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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本文原载《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导读】“中国人好面儿”是一句常见的俗语，但如何要面子、怎么耍面子，本文作者发现，不同地域各地特色。曾有评论认为，人们的面子运作，是为了影响资源支配者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分配，但“为了面子而面子”的事件层出不穷，似乎也不是完全为了个人目的。本文提出，中国人人际关系的逻辑起点不是个体，而是家庭、家族或者亲缘关系，是先赋性的，因此必须要首先考虑本土社会特性。 作者把中国人的面子观区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竞争性强的“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外显性面子观，偏好建构关系、容易异化人情的人际型面子观，捍卫村落公共利益、舍“小家”成就“大家”的依附型面子观。（1）外显性面子观是华北农村的主导性面子观念，节衣缩食只为了建房子，并在红白喜事等仪式性消费中大肆铺张，成为华北农民的沉重负担。这与村庄内部小亲族的存在息息相关，将生活价值依托于家庭兴旺的华北农民是为了祖先和子孙而活。（2）在中部农村，因为缺乏笼罩性的血缘结构，人们的交往是开放的，因此每个人都要在交往中竭力表现自己的热情与慷慨，并刻意营造表面的和气。比如川渝农民喜欢“耍”，江汉平原农民认为活着就是在“混阳寿”等等。而这构成了人际型面子观，除了红白喜事等生命仪礼外，还有升学、参军、做寿，等等，甚至出现了“三年不做事就要亏本”的说法，人情异化较为严重。（3）而在宗族结构相对固定的南方农村，同宗同族成员之间的竞争变得没有意义，但异姓宗族之间的竞争凸显出来，这间接促进了依附型面子观的生成。也就是说既使是一个人获得财富、权力的成功，如果不能为宗族做出贡献，也不能获得面子，只有积极回报宗族，才能得到承认。 在以往的研究中，“面子”被看作“中国人常玩的权力游戏”，但本文发现，“面子”也能反映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寻求做人的肯定性评价的价值观念。这种集体认同形成的观念在村落中形成强有力的地方性共识，成为引导人们在村落中生活和参与社会交往的价值与规范。 本文原题为《中国乡村社会的面子观及其地域分布特征》，原载《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国乡村社会的面子观 及其地域分布特征 “面子”一直是研究中国人行为和社会运作的核心概念。黄光国用社会交换论的视角建构了一个理解中国人行为的理论框架，他认为行动者的面子运作（即面子功夫）是为了影响资源支配者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分配，是“中国人常玩的一种权力游戏”。但是，实际上，中国人人际关系的逻辑起点不是个体，而是家庭、家族或者亲缘关系，是先赋性的。换句话说，如何更恰切地理解面子这一本土经验现象，必须要首先考虑本土社会特性。对于农民来说，其主要的社会生活“场域”是村落。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中国人要处理的是在村落中“做人”的问题，其所针对的对象也并非某个个体，而是要在村落中立足。因此，“面子”就不仅仅是人际交往中的技巧和策略，它更是中国农民在村落这个熟人社会中立足的重要依据，因此，村落中才会有“某某最有面子”的说法，即“面子”具有非常重要的评价意义，体现为人们对某种生活价值的追求。对于这种具有价值性的面子，本文称之为“面子观”，它指的是人们对“什么是有（丢）面子”“什么样的面子值得在乎”的集体认同，这种集体认同形成的观念会在村落中形成强有力的地方性共识，成为引导人们在村落中生活和参与社会交往的价值与规范。近年来的研究主要呈现了乡村社会中的面子的某些面向，比如面子的社会控制功能、农民的面子竞争、面子与村落权威生成、面子的分层等，而没有全面细致地考察农民面子观念的差异性。如前所述，面子观念是在乡村社会评价机制中具有导向意义的标准，它构成了村庄成员衡量他人是否有面子的主要标准，是村落成员获取村落肯定性评价的努力方向，是农民获得生活价值的主要来源。乡村社会中的面子内涵包括以下几个维度：一是面子标识物，即通过何种事或者物表现面子的有无、多少，面子标识物也是人们追求的具有社会评价意义的目标；二是面子生成机制，即人们通过何种方式获得面子；三是面子行为的能动性，体现了人们追求面子行为的自主性程度，通过这个维度可以发现乡村社会对人们追求面子行为的约束程度；四是面子的竞争性，这种性质表征的是乡村社会中面子资源的稀缺程度，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在社会评价体系中改变个人地位的空间。据此，可以将乡村社会中的面子观区分为三种类型。外显型面子观表现为炫耀性地表达自身实力，受这种面子观念影响的行动者注重在具有极强外显型、可视性的事和物上投放自己的资源，以向其他村民显示、证明自己的实力。外显型面子观的突出特点是行动者能动性强，面子标识物的可比性强、面子行为的竞争性强，容易陷入恶性膨胀，出现“打肿脸充胖子”式的“名实分离”，即行动者的面子竞争变成对面子标识物的竞争，手段被置换为目的。外显型面子容易被研究者理解为农民对金钱、权力等社会地位和声誉的追求，甚至将面子与社会分层联系起来，认为只有社会地位高的人才具有面子。这种理解是将面子与西方社会理论中的“社会地位”做了机械式地比附，“社会地位”是一系列客观指标（如财富、权力等）的集成，具备了这些客观指标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进而也就有了“面子”，但在乡村社会中并非如此。在客观的面子标识物（比如财富）竞争上胜出，可以获得“有面子”的评价，但并不代表其在乡村社会中的地位高，换句话说，外显型面子观是面向村落所有成员开放的，是人人可以竞逐的肯定性评价，而村落社会地位则特指村落精英所拥有的权威，二者并不总是重合的。人际型面子观表现为人际互动中的慷慨热情，受这种面子观念影响的行动者特别注重在社会交往中投入资源，努力建构和维持与他人的友好关系。这种对建构关系的偏好并不完全是出于工具性目的，“关系资源”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骄傲并为之倾注心血的东西。人际型面子观的突出特点与外显型面子类似，比如也存在行动者个体能动性强、面子标识物可比性强的特点，但面子标识物与其不同。人际型面子的标识物是能够建构维系人际关系的事物，最明显的是待客与互助，注重人际型面子的人要在待客时准备高质量的宴席，要在他人需要时提供必要的帮助。人际型面子观的竞争性与外显型面子也有不同，后者表现为激烈竞争，而前者的竞争性则要弱得多，因为乡村社会中的交往是开放的，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与每个人建立交往关系，那些更会为人处事的人就可能积聚更高的“人气”，获得更好的“人缘”。乡村社会中的交往是人情化的，在人际型面子观念主导的村落，农民的人情圈就会很大，且人情交往的形式化色彩非常浓，甚至在双方发生矛盾后人情关系仍然不会断，结果就是人情非常容易“异化”。依附型面子观表现为村落成员的社会行为特别注意地方性规范的要求，个体分享并追求村落公共的规范与价值观，表现出来的“面子”往往具有长期性、公共性，而非在一时一事上与他人的竞争，在村落中最受推崇的“面子”往往特指那些能够捍卫村落公共利益和荣誉的行为，行动者个人或者“家”的“小”面子反而不重要。依附型面子观更少个体的能动性，面子标识物与面子行为之间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协调性。正是因为有社会结构、地方性规范和价值的约束，有学者认为中国人的“面子”就是“依附于社会的自尊”，但笔者所言的“依附型面子”与“依附型自尊”并不相同，面子比自尊更多社会学上的价值，在乡村社会中，获得这种面子不只是个体的荣耀，更是与其关联的家庭、家族乃至所有亲友都可共享的，使用“依附型”来概括这种面子观的性质，是为了突出其超越个体、家庭而具有的公共性。全国主要农村地区存在南、北、中的差异。三种面子观类型在不同区域的乡村社会中具有不同的主导类型，成为村落成员评价“最有面子”的主要标准。外显型面子观是华北农村的主导性面子观念，尤其在黄淮海平原农村最为明显，华北农民竞争最激烈的面子观体现在建房和红白喜事的仪式上。到华北农村调查，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村庄中漂亮高大的房子与农民简朴的饮食之间的反差，华北农民将建一栋漂亮的房子视为最重要的人生任务之一。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华北农村就普遍掀起建房热潮，房子的样式也在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翻新，高度不断增加，甚至高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华北农民为了建房子可谓不惜血本，为了建房子不得不节衣缩食，降低自己的物质生活标准。在当地农民看来，吃得好是不会过日子的表现，吃什么是个人的事情，有本事的人不是吃得好，而是能够建上好房子。与建房竞争类似，华北农村在红白喜事的仪式上也呈现出激烈的竞争，村民之间甚至在举办仪式活动上打擂台，这家请了一台戏，那家就请两台戏，如果恰巧两家办事赶在同一天，就会互相较劲，互不相让，哪家吸引到的观众多，哪家才算胜利，才有了面子。红白喜事的仪式竞争近年来已经发展到非常荒诞的程度，那就是丧事上跳起脱衣舞，演唱欢快甚至低俗的流行歌曲。与建房一样，红白喜事的仪式性消费也成为华北农民的沉重负担，这在学者看来已经近乎非理性的竞争行为，在农民看来却是理所当然，“你说自己好那不是好，心里还不踏实，只有外面的人都说你好，你才觉得好。人都是爱面子的”，要让别人说好，就是要在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上表现出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生活过得好，这样才能在村庄中获得面子。有研究表明，华北农民历史上就非常在乎不惜以超经济实力甚至非理性的方式来追逐“面子”“声誉”。人际型面子观是中部农村主导性的面子观念，在两湖平原和川渝地区等皆有表现。在这些农村地区较少见到村民像华北农民那样节衣缩食建造房屋，相反，中部农民宁可住在低矮破旧的房子里，也不会降低自己的物质生活标准，他们注重的是生活享受。在这些农村调研最明显的感受是农民普遍非常热情，常常挽留调研者吃饭，主人还会指着满桌丰盛的饭菜连连抱歉地说“没什么好菜”。一位农民曾以孔子周游列国为例说明待客之道的重要性，那些没有好好招待孔子的国家，孔子都不会再去了，因此“你家里贤惠，待人热情、诚恳，人家才会再来”。人际型面子观主导的村庄中，村民之间都保持着表面上的和气，谁都不愿意主动得罪别人，你好我好大家好。为了维持这种关系，并且获取基本的面子，村民要将大量资源投入人情往来之中。中部农村的人情往来单位一般为村民小组，同组某家办事，所有家庭都要去赶人情，主家则要准备丰盛的宴席宴请宾朋。同华北和南方农村相比较，中部农村的人情往来负担最重、宴席规模最大、人情项目最多，一般每家每年的人情开支都达数千元，宴席规模数十乃至上百桌。人情项目除了红白喜事等生命仪礼外，还有升学、参军、做寿，等等，甚至出现了“三年不做事就要亏本”的说法，人情异化非常严重。虽然如此，中部农民仍然陷于其中难以自拔，哪怕两家关系很差，表面上也要和和气气，人情往来照走不误，除非有一方甘愿冒风险主动中断关系。正如农民所说，“交际面太窄的人没什么面子。在村里最重要的面子是与大家的关系处理得好，一个有关系的人就是一个有面子的人，为人说话不行、与人关系不好、交际面太窄的人没什么面子”。依附型面子观是南方农村主导性的面子观念，在湘南、赣粤闽地区等宗族型村庄尤为明显。许烺光曾提出“情境中心”来理解中国人的心理、行为及生活方式，并认为“一切都取决于个人是否在祖先的荫庇之下”，他还指出生活在“祖荫下”的中国人成功后都会做三件事：荣归故里、告老还乡、报效宗族，这正是依附型面子的典型表现。翟学伟认为许烺光的观点无法解释脸面观中名实分离的问题，笔者以为，名实相符恰是依附型面子观区别于外显型面子观和人际型面子观的关键所在。宗族村庄的主导性面子来自那些为宗族利益挺身而出、为宗族增光添彩、为宗族事务主持公道的行为，而非个体的能力张扬，也就是说既使是一个人获得了财富、权力上的成功，但如果不能为宗族作出贡献，同样不能获得面子，只有积极回报宗族，才能够得到承认。即使那些为外部社会评价体系不认可的人，如果满足上述标准，同样能够赢得面子，杨华在湘南就发现一些为宗族利益挺身而出被判刑入狱的混混，反而被宗族视为英雄尊重、颂扬。总之，尽管上述三种面子观念可能并存于同一个乡村社会中，但往往只有一种类型发挥主导作用，成为村落成员评价面子的主要标准。三种面子观类型及其在不同区域村落的主导型如表1所示：表1 乡村社会的面子观类型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对面子生成的解释往往归因于儒家传统文化和宗法结构，这种试图将儒家伦理与日常实践相互关联起来的努力被批评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文化决定论研究”。前述分析表明，统一的文化与社会结构在解释乡村社会面子观的区域差异上是无力的，也就是说，要理解当下中国农民的面子观念和行为，应该进入到乡村社会的现实中去探究。笔者认为，主导性面子观念的区域差异与乡村社会内在的社会结构以及由其形塑的地方性价值观差异紧密相关。华北农村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村庄内存在数个单姓或杂姓的小规模血缘单位，其范围大致在五服以内，一二十户左右的规模。不同地区对这种血缘单位的称呼不同，河南农村称为“门子”，关中农村称为“户族”，可将其统称为“小亲族”。小亲族不同于学术界通常使用的“家族”，因为一般同姓的即可视为家族，实际上同姓家族内部可能分裂成若干竞争激烈的小亲族。小亲族对华北农民的意义主要是提供一个互助合作的单位，尤其是在举办红白喜事等重大生命仪礼时，小亲族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小亲族主要是一个功能性的存在，它对农民行动的约束能力比较弱，农民的个体能动性比较强。小亲族的存在使村庄中形成非常浓厚的竞争氛围，社会生活中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农民家庭之间的生活竞赛。所谓生活竞赛就是竞争谁家的日子过得好，竞争首先在兄弟家庭之间展开，因为兄弟家庭之间从母体家庭获得了几乎相当的初始资源，因此对兄弟们来说，他们其实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此后的生活完全取决于他们个人的勤劳努力程度，他们之间天然地存在着“较劲”的动力和压力，特别是考虑到妻子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更好理解了。华北农民的价值观也加剧了家庭之间的生活竞赛，杨懋春曾经出色地分析过农民是如何为祖先和子孙而活，一个农民能否心安理得、心满意足地死去，“有脸去见祖宗”，关键是看他能否把继承来的家庭财产保值增值，也就是说，对华北农民来说，其生活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于终其一生的努力使自己的家庭兴旺发达，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点，那么生前他可以享受到家庭竞赛获胜的面子满足，死后亦可“有脸去见祖先”。从这个意义上讲，华北农民的生活价值是依托于家庭的兴旺与绵延之上的。总之，分裂的村庄社会结构和注重家庭的价值观念，使华北农民特别看重能够表现家庭实力的面子，为了获得这种面子，他们愿意压低物质生活标准而积聚家庭财富，并将其转化为外显的标识物，他们从这种激烈竞争中收获的不只是当下的面子体验，还有无愧祖先的生命意义。中部农村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村庄中基本上不存在超越家庭的具备较强认同感和一致行动能力的血缘单位，农民之间呈现出分散的原子化状态。因为缺乏笼罩性的血缘结构，农民之间不存在先赋性的结构地位分化，可以说是“人人生而平等”。另外，中部农村的共同特点是村庄形成较为晚近，村庄历史较短，来不及发育出较大的血缘结构和较强的地方性规范，这些都使得农民个体行动的能动性很强。缺乏可以依靠的结构性力量，农民就天然地倾向建构广泛的社会关系。中部农村的社会关系以地缘为主，人们的交往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和其他任何人建立关系，这样村庄中的社会关系就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特征。因此，在中部农村，建构关系的能力强，关系网规模大，化解风险和应对困难的机会就多，办红白喜事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捧场，场面才会热闹，这样的人就会在村庄中获得面子。为此，每个人都要在交往中竭力表现自己的热情与慷慨以取悦于朋友，维持和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对关系的看重还使得人们刻意营造表面的和气，谁都不愿主动得罪他人，得罪了一个人就可能意味着得罪与这个人有关系的更多的人，使自己难以在村庄中立足。中部农民对交往的重视与其价值观是相辅相成的，中部农民比华北和南方农民更懂得享受生活，他们对生活没有超越时空大限的预期，他们非但没有对宗族绵延的认同，甚至不会像华北农民那样期待家庭的绵延，今世的劳动必须要在今世转化为生活的享受，比如川渝农民喜欢“耍”，江汉平原的农民认为活着就是在“混阳寿”等等。注重享受的价值观发展出了以凑热闹为目的的仪式性人情，因此中部农村的红白喜事不像华北那样注重仪式的奢华，也不像南方那样讲究庄重，而是重在提供好的饮食和欢快的娱乐机会，主家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也才能让参加的人满意，才能获得人们的好评，收获自己的面子。南方农村社会结构的特点是存在笼罩整个社区，甚至超社区的血缘结构单位——宗族。在宗族内，人们的结构地位是先赋性的、不可变动的，个人成功与否并不改变其在宗族内的结构地位，除非他的成功同时带来宗族的荣耀，并为宗族谋得利益。结构地位的相对固定，使得村庄内同宗同族成员之间的竞争变得没有意义，但却使异姓宗族之间的竞争凸显出来，因此，那些能够在宗族间竞争中为本族做了贡献的人就会获得全族成员的颂扬与尊重，而那些个人成功后不能回馈乡里和关键时刻不能为宗族挺身而出的人，就会受到全族成员的鄙视和排斥。对于终生生活在村庄中的人来说，宗族还为他提供了一整套行为规范与价值评价体系，生活在这种村落里的人们都对自己的行为和生活存在稳定的预期，他们懂得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比如同样是人情交往，宗族村庄就存在严格的规矩，送礼的多少必须按照关系亲疏远近确定，而不是根据私人交往程度来衡量。宗族利益和地方性规范的维系，需要有人敢于挺身而出主持公道，这样的人不怕得罪人，能够“黑着脸说直话”，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成为村庄中“说话算话”的人，有面子的人，这里的“面子”等同于“权威”。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宗族的荣耀和绵延已经融入到其家庭的兴旺和绵延之中，但与华北农民不同的是，家庭的兴旺主要不是表现为生活竞赛中的成功，而是培养出能够光宗耀祖的下一代，于是，家庭的传宗接代与宗族的绵延融为一体，正如杨华所指出的，宗族村庄的面子“回应的是整个家庭、家族或宗族的历史和未来，一个成年男子及其家庭一生都在为其折腾”。概言之，乡村社会主导性面子观的区域差异是由社会结构与地方性价值观共同型塑而成的（表2）。
总之，“面子”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本土社会心理现象，其有趣之处就在于它是理解中国人之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逻辑极好的切入口，透过其生活化的微妙模糊之处，可以发现其所蕴含的颇具社会学想象力的学理阐释空间和学术生长空间，在这一点上，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做出了颇为出色的学术努力。不过，受其学科视野所限，社会心理学更多地是在微观的人际互动中讨论面子的运作逻辑，忽视了其在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价值导向作用，也就是说，“面子”不只是人际互动中具有工具性色彩的策略运作方式，也反映了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寻求做人之肯定性评价的价值观念。从价值维度考察面子观在乡村社会中的存在与影响，得到了为微观人际互动研究所忽视的有趣发现，这说明作为一项本土社会心理现象，面子的内涵其实相当丰富，而要真正体悟、把握和揭示其丰富性，本土社会的社会性质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验起点。
本文原题为《中国乡村社会的面子观及其地域分布特征》，原载《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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