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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读《资治通鉴》，由于语文和历史基础知识缘故，进度比较慢，经常几天才能过一页，还有许多问题看不懂。今读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丞相李斯建议焚书部分，又纠结好长时间，看了一些参考资料。对于这一历史政治事件，很想搞清楚前因后果，又好像无力真正搞明白。其实，焚书和坑儒是两起事件。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第二年，两个术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侯生和卢生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此即为“坑儒”。这两起事件慢慢地被有的历史学家合称为“焚书坑儒”。中学的时候，一度批林批孔，建立起了“焚书坑儒”是进步事件概念，至今印象深刻。回头再看，对历史事件还要多角度审视。 一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焚书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是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之后，奴隶主阶级不甘其失败，妄图复辟奴隶制，他们对刚刚统一的秦国政令妄加评论，“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煽动、引导一些人攻击诽谤国家法令。”从这个意义上讲，焚书具有进步意义。须知，任何历史重大事件都是为一定时期的政治服务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是从历史视角来看，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极度骄横，自认为是超越“三皇五帝”的存在，既不允许人们为历史歌颂，更不允许那些私学者非议朝政；另一方面，一心想着常生不老，而被一些江湖术士所骗。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焚书坑儒”两大事件。焚的书都是除秦朝以外的史书、文学书等，保存了技术类、医学类、生产类书籍；坑的儒生主要是术士，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学类人士。这两件事对秦国在很多方面实现统一和政令畅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确实毁灭了一些文化书籍，也错杀了一些好人。我们既要看到事件影响的长远性，也要看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性。 三是从官场斗争生态看，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这样做就是沿用“皇亲国戚”分割天下的办法。遭到了以李斯为代表的对秦国统一做出贡献的功臣的极力反对。这既是一场进步势力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也是一场官场权力争夺斗争，谁输谁将被置于“死地”，最终主张法制的法家代表李斯战胜了主张古制的儒家代表于淳越，也因此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 四是从人民性角度来看，虽然说李斯实行“郡县制”，代表了进步的力量，但是，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具有历史的局限性。看待历史事件，应当从服务多数人利益，还是服务少数人利益，也就是为人民着想，还是为统治人民着想的维度，去评判历史事件的好与坏。从这个意义上讲，“焚书”使中华文化传承出现一定的的断档危机，不是一件好事。“坑儒”打击的是少数坑蒙拐骗的术士，使人民专心术业，应当是有一定意义的，只是为打击异己有些扩大面，实为不美！ 五是从后人视角来看，以儒家为代表的人物，大多对焚书坑儒持负面看法；以法家为代表的人物，多数对焚书坑儒持支持看法；居统治阶层表面上，会讲焚书坑儒的破坏性，私底下其实更多地认为焚书坑儒有必要。就凭这点：“今日的儒生却不学习现代事务，只知一味地效法古代，并借此非议现实，蛊惑、扰乱民众，相互非难指责现行制度，并以此教导百姓；闻听政令颁下，就纷纷根据自己的学说、主张妄加评议，入朝时口是心非，出朝后便街谈巷议，夸饰君主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煽动、引导一些人攻击诽谤国家法令（原文译文）。”任何国家和社会制度下，都不会被允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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