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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无法呈现的历史： 镜头下的慈禧与中国近代史 摄影在中国得到普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伶人对拍照的垂青。他们热衷于拍摄各种戏装照。青楼名妓也对此饶有兴趣。这两类人群对摄影艺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继伶优竞相前去拍照之后，出身达官显贵、皇亲国戚的女子也对摄影发生了兴趣，慈禧太后（1835一1908）也不例外。据传，慈禧最早接触摄影是在19世纪60年代，但在晚年才开始拍照。慈禧较早就对摄影的影像复制功能有所了解，她曾指派吴有如绘有一系列平定太平天国战绩图，并随后敕命用相机翻拍、分赐大臣。慈禧爱好绘画，并曾命人为其绘油画肖像若干，但她似乎更喜欢拍照，并把自己的照片(3平方英尺大小)赠予老罗斯福总统(1858一1919)和其他国家元首。她在朝廷中设有御用肖像画师和摄影师，摄影师为我们留下了她最主要的肖像作品：太后不仅喜欢被绘成观音，还喜欢扮观音拍照。她敕令订做观音服装饰物，命宫中女眷扮成仙人童子、大太监李莲英扮侍从，再命宫中画师制作前景道具和背景图，最后命御用摄影师勋龄取来相机、借宇宙间无尚伟大的太阳神之力，成像留影。裕勋龄(1874一193)是大清驻外公使裕庚(？一1905)之子。勋龄在旅居东京、巴黎时学习了摄影术，经其母举荐，进入后宫为慈禧拍照。勋龄在1903到1905年间为慈禧拍摄了若干照片，其中有些在1911年发表于其妹德龄所著《宫中二年记》(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一书中。据德龄讲，当时她刚得到了一幅自己的油画肖像，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正在宫中，得慈禧授命，为她创作了首张油画肖像。德龄回忆说：太后到我的房间，刚好看到了屋里一角的我的肖像，便问：“那桌上摆放的是何物？”随后便上前观看。她拿起来仔细端详，惊讶地说：“为何放的都是你自己的照片？…”我在照片里穿的都是欧洲的礼服。太后问：“这些相片如何这样好，倒比你的油画画像强很多。不妨交由宫里照管。在画像之前，哀家想先拍照看看。只是普通的摄影师恐怕入不了宫。”我的母亲立即便向太后进言，说我的兄长从事摄影已有些时日，并推荐他进宫拍照。当时我有两位兄弟在朝廷效力，一位[译者注：勋龄]在夏宫掌管电力，另一位负责太后的私人汽艇…太后听闻母亲的话，非常惊讶，责怪母亲之前为什么没有提及我兄长会拍照的事。母亲说她不知太后会对拍照感兴趣，且不敢鲁莽进言。太后笑道：“有何想法，今后但说无妨。哀家喜欢尝试新事物，外面人反正不会知道。”她即刻召我兄长入宫，说：“听说你是位摄影师。哀家有件事情交给你办…”德龄接下来还写了很多当时的情形，但在描述中，她从未提到勋龄的名字，只称呼他为“兄长”，且她书中用的照片也没有署名。同样，美国女画家卡尔在完成了慈禧的油画肖像后，在提到勋龄时也语焉不详。“有一位年轻的满族公子，曾随公使驻外多年，并学习了摄影术，曾为太后照相。”卡尔对这位年轻摄影师并没有太大兴趣，有可能也并不知道勋龄的名字。拍照后，太后命人把照片晒印多份，且对外出售。对她来说，摄影师的名字根本无足轻重。勋龄拍摄的慈禧照片有4幅被布兰德(Bland)和巴克豪斯(Backhouse)在1910年出版的《慈禧外传》(China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一书使用，但仍没有署名。长期以来，尽管慈禧的照片每每被使用、出版，裕勋龄的名字却几乎无人知晓。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山本照相馆曾印行过很便宜的小册子，里面也使用了这些照片。慈禧生在摄影术诞生前夕。摄影术刚传入中国时，她尚且是个年幼的孩子。她一生经历了西方势力在中国渗透、影响中国命运的进程。她在尝试拍照留影时，电影技术已经传入北京。1908年，她去世时，已有人把她和光绪帝的葬礼用短片记录下来。此后十几年，照相在民间越发普及开来。拍照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不再是外国人、照相馆和有钱人的专利了。 ▲1870年代，欧洲洋行各中国买办合影 | 阿芳（照相馆）摄 | 《中国摄影史》
▲约1870年，广州双门底街 | 雅真照相馆 摄 | 《中国摄影史》 在刚传入中国的二三十年里，中国人对摄影术的接受过程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并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在19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势力侵入，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日益高涨，围绕拍照的谣言和恐惧感与日俱增，这严重影响了摄影在中国内陆地区的普及。照相馆大多只开在香港、澳门和其他几个通商口岸。中国人对照相本身并不太恐惧，但对外国人拐卖、杀害中国儿童，取人眼做拍照药剂的传闻却心惊胆颤。此外，由于太平天国等起义频发，严重影响了朝廷的权威形象，阻碍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也使得摄影术在中国的发展停滞，局限在租界。 ▲约1870年，“中式出租车” | 威廉·桑德斯 摄 | 《中国摄影史》
▲约1869-1870年，广州的中国居民 | 约翰·汤姆逊 摄 | 《中国摄影史》 一言以蔽之，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的混乱中，随着赴华外国人数和排外情绪的同时增长，摄影在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很多限制。但即便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影响下，摄影在中国的传播与它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相比，并没有太多不同。一段被忽视的摄影史，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与一般历史叙事不同、更为真实的慈禧。这个慈禧与印象中守旧的顽固派有很大距离，她能接受新鲜事物、热衷于拍照晒图……一部摄影史，与其说是摄影发展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用影像诉说的近代史。它本应是现代科技赋予我们的一只可以跨越时空的眼睛，是理解近代史最独特、最直观的第三只眼。但令人惋惜的是，自摄影术发明170年来，国内对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进展甚微。早期有关摄影的文字、照片等研究资料十分稀缺——1842年—1879年间，中国有多少摄影师？他们的拍摄水平如何？又有哪些外国摄影师拍摄过中国？直到英国摄影师泰瑞·贝内特的系列《中国摄影史》出现，才让全世界清晰了解到100多年前的中国摄影。泰瑞·贝内特多年来致力于收集、研究19世纪以来中国的摄影资料，他本人的收藏非常丰富。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和资源分享成册，梳理了中国摄影史的脉络。书中综合了游记、铜版画、老照片等多种一手素材，每卷都收录了数百幅的照片及资料，很大一部分都是之前未曾发表过的。《中国摄影史》不但弥补了中国早期摄影版图，影像覆盖北京、上海、烟台、南京、广州、港澳台等相当广阔的区域；还考证了逾越80位淹没于历史尘埃中的摄影师的生平活动，其中很多鲜为人知的照片的拍摄者也得到首次确认。阅读这一摄影史，就是在阅读一部无法被文字记载的近代史。我们不但可以从中找到那些重要历史事件的场景，耳熟能像的历史人物——慈禧、李鸿章等历史名人的高清影像，更能看到那些到不被史书记载的普通人，以及他们最真实的生活样貌。 此套丛书一经译介引进，就成为了“摄影史”中的一股清流，书友一致好评： · 本书首次在世界史的角度下审视中国近代摄影史的真相，堪称一本罕见的能够经世致用的著作。 · 这本书，用独特的腔调表达中国摄影，虽常有考辩，但并非单纯的罗列与堆砌，你可以从这套书中看到全新的历史。 · 强推！这本书实在是写得太好了，一本不枯燥乏味的“摄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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