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封爵谥号在中原的传统礼仪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逸周书·谥法解》中说：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即人死后之称，累积平生所行事善恶而定其名也。 契丹人始于朔漠之乡，北方以水草为食，而他们的传统社会却没有爵位和相应的体制。  辽建国以后，受到中原汉族的影响，在国家体制上不断地加强，到了辽中叶，“谥”就逐渐被契丹王朝和辽王朝所认可。 《辽史·礼志》并未提及“谥法”，但据史文记录，认为辽沿袭了中原“有名、有谥”的礼仪，并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封爵。 在中原古代，逝者的封爵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国家册封，二是由个人册封。  鉴于辽代民间册封的文献尚无记载，故本论文拟以辽代朝廷赏封的官方封爵为重点。 结合现有汉文文献的有关内容，检视辽代封爵的详细状况，并对辽代的政治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粗略的梳理。 辽朝官员获赐谥号的概况从《契丹国志》、《辽史》、《辽代石刻文编》、《辽代石刻文续编》等史料中，可以看出，自太宗时代开始，契丹勋戚赠赐封爵的例子就是在辽王朝。  比如，太宗时，谥耶律倍为元皇王，耶律羽去世后，封为文惠公。 辽代以后，官员册封的情况很多，甚至还发生了改变封爵的情况，比如，阿保机他就是被封为皇太子的，虽然在政坛上战败，但也有了改变封爵的机会。 太宗即位后，依然保留了他的封号，封他为“文武王”。不过，耶律倍子登基之后，世宗继任，将耶律倍谥为开国之君。  把太宗时代“皇王”改为“皇帝”，把“让国”作为封号，既承认耶律倍是他的封号，也承认他是天子。 而“让国”这个名字，则是非常的光明正大，不管是为了什么，都表明了他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同时也表明了他儿子世宗的正统性、合法性。 因此，辽世宗改变耶律比的爵位，是一种政治上的正当手段。  李胡是阿保机的三儿子，曾经被册立为军中大帅，但在最后一次的大权之争中落败，圣宗统也有对钦顺皇帝的加冕，重熙二十一年也改了谥号，改为章肃，后为和敬。 道宗年间，朝廷赏封官爵的次数最多，除了皇族之外，还有一大群汉族人，在他们的死后，还被授予爵位。  这既反映出了辽朝后期的国家体制和文化的逐渐健全，也反映出了其正式封爵的范围。 《辽史》中并未提及辽代的正式册封过程和具体实施机关，因而不能准确地反映出辽代册封的具体过程。 然而，从现存的碑文中可以看出，辽政府在赐谥、议封、赏赐等过程中，对逝者的谥封进行了严格的规定。  比如，在道宗皇帝的旨意下，说：如果你能记住你的功绩，就把你的功绩传给你。“将葬请谥”，是由礼仪官员根据爵位而定的，由皇上下令赐封。 另外，“太常议行”是《耶律宗政墓志》的一部分；“太常考行”一词也见于《耶律宗允墓志》。 由此可以看出，在辽时代，对于某些等级的官吏的封爵，必须按照先人的亲属到相关机构申请谥，然后通过太常寺议行、考行。然后由礼官议谥，上报皇帝批准等程序，才能够获得谥号。  赐谥亦须有对应礼节，通常是由天子派使者，在哀悼或葬礼期间进行。在《辽史》中，没有正式册封的官职等级。 按照唐制，死于三品以下的人，由尚书省上报，由太常寺的大夫提议，由尚书省决定，然后上报皇上。  宋制也有明文规定，三品以下的官员死，可以上报尚书省，通过考试，由礼部决定，由大夫撰写。 如果是有考取功名，由都省集合省官员主持，由中书大臣批准，然后开始记录。 辽代建立的官制主要是受到唐、宋两代的熏陶，在议谥、赏赐等方面与唐宋的体制有一定的一致性。  所以，辽制也有可能参照唐宋的规定，把谥的级别限制在三品之上。 而且，根据碑文记载，这座寺庙应该是辽王朝册封的一个主要机构。 《辽史·百官志》记载了辽王朝的中心太常殿，设有博士，赞引，太守，奉礼郎，协律郎等。可见，辽中后期以后的册封过程与宋代大体类似。  尽管由于历史原因，有些疏漏，但仍能看出辽王朝封爵的大体状况。而且，到了辽中叶，国家的封爵和封爵体系都比较完善。辽朝官员谥号赠赐的特点。 辽王朝的封爵是一种荣耀，通常都会写在墓碑上，与爵位、官职一起出现在显眼的地方。 比如《耶律宗允墓志》的第一段记载：契丹开国功臣，监察御史，鲁王，食邑一万五千户，食实封一万五千户，进封郑王，谥曰恭肃，耶律王的墓志铭。 《梁援墓志》第一行题字是：邦忠亮同德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左仆射，中书侍郎，上柱国，赵国公，食邑一万户，赠侍中，谥号忠义，梁公墓志铭并无记载。 按照中原制度，宗室是最早获得谥号的一个群体，到了唐代，宗室的爵位审核更加严格，宋代的宗室爵位也沿用了唐代的传统，一般的亲王都会被册封为王有谥，其他的都是没有爵位。 辽代的封爵制度有借鉴中原制度的一面，而皇族又是第一批得到封爵的一批人。 然而，辽代初期，封爵并没有扩展到所有的官吏，而只是在皇族内部进行了严密的限制。 此外，封爵与契丹政权之间的斗争也存在很大关系，比如太宗和世宗对耶律倍的封爵等。 在景宗帝后，随着王位制的有序发展，封爵制度逐渐削弱了政治上的竞争。 兴宗年间，对封爵的封赏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改进，使封爵的封赏从宗室扩展到了皇亲国戚。直到后来，同样也将汉人也包括在内。 在道宗之前，被册封为王的汉族很少。到现在为止，只有圣宗时韩德让被封为谥文忠，而马保忠在兴宗后被封为刚简。 耶律隆运的封爵应该属于皇族的范畴。耶律隆运的生父曾佐佑，五代韩匡嗣，是十大将军之一，被册封为一字王爷。 他死后，虽然受到了远胜寻常的赏赐，但因为他不属于皇族，所以没有被册封为亲王。 但道宗以后，有更多的汉族官员被册封，这意味着契丹人的封爵制度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包括了一群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阶层的汉族官员。 比如杜防，姚景行，赵徽，这些被封为大臣的人，就是其中之一。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辽代政府对封爵的管理非常严格，而且有了明显的阶段性和民族性。 在辽初，封谥的人都是皇亲国戚，到了兴宗，更是将封爵的对象扩展到了皇亲国戚，而在太上皇之后，更是将某些等级的汉族官员也列入了封爵的行列。 所以，这是一种无上的荣誉，也就是那些身份尊贵的人，才会被册封。 根据册封的流程（请谥、议谥、定谥、赐谥等几个步骤），都要根据逝者的身世情况，举行议谥仪式。 目前《辽史》中并未保存辽王朝正式的谥号制度，而在碑文资料中仍零星地保存着有关的资料。 比如辽道宗大安十年所作的《耶律庆嗣墓志》，就记录了他封爵的过程。 礼部尚书对耶律清嗣的一生进行了考察，认为按照封号，为贞，为国亡者，为哀悼。于是，册封为“贞愍”。 根据《辽代石刻文编》的记载，《辽史》上的耶律仁之子，耶律庆嗣的外号是“贞悯”，这是《辽史》的一部小说。 就现有资料来看，辽朝文臣的封爵大多都是夸赞他的功绩，没有任何贬义词，这就是以美谥为主，不见恶谥的特点。其中，忠、恭、懿、肃等字的使用最为频繁。 比如“忠懿”，按照苏洵的《谥法》，荣辱不忘，危难不忘国，推贤尽忠，廉方公正，等等。温柔、善良、柔克刚等，都是用来比喻一个人在道义上的忠贞和性格上的纯洁。 《耶律宗政墓志》中说，耶律宗政的爵位，是根据耶律宗政八凯之德而定，既有八元之德，又有耶律之德之称。 辽王朝正式册封的封爵多为两个字。除了耶律倍的封爵和萧孝穆的封爵，都是两个字封爵。 与唐代相比，封爵的数目发生了一些改变，与当时的朝廷册封封爵的字数大致相符。 此外，耶律羽之的封号“文惠公”也是比较特殊的。其中，“文惠”是他的封爵，“公”是他的谥号。 而在汉朝，则更加严格地按照《仪礼·士冠礼》所说的生者不受爵禄，而死者不受封号。卿有爵位，以谥为尊，所以有封爵和谥号并用的情况。 唐代以后，没有爵位的官员也可以获得正式的封爵，因此，官衔不能和封爵一起使用，而宋朝则继承了唐代的制度。 根据《宋会要辑稿》卷五十八章八节，可以看出，只有那些年长的、有道德的人，或者是有功勋的人，才会被册封为“皇子”。 这表明了辽初皇帝册封的正式册封，以及沿用了汉朝封爵和封谥号的传统。 辽朝赐谥制度的影响首先，封赏制度体现了封建专制势力的意愿与立场，对强化统治、维持社会秩序具有更为显著的意义。 在中原的文化的熏陶下，辽王朝确立了“封爵”，把“谥号”视为巩固契丹统治阶层的一种主要方式。 据现有文献记载，自兴宗以后，至迟至道宗时，辽王朝就有了比较完备的封爵制度，并且对封爵的要求也比较高，一般情况下，只有功勋显贵的人才有资格封爵。 辽朝封爵制度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而且封赏的对象局限于皇室，也是为了维持契丹政权的政治位置。 随着辽中后期王朝的稳固和政权的稳固与扩展，封爵的谥号范围随之扩展。封爵的封赏幅度的改变，体现了辽王朝强化王权、维持社会阶层的体制和文化。 其次，封爵自身具有很强的品性评价功能，在现实中具有“明善恶”的功能。 而正式册封则是为了达到教育和警醒的目标，与当时的社会伦理规范相适应。 所以，在历朝政府中，朝廷对于封爵的封赏都非常的看重，并且把封爵制度列入了国家礼仪之中。 契丹人是辽王朝的开国元勋，发源于北方的大平原，以狩猎为生，他们的传统文化就是勇武，中原人曾经说过，他们是“蛮横跋扈”。 然而，伴随着辽王朝的确立，契丹的君主自觉地吸收了中原民族的传统体制和文化，并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国家体制的建构，其中就包括了封爵和封谥号。 此外，辽朝的封爵与封谥号制度也明确了辽朝社会道德规范，从辽历代官员的谥中，“忠”、“恭”、“文”等词语的频率来判断。 辽朝的封谥制度仍然起到了道德教育的重要功能，对契丹社会“尚勇武”风气的改革，树立符合国家实际的社会道德风尚，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统治。 所以，在辽代，封赏官职，一方面可以达到对逝者良好品德的嘉许，另一方面又可以劝诫和惩治社会风气。 在《萧琳墓志》中，“家帐日增，桂玉恒赐之”，是因为萧琳“孝亲父母、兄弟和顺、信义之友、礼乐乡闾”。 又比如《耶律弘世墓志》，说他是“有孝悌之吉德，有忠心之顺从”，谥号以恭谨，以示他的“奉公守法”。 而这种被广泛认同的德行，在契丹传统的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都源于儒家的伦理思想。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民族礼节中，对忠贞、良善等品德的推崇，在强化了皇帝的威严、维持了辽王朝的社会安定的基础之上，其实也促进了契丹人的伦理观念的转变。 结语综上可知，笔者认为在中原的礼仪和文化的熏陶下，辽中晚期，建立了一种比较完备的封爵谥号制度体系。 从辽王朝封爵的特定条件来分析，尽管受到了唐、宋两代的熏陶，但其在实际执行中表现出明显的时序性和民族性。 而且，册封制度在实质上也是为了巩固皇族地位，维护皇朝统治。 它主要是以封赏为名，这也反映出了辽王朝从上到下，对忠、孝等品德进行了表彰和赞赏，从而达到了教化习俗的目标，使辽王朝在顺应民族利益的时代的道德风气得以得以确立。 参考文献：［1］逸周书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辽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辽代石刻文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4］谥法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5］宋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7. ［6］隆平集校正.北京：中华书局，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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