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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武穆的第145篇原创文章，阅读大约需要3分钟。 在传统社会“孝”甚至称得上最根本的道德规范。 大部分皇帝的谥号都会带有“孝”字，很多朝代都宣称“以孝治天下”，《孝经》是《十三经注疏》中唯一一部被皇帝注释的儒家经典。 官修正史上都立有《孝义传》，表彰孝子，让他们青史留名。 科举制成为主流之前，一个人如果是个大孝子，他会被举为“孝廉”，是有机会当官的。 后来，一个人不再能凭借“孝”而有机会当官，但只要被告发“不孝”，他将无权辩解，可能会被直接处以极刑：父母能以“不孝”为名，请地方官给自己的子女判刑乃至处死，而且“父母控子，即照所控办理，不必审讯”。（《大清律例》） 反过来，儿孙要是胆敢对父母、祖父母不敬，则是大逆不道，位列“不赦”的“十恶”。 为什么“孝”在中国传统社会有那么高的地位呢？ 简单来说，这是因为在传统社会，“孝”传达的信息不只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家庭关系，它反映的是古代社会最基本的治理逻辑。 两千多年间，“孝”其实一直都是支撑传统社会大厦的重要基石。 要想理解这一点，咱们首先要明白，古人所说的“孝”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孝”，含义是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常说到“孝顺”这个词，内涵无非包括两点。 首先尽到赡养义务，维持父母的正常生活； 其次，要尽可能让父母心情舒畅，精神愉悦。 简言之就是“对父母好”。 不过，“孝”的对象最初并不是父母。 而在古代，“孝”最初是先秦时期贵族维护自身特权统治的一种手段。 随着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居于上层的统治者会面临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这就是如何管理这个愈发庞大的群体。 那时还没有成熟的官僚体制，统治者想到办法是充分发挥血缘的力量。 简单说，就是提醒大家：往前追溯，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我们的身体里都流淌着共同的血液，所以，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都应该对“祖宗神”心怀敬畏。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反映的便是先秦宗法社会的现实。 所谓宗法，简单理解就是家法，天下的政治秩序就是家族秩序，孝道用以保障天下秩序井井有条。 既然“孝”的对象最初的是祖先，后来怎么演变成父母呢？ 因为社会结构变了。 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从宗法转向集权，许许多多的个体家庭产生了，天下秩序不再是家族秩序了，传统的孝道讲不通了。 这时，只靠血缘、只强调对已逝祖先的崇敬，已经无法把社会聚拢在一起了。 被打破的社会秩序怎么才能恢复呢？ 儒家主张，应该继续在“孝”这个古老的观念上做文章。 中国古代有一个长期不变的社会特点，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村落组织是构成“农耕中国”的全部基础。 所以，农村治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 但麻烦的是，中国的地域过于广阔，各地情况过于复杂，仅凭农业时代的国家系统，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天南海北每个村落那么多的事情。 所以，中国历史研究者常说“皇权不下县”：像村落这样县一级以下的社会单元，需要靠本地力量来治理。 依照什么原则来实现自治呢？ 答案呼之欲出——“父为子纲”。 在家庭内，由于体力、智力和经验的差别，父子之间长期是领导、教育和指导的关系。 即便孩子成年了，体力超过了父亲，父亲的经验、人脉也会保障他在家庭决策中的支配地位。 在传统农耕社会，绝大数父亲是当之无愧的一家之主。 要想保障父亲的决策能够被顺利落实，自然要贯彻“孝道”，儿子要坚决服从父亲，服从家庭秩序。
这种“孝道”的背后有一种强大力量，即它能作为一种可以复刻的模板，嵌入社会各个角落：“父为子纲”的逻辑，可以从最初的血缘关系发展成纵向层级关系。 正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在集权社会的结构下，儒家开始给“孝”寻找新的理解。 历经演变之后，集权社会的政治秩序被解释成一种虚拟的宗法秩序，帝王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不光是政治上的权威，还是神在人间的代理人（天子）、全体人民的伟大导师、天下所有人的爸爸。 因此，中国的古代王朝，不但政教合一，而且政家合一。 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下，孝道的逻辑终点就是忠君，“父为子纲”的真正含义是“君为臣纲”，所以帝王们才会有动力为那么大的热情去弘扬孝道，乃至给《孝经》做注释：如果与儒家其他经典相比较，《孝经》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孝道的核心内容已经从本义——“善事其父母”，发展到其引申义——“以孝治天下”。 《孝经》的绝大多数章节，不是讲“事于亲”，而是讲“事于君”的。 明白了这一点，也许你会对“百善孝为先”这句话有全新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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