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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这片土地上出现了诸多圣人和思想家，孔子被称为第一圣人，而孟子紧随其后，被称为“亚圣”。 孔孟之道的渊源要追溯于春秋战国时期，后经传播一直延续到了宋明时代？任何一种思想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不然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压使其不复存在。 因此，在宋明时期，理学家们认为孔孟之道的奥义在于两个字“天理”在当时的时期，为宋明理学摇旗呐喊的思想家称自己为孔孟之道的继承者，他们认为自己的流派继承了儒家学说的社会伦理思想，最主流派别则为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最为鲜明和主流的观点则是“三纲五常”，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对“三纲五常”持推崇态度，也有不少人反对，称其为旧时代的陪葬品。因此，三纲五常的观念究竟是对儒学的继承还是背叛成了一时间社会讨论的热点。 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是北宋的程颐，程颢和大诗人朱熹，他们首次提出将世界的本源归结于客观存在的“理”或者是“天理”。经过理学家们的发展，以“天理”为哲学最高范畴的理学在北宋社会和学术范围内形成。 朱夫子认为，“理”无所不在，是自然界及社会的最高原则，也是社会伦理的最终体现，而社会伦理中的首要观点即“三纲五常”经过朱理学的推崇后被标准化为不可侵犯的“天理”，成为人们在实际生活和行动中绝对遵守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  所谓的三纲五常，并不是程朱几人自行发明而来，而是源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学者董仲舒。在西汉时期，董仲舒为了巩固汉朝大一统以及中央集权时，曾经提出尊崇儒学的主导地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学者将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进一步进行解释，他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且提出了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的社会规范。 对三纲五常的追根溯源可以看到，无论是圣人孔子还是亚圣孟子都未曾讲过“三纲五常”，而且孔子对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最初解释也不过是“君子要有君主的样子，这才是为君之道，臣子要有臣子的作为，这才是为臣之礼，父亲要有父亲的作为，这才堪为儿女的表率，子女要有子女的规范，这才是优秀的传承者的表现”。  从这句话中不难看出，孔子对于君臣，父子的关系要求是双向而并非单方付出。在《论语》中有一句话可以佐证孔子的观点：“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也就是说，孔子主张对君王对臣下以礼相待，臣子自然要对君主忠心耿耿，而父子之间所讲的孝顺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天然的敬爱之情，而不是董仲舒等人所讲三纲五常的强制性和服从、驯化的关系。孔子认为，父母若有过错，子女应该对其进行劝诫而非任意妄为。 除了孔子曾经细致讲过君臣父子之间平等的关系，孟子也曾经提出二者之间是互相尊重，相对平等的关系。  例如孟子认为“君之视臣如手足，臣之视君如腹心”；在父子关系上，孟子非常反对父亲教育子女时的“继之以怒”，他认为，如果长辈对子女恶语，相向，那必然会引起子女的反抗。正确的教育方式应该是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子女，如若不然，父子必将反目，如果父子反目，那两者的关系必然恶化。 因此，在孔孟二人看来，所谓的骨肉之亲、君臣之义，都是双向奔赴且互为原则的道德标准，并非单方面必须强制遵守的守则。因此，他们的观点并没有以程朱等人所推崇的“三纲五常”那样具有强烈的不平等色彩。 作为雄才大略的真主，汉武帝为实现国家统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董仲舒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辩护者自然要用统一的文化来归流人们的思想和引导人们的思维，而朱夫子和程氏兄弟二人自然也继承了董仲舒等人的身份，他们几人在延续孔孟之道时歪曲了原来的儒学奥义。  程朱理学强调，君主和父亲的绝对权威应该是不予被质疑的。比如朱熹曾认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朱夫子作为北宋的大儒，曾经影响了许多士子。 这些人普遍性的认为君主对于臣子，父母对于子女，丈夫对于妻子都有绝对性的掌控权，在这种思维定式的渲染下，君主和臣民、父亲和子女以及丈夫对妻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制度。 所以，无论如何，下等人是无法反抗上等人，这显然将孔孟儒学所强调的双向奔赴的君臣之道，父子之情扫荡一空。 “三纲五常”曲解了孔孟之道，也十足十的践踏了孔孟二人的观点。孟子所提倡的人格尊严至上的观点也被程朱理学尽数删掉。  孔子曾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而北宋的理学刻意漠视了孔孟二人对个体人格的赞扬和面对王侯贵族傲气的态度，反而是用自己的学说迎合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加强中央集权和专制制度的需要。与此同时，当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王室的统治必不得已将程朱理学作为武器，用以压制人道主义和权利和义务对等的道德标准。 至此，尊贵与卑贱，高尚与低下成了社会中时时刻刻、无处不在的人际关系中。 这种社会氛围与孔孟二人所倡导的观点背道而驰。孔孟儒学的理论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民不聊生的社会情况让孔子等人产生了一种爱民的朴素理想，因此他们开始提倡一种以人为本的政治观念，这与后期程朱理学所说的“三纲五常”截然相反。 宋朝的卫道士将“天理”作为至高无上且不可改变，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道德标准，目的就是从国家意识形态方面加强皇权的专制统治以及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固化阶级，从而减缓社会阶层的流动以维护上层人的利益。  由此，皇权专制和父权权威被双重加强，这就使得“民主”一词荡然无存。纵观世界古代史、近代史，“民主”是加强开启民智、加强平等、追求自由、开启科学的号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宋朝理学是基于一方对另一方的不尊重，不平等的地位上提出的，它背着孔孟儒学的外壳，显露的是压迫人的本质。在国家政治方面，孔子提出的观点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谓大同”这一观点也被孙中山沿用在近代革命中。 孔子早在数千年前就提出：天子的位置不应该属于私人，也不应该通过某种意识形态强行安装在普通人的头上。但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君权神授”四字就与孔子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  与董仲舒相反的则是孟子的观点，孟子在《滕文公上》这篇文章里提出，尧、舜、禹的禅位制度是最朴素的民主政治状态，他认为，如果天子执政有过错，天下的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天子就不应该再成为天子，应重新从人民中选择天子。 除此之外，孟子还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时至今日仍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理想至高的追求，人民永远是国家的主人。孟子的观点是，正是因为有了人民才有了统一体国家，正是有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才有君王这一角色。 所以，孔孟儒学里，政权的变更不应该是家天下的传承制，而应该来自于民间的民意。 但是“三纲五常”固化了父权和皇权的地位，他认为政权的变更和君王的意志是不容置疑的，天子的角色更不可能从人民的范围内选择，主权在民的萌芽观点被“三纲五常”阉割殆尽。  所以，理学就成为了维护皇族秩序和封建社会等级的手段，而且这种学说对于女性的毒害则更加深远，在北宋之前，女性的社会生存环境还比较宽松，甚至有些表现较好的女性能够参政议政，甚至上战场杀敌，可是到了程朱理学在社会占据主流话语权的时期，女性渐渐被社会风俗绞杀。 结语程朱理学的著名言论包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以及朱熹的女婿曾经进一步提出对寡妇的三项告诫，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在宋朝时期女性地位开始走向了下坡路，并且，裹小脚的习俗也是从南宋时期开始渐渐的成了社会的主流风范。 在皇权和父权社会的双重挤压下，女性的地位越来越低，参政议政的朝堂上再也没有了女性的风采，家族的宗族势力中也没有了妇女的身影。婚姻财产，伦理，人身自由，生育控制，这些本应该有女性占据一席之地的东西全部渐渐消失在社会潜移默化的风俗之中。  尤其是当程朱理学发展到了明清时期，中央集权和皇权也加强到了至高无上的顶峰，因此，社会对于女性空间生存的挤压也达到了极限。本来在宋朝这样一个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朝代，女性还可有些许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范围，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男权社会和理学的风气占据了主流的文化意识形态，女性作为“卑贱之躯”已经无权参与建设社会制度。 她们的话语权渐渐消失在了森严等级的社会中，而孔孟之道自然也在明清时期被歪曲到了极致，失去了本来的民主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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