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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长城，很多人都会被它的雄伟和精巧而震撼，但也有不少人会想起秦始皇修筑长城导致民不聊生的历史故事。 为什么秦始皇想修筑长城？秦灭亡后，汉朝为什么又开始修筑长城？明长城是否解决了内忧外患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似乎都能在考古和历史学家大卫·弗莱的新书《墙：血与砖的文明史》一书中找到答案。在书中，他详细追溯了中国长城的兴衰起落，细致分析了城墙与中国古代政治的关联。 以下摘自《墙：血与砖的文明史》，由新经典文化授权发布。
图书信息 出版社: 广州出版社 出品方: 新经典文化 副标题: 血与砖的文明史 原作名: Walls: 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Blood and Brick 译者: 林盛 出版年: 2023-2 页数: 304 定价: 79.00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46235219
▽ 秦始皇建造长城后的一千年内，边境墙的传播改变了整个欧亚大陆上的社会。平民偶尔服兵役的古老义务转变成另一种责任，即通过赋税与徭役来支援远方的边境墙，平民因此免于直接承担军事角色。 随着古典时期接近尾声，整个欧亚大陆文明的安全基本只依靠三个国家维系。中国、波斯和罗马的皇帝付出巨大的努力，却换回极少的爱戴。他们因为各种原因而广受厌恶：税收、强制劳动、无法无天的蛮族雇佣军。这些国家的人民有时会想象，自己在蛮族人中或许会过得好些。 这些国家中，中国延续时间最久，与墙的关系也最为复杂。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发生的朝代与皇帝的更迭中，大规模边境墙也根据自己的节奏兴衰起落。这些城墙轮番被遗忘、守卫、避开、破坏、延长、修缮。统治者总是为不受抑制的权力迷醉，不断憧憬着不可能的事。他们征召上万人来建造城墙，接下来是十万人、一百万人、两百万人。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问题不在于城墙是否有效，而在于是否值得如此劳师动众。暴政让大量在遥远边境上服役的民夫丧命。入侵造成的恐慌是否比墙带来的恐惧更大？ 唯有城墙看到了真相，默默无言。 01 长城的漫长故事在公元2世纪差点中止。在中国各地，受压迫的农民阶级终于把对朝廷的愤怒发泄出来，朝廷向他们征税、征兵来建造城墙，贿赂蛮族人。他们愤怒的对象不是蛮族人，因为至少对大多数人而言，蛮族人似乎是无比遥远而抽象的麻烦之源，而皇帝则意味着压迫。 公元2世纪末，反抗领袖们集结起农民对抗汉朝。他们将年轻的皇帝连同朝廷被从都城洛阳赶走，数千饥饿的难民跟随被驱逐的君主到处搜寻食物。九十年后，司马炎重新统一中国。司马炎致力于建造新的边境墙。显然，他下令修筑的城墙只制造出国家统一的表象。他死后没几年，西晋王朝的内斗开始了。 司马炎和他的继任者在半个世纪的混乱统治中学会了一个熟悉的教训，随着时间流逝，这个教训只会更为人熟悉——墙的作用和守卫者差不多，而这些守卫者大多是好战的外族人，忠诚度可疑。 公元304年，为西晋效力的匈奴首领刘渊偶然回想起他的一位先祖是汉朝公主，曾被送给蛮族人和亲。他打着汉家旗号自立为帝。他带领的匈奴战士击溃了西晋的防卫，攻陷都城，三万城中居民丧生，幸存者流离失所，或沿街乞讨，或落草为寇。
02 旧城墙年久失修，皇帝就要下令建造新城墙来取而代之。诸多王朝一个接一个地尝试文明最古老的策略：运用其建筑技艺来建造一座持久的防御工事。北魏（公元386年至534年）皇帝听从建议，建墙来缓解“境防之虞”，为这一目的动用了十万民夫。 为了不落人后，北魏的继任者北齐王朝投入更多人力来建造城墙。这个新王朝的建立者文宣帝将中国防御边境延伸到海边。公元559年文宣帝去世，他的城墙已经超过一千英里。 新城墙像迅速生长的葡萄藤一样在边境蔓延——这里有一百英里，那里又有一百英里——但只靠长度无法评价其影响。如果用人数来衡量，这些城墙的规模就更大了。隋文帝在公元585年征发三万人建造城墙，第二年又征发十五万人，往后一年又是十万人。他的儿子隋炀帝更胜一筹，于公元607年征发一百万人修筑城墙，又在公元608年征发二十万人。 在所有伟大的城墙建造者中，隋文帝在几乎所有方面都非同凡响。他节俭朴素，有同情心，减少赋税，并在宫廷内禁止奢靡生活。公元595年，他下令禁止生产武器，并且收缴了所有现存的武器。这项法令只将他所在省份排除在外。隋文帝的政策让中国走上了一条与同时代罗马灭亡后的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当处于黑暗时代的欧洲走向军事化，当昔日以图书馆、奢侈品和文职为傲的贵族家庭开始建造木质城堡、募集私人军队时，中国却被推向了更深层次的文明世界，那里满是工人和建墙者。 隋文帝的策略有其益处。它让以平民为主的中国能在城墙背后继续发展，而当时的欧洲则几乎停滞不前。然而，这也巩固了中国人民与其专制统治者的从属关系。隋文帝仁慈的家长作风十分罕见，至少在皇帝们之中是这样。更常见的则是他儿子隋炀帝那种态度——把手无寸铁的臣民视为容易取代、源源不断的商品。 民主最大的优势不在于贯彻人民的意志——这种事几乎不存在——而在于避免暴君的疯狂。据学者估计，约五十万工人因暴君隋炀帝的城墙而丧命，而且这还不算完。城墙保卫的边境距离中国的农业腹地很远，需要经常运送补给，于是在7世纪初，隋炀帝开始建造大运河来支持城墙的守卫者。有五百万工人在这条一千一百英里长的水道上辛勤劳动。完工后的大运河将长江、黄河与约三万英里的各地航路相连，使中国实现了旧世界帝国前所未见的统一局面。这条运河是一大奇迹，但其代价不菲。 除了因修建运河而死去的工人，还有许多人因饥荒而死，隋炀帝的征募令带走了太多农民，导致田里的作物缺乏照料。中国的历史学家记录了大量有关这项工程的抱怨：建造永不停歇，人们精疲力竭，更糟的是，隋炀帝还用军队来镇压民众。建造城墙和运河所耗费的人命，是否可能比城墙阻止的战争消耗的人命更多呢？这与隋炀帝的计算不符。他用自己别具一格的诗句歌颂新城墙：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和平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不过可能这道城墙的效果实在太好，至少从隋炀帝看来是如此。中国人不屑于蔑视那些无法穿越边境墙的外族敌人，反倒团结起来抵抗让他们建造城墙的皇帝。隋炀帝死后，关于他暴政的故事又焕发了生机。他的宫廷在无忧无虑的宴会中度过最后一晚，叛军已将他们团团包围。一百年后，隋炀帝成为传奇人物。 下一个王朝批判了隋炀帝的城墙。唐太宗说：“炀帝……劳中国筑长城。”他更偏爱用草原上的突厥战士来守卫帝国。帝国本身依旧如往日一样分分合合。新王朝有新暴君，而新暴君又会建造新城墙。
03 13世纪，真正关乎存亡的威胁出现在中国边境，这意外地为所有臭名昭著的皇帝做了辩白——他们一直深信有比强征劳工更糟糕的厄运。蒙古征服所造成的震动重新调整了中国式策略的利弊。又会有五十万人因建造新城墙而死去吗？与整座城市被烧毁、城中居民丧命于刀下相比，其代价要小得多。人民会因疲惫和苛税而苦不堪言吗？至少他们能保住性命。一道城墙能让中国延续“万世”吗？也许这次会。十多位亡故的暴君在地狱中露出笑容，他们曾为巩固中国边境而犯下罪行，遭人唾骂。 12世纪前，蒙古人与其他牧羊的草原战士无从区分，其联盟时兴时衰。他们带着牲畜四处迁移，永远与邻居们争吵不休。他们就像几乎所有前现代社会不建墙的民族一样，让人民投身于战争。 据说成吉思汗曾宣称，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战胜敌人，夺取其所有的一切，骑其骏马，纳其美貌之妻妾。这些说法是否真实，我缺少相关的经验来判断。至少，这一宣言把握了游牧民战士的精神，他将此种精神纳入自己的战争机器中。成吉思汗明白，部队的力量在于其混乱莽撞的生活方式，他在法典“大札撒”中禁止人们进入城镇过定居生活。 啊，那些城市有土墙！一想到有些人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成吉思汗就无比厌恶。和大多数蛮族人一样，他从来都不太明白，他所觊觎的珍宝只有那些他鄙视的、生活在墙内的人才能生产。 13世纪初，成吉思汗毫发无损地穿越边境墙，南方的官民为他打开大门，因为他们想象不出比残暴的皇帝更糟糕的人。成吉思汗最初索要大量金银绸缎与其他奢侈物品，但这些贡品刚到手才一年，他又急不可耐地发动进攻，打破和平。 蒙古人曾一度考虑摧毁整个汉地，还想铲平土墙背后的城市，将土地用作牧场。契丹谋士耶律楚材劝他们最好还是留下这数百万受到惊吓的纳贡者。事后看来，他们似乎采取了折中的做法。汉地人口从1207年的1.2亿减少到1290年的不到6000万，其中大多数人口减少都发生在因战争而满目疮痍的北方，这一地区不仅有大草原沿线边境上的城墙，更有黄河，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蒙古人吹嘘道，他们能够骑马穿过原来许多城市的遗址，任何遗迹的高度都不足以绊倒他们的马。成吉思汗始终粗茶淡饭、衣衫褴褛，认为这证明了他的正直，而自己注定要摧毁中原王朝。他说：“天厌中原骄华太极之性。” 新的蒙古统治者对长城缺乏兴趣。连成吉思汗那位有世界眼光的孙子忽必烈也是如此，他即便公开表示对中华文化的欣赏，也不愿采取如此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一百年间，所剩不多的中国人终于能够从繁重的劳动中得到休息，有五代人不需要为一个疯子铲起被风吹来的黄土。他们只能用一些民间故事来抵消成吉思汗的传说。当他们终于无法再忍受蒙古人的统治时，就建立了新王朝，重新开始建墙。 明朝建立者朱元璋相信，自己是承天命来恢复真正的中国。他试图让中国恢复想象中的原本样貌：民族与文化上同质，对建立世界性帝国缺少兴趣，坚定地专注于守卫其有限的国界。他还将中国设想为一个封闭式的国家。在给继任者的指示中，朱元璋告诫未来的皇帝不要出军征讨，而要维持强有力的防御。明朝初期遵循着这些原则，重建了被蒙古人破坏的城墙。中国的地图上又多出数千座建有城墙的城市。 后来的一些明朝皇帝暂时从蒙古人的侵袭中得到喘息，因而选择忽略朱元璋的建议，甚至推行海军政策，这本可能让中国成为海上霸主与新世界的殖民者。中国舰队抵达了非洲海岸。 然而，宿命让葡萄牙人建立起欧洲与亚洲的海上链条。1433年，蒙古力量复苏，让旧日的恐惧重生。持有孤立主义态度的谏言者从来都不喜欢海外冒险，如今他们如日中天，指出中国庞大的舰队在越南外海遭受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面对再次出现的蒙古人威胁，有必要缩减开支。这个帝国放弃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舰队，挥袖告别探索的时代。在这十年间，尽管中国工程师克服了终年为北方供水的技术障碍，国家官员却选择撤离驻军，因为通过大运河运送物资，为驻军提供补给并非易事。边境线后退近两百英里。 一场军事灾难加快了明朝最后一次向城墙背后撤退的速度。1449年，蒙古人再度入侵。年轻的皇帝明英宗亲自率军征讨入侵者。蒙古人在土木堡向他的军营发起进攻，消灭大部分军队，并生擒皇帝。土木堡之变终结了明朝人放眼外界的一切可能。从那以后，明朝遵循其创立者的建议。他们要闭关锁国，远离世界主义，严守传统，专注防御。皇帝将国家的力量用于建造城墙。蒙古人让他们别无选择。 明朝皇帝不再扮演人们熟悉的无情暴君的角色。宫廷官员会交流国家安全的理论，皇帝则允许地方官员修建新城墙，改建旧城墙，或是填补重要的缺口，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正以拼图的方式监督世界奇迹的建造。
04 长城如今已经断断续续成形，段与段之间并不相连，往往延伸到遥远的地区。只要蒙古人发现一处缺口并乘虚而入，长城的长度就会增加。明朝人被迫与蒙古人打了近两百场仗。长城的缺口被渐渐填补，防御工事被缝合在一起，蒙古人发觉自己越来越难突破防御。尽管长城在现代不乏批评者，但它有效地完成了任务，足以抵挡住成百上千人规模的蒙古劫掠部队的进攻。 明长城由砖块重建而成，在所有大草原防御屏障中最为宏大。对其长度的估算差异巨大——三千英里？一万英里？令人惊讶的是，边境全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未经过彻底勘察，但即便是最保守的数字，也足以突显这项计划的庞大。明长城最终配得上“长”之名，像曾经驱逐入侵者那般吸引着游客。长城在群山中盘旋，有的由石块和砖块所造，总是坐落在花岗岩巨石上。 在向被征用来建墙的人兜售城墙的理念方面，明朝皇帝并不比古代前辈成功多少。秦始皇长城已经过去了近两千年，但明朝公众对于这段记忆依旧充满敌意，因而皇帝们很谨慎，根本不去使用“长城”这两个字（称“边墙”）。表达憎恶的诗歌一直在流传，它们是被筑墙工作压垮者的民间传说。单凭人类怎么能创造出如此不可思议的建筑？显然大部分都要靠超自然力量的协助：一名监工得到一位老人的帮助，他用荆棘编织出城墙；民夫们看到一条丝绸从天上落下，就以此为灵感，将花岗岩石块从巨大的冰面上滑下。显然，在战场上，超自然力量并没有向明朝伸出援手。17世纪，满人被一位明朝叛将引入关内。 满人和其他草原民族一样，对中原文明来说都是外族。一开始，征服者很难忍受任何类型的城墙。他们如果占领了一座建筑，有时就会推倒外墙，只留下柱子来支撑屋顶。他们还拒绝扮演融入中国社会的蛮族人这一传统角色。和古代斯巴达人一样，满人希望他们的故土不要沾染太多文明。他们坚持传统习俗，甚至逼迫汉人改换满人发型。城墙遭到了嘲笑，历史学家万斯同说：“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至今笑齿犹未冷。”至于长城，他为其题写了墓志铭： 版筑纷纷无时息。 …… 朝筑暮筑竟何利？ 明初小说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就曾用一种无奈的宿命论调反思中国的历史：“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循环历史观情有可原。蛮族人一次又一次向中原袭来，控制北方地区。有时，入侵者是雇佣军，他们调转矛头朝向雇用他们当守卫的人民。合久必分，数百万人向南逃离，将北方的防务留给自负的蛮族王朝。新的守卫者会学着建造城墙。 中国，无论在哪里，无论遇到什么，都会延续下去。城墙，就像中国本身一样，会比帝国延续更久。但这并非因为它们会永远挺立。城墙一旦建成，就一定会倒塌；一旦倒塌，它们就会再次崛起。墙如是，中国亦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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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地瓜5gbq29yd5l > 《历史宗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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