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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王权是一种以国王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古埃及是人类历史上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地区之一，也是最早采用王权制度进行社会管理的古国之一。  大多数学者仍根据前王朝晚期若干个肖像学材料提供的信息判定埃及国家和王权的起源是上埃及对下埃及征服的结果，是一种“二元归一(上埃及和下埃及统一为一个地域国家)”的研究范式，从而将埃及国家和王权的最终形成归结到前王朝最后一位国王那尔迈时期。 先天适合王权发展作为一种制度，王权一定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之后才产生的，而埃及的经济社会发展则拥有久远的历史，埃及最早在大约175万年—75 万年前出现了粗糙的打制石器。  晚期阿舍利文化(约75万年前或50万年前开始)是埃及最早的史前文化。从大约20万年前或17.5万年前开始，埃及进入勒瓦娄瓦文化阶段。 勒瓦娄瓦工具比之前的工具更锋利一些，促进了古埃及史前社会的发展，人口数量也随之增加。到距今大约2.5万年，埃及史前文化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于东沙漠和西沙漠地区。距今约1.2万—2.5万年期间，极端干旱的气候驱使人们离开撒哈拉沙漠地区，迁入适于生存的尼罗河谷。 约公元前8800—前4700年，埃及最早的新石器文化出现在西沙漠，这里的经济主要以牛饲养为主，没有发现农业的迹象。在约公元前6600—前47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西沙漠的人口达到顶峰，当时的遗址很多。  上埃及纳巴塔沙漠盆地的早期聚落文化最具代表性，它们的巨石建筑群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埃及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稍晚于沙漠地区，一般来说，始于公元前7000年，结束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从约公元前7000—前5500年，尼罗河河谷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人口的信息。 上埃及最早的前王朝文化是巴达里文化(约前4400—前4000/前3800)，若干个遗址出土了大约600处坟墓和40个聚落。聚落提供的信息很少，坟墓体现了巴达里文化的社会发展。坟墓基本是坑穴，规模不一，但差别甚微，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异。 女人墓呈长方形，比男人墓大，或许是因为女性地位高于男性。墓葬当中有一些陪葬品，没有表现出财富多寡的差异;陪葬品多为日常用品，但数目众多的女人雕像比较引人注目，或许是女性崇拜的体现，也可能是巫术用品。 墓葬中的石斧、石刀和陶器也体现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墓葬的发展表明埃及先民关于来世的信仰有所发展，而坟墓中女人雕像和各种工具的出现则进一步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用坟墓记忆现实社会的身份和地位差异。这既是物质的前进，也是文化观念的发展。  强大的武力早王朝和古王国时期，甚至之后很长时间里，埃及人往往用模式化的手法雕刻雕像和铭刻浮雕场面。进而，我们目前看到的若干调色板和权标头上的场面或许都有表达战争和仪式的双重含义，只是比较残破，无从考证。 那尔迈调色板和其他调色板上都没有文字信息明确标注战争的时间，这进一步说明它们是模式化和标准化的物件，表达的是一类常见的重要事件。 在前王朝时期的埃及，国王本身是宗教活动的核心人物，而埃及的宗教信仰是通过仪式展演出来的，从而仪式的不断举行实际上是在不断确认王权统治的合法性。 希拉康坡里斯出土的蝎子王权标头、那尔迈权标头和那尔迈调色板至关重要。蝎子王权标头的残破场面表达了国王的联盟君主身份，也表达了国王主持农业仪式和统治人民的职能。  那尔迈权标头上的场面比较完整，既表达了国王的军事联盟首领身份，也表达了国王的战争胜利，更表达了国王主持重要仪式(塞德节)的职能。 那尔迈调色板的场面最为宏大、完整和清晰，主要表达的是那尔迈作为上埃及国王征服下埃及，作为上下埃及统治者打击下埃及被征服敌人，也包含塞德节期间使用的某些象征物。 这几个物件上的场面表达了两个主题:一个是国王领导征服战争，另一个是国王主持仪式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300—前3200年的埃及文字是从肖像逐渐演变而来的，并长期与肖像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埃及特色的文字体系，这种出现在埃及涅迦达文化Ⅲ物件上的文字具有展演国王仪式的功能。 国王不仅用文字表达自己的仪式职能，还为前辈去世国王举行丧葬仪式，国王墓葬中的大量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工艺品或许是对这种情况的明证。前面所述那尔迈调色板和权标头等物件上面的雕刻场面也表达了国王主持农业仪式、向神献祭的仪式以及国王的塞德节。  探讨古埃及王权起源的时候，应该将视野扩大到旧石器时代，而非仅仅以新石器时代甚至前王朝末期为背景。经过几十万年的发展，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埃及先民创造的物 质和文化成为王权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 到涅迦达文化II时期，经济取得了相对更快速的发展，而社会复杂化的程度越来越强，王权遂得以在埃及各地形成，并很可能逐渐发展为全国性王权。这样，埃及王权的形成时间比那尔迈早近400年或500年。 然而，到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国王的权力还不是很巩固，调色板和权标头场面反映的情况表明战争和仪式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战争和仪式使王权更加巩固。 当然，战争和仪式只是若干因素当中的两个凸显者，还有其他很多因素，例如长期形成的关于王权的意识形态与仪式活动相辅相成的宗教信仰(尽管当时的宗教信仰还不像后来那样复杂)，人口增加和农业产品的剩余导致的等级阶级分化，对于王权的合法化具有重要宣传意义的书面文字的发明与应用等。  参考文献：金寿福．内生与杂糅视野下的古埃及文明起源［J］．中国社会科学，20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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