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犹记那年万里行 ——1995《劳动法》与中国就业万里行采访纪事 哈晓斯
图为1995年10月19日《新民晚报》头版报道《“万里行”小组抵沪调研采访》消息 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工作自然是人社部门的“重头戏”。从改革开放之初知青回城，到九十年代下岗再就业和农民工进城浪潮，乃至当下每年千万量级的应届大学生就业，无不如此。1995年10月，劳动部举办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专题调研采访活动，叫作“《劳动法》和中国就业万里行”。调研采访活动分东北、华东、中南3个方向进行，其中华东方向路程最长，时间最久。我是华东调研采访组领队。此后多年，每当谈起就业话题，那年万里行的许多镜头常常会浮现眼前。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劳动力市场”概念，并把发展劳动力市场作为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五大重点市场之一。紧接着， 《劳动法》全方位涉及促进就业、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和福利以及劳动争议等各项劳动问题，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而在当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富余职工分流和下岗逐年增多，劳动就业面临着企业分流下岗职工和城镇新增劳动力以及农村进城农民工多类群体叠加形成的就业高峰。劳动部此前推出的“再就业工程”经过1年试点，自1995年起在全国推开。这时，以缓解“民工潮”、引导农村进城劳动力有序化流动的“城乡协调就业计划”也在积极推行之中。因此，1995年成为中国劳动就业事业由政府主导向劳动力市场调节转换的一个重要关节点。《劳动法》和中国就业万里行调研采访活动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踏上征程的。
图为1995年10月下旬华东采访组途经浙江绍兴，本文作者参观鲁迅先生三味书屋 付忠摄 就业万里行活动组委会由刘雅芝副部长任组委会主任，劳动部就业司、法规司和中国劳动报社领导任副主任，相关司局和报社、劳科所负责人为组委会成员。中国劳动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田小宝任组委会办公室主任。10月8日，我率华东调研采访组由北京启程，途经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江西、湖北6省1市，行程逾万里，历时近40天。在城市和乡村，实地采访政府部门、企业单位和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农民工等，沿途发回30余篇采访稿和数十幅摄影报道。华东调研采访组一行有中国劳动报社总编室副主任王伟、摄影部主任付忠、女记者陆文和张春红（两人中途轮替）以及发行广告部职员，中国妇女报社派出女记者罗文胜全程参加华东组活动，沿途省市记者站也派员随同采访。此外，天津三峰客车有限公司捐助一辆崭新的中巴车作为采访车，并选派司机刘宝建承担华东组万里行驾驶任务。 劳服企业闯市场 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劳服企业的恐怕不多。而这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呱呱坠地，九十年代达到巅峰的劳服企业，是组织城镇失业人员开展生产自救，实现再就业的经济组织，机关、企业、团体大都办有这样的劳服企业，分流安置自身的富余人员和失业人员。1990年11月，《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管理规定》以国务院令的形式颁布实施，标志着劳服企业发展走上正轨。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无锡已经涌现一批规模型和效益型的“明星劳服企业”。其中超生产经营总额超过亿元的1家，超过千万元的22家，超过500万元的占全市劳服企业的1/6。 不仅如此，劳服企业在分流安置主办单位失业人员的独特作用令人刮目相看。当地人讲了一个困难企业靠劳服企业自救的故事。1994年，无锡市选择10家中小型困难企业进行“公办民营”试点，困难企业各有各的困难，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冗员负担沉重。市里给出政策，试点企业允许安排两成职工下岗，1年后如仍未就业可推向社会。无锡市劳动局主动上门，逐个与这10家困难企业探索兴办劳服企业、分流富余职工的路子，并把失业保险金一次性预拨给企业给予扶持。到当年底，10家困难企业陆续兴办劳服企业13家，不仅妥善安排761名下岗职工，而且当年还创利50多万元。近1年多来，无锡市劳动部门投入失业保险金900万元，扶持企业开展生产自救，近2万名富余和下岗职工在本企业内实现了“二次就业”。这样的故事当然不止在无锡。10天前我们在济南看到，号称北方规模最大的山东家具市场各类家具应有尽有，批发零售门类齐全，谁能想到，两年前这里还是济南市第二印染厂下属每月亏损60多万元的印染分厂。如今砍下来的6条生产线上，矗立起琳琅满目的家具城。“二印”就是靠着家具城等10多家劳服企业，加上主业与外商合资，消化分流1000余名下岗职工。在当时被称为“腾笼换鸟”“以副业补主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大局中，劳服企业致力于分流安置冗员和下岗失业职工，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神力。 劳服企业大都属于三产，服务门类庞杂，经营方式灵活。我们在上海南市区看到，针对地处老商业区和老居民区的特点，当地把三产根基放在为居民创造方便的社区服务业上。既有盒饭店、液化气送瓶服务站、运输队之类零敲碎打的服务，也有董家渡街道南浦百帮经营公司这样提供一揽子服务的综合性企业。百帮者，无论何事皆能提供服务也。洗衣、托儿、陪侍、搬家、婚丧服务等等，有求必应，“有困难找百帮”一时在里弄街巷叫响。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社区服务业，帮助失业下岗职工在家门口实现再就业。 回望来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知青回城和九十年代下岗再就业两次压力巨大的就业高峰中，劳动服务公司及劳服企业勇于担当地冲在第一线，拾遗补缺，见缝插针，探索和创造出组织失业人员再就业的许多典范，为当时和此后化解就业高峰积累了有益经验。
图为《劳动法》与中国就业万里行华东调研采访组行程示意图，途径鲁苏沪浙闽赣鄂6省1市，历时近40日，行程逾万里 制图 刘勇 就业“红娘”在身旁 那会儿劳动力市场兴起不久，求职者对于市场就业还挺生疏，许多下岗职工因为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又碍于情面，虽然急需转岗再就业，但对于职业介绍往往心存疑虑。 当时上海纺织行业产业结构调整紧锣密鼓，下岗职工再就业形势严峻。我们在上海申新纺织九厂了解到，这家百年老厂有5000多名职工，而退休人员已达6000余人，先后有上千职工下岗。直到上月底，还有500多名职工下岗在家，其中2/3超过40岁。厂长陈春馥一见面就坦言相告：“申新的头等大事就是分流安置下岗人员。”陈厂长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听劳动用工消息，与用人单位“公关”。 我们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制造中心看到，下岗职工再就业不仅是工厂当家人着急，社会各行各业同样感同身受。各行各业突破传统的就业安置渠道，创造性地开展企业间劳务输出，多方开辟下岗再就业门路。一些新兴行业更是挖掘潜力，向下岗职工伸出援手。申新九厂33岁的纺织女工陈丽萍下岗后，“一步登天”当上空嫂，“三八节”特地来厂里给下岗姐妹打气。这期间，民航招空嫂，地铁招地嫂，商厦招商嫂，行行援手就业，人人争当就业“红娘”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 在虹口区，我采访了区劳动服务公司副经理兼职业介绍所所长武联蕙，她18岁那年到安徽蒙城插队，荣获“优秀上海下放知青”称号，28岁返城。在职业介绍所之外，她又张罗办起一个“好事服务中心”，“好事”者，女子事也，就是专为下岗女工就业牵线搭桥的服务站。牌子挂出之后，武联蕙忙得脚不沾地。街道里弄的下岗职工找她，回沪知青子女找她；企业找她，主管局找她，甚至连上海市妇女教养所也找她为失足女青年讲如何再就业。 下岗女工年龄无优势，文化技能无特长，找岗位难处可想而知。有次国脉公司要从下岗女工中招收100名话务员，年龄限定在33岁以下。面试当天，虹口区一名35岁的下岗女工一早就候在门口，苦苦央求用人单位准予参加培训学习，并提出工资分文不要，如不合格随时可以辞退。后来她苦练一个夏天，连婆婆病故也没耽误培训，结果在应知应会考试中技压群芳，拔得头筹，很快被提拔为“语音信箱”话务员。武联蕙抓住这个事例，逢会必说，向用人单位宣传下岗女工刻苦耐劳的韧性，千方百计为下岗女工“钻”出岗位。 当天夜里，我在《虹口有个武联蕙》的特写中写道： “武联蕙搞职业中介服务多年，学得两手'绝活’。一手是对所介绍的职业烂熟于心，给别人介绍，她自己先摸清这个职业的底细；另一手则是对需要就业帮助的人的具体情况，从个人爱好、学历到择业期望，都摸得清清楚楚。什么职业适合什么人，什么人适合什么职业，她了如指掌，绝不'乱点鸳鸯谱’。武联蕙曾介绍一批下岗女工卖报纸，在此之前，她花了几个下午守在街头，观察报摊销售行情。比如，卖一份《新民晚报》能赚7分钱，下午4时开始卖，6时结束，2小时笃定卖出200份以上。又比如，哪类报纸好销？哪里地点卖报合适？卖报纸怎样叫卖？她都如数家珍。每逢用人单位招聘下岗女工，武联蕙便早早候在门口，见着衣着不整的应聘者，她便苦口婆心地劝对方回家换身衣服，打扮得精神点再来，以便给用人单位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在武联蕙和同伴们的努力下，到1995年8月底，虹口区116名就业困难人员全部找到新的工作岗位。几年来，虹口劳动服务公司通过职业介绍等手段分流安置近5000名下岗失业人员。 武联蕙成了明星，新西兰、世界银行的贵宾专程到虹口区拜访，听她介绍如何帮助妇女就业。记得我在那篇特写结尾处写了一句话：“属兔的武联蕙，如今跑得更欢……”今年恰是兔年，算起来武联蕙女士应该72岁了，祝愿沪上这位就业功臣喜乐安康。 当年像武联蕙这样的就业“红娘”还有许多，从劳动部门到社会各界，从街道里弄工作人员到工厂车间各级主管，他们起早贪黑地服务在下岗失业职工的身旁。 市场北南知凉热 华东组由北向南，由内陆到沿海，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当北方和内陆大中城市为开发新的就业岗位绞尽脑汁时，南方和沿海中小城市却在为劳动力资源短缺而发愁。1992年秋，我去浙江温州采访，这里个体民营经济活跃，劳动力需求旺盛，民办劳务中介遍布城镇，温州本地与周边省市也已出现专业职业中介人（温州人称他们为“老师”）。尽管理论界还在为劳动力市场“姓社姓资”争论不休，而民间劳动力市场在沿海城镇已经悄然出现。当时我写了长篇报告文学《今日劳务经纪人——温州民间职业介绍活动扫描》，记得1993年1月在报上发表时，因为“劳动力市场”尚未获得官方认可，文中提到劳动力市场只能以“民间”和“劳动市场”含混称之。 这次万里行重访温州，强烈感受到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勃勃活力。牛山北路41号的温州劳动力中心市场聚集着全市58家民办职业介绍所，每间职介所门前大多挂着“急招”“普工”的牌子，求职者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据说这家劳动力中心市场开办2年多以来，已接纳30万人求职登记，为各类企业介绍用工18万人，如果加上未进入市场登记招工的，这个数字至少得翻一番。当地劳动部门介绍，随着温州市场经济的繁荣，每年外来劳动力需求量保守估计在80万人以上，一些经济发达的乡镇如永嘉市桥头镇、乐清市虹桥镇、瑞安市长桥镇等乡镇，使用外来劳动力更是数以万计，而瓯海区永强镇、乐清市柳市镇等乡镇则分别跃过10万人大关。庞大的劳动力需求，刺激了以遍布城乡的民办职业介绍机构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它们因为天生带有市场经济的“印记”，因而能以及时可靠的劳务信息、灵活多样的服务、真诚良好的信誉和激烈有序的竞争赢得企业和广大求职者的欢迎，使得温州劳动力市场迅速与其他要素市场一样，活跃于市场经济之中。 在福建泉州市及其所辖晋江、石狮两市采访中，企业呼声最强烈的就是招工难。由于缺工严重，晋江市将及半数的企业开工不足，企业约七成生产能力不能发挥。一些企业甚至想出奇招，开出每招收1名工人奖励100元的“价码”，鼓励打工者回乡带人进厂。石狮市则有35%左右的企业因招不到工人被迫停产半停产。听说前不久石狮市政府组团去四川招商，掌管劳动工作的内务局官员也奉命随行，迢迢数千里之外“招兵买马”。据石狮市领导介绍，劳动力奇缺已经成为制约石狮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此次以政府招商团名义出省招工，计划从各类技校毕业生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招收1万多人，涉及服装、制鞋、电子、食品、包装等多个行业，能否如愿目前尚不能确定。
图为1995年11月9日，《劳动法》和中国就业万里行华东组领队哈晓斯在驻地接受湖北黄石电视台记者采访 付忠摄 采访组离开泉州时，泉州市劳动局长表示，目前泉州地区劳动力缺口在10万人左右，女工缺口量更大。他一再叮嘱记者给予呼吁，欢迎更多的技校毕业生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来泉州建功立业。几天后，我执笔撰写的《泉州呼唤打工者》在中国劳动报“万里行采访专栏”刊出。 由北向南一路走来，明显感觉到民营经济的活跃，激发出旺盛的劳动力需求；而劳动力资源跨区域、跨城乡配置，又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红火。在济南，我们得知这样两个数字，一个是非国有经济已经跻身为就业主渠道，山东省非国有经济就业人数已占全省新就业人员总数的68%。而下岗失业职工选择自谋职业者也比往年有成倍增加。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劳动力市场双向选择实现就业的，已占山东省城镇新就业人数八成以上。 记得在号称为中国十大商场老五的山东临沂批发城，当地人追根溯源说，约莫10年前，一群浙江人在这片荒地上搞起批发业务，把市场经济的“雪球”滚进了沂蒙山，以致“雪球”越滚越大，才有了今天的批发城。我们在批发城见到一些手持“大哥大”的义乌摊主，他们举家北上，买了房子，有的买了轿车，在沂蒙山下扎下根。 一路走来，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市场经济是劳动就业的根本和源头之水，市场经济的繁荣是就业充分的前提和保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将近30年前，我们在应对就业高峰时靠的是市场，今天面对着又一波就业高峰，仍然需要依靠和发挥市场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万里行采访花絮 权借车厢暂宿营 调研采访组一行10月8日离京，那时还没有高速，走的是省道。中午在河北霸州停车吃饭，傍晚时分抵达济南，次日便开始采访。沿途采访地点（省市县等）系由劳动部就业司根据情况确定的，哪天走哪天到也是事前商定，并有电报告知各地。基本上一个城市采访1天，途中半天至1天。从济南开始，大致形成单日采访，双日赶路的规律。因为途中要向报社发稿，我们规定，采访当晚全组开会，讨论选题并确定执笔者，当夜各人写成稿件后交我初审，次日出发前找邮局以传真发回报社。离京之后，先济南，后烟台，再临沂，日夜连轴转，随行记者疲倦不堪，采访车成为睡觉的好场所。10月13日，临沂到徐州途中，车上早已酣睡一片。忽然司机小刘看着里程表说了声，咱们5天跑了3000里。这时我随口念了四句诗： 单日采访双日行， 赶稿不觉天已明； 莫道旅途多困乏， 权借车厢暂宿营。 总编室王伟随手记下，当晚到徐州后以《权借车厢暂宿营》为题发回报社，作为“万里行采访花絮”见报。至于当时车上的情形，王伟写道：“车厢里，记者们或仰头靠着座椅，或歪头枕着扶手时睡时醒。随行的《中国妇女报》女记者罗文胜、本报女记者陆文，丢下平日的矜持，也倚着行李悄然入睡。” 新民晚报头版报道“万里行”小组抵沪 记得10月19日那天，采访组一行由无锡赶往上海。午后时分，抵达上海郊区安亭镇停车休息。我顺手在路边报摊买了份当天新民晚报，一眼瞥见报纸头版右下角刊有“万里行”小组抵沪调研采访消息。尽管部里提前把行程通告各地，但是毕竟我们还在赴沪途中，而且还放在头版，大伙儿看到这条消息多少有些兴奋，以致印象深刻。我们抵沪当晚，上海多家电视台和报社记者对采访组作了集体采访。甫抵上海，我们便感受到沪上同行捕捉新闻的敏感力和勤勉向上的职业素养，当然这源于上海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于《劳动法》和就业工作的极端重视。 行文至此，我专门委托沪上同学去上海图书馆查得原报收藏纪念。当天新民晚报头版的这条消息不过数十字，录此以纪： 《劳动法》执行如何？ “万里行”小组抵沪调研采访 本报讯（记者张敏贤）“《劳动法》和中国就业万里行”调研采访组一行7人今天抵达上海，开始在沪的调研采访活动。 由国家劳动部等部门组织主办的这次万里行调研采访活动，旨在深入考察了解各地贯彻实施《劳动法》，促进就业工作的现状、问题、对策与经验，进一步推动我国城乡就业工作。 三周调研行与写 合影完毕继续赶路，随着汽车颠簸，我又念了四句诗： 八千里路云和月， 三周调研行与写； 鲁苏沪浙接八闽， 北上龙岩入赣界。 还是由王伟写了篇“花絮”，当晚到龙岩市把这首诗和全组合影发回报社刊出。
图为1995年10月30日午前华东调研采访组一行在离京8000里处停车合影，右起刘宝建、哈晓斯、张春红、王伟、付忠（图片自原报翻拍，不清晰） 丁榕芳摄 闽西山区遭遇事故 在福建龙岩采访结束后，按计划我们应于当晚赶到江西赣州。不料当天午后，采访车在闽西长汀县往江西瑞金县途中遭遇一场交通事故。 那时刚过长汀县城不久，一处陡坡前有辆拖拉机斜刺里插入采访车前，司机小刘赶紧刹车。不料拖拉机前行爬坡时突然熄火，直溜溜地向后滑来，小刘赶紧往后倒车以避让，怎奈拖拉机溜车极快，哐当一声撞到采访车头上。拖拉机手是长汀人，一口闽西话谁也听不懂，显然他也踩了刹车，撞上我们车头那一刻拖拉机也嘎然停住，所以采访车受损不算太严重，只是车头保险杠被撞坏。因为急着赶路，我让摄影部主任付忠前后左右拍了几张事故现场照片，没有追究拖拉机手，继续前行。 只是司机小刘有些沮丧，毕竟自出发以来，安全行车将近万里，居然被一辆拖拉机给“破了相”。小刘一路嘟嘟囔囔，我和其他几个记者心里也有点窝囊，好好的采访车，车头竟然给撞了。不多会儿，驶抵闽赣边界瑞金市地界，见到前来迎候的江西省劳动厅领导，他看到采访车前脸破损现状，建议先到瑞金休整一晚，修下车，迟一天再去赣州。可是按照行程，并无瑞金调研采访安排。想到刚刚遭遇事故和大伙儿的情绪，我随即决定，今晚到瑞金市住宿，到瑞金住下后再向报社报告。 抵达瑞金后，一面办理入住，一面拨通报社长途，直接跟田小宝副社长通话，报告下午发生交通事故情况。田小宝听说出了事故，焦急地追问：“人员怎么样？”我答人员安全无虞，并告已在瑞金住下。田小宝略作沉吟后爽快地对我说，安排今晚住瑞金休整挺好，后续通知各地行程顺延1天。你们别着急，明天参观一下中央苏区旧址，下午赶到赣州就成。第二天，安排修车之后，采访组一行用半天时间参观中央苏区旧址，记得还在当年的劳动部前留影，午后动身去赣州。 一万里处的采访 停车后，大家相互握手勉励，江西省劳动厅领导和随行的江西记者站记者王小平、钟阳萍也上前祝贺，并摄影留念。我提出，此刻最好的纪念就是在离京1万里处来个随机采访。大伙儿一致同意。 浒坑与其说是镇，不如说是个小山寨更贴切。正在开会的镇长彭四海向我们介绍说，全镇男女老少加起来2700人，劳动力不足500人。山寨虽小，也有100多人走出深山，到广州、上海、福建甚至远赴海南打工。采访中，我们意外得知，镇上还“藏”有一家央企，就是隶属中国有色金属总公司的浒坑钨矿。
图中标识红五星处为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浒坑镇。万里行华东采访组1995年10月8日自北京出发，经鲁苏沪浙闽赣于11月2日午后抵达浒坑，行程恰为10000里（5000公里） 制图 刘勇 采访车开进深山沟里的浒坑钨矿，矿工会主席周力福似乎从未接待过这么多记者，显得有点激动。原来这是家五十年代初期建成的钨矿，职工和家属合起来1万3千人。眼下矿里在岗职工3000人，其中搞矿业的只有1200人，其他都在从事多种经营，办起机械、玻璃、挂毯、炸药等4家工厂，以及汽车运输、电力、供销、生活服务4大公司。谈起就业，老周无奈地说，目前矿上关键的五大工种即风钻、爆破、支柱、运石、松石等，缺员十分严重。而在岗的五大工种职工500多人，大多是七十年代退休职工子女顶替进矿的，如今40来岁，急需更新劳动力，但是企业一些下岗职工又不愿从事这些工作。一边人员过剩，一边有岗无人上，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地处偏远山沟的浒坑钨矿也未能避免。 告别浒坑钨矿，已是傍晚时分。采访车沿着沙土飞扬的崎岖山路，继续向宜春驶去。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