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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鲁迅和周作人二兄弟联袂走上文坛, 其成就创造了一个奇迹, 被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然而, 这样两位共同经历了家道中落变故、一同到乡间避难、之后又先后到南京读书、赴日本留学的亲密无间的兄弟, 最后却反目成仇, 走向决裂, 令人惋惜。关于周氏两兄弟失和的缘由, 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 值得探究, 《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始末》一文, 为你揭开谜底……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周作人二兄弟联袂走上文坛，其成就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鲁迅和周作人，按其各自在文学上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然而这两位亲密无间的兄弟最后却反目成仇，走向决裂，令人叹惋。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缘由，值得探究。 在周氏三兄弟中，大哥鲁迅在青年时代应当说对周作人情谊最深的。他们之间年龄相差只有四岁，自幼一同玩耍嬉戏，在同一所私塾中上学，共同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变故，一同到乡间避难，之后又先后到南京读书，赴日本留学，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书信不断，互相作诗唱和，赠书寄文，他们一同翻译，一同出书，鲁迅甚至把自己整理出来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以周作人的名义出版。周作人在日本与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生官费根本不够用，鲁迅决定回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供给弟弟生活。周作人学成回国后，在鲁迅的举荐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遂延聘周作人为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的编纂。这期间两人真是手足情深，相依为命。 1919年2月，鲁迅卖掉绍兴祖居老宅，举家迁往北平。1919年7月2日，周作人在鲁迅支持下，赴日本接他的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和四个子女。他走后，鲁迅即四处物色房产。鲁迅兄弟俩以省吃俭用储蓄的钱，加上卖掉绍兴故宅所得1000余银元，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湾一套大四合院。这是一套三进的四合院，也就是一个大四合院里，不算厢房有三排正房，共有20多间房子。房价3500银元，中介费173银元，税款180银元，自来水管费115银元，这个新居花费总计4000银元左右。这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担任专职教授月薪240银元，兄弟俩月收入共600多银元，房价相当于他们7个月的薪金总和。鲁迅在北京八道湾胡同买的房子，连蔡元培先生都说豪华。 周作人走后，搬家的一切繁琐事务，都落在鲁迅的肩头。鲁迅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和水道，购置家具杂物等等，足足忙碌了9个月。8月10日，周作人一家六口到京。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一家住进了八道湾11号。同年12月29日，赶在新年之前，鲁迅又从绍兴老家接来母亲、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三兄弟团聚，共同伺奉老母亲，其乐融融。 位于八道湾11号的新宅，是一个大的四合院。院内树林扶疏，共有前、中、后三个小院。鲁迅让兄弟住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小侄子们可以有个活动的天地。又考虑到羽太信子家人的生活习惯，鲁迅特意将后院的几间房子改装成日本格式。 搬进八道湾之后，鲁迅决心以自己和弟弟的收入供养全家。他们兄弟还约定，从此经济合并，永不分离。母亲年轻守寡辛苦了一辈子，该享享清福了。鲁迅夫人朱安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旧式女人，不会理家，管家的担子就由羽太信子来负责。鲁迅除了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之外，绝大部分薪水都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但是羽太信子却绝非传统的精打细算的中国女人，在生活上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生了两个子女，雇用的男女仆人却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总之，钱的来源她不管，只图花钱舒服痛快。对此，周作人至少是默许的。他要的只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有“苦雨斋”里书桌的平静，别的一概不问不闻。当然他对羽太信子本来也不敢说个“不”字。苦的只是鲁迅，因为他的经济负担更重了。 但这一切仍不能让羽太信子称心满意。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的一家人。周建人在京因一时无工作、无收入，也经常受到她的白眼。周建人到上海工作后，曾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芳子又在她的阻挠下拒绝了丈夫的要求，并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等绝情的话。 在将周建人赶走10个月后，羽太信子向鲁迅下手了。1923年7月14日晚，鲁迅突然不再与周作人一家一道吃饭，并在日记中特别记下此事：“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7月19日，周作人突然手持一函，外书“鲁迅先生”。 “鲁迅迅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大感诧异，想找弟弟问个明白，周作人却不肯相见。关于这封信，鲁迅当天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午启孟（周作人）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耿直的鲁迅无法忍受兄弟失和的环境，决心搬出八道湾。一周后的7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睛。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8月2日下午，鲁迅携夫人朱安离开八道湾，迁居至砖塔胡同61号。 鲁迅要搬出八道湾，这一点大概出乎周作人意料。40年后，1964年10月17日，周作人在致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写道：“……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周作人意愿如此，但鲁迅没有遵循他的意愿，而是在一周之后准备搬出八道湾，这大概是对周作人“不至”的激烈反应，也可见内心受伤害之深。 1924年6月11日，鲁迅与周作人之间的“冷战”白热化，爆发为一场激烈的争吵与伤害。关于这件事，当天的鲁迅日记这样记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过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第二天，鲁迅亲口向友人许寿裳讲述了昨日事件的经过。按许寿裳的转述，鲁迅回八道湾取书物，“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捡书。一会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 周建人在1983年提供了另外一种回忆：“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周作人夫妇）才退下了。” 兄弟失和的原因，鲁迅日记中只字未提，周作人后来也把7月19日的日记有关记载的十多个字挖掉了。从此后两人至死谁都没有再提这件事，也都不愿再提这件事。这不但为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且也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桩迷案。从现有的资料看想要搞清楚是不可能的了。 据周建人回忆，周作人不敢得罪羽太信子，只好由她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他曾经跟羽太信子争吵过，结果后者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弄得羽太信子的弟弟妹妹一道对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便再不敢造次。周建人说：“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她说：“周作人这样做，是经过考虑的，他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 鲁迅母亲受不了八道湾的环境，从此住到了鲁迅的新家。她气愤地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鲁迅母亲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周建人也认为，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朱安曾经很气愤地向人说过：“她（羽太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鲁迅和三弟周建人）冷清死。” 据许广平回忆，鲁迅还对她说过，“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还回忆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过，信子一装死他就屈服了，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许广平还曾回忆说，周作人“惟整日捧着书本，其余一切事情都可列入浪费精力之内，不闻不问。”鲁迅曾经提到过，像周作人时常在孩子大哭于旁而能无动于衷依然看书的本领，我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鲁迅和周作人的好友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台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鲁迅在八道湾被赶出后，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据认为他后来1936年死于肺病即与此密切相关。鲁迅1936年去世时，周作人在兄弟失和13年之后第一次谈到鲁迅：“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 而且，从1923年至1927年长达4年时间里，鲁迅一些文章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鲁迅对失和一事时时刻刻不能忘怀，每有触及，即引起揪心的苦痛与难忍的愤怒。鲁迅受到这种以怨报德的对待，他的忿怒之情是可想而知的。这一点可以从他用过的笔名“宴之敖”看出来。1924年9月，鲁迅辑成《俟堂专文杂集》，署名“宴之敖”；1927年4月，在所作《铸剑》中，又用“宴之敖”命名复仇者“黑的人”。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这笔名有过一个解释：这个“宴”字从上向下分3段看，即从门（家）、从日、从女；而“敖”字从出、从放。这个笔名的意思便是说：“我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1925年11月，鲁迅以周作人1917年在北京患病的经历作素材，写成小说《弟兄》，无情地揭示所谓“兄弟怡怡”的不可靠。据许寿裳回忆，周作人就生过这么一次病，小说中的主要情节是纪实的。周作人晚年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也承认，《弟兄》所写故事“事情是确定有的”。如果不是出于对兄弟情断的遗憾和对兄弟情谊的眷恋，或许鲁迅未必会写这篇小说。 《伤逝》可以是鲁迅小说中惟一的爱情小说。然而，若是除去爱情这一面纱，能否看到其他什么呢？周作人晚年认为：“《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这话是周作人在1963年出版的《知堂回想录》中说的。 鲁迅虽被逐出了八道湾，但是八道湾房产的户主名字仍是他。八道湾的房子是卖掉绍兴老屋的钱所买的。这院子里外三个小院，鲁迅用来安置母亲和三兄弟的家眷。为此，鲁迅请了几位乡亲朋友为见证人，订了一份契约，内容是八道湾的产业，分拆为4份：三兄弟各占一份，母亲占一份。这一份作为供她养老送终的费用。房产主是周树人（鲁迅）。对此，周作人很清楚。但1937年鲁迅去世仅几个月，尸骨未寒，周作人竟私自换写了一份契约，将户主姓名变成他自己，还找了几个“中人”签了字。而这一切，在上海的周建人和许广平都毫无所知。直到朱安去世，许多朋友赶到西三条去保护鲁迅遗物，这份契约的照片才被许广平的好友常瑞麟发现收存。1948年，因时势紧张，常瑞麟把这照片寄到上海。但当时许广平正急于离开上海，匆忙中顾不得细看内容，这张照片就这样搁了下来。直到20世纪末，周海婴因要编《许广平文集》，才在旧资料里发现了它。 七七事变后，周作人投靠了日本人，担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之职。1941年，汪精卫政府又委托他为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终于完全下水，成为依附日本侵略军的御用工具。抗战胜利后，汉奸周作人被判刑，关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八道湾的房产，被国民政府没收了。但是这时候的处理，从结果上看，仍然是按照鲁迅的契约执行的，仅仅罚没了属于周作人的那部分，也就是三分之一。这样，前院由国民党部队占有了，部分后院仍然留给了周作人的家属，实际上他们住的就是产权属于鲁迅和弟弟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在北京的拆迁风潮中，有人希望将八道湾作为鲁迅故居保护起来。周海婴第一个不赞成，说鲁迅在那里没有住过几天，真正住在那里的是汉奸周作人，要是保护八道湾，就相当于保护汉奸周作人的“苦雨斋”。 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也影响了兄弟二人后代之间的关系。据鲁迅儿子周海婴回忆，1948年他随解放大军一道回北京，遇见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对着我破口咒骂起来。后来似乎感到用汉语骂得不过瘾，又换了日本话，手又指又划，气势凶猛”。1966年文革爆发后，像周作人这样的汉奸在劫难逃。8月22日，一伙红卫兵冲击了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的末日来临了。24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给他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一批红卫兵索性住到他家里来了，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小。他们只允许周作人睡在洗澡间，睡在那里喂蚊子。1967年5月6日，贫病交加的周作人猝然去世，享年83岁，结束了自己复杂的一生。周作人1967年在“文革”中去世，其家人给周海婴寄去了讣闻。周海婴考虑再三，没有参加追悼会，两家之间终于没有任何往来。兄弟之情破裂之深，斑斑可见，由此形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段扑朔迷离的公案。 来源：《档案天地》2006年05期，作者宋凤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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