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直是经济学家中最富有魅力的一位。这位一生浸淫在剑桥大学学术文化氛围中的经济学巨匠，以其深厚的英国文化功底、在当时知识界的广阔交游和丰富的政治阅历，以及对复杂的政治现实和纷纭的经济乱象深刻的洞察力而著称于世。 然而，他也是所有经济学家中被误解最深的一位。即便是当代的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如格里高利·曼昆等人，对他在知识方面的真正贡献也往往误解颇深。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似乎已被纳入到新古典综合派的知识框架之中，但是即便是这一知识框架的奠基者，如约翰·希克斯也承认，数学上的简洁以及模型上的剪裁，对凯恩斯的思想削足适履之处经常可见。每当我们的时代遭遇到经济上的危机，我们就会重新回到凯恩斯那里，寻求他的启示。真实的凯恩斯虽然只有一个，然而，众人口中和体验上的凯恩斯主义却远远不止一个。 我们对于这位经济学大师的理解，存在这样那样的偏差，这既和凯恩斯思想本身的驳杂、易变有关，也与时下政治的需要难脱干系。各国政府对于干预经济有着天然的偏爱，一旦危机来临，政府希望有所作为的意图，似乎总可以通过凯恩斯之手得到背书。众所周知，古典经济学秉承亚当·斯密的自然法和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对经济的干预应当降到最低，希望政府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承担起公共产品的提供、公共秩序的维护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即可，对于自由的私人经济活动，不要过多地进行干预。然而，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使得古典经济学在一段时期内丧失了其原来的重要地位。不错，自由的市场经济或有恢复经济的功效，但是时间要漫长得多。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隆重登场的。 但是，这仍然只是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表面现象，也只是对凯恩斯思想的一种浅层的解读。亚当·斯密引领的古典经济学传统，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追求，在真实的历史事实中从未得到根本性的实现，这一点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用丰富的史实和雄辩的笔触已经向我们作了最为有力的论证。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在财富的生成与扩大方面所起作用的强调，自大卫·李嘉图之后逐渐遭到遗弃。在19世纪初期的李嘉图看来，经济学已经从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成因的讨论转变到了财富在社会各阶层的分配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上来。让·巴蒂斯特·萨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踵乎其后，财富分配成为之后百年经济学讨论的基本主题。即便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分析范式兴起，这一主题也未曾有根本性的改变，后来美国的J. B. 克拉克、奥地利的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等人逐步完善了三位一体的分配理论，最终到弗兰克·奈特提出了利润的来源不过在于面对不确定性而求取生存的企业家的幸运罢了，古典经济学后续的分配理论传统方才告一段落。然而，理论上的这样一种进展与20世纪初期经济的乱象和金融业的繁荣已经不相匹配。经济危机降临之际，传统的古典经济学束手无策，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 凯恩斯对待自由贸易主义的态度是很值得玩味的。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凯恩斯先是在剑桥大学（Cambridge）担任助教，后来又成为印度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ndian Commission on Currency and Finance）的成员，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早期，他的观点与古典传统中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一致。在那之后，毫无疑问，他对自由贸易效力的态度开始改变，因为他同情英国日益衰落的经济命运。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最终在1931年春，他与自由贸易原则的公开决裂中达到了顶峰，当时他站出来支持保护英国。1931年9月，英国财政部放弃金本位后，凯恩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关于保护英国工业需要的观点。他的感觉是，英国制造商从英镑贬值中获得的优势，使限制贸易的需要变得不那么迫切了。事实上，限制贸易对英国是不利的，因为从自由贸易中获得的好处比限制贸易要多。尽管如此，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新立场并没有使他恢复自由贸易者的身份，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剩下的时间里，他基本上支持国家自给自足的政策。直到1941年底，凯恩斯着手撰写《清算联盟提案》，才有迹象表明他在自由贸易和国际合作问题上的观点会有所缓和。但是，尽管态度发生了这种变化，凯恩斯是否真的完全回归了古典学派的自由贸易学说，或者他的立场的改变是否仍然使他脱离了正统的界限，还是个问题。 他在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表明凯恩斯在某些领域的思想确实是不一致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但这只是因为作为经济学家的凯恩斯的观点反映了作为行政人员、顾问、商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凯恩斯的观点。如果他以前提出的观点经不起实用性的考验，他会很快抛弃它们，并沿着不同的渠道进行思考。凯恩斯本质上是务实的，当他确信一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无法实现时，他愿意寻求另一个解决方案。他对自己过去的思想没有既得利益，也从不允许这些思想妨碍他进一步的智力进步。凯恩斯主要关心的是实现国内福祉——高水平的就业和稳定的价格——由于他把这一目标置于高度优先地位，所以他不能明确地、毫无条件地接受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对他来说，贸易政策成了充分就业的使女。 凯恩斯在写作其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纯经济著作《货币改革略论》之前，除了在政府部门任职和编辑《经济期刊》之外，主要的学术努力全在于数学方面。他于1920年写作出版的《论概率》，可谓他在数学学术追求方面的一个总结。这是一部试图推进概率论研究的学术专著。在概率论领域，凯恩斯的这一尝试普遍被认为并不成功，凯恩斯的学生——天才的弗兰克·拉姆齐曾撰文对此书作过批驳。在这次批驳之后，凯恩斯基本上就不再从事数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了。尽管如此，《论概率》中对处理不确定性世界的学术努力，对于凯恩斯的经济学研究影响深远。这几乎是国内凯恩斯研究者们普遍忽略的一个方面。 在20世纪20年代，凯恩斯从英国财政部离职，凭借一本畅销书《和约的经济后果》走入人们的视野，但此后他却潜心研究货币理论，耗费六年时光完成了《货币论》上下两卷，对传统的货币理论做了梳理。但是，这部书出版之时正是大萧条的第二年，出版之后几乎没有引起多少影响。而大萧条的现实迫使凯恩斯重新思考古典经济学，带着对人性的洞察，对经济现象的多年深入观察，凯恩斯开始背离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核心假设，背离市场均衡的分析范式，深思经济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人类心理上的规律，并把这些心理规律作为自己理论的前提假设。1936年1月，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终于出版。 经济学的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但我们对于创造这个新时代的奠基人的思想的误解，却从未止息。 （本文首发于《香港国际金融评论》第十期，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文集》译者 李井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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