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孝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故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儒家仁学即从此建基。政治哲学以对人性的假设为立论的前提，儒家对人性的假设强调善的一面。儒家并非不知人性中有恶因，但出于提撕人的神性的目的，更愿意强调善因，儒家的教化可以被看成是鼓励式教育。 2、道德发端于人类本能中的正面情感，然后经理性的提纯形成。这一提纯过程表现为三个特点：一，从特殊到一般；二，从外显到内化；三，从具象到抽象。既经理性淬炼，道德就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物，它将由此形塑人的观念。 3、在专制社会，任何思想要生存下来，都必然要被专制权力利用，故必然发生变形，否则后世不可能闻知。先秦儒家关于孝的观念与后世存在极大的不同，在先秦儒家看来，因为父子关系是不可选择的，因此父子“以天合”，但君臣关系是可以选择的，故君臣“以义合”。前者是基于血缘亲情，后者包含契约成分，故“合则留，不合则去”。但如此定义君臣关系是专制统治者无法容忍的，因此经由法家的改造，在以儒家面目出现的《孝经》里，就将事君以忠、事亲以孝混同起来了，为臣之道于是变形为为奴之道。儒家由此也就背上了专制帮凶的骂名。《孝经》中“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乃法家强奸儒家之重要关节点及明证。《孝经》全书，杂乱无章，于理不通，用心龌龊，实为千古之邪说，如今反被某些“国学家”高抬，不是无知，就是无耻。 4、先秦儒家将孝论证为一种内在的德性，而《孝经》则用外在的功名利禄引诱人行孝，此为二者最大的不同。 5、汉明帝时之《白虎通》是法家又一次强奸儒家的明证。在孔孟眼里，并无所谓绝对的“纲纪”问题。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论不过是强调君臣父子应该各自尽其义务而已。在孟子那里，如果说存在纲纪想法，也是以民为纲。另，先秦时，夫妇关系也是平等的。但至《白虎通》，明确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于是，相对的德性伦理被绝对的权威伦理取代了。从此，不仅皇帝成为天下人的“君父”，就连官吏也成为老百姓的“父母官”了。 6、孝的观念与家天下的政治制度存在同构关系。大禹废禅让而用世袭后，为确保一姓统治的长期性，逻辑上就必须强调孝道。这种强调在初期或许是不自觉的，但到西汉已成为皇帝的自觉意识。 7、孝的观念也导致中国形成了一个宗法社会，家族由此也成为皇权与个人之间的缓冲地带，事实上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人们的消极自由。这也可以被看成法家对儒家的让步。 8、宗法社会已经随着农业社会的终结而崩溃，与政治权力博弈的民间小共同体需要通过新的形式重建。但因为孝体现的是一种自然的人性，所以它并不会过时，只是其具体内容发生了变迁。 9、在当今，孝应该被理解为晚辈对长辈的敬爱与感恩，因此应该强调其“孝敬”的一面，淡化其“孝顺”的一面。在这个巨变时代，老一辈的经验往往无法应对新时代的需求，固守农业时代的教条无异于刻舟求剑。 10、当下，子女为争夺家产大打出手，甚至不赡养父母的悲剧天天在上演。在我看来，在这样的悲剧中，父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为，这样的父母往往本身就是不孝子，同时他们在对子女的教育中往往也灌输了不少占别人便宜的思想，在这样的身教、言教环境中长大的人，能不反咬父母的几希。虽然从理论上说，天下无不是子父母，但事实上，很多父母其实并无做父母的资格。因此，我对孝道的总体看法是：尽量发自本心地孝敬，但不必事事顺从父母。尽孝与个人自由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平衡。说到底，孝道既然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不应该有违中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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