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之争：一个国际民粹主义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学解释 | 外文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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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Editor's Notes

近年来，民粹主义浪潮迭起，民粹主义政党及其领导人在西方各国选举中不断崛起。那么，为什么民粹主义会被西方选民所支持，国家又为什么会倾向于采取民粹主义外交政策？有很多研究都提供了相关解释。本文认为，因为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而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攻击仅仅是一种解释，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承认之争，即因不被承认而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地位等级制度的怨恨。正是因为对这种等级制度的不满，才可以解释西方高收入阶层对民粹主义的支持，以及一些国家为何会轻易背弃以前渴望加入的西方秩序。因此，研究发现，西方民粹主义选民并非反对自由主义国际等级制，追求建立一个平等的世界秩序，而是不满意他们在现存等级制中的“位次”。除此以外，多数行为体既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也非不满者，而国际秩序的未来掌握在这些行为体手中。

来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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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O）第75卷（2021年）第2期，上图为当期封面，原标题为《承认之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及其不满者的合流》

期刊简介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IO，《国际组织》）是一份领先的同行评审期刊，涵盖了整个国际事务领域。该刊发表的文章提出了可推广的理论，改善了社会科学知识，对构成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广泛主题提供了新的经验性见解。该刊的目标是发表关于国际政治研究的优秀理论和经验工作，包括长期以来在该刊中介绍的重要议题和值得更加重视的新兴议题。该刊欢迎采用广泛的方法论的工作。该刊吸引全球各地的学者投稿，尤其是来自传统上代表性不足的人口群体成员的更多投稿。该刊接受三种类型的投稿：研究文章（最多14000字）、研究笔记（最多8000字）和评论文章。研究笔记不必主要是经验性的贡献；它们也可以主要是理论性或概念性的，而且它们的范围通常比研究文章更窄。该刊在《科睿唯安2021年期刊引用报告》（Clarivate JCR2021）中JIF=5.754，在96种国际关系类（International Relations-SSCI）期刊中排名第3（Q1）。

引文格式（APA）

Adler-Nissen, R., & Zarakol, A. (2021). Struggles for recognition: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merger of its discont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5(2), 611-634.

作者及译者

Author & Translator

本文作者Rebecca Adler-Nissen，哥本哈根大学（University of Copenhagen）政治学系教授，研究兴趣是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国际政治社会学、污名、地位、承认、规范和实践转向）、外交、数字技术、社交媒体、主权、欧洲一体化和人类学方法。

本文作者Ayşe Zarakol，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政治与国际研究系教授，关注历史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学的交叉领域，研究重点是国际体系中的东西方关系，世界秩序的历史和未来，现代性和主权的概念化，崛起和衰落的大国，以及比较视角下的土耳其政治。

本文译者任好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联合培养硕士（CSC项目），研究兴趣为俄罗斯外交。

文章概览

Article Overview

摘要

目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O)不仅受到俄罗斯等国家的破坏，也受到西方选民的破坏。我们认为，这两种不满情绪都是由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地位等级制度的怨恨所驱动的，而不仅仅是对经济状况的失望。作者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不满情绪，指出了针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承认之争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西方核心区，由民粹主义政客及其选民推动；另一种是在半边缘区，由竞争性的威权政府及其支持者推动。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些斗争在数字上、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相互关联，在对自由主义国际制度的批评声中相互放大。因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在从内部被掏空，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外部挑战。

关键词

等级制度；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民粹主义；承认；俄罗斯；地位；西方

精选译文

Featured Translations

引言

在上世纪末，国际社会的普遍信念是全球化保证了西方式民主的胜利。人们相信，即使在美国衰落的情况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将继续存在，因为其唤醒了个人理性，通过外交促进全球进步和民主，并通过促进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更高效的供应链为其成员国带来经济利益。近五年来，人们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续性的乐观情绪逐渐被某种担忧甚至是悲观情绪所取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由主义制度正受到西方选民自身的挑战。在西方，既有政党要么被民粹主义领导人接管，要么屈服于民粹主义势力，例如反自由主义的政策议程通过英国脱欧等事态的发展获得民众的支持。与此同时，俄罗斯、土耳其、巴西、匈牙利、意大利等国的领导人，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相关行为深深冲击了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与此同时，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肆虐，国家之间的壁垒日益加深，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捍卫者已寥寥无几。

学界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支持者减少这一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主要得出了两个解释：一是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加剧了选民对自由主义秩序的不满，但这并不能解释西方高收入阶层对民粹政策的强烈支持。二是俄罗斯及一些半边缘国家（如匈牙利、波兰、土耳其等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破坏，但这无法解释为何这些国家轻易背弃了其曾经渴望融入的西方秩序，也无法解释这些国家的主张为何能够吸引西方选民。

作者观察到，对自由主义秩序存在两种反对形式：核心区的民粹主义、半边缘区的反自由主义。作者认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对形式事实上在相互协作，从内部破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根基。其次，作者借鉴承认理论，反对者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敌对的根源不仅仅在于经济学因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一种“承认秩序”的不满，也就是说，反对者对于其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创造出的“承认等级制”中所处的位置感到不快。作者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人们接受的程度被高估了，甚至在其创始成员国内部也是如此。

作者的论述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第二部分探讨了西方内部群体的不满情绪；第三部分则是分析了半边缘国家怨恨情绪的历史根源；第四部分论述了上述两个因素的融合；在结论部分作者预测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演变趋势，并分析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理论化——承认秩序及其不满者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承认”通常是指在法律意义上国家被承认为主权实体。然而，在哲学等其他领域，承认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被了解、被肯定的人类需要。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国家，为获得承认而斗争构成其身份发展的基础，反之，遭到蔑视就会破坏其自我身份。获得他人的真正认可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事实使得人们获得认可的斗争变得复杂起来，因为人们的互动总是伴随着或多或少的蔑视。因此，所有行为体总是在为获得承认而斗争。当然，为承认而斗争并不总是会破坏既有秩序，作者关注的是那些曾经拥有、或者自以为拥有地位，而现在由于丧失地位而受到蔑视的国家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旨在恢复等级制度，因为这将使他们达到自认为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

学界已有文献将承认理论从个体研究扩展到了群体研究。学者们认为，群体身份也需要被承认，因为缺少这种身份会产生相应的影响。最近一项新的国家关系研究指出，承认缺位将促使国家参与地位竞争。尽管国家的经济成就可以提升其在国际等级制度中的地位，但这种成就并不一定会得到他国的承认。社会承认与物质状态不匹配的结果就是“地位错位”，这种地位错位容易滋生怨恨情绪。这种现象并非只出现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中；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部分行为体相较于其他行为体更容易得到承认。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此前秩序的不同之处在于，至少在言辞上否认了等级制度，特别是承认意义上的等级制度。正是因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如此强调以平等、权利、理性为基础的政治，因此那些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满的人认为它是虚伪的。这种怨恨一是源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未能认识到它所继承的历史等级制度的重要性，二是源于尽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强调进步，但它并未从实际上消除等级制度。对于许多半边缘国家来说，历史上高地位的丧失使得它们认为其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受到了蔑视，因而怨恨其缺乏进步性；同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承认平等这一方面取得了些许进步，但这是以牺牲20世纪享有特权的某些西方群体为代价的，因此核心区的群体也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进步性心存怨恨。这就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目前在国内和国际面对不满的原因。

中心地位不再：核心区国家的不满

在核心区，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强烈不满主要是由那些曾受优待、如今被蔑视的群体所推动的。部分多数民族成员日益感受到移民、公民权利扩张、对原有“外来群体”的日益承认、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未来西方国际地位的丧失等因素带来的威胁，他们将这一切归咎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随着核心区国家选民与政治精英之间的距离不断增加，慢慢地他们不再认可自由主义秩序，这正是一种被蔑视感在发挥作用。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这些群体属于核心国家，而正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创建并维系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此，局外人经常把这些国家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有者混为一谈。而事实上，这些选民怀疑正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动摇了其国家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在国际等级制度中的统治地位。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精英努力的结果，是出于一种“宽容的共识”——即公众对外交政策没有明确和具体的偏好。只要政府和专家处于“默许区”内，他们就可以参与一系列外交政策决策。而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专注于向上层的社会流动，模仿上层阶级的品味，随着经济发展进程推进，他们多数人会产生一种“自身位置感”，与之相伴随的是对民族国家的强烈阶级认同。而这种等级性的环境促使西方精英们推动建立了联合国、北约、欧共体等自由主义国际机构。

尽管经济问题在西方民粹主义兴起和“宽容共识”终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受到了承认需求的推动。来自20个“发达”民主国家的跨国调查数据表明，民粹主义者显然更关心承认，而非再分配。事实上，许多低收入百人选民选择支持特朗普是因为其本土主义、反国际主义的竞选纲领。特朗普的胜选是因为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受到威胁、占多数的少数族裔崛起，这些问题威胁到了美国白人作为主导群体的地位感，而不是美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并非所有民粹主义的支持者都是低收入阶层，正是对西方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地位下降的焦虑情绪超越了阶层的界限，而民粹主义巧妙地将这种焦虑和不满情绪转化为一种积极的社会认同，其核心是——民粹主义表达了哪些没有被精英充分承认的“真正的人”的观点。

综上所述，西方民粹主义植根于脆弱和怀旧情绪，这种情绪越来越多地通过反国际主义的方式呈现出来，而非左右党派对弈的传统政治形式。由于高度的阶级认同已不复存在，民粹主义就成为了一种应对不同群体被边缘化、与国内政治经济相脱离、拒绝国际机构以支持民族主义紧缩的可行之计。

漩涡的扩大：半边缘区的不满者

国际关系学者通常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半边缘国家和非西方国家的吸引力归结为以下几点：美国的投资或承诺、二战后的霸权、制度与规则的力量、经济激励的合理性、规范的说服力、秩序的合作安全实践。然而，正如批判学者长期以来所主张的那样，自由主义建立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等级关系之上，没有这种等级关系，自由主义就不可能产生。因此，不能假定半边缘或非西方国家是出于理性原因寻求或拒绝加入国际主义秩序，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部分国家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视为另一个赋予其成员特权的西方地位俱乐部，这种成员资格提供了在当代国际等级秩序中实现地位提升的途径。

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半边缘（非西方）行为体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能够提供的物质利益，还在于承认和归属问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立主要依赖于美国的实力、精英的说服力、经济激励以及规范的内在吸引力。此外，多数国家之所以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将其视为国际体系的核心——一个可以获得特权、赢得更高认同度的地位俱乐部。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仅仅涉及这一秩序所能够提供的物质利益，还在于能够得到一个备受瞩目的身份标签：“西方”、“第一世界”、“发达的”。新加入的国家并不必然会内化这一秩序的规范和规则，这就使得对于遵守规范的怨恨情绪逐渐对社会产生腐蚀效果，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未能给予这些国家相应的承认时，这种腐蚀会变得更加剧烈。尽管对等级制度的怨恨早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讽刺的是，自由主义秩序本身的成功在半边缘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的政府反而成为了反西方的代表性力量。

不满者合流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冲击

如前文所述，核心区和半边缘区的不满者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作为一种承认秩序感到不满，但双方持截然不同的意见：核心区国家认为该秩序削弱了西方霸权，而半边缘区国家则认为该秩序是西方霸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使二者动机不同，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二者正在相互强化，这种互动在当前国际体系三个特征的推动下变得更加明显，加剧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面临的挑战。

首先，数字技术加快思想和行为在全球的传播速度，使得一部分人获得了发言权。其次，自冷战结束以来，意识形态和政党政治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消除了不同团体和国家之间的合作障碍。例如非西方世界的政党和领导人之间建立起了互动网络。再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脆弱性是处在秩序内部的行为体造就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当前秩序的挑战者是该秩序的受益者。此外还有一些偶然因素推动了核心区和半边缘区不满者的合流，如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理论的预测

许多人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产生的误解是源于本体论：他们假定威胁不是来自于国际层面，就是来自于国内层面。事实上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反对已经开始形成跨国网络，因此有关国内国际的区分就变得没有意义。只有理解由数字技术催生的新兴跨过意识形态和网络，才能更加准确地评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当前面临的困境。因此，国际关系的相关研究不仅应当注重国家安全与战略层面，也应当关注普通公民社交媒体的互动情况。此外，这对于政治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信念产生了挑战——西方属于独立的分析范畴，对西方核心区的研究可以在不参考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下进行。本文作者提供了一种理解方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当前面临的挑战实际上源于相似的承认逻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拯救者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该秩序不仅仅是一个规则和制度体系，同时也是一个承认秩序。尽管这种秩序带来了绝对收益，但也会滋生不满情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不满者要求抛弃该秩序，但这种方式并不能解决政治中根本性的承认问题。换句话讲，那些半边缘区以及核心区的西方民粹主义选民并不是在倡导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秩序，而是在宣扬他们对于国际和国内秩序的等级制图景。除此之外，多数行为体既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支持者，也不是不满者，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命运恰恰掌握在这一部分行为体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