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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79年春天， 东江宽阔的江面上，无数的兵船正溯江而上，蒙古大军兵临岭南重镇惠州城下。 惠州知州站在城头，看着潮水一样涌来的敌军，再看看自己身后仅有的数百士兵和数万神情的百姓，无力地挥了挥手。大宋的旗帜在斜阳中缓缓降下，惠州城，投降了。
这名知州名叫文璧。如果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官，后世可能不会受到太多责难，只会像众多降元官员一样籍籍无名。可是他的身份确实有些特殊，因为他的哥哥就是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兄弟二人，一人慷慨赴死，留下千古名句；一人苟且偷生，背上千古骂名。兄长的大义凛然，让弟弟的献城而降显得特别卑劣。 弟弟投降了，文天祥是不是破口痛骂，断绝关系呢？一般人都会这么认为，但事实上，文天祥对此事却又点默许的味道，这又是为何呢？ 首先，从当时的形势分析，文璧的投降显得并不是那么罪大恶极。 在此之前，崖山一战已经结束。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宋末帝跳入了大海，宋朝最后的骨血灭亡了。文璧所要效忠的王朝已经没了，且已经没有恢复的可能了。另一方面，就凭惠州城的数百军士对抗元军，无疑是螳臂当车。如果反抗的话，满城百姓可能得到就是屠城的惨剧。对这些老百姓来说，做一个顺民，似乎也心安理得。 当然，有人拿田横五百士来做例子，国亡了就不苟活，集体蹈海而死。崖山之战的血迹尚未消散，惠州就投降了，好像确实不够英勇。 这真是一个纠结的问题。英雄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强烈冲突，究竟哪一种做法才是对的？ 多数人的选择是现实主义。毕竟官员和军士是食君之禄，战死是职业道德，而老百姓们似乎没那么大心里负担。否则，历史每一次灭国之战，被灭掉的国家将一个遗民也没有了，哪还有人类社会的今天呢？ 英雄主义在精神上当然更值得褒奖，毕竟，为价值观而死的人值得尊敬。但是，历史上英雄人物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只是蝼蚁一样活着的芸芸众生。 文璧选择投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家族传承。哥哥已经选择了为国尽忠，弟弟再硬气脖子给蒙古人砍的话，文家就真的危险了。激怒了蒙古人，换来就是灭族的风险。兄尽忠，弟尽孝，就是文家兄弟的分工吧。 文璧投降之后，并没有接受朝廷的征召，他不愿再入“朝”为官，而是带着母亲和弟弟，隐居起来。但事情没有怎么简单，忽必烈多次下令，让文璧来大都觐见，蒙古人太强硬，文璧不敢违抗，于是他收拾行囊，把家人托付给三弟，然后独自北上大都。来到大都之后，被元朝任命为临江路总管。而此时，他的兄长文天祥，尚在元朝大狱之中。 得知弟弟来到元朝做官，文天祥心情十分复杂，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可怜骨肉相聚散，人间不满五十年。 今天的惠州马安一带，还住着众多的文家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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