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钩沉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日，笔者认为——
大清灭亡，从淮安开始的
华 跃
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打响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胜利后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大清灭亡。
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多喜欢把1911年的武昌起义，视为是清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但是，笔者认为，清朝的灭亡，远非一场武装起义所能做到。实际上在这之前，大清已经千疮百孔。清王朝的灭亡，是从淮安清江浦设立铜元局就开始的。
一
光绪三十年三月(1904年5月)，漕运总督陆元鼎以“江北清淮一带制钱缺乏，银价日减官民交困”为由，奏请在清江浦仁义洼运河北岸购地设局制造铜元。获准后，所成立的是中国唯一以地方而非以省或行政区为名的造币厂。铜元是清末主要流通货币之一。1900—1911 年，先后有广东、福建、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直隶、江西、浙江等省及户部设立铜元局铸造铜元。铜元余利指铜元局赚取的造币利润，即铜元局销售铜元的收入与成本之差额。由于各铜元局造币利润率高、造币数量大，所得余利数量较大，并成为清末一项较为重要的财政收入。
清江浦铜元局占地40余亩。机器设备经上海洋行从外国购买，其设备和生产规模，在全国当属大型。光绪三十一年初铸“光绪元宝”样币，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江铜元局停铸，从开铸至停铸，历时仅一年零七个月。但在这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共铸造了十文铜元七亿四千余枚，平均每月产额是4353万枚有余，以每年工作300天计算，则日产量是174万枚左右。其规模之大，铸额之多，在当时的铜元局中堪称大型。
清末，在江苏省有三地六家造币厂，分别是淮安清江浦一个厂、南京江宁三个厂、苏州二个厂，合计6个造币厂。当时各铜元局铸造光绪元宝或是大清铜币，均加铸省名一字，如苏、鄂、川等，唯独清江铜元局不用省名，冠以“清江”或“淮”字，这在近代铜元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二
光绪初年，各省钱局采用传统的翻砂法或机制法铸造制钱。但翻砂法铸钱利润率较低，有些钱局还亏本。铜元的发行扭转了这一局面，造币开始出现盈余。
据王显国等研究，清末十余年间，多数铜元局造币利润率较高，但不同时期、不同铜元局间利润率的差异较大。如，1905 年( 光绪三十年) ，江苏铜元局“每铸铜元一枚需成本制钱六文三四毫之谱。是年七月，江督奏，江宁银元局开铸当十铜元，每枚需成本制钱六文之谱”，铜元利润率约是 40% 。
清末铜元局造币利润高、余利多，为清政府开辟一个新的财源。于是，各省纷纷购机建厂，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期获得更多铜元余利。
虽然铜元的铸造时间不长，但由于铜元数量较大，铜元余利总额较大。据考查铜币大臣陈璧奏折，1900—1906 年( 光绪二十六年至三十二年) ，江苏、安徽、山东、江西、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福建及直隶等省 19 个造币分厂( 局) 所得铜元余利总额折合库平银约2，254 万余两，是清末新增的一项财政收入。江苏、湖北省铜元余利与本省财政收入之比较高，尤其是福建省约为六分之一。
清末铜元余利主要用于政府财政支出及“花红”，其中以前者为主，约占铜元余利总额的 90% 。铜元余利在政府财政支出中主要用于练兵及新政经费。
“花红”是铜元余利支出的一大特色。所谓“花红”就是从铜元余利中提取的、作为“奖励员司之用”的奖金。各省“花红”占铜元余利总额比例不同。“花红”比例最大的是福建省，初期为20%。以铜元余利的5%计，清末十余年间“花红”总数多达125万两。
此外，清末各级官员在铜元局的建设、铜元机器及铜料购买、铜元的销售等诸多环节中，均存在徇私舞弊、谋取私利现象。铜元局差事被视为最难得的美差。
三
大量铜元进入市场流通后，清政府获得铜元余利数额较大，但导致铜元相对于白银或银元均出现大幅贬值，并引起物价上涨。
如 1906 年，宁波铜元开始作九折使用。同年，湖北十文铜元一枚仅当制钱 8. 75 文，芜湖更降至8文。1908 年浙江铜元全面贬值，“查浙省铜元价值，嘉、湖各府现均作八，绍属则作七。”同年，山东栖霞县因铜元较多，在征税时专收制钱，“有以铜元交纳者，俱六成合算，以致市价悬殊，商民交困”。铜元价格竟跌至六成。可见，铜元市场价格早期较高，甚至溢价30% 以上; 但铜元数量快速增加后，铜元价格急剧下降，最低至面值的 60% 。
铜元的贬值引起“日用各物价飞涨”，如1905年，据《旧海关史料》记载，“若论本年米价，照银数计之，并不为贵，比如一样价值，用铜元去购，则贵有将近三分之一”。物价的上涨，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小工商业者等影响较大。农民售卖“副产物如柴薪、蔬菜、鸡鸭之类，其佣工如舂米、插秧、耘草之类，皆以钱计值。乡间虽号产米，然纳租后所余无几，往往有家无担石，反赖佣工及副产物以支持门户者。是米价之贵，不过虚有其名，钱价之贱，实身受其累”。更有甚者，有些地区官吏或商贩拒用铜元，造成铜元壅滞，以致民怨沸腾。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浙江“上泗乡农民，因以铜元持向完赋，粮书拒而不纳。各农民以曾奉藩宪出示，准予纳粮缴捐，一体通行。聚众为难，当将书役等殴伤，并捣毁房屋，势甚汹汹”。1907 年底，天津“铜子( 铜元) 不能流通，以换皆用银元”“若以铜元易银元，绝无售主”，以至于天津“米贵如珠，面贵于丹，民被商害如陷苦海，若再任意增长勒价居奇，閤郡津地焉有民生”。
由此可见，就连不出名的小城淮安清江浦也争着成立铜元局，发行货币，可见铜元货币滥发到何种地步。发行货币，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加重了社会矛盾。
四
由于造币获利甚丰，各省竞相设局滥造，朝廷因而进行整顿，1906年7月清江铜元局奉旨裁撤，即在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底停办。
由于无节制的制造铜币，铜元大幅贬值，清政府也认识到的危害性。但为解决新政及练兵等经费需求，清政府不得不继续铸造铜元。不过，清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以平抑铜元价格和维持铜元余利。但清政府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币制，因此该措施仅是减缓铜元贬值的程度。
清末，到底制造了多少铜元？清政府也没有数。据梁启超估计：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年期间制造铜元数字为120亿枚以上。据考察铜币大臣陈壁统计，从铜元考试制造到光绪三十二年底（1907年）为128.6亿枚。清江造币厂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产铜元740085585枚，超过了平均数，成为制造铜元最多的工厂。
清江浦铜元局在内的造币工作实质上是清政府利用铸币权而获取的一种税收，且最终转嫁于普通民众身上。虽然铜元余利解决了清政府财政匮乏的燃眉之急，但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增加了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负担，产生了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这应该是大清灭亡的重要内在原因。
清江浦铜元局裁撤5年以后，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一页。
参考书目：《清末铜元余利及其影响_王显国》《清末铜元危机与铜元制度的失败》《浅析清末铜元币制改革》《清江铜元及其述略》《360清江铜元局》《清江铜元局：当时唯一设于非省会城市的铜元局》《孙浩，清江浦“江北铸币局”二三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