国企垄断行业从业人员，除高工资外，仅住房、交通、通讯、餐饮等各类补贴是其它工人、农民、社会工作者的近百倍，其收入、待遇冰火两重天。 再次，“民菅”与民间差异。上世纪80年代后，在一切为经济发展让道并“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未”的形势下，一些人通过与权势者合谋在多个领域轻而易举赚得巨额财富成为一批新财主；后来，在资产归属、金融货款不科学规范和司法监管随处有隙可钻的大背景下，通过企业改制、银行货款、巧取豪夺等形式“一夜暴雷”崛起一批大量生产资料占有者，资本野蛮生长成为富可敌国的新财阀。需要说的是，不管大小财阀们的资产有着怎样的“原罪”又并购得多么“干净”，缺乏财富正当性是大概率的。类似联想集团通过中科院有形、无形资产和国家政策倾斜起家是重要一因。既然他的公司曾有公共成分，那么他的高管、中层骨干年薪高达亿元、几千万、几百万是否合理、依据是什么？辽宁忠旺集团靠国家4200亿贷款起家，仅奉送省市相关领导的“关心”费就多达65亿元。恒大地产贷款额几乎是山西、内蒙两省区一年GDP的总量高达2万亿元，仅为企业钻政策空子、打擦边球出谋划策而聘请的所谓“首席经济学䆥”支付年薪高达1500万元。这些财团资产、债务界定有无异义？单打独斗的“民营”企业能如此经营、管理吗？2016年《中国新闻周刊》曾评论“中国1%家庭占据了40%以上家庭的财富”。从中不难看出，经济似乎在发展，但发展更多得是财富集中到更少人的手里，社会利益分化、贫富差距悬殊，极端奢侈与极端贫困、既得利益与未得利益矛盾日益加剧。官员们常讲，人均收入多少、多少，殊不知，人均收入高，并非人人收入高，改善应是广大群众的改善，而不是特殊群体的改善。 本来，中国经济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也是在全民所有制基础上发展的，可现实却是选择了不同行业就选择了不同命运，人仿若一块石头，在集市上是石头价，在收藏店里是宝石价，较少的付出得到较多的收益，刻苦不能出头，勤奋不能致富，微劳厚酬，内心萦绕着挥之不去的脆弱与感伤。 人，都是赤条条来到人世的，除胎痣外并无任何标记，差异都是在社会治理中形成的，矛盾不是因为缺少，而是因为分配。一个正常的社会很难消除身份，社会需要治国安邦的领袖、杰出的科学家、一流的企业家、卓尔不群的艺术大师，更需要技术精湛的能工巧匠、尽职敬业的职业能手、吃苦耐劳的普通劳动者。社会分工合作，相互为援，不同身份相同的目的，都是为了生活的更好，收入分配合理，才能各安其位。很多时候，老百姓并不需要谁硬塞给他们特别的尊严，他们并不存在尊严的赤字，他们弱势并不弱智。他们明白，社会财富不是平分的，理解、接受、习惯甚至欣赏基于合理的不平等，对因创造、创新、发明、贡献而获得再高收入的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大师、大国工匠只有敬意没有敌意，知道那是他们造福人类的非凡能力所得。他们不仇富，仇得是某些特殊阶层或特殊群体靠机制享受的特殊利益，仇的不是富是不仁，仇的不是官是贪腐，仇的不是穷是不公。他们有时对政府不满、对社会不满，其实质是对收入分配不公不满。 公平是老百姓亘古不变的期盼，也是最基本的民生需求。稍有年岁的人们之所以伓念80年代前并普遍感到幸福，因为那时没有因体制造成太大的贫富差距，人们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差距是不大的，多数人认为收入分配是基本公平的。一个健康的社会，离不开一个收入分配在多数人认为合理的范围内运行的机制，公民幸福指数的分配能否最大限度的合理，都直接关系公民“权利焦虑”的程度，而消除这种焦虑，让所有公民拥有体面与尊严，是一切执政者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治国理政的根本问题。若放弃这种责任，社会底层就会将这种愿望强加给政府进而改变社会走向，这一恶性循环现象是被中外古今历史反复证明的。在未变革前，都是权利世界的旁观者，当他们被迫走向历史舞台，谁都无法预料革命的洪流会向哪个方向咆哮。有执政者在他们认为有力量控制局面的时候，盲目乐观的不适时调整，直到大势已去才想起改革，但危机已爆发失去了主导改革的资格，只能被历史的洪流卷志。所以一个国家不管主义如何、冠以怎样的名义，如果国人的生活永远是富人常富有，平民变贫民，贫民只有革命了。类似“永远不平等”的话，只是那些“先上车的人不许别人再上车”的既得利益者们的借口托辞，他们满足现状、维持现状、利用现状，就害怕别人对现状有所指谪、有所改变。作为政府有义务、有责任突破思想观念障碍和传统路径依赖，以自我革命的精神，校正市场缺陷，促进市场公平，攻克各领域利益固化䉒篱，保障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尽最大努力统筹各类群体利益诉求，尽量消除体制内外、所有制之间收入分配差异壁垒，实现收入分配身份融合，让憧憬多年公平的理想之光照进不公的现实，让民众公平正义的分享发展成果，不再耽心前途灰暗、希望渺茫，从而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充满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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