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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志 在成都求学的过程中，卢作孚深受孙中山先生著作的影响，信服“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学说。他一边阅读，一边思考，还经常把学习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正是这些文章，引起了成都同盟会会员的注意，他们从写稿人留下的通讯地址找到了卢作孚。他们惊奇于卢作孚的思想深度和年轻有为，引荐他加入同盟会。 1910年，年仅17岁的卢作孚已对当时的社会革命十分关心。他见清王朝腐朽不堪，外侮日亟，工业衰微，农村凋敝，到处是民不聊生的景象，便有了救国救民之志。于是秘密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并积极投身于当年发生在四川的“保路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卢作孚四处活动，奔走呼号，与成都的广大民众一道投身了这场轰轰烈烈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民主革命。 清王朝被推翻后，当时的四川政府曾要委任他作夔关监督。夔关，长江上游的重要关口，设在昔时的四川夔州，即今天的重庆奉节，主要负责对过往川江的商船征收商税。然而，对于这样的美差，卢作孚却不为心动。在他看来，革命不是要做官，于是便辞绝了这一职务。这时，为了扩大革命宣传，他又积极向成都各报馆写稿，倡导民族和民主革命思想，以此提高民众对革命的认识，鼓舞革命斗志。 ▲1911年11月27日，四川脱离清廷统治，建大汉四川军政府（图为参加新政庆典民众） 1912至1914年，时局多变，四川都督、军阀胡文澜大肆搜捕和迫害革命党人，卢作孚不得不离开成都，后经朋友介绍，他去了川南的江安中学任教员。 1919年春，卢作孚受李劼人之邀第三次赴成都，任《川报》主笔。《川报》是成都一家民办报纸。“五四”运动爆发后，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爱国运动的洪流中。他借报纸这一宣传工具，发表了许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社论和系列文章，全面详细报道全国各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消息。同时，他还身着灰麻色学生服，与学生、青年们上街游行、宣传。 关于李劼人，这里顺便介绍一下：他是中国现代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大师之一，著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带有历史意味的多卷本连续性长篇巨著，其“大河小说”被誉为“小说的《华阳国志》”，郭沫若称他为“中国的左拉”，曹聚仁（民国记者、作家）赞他是“东方的福楼拜”。他同时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影响广泛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卓有成效的民族实业家。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的事。彼时的李劼人为《川报》总编（社长）。 这年秋天，李劼人去法国留学，卢作孚接任其职，继续以满腔热情，利用《川报》宣传民主、科学和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他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刊载了两类为社会所瞩目的文章：一是《省议会旁听录》，对省议会提出的一切违背民众意愿，损害民众利益的行政措施和议会提案，撰文予以批判。由于如实地报道了会议的争辩情况，强烈地反映了民意，为群众所乐于阅读，政治影响力很大。二是《西藏往事谈话》和《西藏边政录》。该系列文章是卢作孚根据西藏拉萨经商回到成都的商人秦君安口述而撰写的。这些充满了爱国热情的文章，向广大群众揭露了英帝国主义利用印度作为跳板，侵入我国西藏地区，收买藏传佛教僧侣和贵族，挑拨民族关系，妄图分裂我国领土的图谋，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对西藏事务的广泛关注。 卢作孚在成都舆论界的影响力，引起了当权人物和省议会的注意，督军熊克武拟委任他兼任督军署的委员，省议会拟聘任他担任议会秘书，然而都被他拒绝了。 1920年，卢作孚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系五四运动前后的进步社团，由李大钊、王光祈等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于1919年7月正式成立。 ▲少年中国学会部分会员合影 该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要求会员恪守“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信条。学会设总会于北京，在南京、成都、巴黎设分会，会员遍布全国各地以及法国、美国、英国、日本和南洋等地，并创有机关刊物《少年中国》，影响很大。毛泽东、邓中夏、张闻天、恽代英、肖楚女、高君宇、赵世炎、曾琦、李瑛、左舜生、许德珩等均加入了该会。 少年中国学会仅存7年，但它网罗的几乎都是中国当时的青年精英。在这些精英中走出了民国时期中国三个大党派（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九三学社）的直接创始人和创立民盟的一部分人。 少年中国学会之所以用“少年中国”作为会名，实际上是受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响。在当时，“少年中国”既是一种精神意象，更是一种国家理想。那种“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的豪情壮志，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 卢作孚的一生深受少年中国学会崇尚科学与民主，为改造、建设中国而奋斗的思想影响，一生都在为中国的现代化、为中国的富强而努力拼搏。少年中国学会的理想之火，成为了他一生奋斗的动力，也照亮了他一生前进的方向。 卢作孚从热心追求革命到参加带有革命性质的社会活动，一直都在寻求怎样救中国的路径。他和中国共产党人共同探讨国家的出路及社会变革，是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页。他与肖楚女、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共过事，并经常在一起研究探讨有关革命问题。一次，他们为革命的方式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恽代英主张成立组织，彻底改革，卢作孚主张潜移默化，扩大影响，避免过大牺牲。张从吾（现代藏书家、北碚图书馆创办人之一）对他们各自的主张有赞同，也有不同看法。最后，他们都能求大同、存小异。在此后的1923年，卢作孚、恽代英、肖楚女等还经常会面，多次探讨革命问题。 ▲少年中国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 1925年10月，卢作孚在《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中关于“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的问题，曾表达了他的革命认识：一是彻底的改革教育，以“青年的行为”为教育中心。二是以教育方法训练民众，为种种组织、种种经营，以改革政治，绝不利用己成之一部分势力推到他一部分势力，但谋所以全融化之或全消灭之。三是以政治手腕逐渐限制资本之赢利及产业之继承，并提高工作之待遇，减少其时间，增加工作之人，直到凡人皆必工作而后已。 由此可以看出，卢作孚十分重视教育在推动社会变革和革命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同时，他提出要以政治的手段来限制资本之赢利，要减少工作时间，提高职工待遇的主张，实属难能可贵，充分体现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精神。 话题：革命家和实业家似乎是两个不搭界的身份。卢作孚一生以实业活动闻名，可他也曾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抑或说是社会活动。他笃定“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信条，目的在于“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对此，不知你怎么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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