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衍义补 卷六 ~ 卷十

卷六

▲颁爵禄之制

 《周书武成》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蔡沈曰：“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

 臣按：封爵之制，自唐虞时已别为五等，曰公、侯、伯、子、男。观《虞书》所谓“辑五瑞，修五玉”，解者谓瑞玉为五等诸侯所执之圭、璧可见矣。

 《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一曰爵，以驭其贵；二曰禄，以驭其富。

 《春官》：内史掌王之八枋（枋与柄同）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

 《夏官》：司士以德诏爵（有德者告于王而爵之），以功诏禄（有功者告于王而禄之），以能诏事（有才能者告于王，俾以治事），以久奠食（食饩廪也，以任事之久而定之）。

 臣按：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禄，禄也。爵以贵之，臣非得君之爵则无以为荣；禄以富之，臣非得君之禄则无以为养。是爵禄者天子所操之柄，所以崇德报功而使之尽心任力、砺世磨钝而使之趋事赴功者也。其柄必出于上，非人臣所得专也。故《周礼天官》之大宰、内史，《夏官》之司士，其于爵禄惟以诏告于王而已，非敢自专其柄也，以此为防，惟恐司其事者或有所专擅。后世乃有非所攸司而手握王爵、口衔天语者，安得不罹凶国害家之祸哉？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朱熹曰：“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于天下，六等施于国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因大国以姓名通，谓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比也）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不言中、下士，视附庸也）。大国地方百里（次国七十里、小国五十里），君十（十倍之也）卿禄，卿禄四（四倍之也）大夫（次国卿禄三大夫，小国二大夫），大夫倍（倍，一倍也）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小国皆同）。”

 朱熹曰：“此班禄之制也。君以下所食之禄皆助法之公田，藉农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无田与庶人在官者则但受禄于官，如田之入而已也。”

 臣按：孟子言班爵禄之制与《周礼》《王制》不同。《周礼》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则通天子而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孟子则通天子言，而以子、男同一位而为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则兼君言而通以为六等，与夫王朝卿、大夫、士分地受禄之制亦有不同者焉。孟子固先自言“其详不可得闻”矣，此盖其略尔。先儒亦谓其“不可考，阙之可也”。臣姑载之于篇而微考其所以与二书不同者，以见成周所颁爵禄之制其大略有如此者。（以上爵禄之制）

 《洪范》：凡厥正人，既富（禄之也）方谷（善也），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

 蔡沈曰：“在官之人有禄可仰，然后可责其为善。廪禄不继，衣食不给，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则是人将陷于罪戾矣。”又曰：“必富之而后责其善者，圣人设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臣按：汉张敞、萧望之言于其君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忧父母妻子之心，虽欲案身为廉，其势不能。”宋夏竦亦曰：“为国者皆患吏之贪而不知去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也。臣以为去贪致清者在乎厚其禄、均其俸而已，夫衣食阙于家，虽严父慈母不能制其子，况君长能检其臣乎？冻馁切于身，虽巢、由、夷、齐不能固其节，况凡人能守清白乎？”二臣之言，其庶几《洪范》之意欤。

 《王制》曰：夫圭田无征。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

 朱熹曰：“此世禄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洁也，所以奉祭祀也。”

 臣按：三代盛时，所以优待君子者如此其厚，唐、宋之职田盖其遗意也。

 汉宣帝诏天下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若食一石则益五斗）。”

 光武诏增百官俸，十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以下增于旧秩。

 臣按：此二诏皆推《洪范》“既富方谷”之意。益官之俸而于吏之小者尤加厚，可谓善推古人之意而广之矣。宣帝所谓“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尤为确论，有天下国家者不可不知也。

 宋太祖诏曰：“吏员冗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而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州县宜以口数为率，差减其员，旧俸外增给五千。”

 臣按：宋太祖所谓“与其冗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此古今之至论也，臣敢举以为今日献。

 以上论颁爵禄之制

 ▲敬大臣之礼

 《周易》：晋（坤下离上），康侯（安国之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程颐曰：“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顺丽，为能待下宠遇亲密之义，是以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诸侯能顺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国之侯也，故谓之'康侯’。是以享宠锡而见亲礼，昼日之间三接见于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于上者也，诸侯治于下者也，在下而顺附于大明之君，诸侯之象也。”

 朱熹曰：“晋，进也。'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言多受大赐而显被亲礼也。”

 臣按：侯而谓之康者，以其有康民安国之功而得为侯者也。大明之君在上，臣下顺附而奉承之而有康民安国之功，是以人君必锡之以宠数，车马至于众多，接之以亲礼，昼日至于三接。在外之侯且然，则内之公卿可知也。后世人主于在外之诸侯，旷世不一再见；于内之公卿，或五日一朝，或间日视朝，其勤者虽一日一朝，然惟应故事而已。颜面之不亲，情意之不孚，况望其昼日之间三接乎？夫惟接见之频，然后其情可以通，其言可以入，势分不至于悬隔，而上下无壅蔽之患、内外无废坠之事也。有志任贤求治之主，尚念之哉。

 《虞书》：帝曰：“吁，臣哉邻哉，邻哉臣哉。”禹曰：“俞。”孔颖达曰：“邻，近也。君臣道近，相须而成。”

 臣按：先儒谓臣以分言，邻以情言，君臣之间一于分则离、一于情则亵，故帝舜于大禹既欲其尽臣道以亲助于我，曰“臣哉邻哉”，又欲其亲助我以尽臣道，曰“邻哉臣哉”，反复咏叹之不置。舜叹而言之，禹俞而然之，君臣之际其交相亲近有如此者。后世人君之于臣下，不过于严则过于渎，此上下之情所以不孚，而治功之成恒不若于古欤！

 帝庸（用也）作歌（诗歌）曰：“敕（戒敕）天之命，惟时（无时而不戒敕）惟几（几事之微也，无事而不戒敕）。”乃歌曰：“股肱（臣也）喜哉，元首（君也）起（兴也）哉，百工熙（广也）哉。”皋陶拜手稽首飏（大言而疾曰飏）言曰：“念哉，率（总率）作兴事，慎乃宪（谨其所守之法），钦哉。屡（数也）省乃成，钦哉。”乃赓（续也）载（成也）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安也）哉。”又歌曰：“元首丛脞（烦碎）哉，股肱惰（懈怠）哉，万事堕（倾圮）哉。”帝拜曰：“俞，往钦哉。”

 蔡沈曰：“舜将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皋陶将欲赓歌而亦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舜作歌而责难于臣，皋陶赓歌而责难于君，君臣之相责难者如此，有虞之治兹所以为不可及也。”

 臣按：虞廷君臣相与赓歌，以元首、股肱为言，以见君臣一体之意。君之歌则先股肱，臣之歌则先元首，于咏歌欢乐之中寓推尊致敬之意。当是时也，一堂之间、君臣之际；臣敬君则拜稽以飏其言，君敬臣则致拜以俞其语，君臣一心，上下忘势，此虞廷之君臣所以为万世法，而其治效所以为不可及欤。

 《诗大雅卷阿》其首章曰：有卷（曲也）者阿（阿，大陵也），飘风自南。岂弟君子（指成王也，下放此），来游来歌，以矢（陈也）其音。次章曰：伴涣尔游矣，优游尔休矣（伴涣、优游皆闲暇之意）。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似先公酋矣（酋，终也）。

 朱熹曰：“此诗召公从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为戒。首一章总叙以发端，次章言王既伴涣优游矣，又呼而告之，言使尔终其寿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终也。”

 臣按：本朝学士朱善曰：“天下之可乐者莫如泰和盛治之时，而可虑者亦莫如泰和盛治之时。曷为其可乐而又可虑也？盖泰和盛治之时，以三光则得其明，以四时则得其序，以庶类则得其所，是诚可乐也，然治极而不戒则乱亦于此乎兆。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谓治可保其常不乱乎？此其所可虑也。夫惟虑之于极治之时，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赓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第三章曰：尔土宇反章（反章，大明也），亦孔之厚矣。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百神尔主矣（谓终其身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第四章曰：尔受命长矣，茀禄尔康矣（茀、禄皆福也）。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纯嘏尔常矣（则纯大之福，常享而不失矣）。

 臣按：此二章朱熹所谓极言寿考、福禄之盛，以广王心而歆动之者也。宋儒有言，汉文之时贾谊为之痛哭流涕，如祸患之迫乎其后，谊之忧国诚深矣。然其言太过而无优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观天下之势不至于此则一不之信，然后知康公之戒君其言亦有法也。由是以观，则知人臣之告君，惧之以祸患，不如歆之以福寿可知矣。虽然，此为人臣告君者言尔，若夫人君畏天命而悲人穷者，固当求贤慕祖以迓福寿于方来，尤当戒谨恐惧以消祸患于将萌，二者不可偏废也。

 第五章曰：有冯（谓可为依者）有翼（谓可为辅者），有孝（谓能事亲者）有德（谓得于己者），以引（导也）以翼（相也）。岂弟君子，四方为则。

 吕祖谦曰：“贤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者何也？盖人主常与慈祥笃实之人处，其所以兴起善端、涵养德性，镇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语之间者矣。”

 朱熹曰：“此章言得贤以自辅，如此则其德日修而四方以为则矣。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禄之由也。”

 其卒章曰：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且驰。矢（陈也）诗不多，维以遂歌。

 朱熹曰：“此章谓君子之车马则既众多而闲习矣，其意若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贤者而不厌其多矣。遂歌盖继王之声而遂歌之，犹《书》所谓赓载歌也。”

 臣按：此诗先儒谓召公从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而作，其卒章所谓“维以遂歌”犹《书》皋陶赓帝舜之载歌也，则是自古圣帝明王所以敬礼其臣，相与游歌者有自来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万几之暇，条成《大诰》三编以示天下臣民，其初编之首即托始以“君臣同游”为第一，其言曰：“昔者人臣得与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饮食梦寐未尝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务为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过，补君之阙。显祖宗于地下，欢父母于生前，荣妻子于当时，身名流芳，千万载不磨。”噫，圣祖之心所以为圣子神孙虑者深矣。盖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分至严，矧继世之君生长深宫，其于臣下尤易悬绝，盖一日之间，视朝之际仅数刻耳，退朝之后所亲接者宦官、宫人，所谓贤士、大夫者无由亲近也，于是乎发为“君臣同游”之训。谓之游者，则凡便殿燕闲之所、禁掞行幸之处无不偕焉，如皋陶赓明良之歌、召公从卷阿之游是已。然尤恐其臣之同游也或启君之怠荒或长君之淫纵，于是又教之曰：务在成全其君，饮食梦寐不忘其政，惟务为民造福，拾君之失，撙君之过，补君之阙。又恐其臣不知所以感发而歆动者，于是又期之以显祖宗、欢父母，显荣生前，流芳后世。噫，圣祖之心所以感发其臣，而为圣子神孙虑一何深且远哉？臣于是尤有以见古今圣君贤相其心千万世而相通也，何则？召公作诗以臣而告君也，故以寿考、福禄之盛以歆动其君之心，俾其兴起于善，求贤用善以为法祖致治之基；圣祖作诰以君而告臣也，故以显荣流芳之效以歆动其臣之心，使其感发于善，尽忠福民以为成全其君之地。可见君臣之义千古一心，圣贤之心万世一理。后之践圣祖之位以奉天出治者，尚当以圣祖之心为心；居召公之位以从君游歌者，尚当以召公之心为心，臣不胜惓惓。

 《周书召诰》：今冲（幼也）子嗣则无遗寿耇，曰其稽（考也）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谋自天？

 蔡沈曰：“幼冲之主于老成之臣尤易疏远，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遗弃老臣，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遗也，况言其能稽谋自天，是尤不可遗也。稽古人之德则于事有所证，稽谋自天则于理无所遗。无遗寿耇，盖君天下者之要务，故召公特首言之。”

 臣按：蔡沈言“无遗寿巉，君天下者之要务”，盖寿巉之人阅世久而涉历深，于凡前王之政、祖宗之典，古今兴衰治乱之迹、当世沿革废举之由，莫不有以知其所当然及其所以然，如此则是、如此则非，如此则成、如此则败，如此则治、如此则乱，灼然于心胸之间，了然于见闻之际，粲然于指画之顷。于事有所证，非徒为是空言也；于理无所遗，非徒为此驾说也。人君为治，诚能不遗斯人，惟其言之是咨是用，则其治效之臻，视夫用彼新进少年不经事者，其相去奚翅十百哉！

 《毕命》：惟公（毕公）懋（盛大之义）德，克勤小物（细行也），弼亮四世（文、武、成、康），正色率下，罔不祗（敬也）师（法也）言（训也）。嘉绩多于先王，予小子（康王自谓也）垂（垂衣）拱（拱手）仰成。

 蔡沈曰：“毕公既有盛德，又能勤于细行，辅导四世，风采凝峻，表仪朝着（谓朝内列位有常处），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师训，休嘉之绩盖多于先王之时矣。今我小子复何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

 臣按：史渐曰：忠厚近迂阔，老成若迟钝，先王终不以此易彼者，盖世臣旧德功业已见于时、闻望已孚于人，商功利、课殿最虽不若新进者，至于雍容廊庙，天下想望其风采，足以廉顽立懦、敦薄厉偷，如泰山乔岳，初无运动之劳而功之及人厚矣。毕公四世元老，虽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诚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绩不以已多于前时而或怠，正色敛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辞吐气而使天下之群心胥服。吁，斯人也，其《书》所谓寿蒨、《诗》所谓老成人欤？人君诚能得斯人而付倚毗之任，以正朝纲，以敦雅俗，垂衣拱手以仰其成，尚何政教之不孚、强暴之不服哉？

 《诗序》曰：《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臣按：此《诗》旧序，朱熹辨其与诗意不合，然以其外尊事黄巉、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得古昔盛王敬老求言之意，故载于篇。

 《荡》之什曰：匪上帝不时，殷不用旧。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

 朱熹曰：“老成人，旧臣也。典刑，旧法也。言非上帝为此不善之时，但以殷不用旧，致此祸尔。虽无老成人与图先王旧政，然典刑尚在，可以循守，乃无听用之者，是以大命倾覆而不可救也。”

 谢枋得曰：“三代而上，国有大政、有大议、有大疑皆决于老成人之言。曰图任旧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国也；曰人惟求旧，曰无侮老成人，盘庚所以兴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训，周公所以训康叔也；犁老播弃，格人罔敢知吉，纣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旧，俊在厥服，平王所以东迁也。”

 臣按：为治之具在人与法而已，有人以为咨询，谋为之用；有法以为持循，凭借之资。用老成之人，行见成之法，则凡所以咨询而见于谋为者皆先王之旧政成宪，用之久而事无弊、行之习而民相安者，由是而循守之以为凭借之资，则可以存国体、安民生、保天命，千万年如一日也。不幸而老成凋丧，而先王之旧法幸有存者持循而凭借之，犹可以系人心、延国祚而不至于倾覆，苟骤用新进，轻变旧法，其不至于丧乱也者几希。若宋神宗舍韩琦、富弼，听用王安石变祖宗旧法，以驯致靖康之祸，兹其明验欤。

 《礼记内则》：凡养老，五帝宪（法也），三王有（乂也）乞言。

 臣按：年之贵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莫不有养老之礼，然其所以养之者有国老焉、有庶老焉。所谓国老者国家耆旧之臣，盖尝执政服役、食君之禄、任君之事者也，非徒加之以执浆执爵之仪、祝噎祝哽之礼，实欲法其善行体之于己以为美德，求其善言服之于行以为良法焉。

 《中庸》：子曰：“敬大臣则不眩。”又曰：“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

 朱熹曰：“不眩谓不迷于事。敬大臣则信任专，而小臣不得以间之，故临事而不眩也。官盛任使谓官属众盛足任使令也。盖大臣不当亲细事，故所以优之者如此。”

 臣按：朱熹于《中庸或问》论劝大臣之道无复余蕴，前编已载之矣，兹不重赘。夫敬大臣，九经之一也。敬大臣本于尊贤，尊贤本于修身，而修身则又本于诚焉。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心有不诚则所以修身者无实德，所以尊贤者无实礼，所以敬大臣者貌敬而心不孚，言入而实不继，皆为虚文矣。故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诚而已矣。

 汉贾谊上文帝疏曰：“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之藉也）。夫已尝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若夫束缚之，系咺之（谓以长绳系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详见前编）。”

 臣按：贾谊此言盖为当时大臣多以罪下狱而发，文帝果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呜呼，谊之此言非特以救当时之弊，盖人君待臣之礼所当然也。史谓文帝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养之云者，盖欲其同入于德善之中而不至于罹吾之法也。孟子曰：“以善养人。”文帝其庶矣乎！

 以上论敬大臣之礼。臣按：前编于“正伦理”已载君使臣之礼，而此又有敬大臣者，盖彼所谓臣者通小大而言，此则专言大臣也。

卷七

▲简侍从之臣

 《书冏命》：王（穆王）若曰：“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侍（给侍左右者）御（车御之官）仆从（太仆、群仆凡从王者）罔匪正人，以旦夕承（承，顺）弼（正救）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钦，发号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万邦咸休。惟予一人无良，实赖左右前后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绳（直也）愆纠（正也）谬，格其非心，俾克绍先烈（谓文、武）。”

 蔡沈曰：“文、武之君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固无待于侍御、仆从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则承顺正救亦岂小补哉。”

 林之奇曰：“左右近习非人则朝夕渐染，入于邪辟而不自知，大臣虽贤，君心已蠹矣。故须小大忠良，必群仆皆正人而后可。”

 臣按：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作此诰命之首述文王、武王有至圣之德，其一时小臣、大臣各怀其忠直良善之行，虽其侍奉、进御、仆役从官之微，无非正直之人，相与奉承辅弼之，是以其出入起居之间无有不敬者，发号施令之际无有不善者，由是下而民庶之敬顺，远而万国之休美。文武犹然，况我一人素无良善之德者乎？实必赖尔前后左右有位之士辅助我之所不及，直其愆过，正其舛谬，格其非僻之心，庶几能绍述我先烈之文、武乎。穆王此言非但以求助于伯冏，而实欲求助于一时前后左右侍从之臣有位者也。

 《国语》：近臣进规。

 臣按：侍从之职所谓近臣也。侍从之职虽各有所司，而皆以进规谏为要焉。

 宋司马光言于其君（英宗）曰：“窃见祖宗之时，闲居无事常召侍从近臣，与之从容讲论万事，委曲详悉无所不至。所以然者，一则欲使下情上通，无所壅蔽；二则欲知其人能否，才器所任。是以黜陟取舍皆得其宜，太平之业由此而致。陛下龙飞，奄有四海，虽圣贤英睿得于天纵，然与当世士大夫未甚相接，民间情伪未甚尽知，臣谓宜诏侍从近臣每日轮一员直资善堂，夜则宿於崇文院，以备非时宣召。伏望圣慈少解严重，细加访问，以广聪明，裨益大政。”又曰：“臣屡曾上言乞诏侍从近臣每日轮直宿，以备非时宣召，已蒙开纳，将谓即时施行。自后迁延日久，窃意内外之臣必有欺惑天听而沮难之者，其意盖欲陛下常居禁中，不与群下相接，以壅蔽聪明而固其权宠，此岂忠臣之所为而陛下之福邪？臣愿陛下断自圣意，使之更直，听政余暇特赐召对，与之从容讲论古今治体、民间情伪，使各竭其胸臆所有，而陛下更加采择，是者取之，非者舍之，忠者进之，邪者黜之，如此则下情尽达而圣德日新矣。”

 臣按：侍从之臣固当朝夕人主左右，无间昼夜者也。若惟进见有时，第于视朝行礼之时暂尔侍立，则又与群臣无异，乌在其为侍从哉？是以昼则更直，夜则入宿，非但以备不时宣召，万一宫禁有不测之变，亦必得人以筹度处置、属笔命辞。不然，仓卒之间何以应变哉？

 范纯仁言于其君（神宗）曰：“本朝设侍从之官，自待制、谏议已上，学士、舍人，皆是古来九卿之职。朝廷待之恩礼既异，士民瞻仰位望亦崇，是宜朝夕论思，同共休戚。今乃忘本徇末，择易舍难，只将主判司局便为己之职事，人情既务因循，朝廷不加考核，其间乃有优游缄默，养望待迁，无爱君忧国之言，乏尽忠补过之义，或有时政得失，唯能退有后言，处之不惭，仅同胡越，未必人人苟禄。盖因习以成风，伏望明降诏旨，督责近侍，凡是朝廷阙失并须论列奏陈，所上封章其尽心论奏而言多中理者稍加褒进，其持禄不言或言而无取者量行黜责。如此，则庶职修举，朝廷获多士之助，近臣免尸素之讥。”

 臣按：侍从之臣非止一类，凡在代言讲读之属，与夫给事左右之臣皆是也。虽其执事各有主判司局，然于供职之外，皆当蓄见闻以备顾问，进言说以尽规益，不可但缄默而已也。（以上总论侍从之臣）

 《周礼》：内史掌王之八枋（与柄同）之法以诏王治，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策，简也）命之。吴澂曰：“内史犹今之内制翰林之职也。”

 臣按：八柄诏于冢宰，内史复掌以诏王，盖史官公论之所出，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柄有所不公，史氏直笔以书之。吴澂谓内史为翰林之职，盖以其命诸侯、公、卿、大夫则策命之，犹今学士院之草制诏也。然谓之史，乃掌文书赞治之名，今制并史馆于翰林，其亦此意欤？我太祖皇帝于吴元年已置翰林院，以陶安为翰林学士，于是设承旨学士、侍讲、侍读学士、直学士及待制、应奉等官。洪武九年诏定百官品级，承旨与六部尚书俱正三品，学士从三品，侍讲学士从四品。十八年三月始定翰林官制，而革承旨直学士、待制、应奉之名，设学士二员，秩五品；讲、读学士各一员，从五品，其属则有侍讲、侍读、五经博士、典籍、侍书、待诏，外此又设修撰、编修、检讨以为史官，皆属之翰林院焉。夫学士代言之官，讲读经筵之职，五经博士、典籍则前代秘书之属，侍书、待诏则前代供奉之名，而所谓史官者则前代著作、起居之任也，今则并属于翰林，则是今代翰林一司实兼前代诸职，其职任尤非他司比也。永乐初，太宗皇帝又柬七人者入内阁，专知制诰，备顾问，参预机务，然其秩犹止五品也。至仁宗皇帝又于本官上加以卿、佐、师、保，其任用尤为重焉。历任既久，又易本官以文渊阁大学士、华盖殿、谨身殿、武英殿大学士云。

 《唐书》：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备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而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唐制，乘舆所在必有文词经学之士，自太宗时名儒学士时时召以草制，然犹未有名号。乾封以后，始召文士元万顷等草诸文词，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玄宗初，制翰林待诏，以张说、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诰书敕。后又改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凡拜免将相、号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号为“内相”，天子私人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

 臣按：此设立翰林院之始。夫翰林之设，三代以前无有也，然《汤诰》《微子之命》之类，其体制言辞类非人君所自言者，安知当时无代言之臣哉？但其名制不见于经典，无可考耳。汉制，尚书郎主作文书起草，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虽无代言之名，其端已见于此矣。至唐以后始设官以掌王言，居禁林深严之地，为天子亲信之臣。人主之心欲有所言、欲有所为，欲有所谋猷于庙堂，欲有所施设于朝廷，欲有所播告于天下，喜其人欲有所奖之，怒其人欲有以责之，皆假诸其手，俾代王言以宣其心、传其意，必得夫颖敏开通之士、谙练该博之才，授旨即得其心，听言即知其意，而言又足以成文，文又能以成章，举理而不遗其事，通今而不悖乎古，必得如是之人然后足以当是任。苟为不然，徒以其才藻之艳丽、言辞之捷给，而于治道、民情罔有所知，君德、治体略无所补，又焉用彼为哉？

 宋翰林学士掌内制、制诰、赦敕、国书及宫禁所用之文辞，凡后妃、亲王、公主、宰相除拜则草词，赦降德音则先进草，乘舆行幸则侍从以备顾问，有所献纳则请对或奏对。

 臣按：学士之职不止于代王言，而又以备顾问、资献纳焉。夫然则所用者不独以其能文辞而已，非道足以贯天人、学足以通古今、才足以适世用者，不足以膺此选也。

 太祖谓宰相曰：“北门深严，当择审重士处之。”范质曰：“窦仪清介谨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迁端明，今又迁兵部尚书，难于复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当谕朕意，勉再赴职。”

 太宗时，张洎欲迁翰林，上曰：“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

 臣按：宋欧阳修尝举钱惟演，言朝廷之官，虽宰相亦可杂以他才为之，惟翰林学士非文章之士不可。夫学士之职，非有文章之士固不可冒此名也，然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韩愈亦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夫所谓文学之士，必得有道德仁义之人以处清切贵重之地，庶几可以华国尔，苟非其人而轻授之，岂不污是选哉？（以上言翰林学士）

 唐玄宗开元三年，始召马怀素、褚无量更日侍读。

 宋真宗咸平二年，以杨徽之、夏侯峤并为翰林侍读学士，班次翰林学士。臣按：此翰林置侍读及侍读学士之始。

 汉明帝时，张酺数侍讲于御前；灵帝时，杨赐、刘宽俱侍讲于华光殿，虽有侍讲之号而未以名官。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始置侍讲。宋真宗咸平二年，国子祭酒邢昺为侍讲学士。

 臣按：此翰林置侍讲及侍讲学士之始。

 唐玄宗谓宰相曰：“朕每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可选儒学之士使入内侍读。”宋太宗命吕文仲为翰林侍读，寓直禁中以备顾问。

 真宗视朝之暇即令讲说，尝曰：“朕听政之余，惟文史是乐，讲论经义宁有倦耶？”

 臣按：设官以讲读名，将资之以讲明经义，质正疑滞，非备其员以美观听也。官而谓之读、谓之讲，必执经以侍左右，讲道以明义理，然后足以称其名焉。（以上讲读学士）

 唐制，史馆修撰掌修国史。

 臣按：修撰之名始见于此，然考之史书，又有所谓北门修撰、集贤修撰、右文殿修撰者，皆所谓史官者也。

 宋置会要所以修纂国史，置修国史、同修国史、修撰、同修撰、编修官、检讨官。

 臣按：编修、检讨专以修史始见于此，前此固有所谓编修官者，盖专以修《经武要略》为职，属之枢密院，名虽同而实则异也。然编修、检讨在前代者皆名以官，我朝止称编修、检讨云，臣尝因是而通论古今之史官矣。夫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史，亦不可一日无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周礼》宰夫八职有史以赞治，汉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有如此者。自成周有左、右史，汉有起居注，唐、宋之起居舍人、著作郎之属，皆所谓史官也。我朝开国之初犹设起居注，其后革之，而惟以修撰、编修、检讨当国史焉，遇有纂修则以大臣为之监修、学士为之总裁，其法制可谓简而要矣。然是职也，是非之权衡，公议之所系也，禹不能褒鲧，管、蔡不能贬周公，赵盾不能改董狐之书，崔氏不能夺南史之简，公是公非，纪善恶以志鉴戒，自非得人如刘知几所谓兼才、学、识三者之长，曾巩所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不足以称是任也。虽然，此犹非其本也，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徯斯所谓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正者，然后用之，则文质相称、本末兼该而足以为一代之良史矣。朝廷诚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储之馆阁之中以为异日大用之阶，其所关系夫岂小哉？（以上史官）

 汉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

 臣按：此五经博士之始。夫五经之在汉，有专门之学，故当时各设博士以掌之，然不徒用以训诂名义而已。于凡朝廷政事之有更张，事体之有疑义，议论之际，博士皆得与焉，辄问以经义何当，汉之政尚经术犹为近古也如此。后世虽设此官，姑备其名焉尔，诚能复汉之故事，遇国家政事之有可疑者，俾文学经术之士皆得以议论，其间考古引经以为可否之决，其于明廷议政未必无所补。

 《周礼》：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

 汉氏图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

 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禧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考合同异。

 唐制，秘书省掌经籍图书之事，秘书郎掌四部图籍，校书郎掌仇典籍、刊正文章。

 宋有秘书监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实录、天文历数之事，官有监、少监、丞，属有著作郎、秘书郎、校书、正字，各以其职隶于长贰。

 宋太宗因唐制建昭文、史馆、集贤院于禁中，昭文、集贤置大学士、直学士，史馆置监修国史、修撰、直馆，昭文亦置直馆，集贤又有修撰、校理之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

 谢绛曰：“太宗肇造三馆，立秘阁。真宗景德中，图书浸广，大延天下英俊之士，数临幸，亲加劳问，递宿广内，有不时之召。人人力道术、究艺文，知天子尊礼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选也。”

 欧阳修曰：“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夫知钱谷、晓刑狱、熟民事、精吏干，以办集为功者，谓之材能之士；明仁义礼乐，通古今治乱，文章议论可以决疑定策、论道经邦者，谓之儒学之臣。善用人者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职，使各办其事；以儒学之臣置之左右，与之日夕谋议，讲求其要而行之，而又于儒学之中择其尤者置之廊庙而付以大政，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学之臣岂在材臣之后哉？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向学为先，而名臣贤辅出于儒学者十常八九。盖馆阁之职号为储材之地，两府阙人则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取于馆阁，馆阁者储辅相之地也。材既难得而又难知，故尝博采广求而多蓄之，时冀一得于其间则杰然而出为名臣矣。其余中人优游养育以成之，亦不失为佳士也。祖宗用人，凡有文章、有材、有行，或精一艺、长一事者，莫不蓄之馆阁而长养之，其杰然而出者皆为贤辅相，其余不至辅相而为一时之名臣者，亦不可胜数也。”

 吕公著曰：“馆阁之职乃朝廷之华选，前世将相名臣多出其间，得人之盛难以遽数。比来虽有简拔，其数不多，其中又多外补，朝廷平日艰于收采，缓急必乏使令。古人有言，士不素养无以重国。”

 臣按：前代藏书之府非止一处，而掌书之官非止一职，名数虽异而职务略同。今代图籍皆藏内阁，所设之官止一典籍焉。盖本朝翰林之官虽有异名，实无异职，其所储书非独以存前代之旧，盖将以资儒臣之考阅讲究，以开发其聪明以为异时大用之具也。仰惟太祖开基，既设翰林院置学士等官，又虑人才非储养作兴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编修张唯等十人入禁中文华堂肄业，诏宋濂为之师，上听政之暇辄幸堂中取其文亲评优劣，命光禄给酒馔，每食皇太子、亲王迭为之主，给冬、夏衣，时赐白金、鞍马。太宗永乐甲申，命学士解缙选新进士中材质英敏者，得修撰曾棨，编修周述、周孟简，庶吉士杨相、王英、王直等二十八人，又增周忱为二十九人，俾就文渊阁进其学，且谕之曰：“文渊阁古今载籍所萃，尔各食其禄，日就阁下恣尔玩索，务实得于己，庶国家皆得尔用。”命司礼监给笔札，光禄寺供饮馔，分钞以市膏烛，赐第以为居止。列圣相承按为故事，每遇开科间，于进士中选其俊异者如甲申制，读书中秘以储养之。前后得人比诸他进士为多，用之当时有得贤之效，书之史册为儒者之荣，是诚一代盛举也。臣伏读文皇帝谕棨等有曰：“人须立志，志立则功就，未有无志而建功成事者。汝等皆今之英俊，当立志远大，不可安于小成。为学必造道德之微，必具体用之全，为文必驱班、马、韩、欧之间，古之文学之士岂皆天成？亦积功所致也。”一时诸贤服膺圣训，莫不奋发立志，勉进学业，皆大有所成就，留者擅文学之名，出者播政事之誉。大哉皇言，其所以主张文教，作兴人才，为世道虑也一何远哉，三代以下所仅见也。嗟乎，贤才不易得，亦不易知，必随时而取之不限一时，必多方以试之不拘一艺，然后贤才毕用而无遗。苟惟取之于此时而他时则否，试之以一艺而他艺则否，而欲所用皆得其人，难矣。臣请著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简择之余乃分诸司观政，待新进士诣大学行释菜礼毕，即敕礼部谕俾各录平日所作文字投献（所作如诗赋、序记、铭颂、书论、拟古评史之类），封送翰林考订，其中有辞采文理其学可进者，别出题试之，其所试之文与所投之卷相称，即取以预选，不问年之长幼、质之强弱，苟有器识才思者，即如故事命官教育以俟其成，若其辞钩棘而意诡异者不在所取，三年之后随其材器而任使之。每科不必多选，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不必多留，所留不过三五辈。如此，则国家储材以待用者无非通经学古、明体适用之儒，布诸庶位、列于内外者又皆得夫文学博雅之士，以错杂于政事、法理之间以润饰之，臣见天下彬彬然多文雅之士，儒皆真儒，吏非俗吏，凡其制作以华国、施为以辅世者，咸有可称述者矣。为治要务、用人要术莫先于此。（以上馆阁）

 唐武德二年，改内史舍人为中书舍人。

 臣按：此中书舍人设官之始。然是官也故隶于中书省，故以中书舍人为名。我朝罢中书省，尚仍其旧名，名虽同而实则异也。盖前代之中书与翰林学士分掌内、外制诰以为两制，盖属文之官也。我朝之中书舍人则专以书写为职耳。书者六艺之一，汉人谓之小学，以试学童为吏者也。夫人能之无庸设官，设之始自今日，盖以王言所系之重，前代乃属笔于吏胥，殊无慎重之意，祖宗以此设官盖有深意，必得夫素通经术、深明六书之义，心正笔正如柳公权所云者，居之庶不污王言耳。苟粗识偏旁而学术无素者，尚不足以当此，况又粗率侧媚而流品非清者哉？（以上中书舍人）

 以上简侍从之臣。臣按：翰林之职以备顾问、参议论、侍讲读，谓之侍从可也，而博士、典籍、舍人等官亦系之侍从者，盖以今制皆属于翰林故也。中书舍人之职虽有专科，然所书者学士所草之制，况今内阁亦有舍人别书诏敕云。

卷八

▲重台谏之任

 《周礼》：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春官）。

 臣按：御史之名始见于此，然其所职者乃邦国都鄙之治令以赞冢宰者也，汉因秦制而设此官，则专以司纠察之任，名虽同而其制则异也。

 《通典》（唐杜佑作）：御史之名，《周官》有之，盖掌赞书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战国时亦有御史，秦、赵渑池之会各命书其事，又淳于髡谓齐王曰“御史在前”，则皆记事之职也，至秦、汉为纠察之任。所居之署，汉谓之御史府，亦谓之御史大夫寺，亦谓之宪台（此御史称台之始），后汉以来谓之御史台，亦谓之兰台寺，隋及唐皆曰御史台，龙朔二年改为宪台，咸亨元年复旧。门北辟，主阴杀也，故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臣按：御史台即今都察院是也。前代有中书省而御史台之职专掌纠察，不得与之并列，我朝罢中书省而以政权分属六部，而都察院之设品级与六部同，其权视前代尤重云。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其属有三院：一曰台院，侍御史隶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隶焉；三曰察院，监察御史隶焉。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凡有弹劾，御史以白大夫。

 臣按：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之职，中丞即今左、右副佥都御史之职。唐有三院，今并其三于察院。祖宗设都御史六员，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凡事之不公不法者皆在所理。其属有十三道，各设监察御史，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湖广、曰山东、曰河南、曰山西、曰陕西、曰广东、曰广西、曰四川、曰云南、曰贵州，分掌其各布政司事，其京卫并直隶府卫则分隶焉。御史之职在纠劾百司，照刷文卷，问拟刑名，巡按郡县，是则朝廷耳目之任，所以振肃纪纲而防邪革弊者也。六部之职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见闻，不系职司，皆得以纠察焉。

 御史大夫李承嘉尝召诸御史责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礼乎？”御史萧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弹事，不相关白。若先白大夫而许弹事，如弹大夫不知白谁也！”

 臣按：今六部官属皆书其部，如吏部属则曰吏部文选清吏司、兵部属则曰兵部武选清吏司之类是也，惟都察院则书其道而不系于都察院焉，是亦唐人之意也。

 武后以法制群下，许谏官、御史得以风闻言事。

 胡寅曰：“武后使谏官、御史以风闻言事，其兴奸慝、来谗谮、害忠良、伤公道之符契乎？朝廷者，众正之原，是非所仰以决，谮诉所望以明，毁誉所赖以公，人心服与不服一在是焉。彼风闻者，得于道听途说或两怒溢恶，岂皆真实？遽然按之以施刑罚，其差失多矣。既以风闻多不审谛，被言者又泯默被罪，不得申理而冤结无告，伤平明之政亦甚矣。”

 臣按：后世台谏风闻言事始此，前此未有也，有之始自武氏。宋人因按以为故事，而说者遂以此为委任台谏之专。嗟乎，此岂治朝盛德之事哉！夫泛论事情风闻可也，若乃讦人阴私，不究其实而辄加以恶声，是岂忠厚诚实之道哉？夫有是实而后可加以是名，有是罪而后可施以是刑，苟不察其有无虚实，一闻人言即形之奏牍、置于宪典，呜呼，莫须有何以服天下哉？我祖宗著为宪纲，许御史纠劾百司不公不法事，须要明著年月、指陈实迹，不许虚文泛言、搜求细事，盖恐言事者假此以报复私仇、中伤善类、污蔑正人，深合圣人至诚治天下之旨。

 睿宗时，侍御史杨孚弹纠不避权贵，权贵毁之，上曰：“鹰搏狡兔须急救之，不尔必反为所噬。御史惩奸慝亦然，苟非人主保卫之，则亦为奸慝所噬矣。”

 臣按：睿宗此言可以为世主任用风宪之法。

 肃宗在灵武时，武臣崛兴无法度，大将管崇嗣背阙坐，笑语喧纵，监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叹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穆宗时，夏州节度使李祐拜大金吾，违诏进马，侍御史温造劾之，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吴元济未尝心动，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

 臣按：御史之设所以为朝廷，非为其人也。既授之以是职，必假之以是权，彼持其权以举厥职，则人知所严惮而不敢为恶，其为朝廷之益大矣。唐人有言：“御史为天子之耳目，宸居之堂陛未有耳目聪明、堂陛峻正而天子不尊者也。天子尊，未有奸臣贼子而不灭也。奸臣贼子灭矣，可以自朝廷至于海隅，荡荡然何所不理哉？”观于此言，则知古人设官之意。

 宋制，御史入台，满十旬无章疏者，有辱台之罚。

 臣按：宋朝切责御史以举其职，其严如此，盖惟恐其不言也。上之所以责之于其下者必欲其言，如此，居是职者虽欲缄默不言，不可得矣。

 石介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乱亡道、荒政咈谏、废忠慢贤，御史府得以谏责之；相有依违顺旨、蔽上罔下、贪宠忘谏、专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纠绳之；将有凶悍不顺、恃武肆害、玩兵弃战、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弹劾之。君至尊也，相与将至贵也，且得谏责纠劾，之余可知也。”

 曾肇曰：“御史责人者也，将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职，天下之有败法乱纪、服谗搜慝者，御史皆得以责之。然则御史独无责乎？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御史之责也。”

 臣按：宋二臣之言，可见御史责任之重且难如此。为御史者必如二臣所言，然后为能举其职，不然，则于是职有愧矣。由是观之，则凡其在任之日所以形于言论、见之章疏者，乃其职分之所当为，非好为是以求名也。（以上台官）

 周礼：保氏掌谏王恶（地官）。

 臣按：官以保为名而职以谏恶为事，盖欲其陈王之过失以保佑王之躬，辅之翼之以归诸道也。自周人有是官，汉人因之以设谏诤之员，其名虽异而制则同也。

 秦始置谏议大夫，掌论议，无常员。汉武帝更置谏大夫，光武又以为谏议大夫。唐承隋制，复置，随宰相入阁。宋置谏院。

 唐置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宋改左右补阙为左右司谏、左右拾遗为左右正言。

 臣按：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司谏、正言皆前代之谏官也，我朝革去前代中书省，并其所谓谏官者不复置焉，惟设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政而兼以言责付之。

 秦始置给事中，汉因之，唐定为四员。宋制，凡制敕有所不便，准故事封驳。

 臣按：给事中自秦以来为加官，至宋元丰中始有定职，其职专以封驳而已。我朝始分为六科，科设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随其科事繁简而设员，凡章奏出入咸必经由，有所违失抵牾、更易紊乱皆得封驳。不特此也，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贤佞皆许联署以闻，盖实兼前代谏议、补阙、拾遗之职也。祖宗设官不以谏诤名官，欲人人皆得以尽其言也，而又专寓其责于科道。吁，四海无不可言之人，百官无非当言之职，又于泛然散处之中而寓隐然专责之意，祖宗设官之意深矣，求言之意切矣。

 唐太宗贞观元年制曰：“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奏。”

 臣按：宋王安石言，唐太宗之时，所谓谏官者与丞相俱进于前，故一言之谬、一事之失可救之将然，不使其命已布于天下然后从而争之也。君不失其所以为君，臣不失其所以为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为、丞弼所以言于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后从而争之，上听之而改，则是士制命而君听也；不听之而逐，则是臣不得其言而君耻过也。臣窃以谓唐宋之制与今不同，前代宰相行事谏官无由得知，今则六部之事无一不经于六科，则虽不必随大臣入阁议事，当其章疏初入之时、制敕始出之际，则固可以先事而谏矣。

 宪宗谓李绛曰：“比谏官多朋党，论奏不实，皆陷谤讪，欲出其尤者，若何？”绛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荧误上心。自古纳谏者昌，拒谏者亡，夫人臣进言于上岂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昼度夜思始欲陈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将以闻则又惮而削其半，故上达者财十二耳。何哉？干不测之祸，顾身不利耳，虽开纳奖励尚恐不至，今乃欲谴诃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谏之益。”

 臣按：李绛此言非但以破憸人之谋，亦使其君知谏臣之难也如此。宪宗闻其言即知谏之为益，此其所以为唐令主，后世称治者必宗之欤。

 宋欧阳修曰：“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天子曰是，谏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谏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间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司马光曰：“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

 臣按：今世谏官虽无定职，然祖宗设立六科，实以言责付之，凡内而百司、外而藩郡，应有封章无有不经由者，矧列署内廷、侍班殿陛，日近清光，咫尺天颜，上无所于属，下有所分理，欧阳修所谓“争是非于殿陛之间”。今虽无此比，至于司马光所谓“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则今犹古也。然则是职也亦岂易得其人哉？必如光所谓择言事官当以三事为先，第一不爱富贵，次则重惜名节，次则晓知治体。必得如是之人以居谏官，则上而君德必有所助，下而朝政必无所缺矣。（以上谏官）

 蔡襄告其君（仁宗）曰：“任谏非难，听谏为难；听谏非难，用谏为难。陛下深忧政教未孚、赏罚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广言路，群邪恶之必有御之之说，不过曰某人也好名也、好进也、彰君过也，或进此说正是邪人欲蔽天聪，不可不察焉。”

 臣按：自古小人欲蔽人主之聪明，恐其耳目之官攻己过、发己私不得久安其位者，必假此三说以诳惑其君。其君不明，或信其说，以至于屏弃正言、疏远正人以驯致于危亡之地者多矣。听言者盍反思曰彼之言当欤否欤？己之过有欤无欤？彼之言果当，用之而有益于国，则其得敢言之名、进显要之位乃所固有者也，岂谓好哉？己之过果有焉，因之而不陷于恶，则彼有进忠之益而我有从谏之美，乃所谓善补过也，岂谓彰哉？以是而反求于心，则知其言真有益于己，虽无益焉亦未必有损也。为人上者惟恐其臣之不好名、不好进，吾不得以闻其过而改之耳，尚何咎之有哉？

 苏轼言于其君（神宗）曰：“宋朝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擢用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以去鼠，不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蓄狗以防盗，不以无盗而蓄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万世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以苟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有亡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苟皆如此，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天下岂不殆哉？臣所谓存纪纲者，此之谓也。”

 臣按：苏轼此言以为朝廷之纪纲专在于台谏，盖有见之言也。有志立纪纲以正朝廷安天下者，尚念之哉。

 吕祖谦曰：“天子以一身之微处法宫之邃，百僚之邪正、吾躬之得失皆奚自而察之，于是设为耳目之官以司风宪之任，故一人不必用其聪、恃其明，举天下之事无不闻而见之。汉宣之时，萧望之迁谏议出补郡守，则亦民之师帅，非不美也，望之上疏且以出谏官以补郡守，所谓忧其末而忘其本。盖朝无诤臣则不知过，以是知台谏之选不容少缓。”

 臣按：台谏之任非素禀刚正者未易居也，然人臣之禀性刚正者恒少，间有一二，或讷于言辞，或短于章疏，求其称是任者盖甚难也。幸而得其人，又使不得久居其位而迁之于外，此望之所以有忧末忘本之论也。虽然，为官择人迁而用之固犹可也，不幸而有奸邪小人处乎当道，恶其刚正不隐或至发己之阴私，假迁除以去之亦或有矣，有志于求谏者不可不知。（以上总论台谏）

 以上论重台谏之任

卷九

▲清入仕之路

 《周礼》：大司徒以乡三物（物，事也。三物，德、行、艺也）教万民而宾（敬之也）兴（举也）之，一曰六德，知（别是非）、仁（公无私也）、圣（通明也）、义（有断制）、中（诚实也）、和（无乖戾）；二曰六行，孝（善事父母）、友（善于兄弟）、睦（亲其九族）、姻（亲其外亲）、任（信于朋友）、恤（振于贫乏）；三曰六艺，礼（有五礼）、乐（有五乐）、射（有五射）、御（有五御）、书（有六书）、数（有九数）。

 卿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谓州长以下）与其众寡（谓无多少），以礼（谓行乡饮酒礼）礼（谓礼之也）宾之（以宾客之礼敬之）。厥明（明日也），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掌宗庙之实藏者），内史贰之（书其副本也）。

 臣按：成周盛时用乡举里选之法以取士，然所以取士之法则奉大司徒之教而兴举之也。其教云何？所谓六德、六行、六艺是也。德存于心不可见，故考其行艺而书之，二十五家为闾，闾有胥，闾胥则书其敬敏任恤者；百家为族，族有师，族师则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五百家为党，党有正，党正则书其德行道艺；二千五百家为州，州有长，州长则考其德行道义而劝之；万二千五百家为乡，乡有大夫，则于三年大比，考其果有六德六行而为贤、通夫六艺之道而为能，则是能遵大司徒之所教而成材矣。于是乡老及乡大夫帅胥、师、正、长之属，合闾、族、州、党之人，行乡饮之礼，用宾客之仪以兴举之，书其氏名于简册之中，献其所书于天府之上，谓之宾者以宾礼敬之而不敢忽也。虽然，岂但宾于乡而已哉？《易》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则在天子亦宾之矣。然不特此耳，及其登名天府之时，贤能之书一上九重之君，至尊至贵亦且屈万乘之尊以拜而受之。所以然者，岂非贤才之生，乃上天所遗以培植国家元气者乎？

 《王制》：命乡论（谓述其德艺而保举之）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选择而用之也），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才过千人之谓），升于司徒者不征（征谓徭役）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造，成也），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臣按：三代盛时仕进有二道，有由乡学而进者，有由国学而进者。乡学则掌于乡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国学则掌于大乐正而用之在大司马。乡学所教之士，大夫论其秀者升之司徒则谓之选士，选者择而用之也，升之司徒既选而用之则不给徭役于乡矣。选士之中有不安于小成者，司徒又论而升之国学，则虽司徒之徭役亦不给矣。此二等皆谓之造士，造者成也，由选士而为造士，是乡学所进者，则用之为乡遂吏。由俊士而为造士，是国学所进者，则进之于大乐正，大乐正于是乎论其秀颖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大司马焉，是之谓进士也。既为进士，则大司马辨论其材之大小高下而官，使之举其贤者以告于王。既有一定之论然后授之以官，或以为司、士或以为内史之类，所谓官之也；既任其官然后予之以爵，或以为士、为大夫而进至于卿，所谓爵之也。有爵斯有位矣，其位既定然后颁之以禄，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谓禄之也。此三代乡里选用之法，而所谓进士者，盖以其成材将进于朝以用之故耳。后世取士不复此制，而亦以进士名，其原盖出于此。其名虽同，而其所以进之之实则不同也。

 汉高祖诏曰：“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有贤者郡守自为劝勉，驾车遣之），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谓行状年纪也），有而弗言觉免（发觉免其官）。”

 文帝十五年，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臣按：贤良极谏科始此。

 孝武初，董仲舒对策曰：“臣愚以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后遂令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臣按：乡举、里选之法，后世所以不可行者，盖人情日伪，敢于为私以相欺，公于为党以相蔽，苟无试验之方、防察之政、纠举之法，而徒任人而不疑、信言而不惑，则情伪日滋而贤否不复可辨矣。仲舒所谓岁贡之法，贡其吏民之贤者尔。今所贡者则学校之士也，今贡者试不中有罚俸之比而无赏，然亦姑应故事而已。诚能振举祖宗之法而加严于学校之教、提调之罚、考试之方，亦足以得人致用也。

 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臣按：孝廉科始此。

 元光五年，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计谓上计簿也，偕谓每岁郡国有上计之吏命与俱来也）。

 臣按：今世科举，初场试士以五经、四书，即此习先圣之术；终场策士以时务，即此明当世之务；乡贡举人赴礼部者给脚力、廪给，即此续食计偕。

 元朔元年，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烝庶、崇乡党之训哉？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孝廉者罪。”有司奏议曰：“古者诸侯贡士，一适谓之好德（适谓德其人），再适谓之贤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则黜爵，再则黜地，三则出爵削地毕矣。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

 臣按：汉世去古未远，而贤能之士皆知自重而不肯自炫以求售，而上之所以待之者既厚而求之者亦切，出而仕者，有司既躬为之驾而县次续食俾与计偕，其不肯出者既悬赏以招人之荐又严法以罪人之不荐，虽无宾兴拜受之礼，犹存好贤敬士之心。后世严缪举之罚而限其途辙者则有之矣，未闻有不举之罚而责其荐扬者也。

 元朔五年，诏补博士弟子。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令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

 臣按：汉制，郡国举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贤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贤良、孝廉举以任用似今之科目，博士弟子入补国学似今之岁贡。其察举考试之实不同，而其取士大略则相类也。

 孝武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

 臣按：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何武、萧望之、翟方进等皆以射策甲科为郎。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诏内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

 臣按：此因灾异举士之始，其后日食、星陨辄行之。元康四年，诏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

 臣按：此遣使行天下举士之始，其后或遣谏议大夫、或遣博士、或遣光禄大夫举茂材、特立、淳厚、直言，其名目不一。光武始诏三公、光禄勋、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材。

 臣按：前此举士无常时，至此始岁一举。汉召信臣以明经甲科为郎。臣按：明经之科始见于此。

 后汉顺帝时，尚书令左雄议改察举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试经学、文吏试章奏。臣按：限年之法始于此。魏陈群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

 臣按：魏始置中正，州郡县皆有之而以本处人充，俾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吏部凭之授受。及其弊也，惟据阀阅，不辨贤愚，所以刘毅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历晋南北朝至隋，选举之法皆用之，至开皇中方罢。

 晋武帝诏州郡举秀异之才。刘宋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试。隋始置进士科。

 臣按：此后世进士之科之始，盖始专以文辞试士也。夫三代以前乡举里选之法行，取士专以德行为本；汉制，孝廉、茂材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之士，试以治道，然后官之；魏晋以降，所举秀、孝犹取经术，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虽其立法未必尽善，然清谨之士犹知有所畏忌，不敢放恣，恐有言行之疵以为终身之累。至是隋有进士之举，始专试士以文辞，士皆投牒自进州里，无复察举之制矣。

 唐制，取士之科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臣按：唐科目虽曰多端，而其行之最久者进士、明经而已。然进士以声韵为学，不本经术；明经以帖诵为能，不穷义理，所谓德行者不复问矣。武后天授元年，策问贡士于洛阳殿，殿前试士自此始。

 臣按：此后世临轩策士之始。玄宗开元中，令诸州贡举，省试不第愿入学者听。臣按：此下第举人入学之始。

 宋之科目有进士、有明经，诸科常选之外又有制科，而进士得人为盛。神宗始罢诸科而分经义、诗赋以取士。宋太宗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

 太平兴国九年，进士始分三甲，自是锡宴琼林苑。上因谓近臣曰：“朕亲选多士，殆忘饥渴，召见临问，观其才拔而用之，庶使田野无遗贤而朝廷多君子耳。”

 臣按：历代科目得人惟宋为盛，盖以太宗留意科目，自是以后，天下士子争趋向之故也。

 仁宗时，张方平知贡举，言：“文章之变与政通，今设科选才专取辞艺，士惟道义积于中、英华发于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诸外而质其中之蕴也，言而不度则何观焉？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屡下诏书戒饬，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

 嘉祐二年，亲试举人，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时进士习为奇僻，钩章棘句，浸失浑厚，欧阳修知贡举，痛裁抑之，浇薄之士不预选者多毁修，然自是文体亦少变。

 臣按：文章关气运之盛衰，而科场之文为甚。盖科场之文乃一世所尚者，上以此取人以为一代辅治之具，下以此为业以为一生进用之阶，非徒取其能文而已。盖将因其文以叩其人心之所蕴、才之所能、识之所及，由是用之，将藉之以辅君泽民、修政立事，不苟然也。昔朱熹尝与其门人言及科举文字之弊，熹叹曰：“最可忧者不是说文字不好，这事大关世变。东晋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没理会。夫东晋未以文取士，所谓文者出于众人之私作，未必人人同也，其祸且至于不可支持，况科举之文乃国之所以取士，士之所以为业者，其所关系岂不益大哉？苟非在上屡颁戒饬之诏、慎择主试之人，示之以趋向之方，付之以斡旋之柄，则文辞日流于卑弱而国势随之矣。”呜呼，可不念哉。

 英宗以间岁贡士法不便，诏礼部三岁一贡举。臣按：此即成周三年一大比之制，自是遂为常制，至今日行之。

 神宗时，王安石告其君曰：“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常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尔。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既而言者又谓古之取士皆本学校，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则患于无渐，宜除去声韵对偶之文，使学者专意经术。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易》《诗》《书》《周礼》《礼记》兼《论语》《孟子》，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臣按：此后世经义之始。前此所谓明经者，试其墨书帖义，但取其记诵而已，未尝考其义理、求其文采也。王安石为人固无足取，及其自作三经，专用己说，欲以此一天下士子使之遵己，固无是理，然其所制经义之式至今用之以取士，有百世不可改者，是固不可以人废言也。及其所谓士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切中今世学者习科举之弊。今世举子所习者虽是五经、濂洛之言，然多不本之义理、发以文采，徒缀缉敷演以应主司之试焉耳。名虽正理，其实与前代所习之诗赋无大相远也。欲革其弊，在择师儒之官，必得人如胡瑗者以教国学，慎主司之选，必得人如欧阳修者以主文柄，则士皆务实用以为学、本义理以为文，而不为无益之空言矣。他日出而为国家用，其为补益盖亦不小。

 熙宁三年，亲试进士，始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

 臣按：殿廷试士始于唐武后时，宋初沿之，然皆试以诗赋，至是神宗始试以策，至今用之。方是时，苏轼为编排官，见一时举人所试策多阿谀顺旨，乃拟一道以进，大略谓科场之文，风俗所系，所收者天下莫不以为法，所弃者天下莫不以为戒，今始以策取士，而士之在甲科者多以谄谀得之，天下观望，谁敢不然？风俗一变，不可复返，正人衰微则国随之。噫，观轼兹言，则知朝廷以言试士虽若虚文，而一时人心之邪正、国势之兴衰实关于此，识治体者不可不加之意。

 理宗御笔付知贡举杜范曰：“朕爰简儒彦，俾典文衡，凡尔攸司，宜鉴旧弊。一取一舍，惟公惟明，经学欲其深纯，词章欲其典则，言惟合理，策必济时，毋以穿凿缀缉为能，毋以浮薄险怪为尚。参稽互考，优劣自分，庶使贤俊毕登，以副朕新美治功之意。”

 臣按：宋朝文弊至理宗时极矣，每遇大比，帝辄下诏崇雅黜浮，盖有以见夫士习之美恶形于文辞之浮雅，文辞之浮雅而实有关于气化之盛衰也。苏轼告神宗曰：“愿陛下明诏有司，试之以实学，博通经史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风。”臣于今日亦然。

 朱熹作贡举私议曰：“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他慕，早夜孜孜，惟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也，今治经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穷其一而不及其余，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皆不可阙者，而学者岂能一旦尽通？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史及时务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试策各二道，使治经者必守家法，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有司命题必依章句，如是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用于世矣。”

 臣按：朱熹之义虽未上闻而天下莫不称诵，以为后世贡举之法未有过焉者也。我太祖皇帝于开国之初即诏天下曰：“自洪武三年为始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学出众者待以显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者毋得与官。”至十七年，又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秋乡试，辰、戌、丑、未年春会试，士各专一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四书义主朱氏《集注》《章句》、《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诗》主朱氏《集传》、《春秋》主三传及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肆我太宗皇帝修《五经四书大全》，《易》《诗》《书》如旧，惟《春秋》则宗胡氏，《礼记》则又加以陈澔《集说》焉。初场以初九日试四书义三道、本经四道，次场用十二日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终场以十五日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初场及终场未能者，许减其二道。呜呼，本朝试士之制虽不尽用朱氏分年之议，然士各专一经，经必兼四书，一惟主于濂、洛、关、闽之说以端其本，又必使之兼明子史百家之言、古今政务之要，而以论、策试之，考其识见，本末兼该，文质得中，虽不尽如朱氏之说，实得朱氏之意于数百年之后矣。凡前代之科目如制科、秀才之类，一切废绝；前代之制度如诗赋、墨义之类，一切不用，可谓简而要、明而切，真可以行之于千万年而无弊矣。本朝科举参酌前代之制而取厥中，凡所谓明经、宏辞诸科一切革罢，惟有进士一科。洪武三年诏天下行省以是年秋八月开乡试，明年春二月礼部会试，其解额以五百人为率，会试取百人，而所试之文尚仍元制。至十七年始定今科试格式，十八年会试止录士子姓名、乡贯而未刻程文，录文自二十一年始也。自是三年一开科，取人无额，惟善是取。宣德改元始镌定额，两京十二藩（贵州、云南附）各随地产以差多寡而会试，如洪武初取士之数，又以北方学者文采不能自见，分南、北、中三数取人。正统壬戌于各布政司旧额上量增之，而会试则加以半。景泰初，诏除科额以复洪武、永乐之旧，寻复镌定，比旧额稍增，礼部试则临期取旨，自是遂为定制。夫自洪武甲子定为三岁一开科，至是三十余试矣，科场条贯日增日密，一切病弊尽革无余，惟程试之文气、进用之人才似乎有愧于前者，虽或气运之使然，习俗之流弊，然不可不知其故也。祖宗时其所试题目皆摘取经书中大道理、大制度关系人伦治道者，然后出以为题，当时题目无甚多，故士子专用心于其大且要者，其用功有伦序，又得以余力旁及于他经及诸子史，主司亦易于考校，非三场匀称者不取。近年以来，典文者设心欲窘举子以所不知，用显己能，其初场出经书题往往深求隐僻、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遂使学者无所据依，施功于所不必施之地，顾其纲领体要处反忽略焉。以此科场题目数倍于前，学者竭精神、穷目力有所不能给，故于策场所谓古今制度、前代治迹、当世要务有不暇致力焉者，甚至登名前列者亦或有不知史册名目、朝代前后、字书偏旁者，可叹也已。然以科额有定数，不得不取以足之，以此士子仿效成风，策学殆废，间有一二有策学者，又以前场不称，略不经目，人才所以不及前者，岂不以是哉？其录出以为程文者，又多萎薾粗浅、拘泥缠绕，不厌士心，录一出议论纷然，其所谓主意之说尤为乖缪，凡其所命之题专主一说谓之主意，殊不知圣经深远，非一人之见所能尽，理苟通焉斯在所取矣，何必惟已之同哉？士子志于必得，谓非合主司之意不可以取中，往往将圣经贤传之旨旁求曲说、牵缀迁就以合主司所主之意，此非独坏士习，其为圣经之蠹也甚矣。有司主此以出题，士子主此以为文，今日为士子既以此进身，异日为主司又以此取士，《宋史》所谓缪种流传，今日时文之弊殆类之也。然此又不但科试为然，而提学宪臣之小试殆又有甚焉者也，其所至出题尤为琐碎，用是经书题目愈多，学者资禀有限，工夫不能遍及，此策学所以几废，而科举所得罕博古通今之士也。正统、景泰以前所刻程文，皆士之亲笔，有司稍加润色耳，近日多是考官代作，甚至举子无一言于其间，殊非设科之本意。若夫考试之官，两京及会试皆出自朝命，乡试则方面官先期访请，洪武以来惟有学者是用，不问是何官职，虽儒士亦在所聘。后乃有建言专用教官者，其所礼聘无非方面之亲私，率多新进，士少能持守，一惟监临官是听，内外之权悉归御史，凡科场中出题、刻文、阅卷、取人皆一人专之，所谓弥封、誊录殆成虚设。谨按科场旧例，分帘内外以隔绝交通之弊，自帘以内考试官主之，自帘以外监试官主之，而提调官则兼总内外焉。然惟莅其事尔，而取人、刻文皆不得预，所以用巡按、御史为监临官者，特以纠察其不如法者尔。今宜敕有司，凡科场条贯必复祖宗之旧，所命题必光明正大、切于人情物理、关于彝伦治道者。小录所刻之文谓之程文，特录出为士子程式也，非用是以献上也。文有可为程式者则刻，无则否，或多或寡不必齐同，不许代举子作，如有欠阙繁冗，稍加笔削可也。经书题目，无甚凶恶字面不必回避。初场经义四条以通三条、书义三条以通二条为合格，否则不取；五策问目通以十事为率，非通五以上不在取数，会试则本数不足取别数足之，乡试则此经不足足以他经。凡解额惟限之不许过数，苟无足取者宁欠无足，通场全无然后短中求长，取以备数。如此，则科目所得者皆通经学古之士而适于世用矣。更乞申明旧制，在外乡试俱照会试及两京例，不设监临官，其巡按、御史止于科场外严加纠察，士子欲入场者专委提学宪臣考验而亦不许他官小试，凡百执事不许用进士、举人出身人员，恐有夤缘作弊。临晚给烛虽唐宋故事，然今科场代笔换卷多在昏暮，宜革去给烛而取减场，先期聘考试官必详加询访，不许徇私滥举，许御史纠治，惟有学行誉望者是取，不分有司。教职见任致事，仍乞申严帘内、帘外之限，不许通融出入，三日一宴之礼惟送酒瑽，不必宴会。考试官阅卷去取既定，先将所取中卷用其字号编定名第，一样三本，封号印记，其一留以自备，其二以授提调、监试官，至期比朱墨卷相同然后拆号，各照所编定字号填榜，不许更易。又于各经各存备卷三五卷，如所取卷有参错，即随经用所备卷依次补之。如此，庶几科场少弊，可以得人而复祖宗之旧矣。又考会试举人，往时入场者极多，不过二千人，今则积多已逾四千矣，窃恐数科之后日累日多，又不止此数。窃考宋欧阳修作《礼部唱和诗》序，谓宋制考校五十日，今制自初八日入场至二十日以后揭晓，不过十余日，卷多日少，恐不能无遗才，请下礼部议宽其日限而移殿试于三月望日，庶几考试者日力有余，得以尽其心力，精详文理，以为国家求才。（以上科举）

 汉武帝时，太常孔臧等议，请太常博士置弟子，复其身。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

 臣按：此太学生入仕之始。夫自汉置博士弟子，试通一艺者补以官，其后唐人有学馆生徒之设，宋人有三舍之制。今世岁贡生员，礼部奏于奉天门下，试中送国子监肄业，循资送吏部选用。本朝入仕之途科目之外，惟此为重，亦多得人。（此学校岁贡）

 《周礼》：宰夫掌百官府之征令，五曰府（主蓄藏文书及器物者），六曰史（理文辞述事者），七曰胥（治文书之次叙，谓才智为什长者），八曰徒（趋走以应呼召者）。

 臣按：《周官》之府、史、胥、徒即今之吏员也，所谓“庶人之在官者，与下士同禄”是已。是时未有进试之阶，至秦弃儒崇吏，汉因之，始有试吏入仕之途。考之史，若路温舒为县狱吏、丙吉为鲁狱吏、龚胜为郡吏、赵禹为佐史之类，则是吏员入官其来久矣。本朝入仕之途于科目、监生之外有吏员，凡在外藩、宪、卫、府、州、县任自辟举，以六年或三年为满限，至部分拨，在内诸司以三年为考，依资格叙用。（此吏员出身）

 以上清入仕之路。臣按：我朝选举之制比汉、唐、宋为省，科举之外止有监学历仕、吏员资次二途以为常选，其他如经明行修、贤良方正、材识兼茂、楷书、秀才、童子之类皆兴废不常，惟任子祖宗虽有定数，然皆出自恩典，或与或否，近年三品以上子孙入监方有定例。故臣于入仕之路独详进士之科而兼及监生、吏员者，以当世之所重者在进士科，而此二途次之。窃惟本朝虽大，封拜百官亦未尝具服拜贺，惟于策士传胪之后，群臣致辞庆贺曰：“天开文运，贤俊登庸。”由是观之，则祖宗所恃以求贤辅治之具诚莫先于进士一科，是以百年以来凡明治体、建功业者皆自此途以出。《唐史》言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施设、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宋人亦言豪杰之士由之而进。夫唐宋取士以诗赋，多文而少实，尚足以得一时之豪杰以为名臣，况本朝取士之制本六经《语》《孟》之文，用濂、洛、关、闽之说，即汉人所谓经术、宋人所谓道学者也。为士者诚专心于此而有所得焉，上之人精择而谨取之，必名实相符、文质相称然后得预斯选焉，其所得之人才当不止于唐、宋而已也。

卷一○

▲公铨选之法

 《虞书》：禹曰：“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

 蔡沈曰：“敷纳以言而观其蕴，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报。”

 臣按：试人之法有二，曰言、曰功而已。所谓言者，《礼记》所谓“或以言扬”是也；所谓功者，《礼记》所谓“或以事举”是也。进人不以言则无以知其所有之蕴，试人不以功则无以验其所行之实，苏轼曰：“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是则以言功为用人之法，其来尚矣。

 皋陶曰：“翕（合也）受敷（布也）施，九德（即上文”宽而栗“以下九事也）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相师法也），百工惟时（及时趋事）。”

 蔡沈曰：“德之多寡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则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无遗才而上无废事者，良以此也。”

 臣按：德之在人，其总有九，而人之所得者则或得其一二、或得其三四、或得其五六七八之不同，所以有多有寡也。人君则随其多寡合而受之，既受之矣，由是随其大小长短施而用之，因才授任，或以为大夫、或以为诸侯。如是，则一德有一德之用，有其三者为大夫，有其六者为诸侯，而九者之德各用所长，而咸事其事矣。九德咸事，则在官者无非俊乂之士，是以寮采相联，更相师法，职任并列，争相趋赴，蔡氏所谓“唐虞之朝下无遗才、上无废事”，夫岂虚言哉？

 《周礼天官》：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职（谓所治之事），以辨邦治；八曰官计，以弊（断也）邦治。

 以八则治都鄙，三曰废置（有罪则废，有行则置），以驭其吏；四曰禄（俸也）位（爵也），以驭其士。

 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三曰进贤（有德者进用之），四曰使能（有才者役使之），七曰达吏（吏谓在下位者，达谓进之于上）。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群臣之名皆书之版）以治其政令，岁登，下其损益之数（损益谓黜陟也，其数有多寡，每岁登之下之），辨其年岁与其贵贱，周知邦国都家县鄙之数、卿大夫士庶子之数，以诏王治。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

 臣按：《王制》曰：“司马论进士之贤，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司士，司马之属官也，故凡士之进于司马者皆司士掌其名数之版，版犹今之文册也。每岁之间，其人或损或益、其数有多有寡，益而多则登之，损而寡则下之，辨其年齿之壮老、著其历任之久近，大夫以上所谓贵也，士以下所谓贱也，咸于是乎辨焉。与夫天下之邦国、都家、县邑设官之数几何，内外之卿、大夫、士、庶子其任用之数几何，皆司士之所掌，以告于王而治之者也，今制则属之吏部文选所掌者即其事焉。古今之制不同而其事则一也。

 汉制，郡县守相之高第者然后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后为九卿，九卿之称职者然后为御史大夫。然张释之十年不得调、杨雄三世不徙官，盖未有资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书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书一人掌郡国，而选曹之制遂始于此。东汉之制，选举于郡国属功曹，于公府属东西曹，于天台属吏曹，尚书亦曰选部。

 臣按：两汉铨选之法大要如此，是时犹未有资格也。

 北朝魏崔亮为吏部侍郎，乃奏为格制，不问贤愚，专以停解日月为断。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系于长吏，若取年劳，不简贤否义均，行雁次若贯鱼，执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谓铨衡？”书奏不报，魏之失人自亮始。

 胡寅曰：“圣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于求贤才而任使之。今夫抱关者启闭必以时，击柝者晨夕必有节，为委吏而会计不当则蓄积缺矣，为乘田而牛羊不息则刍牧缺矣。是皆小役细务，犹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环数里而为县，县有令，环数百里而为州，州有守，所统凡几民、所治凡几事，乃不选择胜其任者畀之而付诸年格。夫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才者无几、不才者皆是也，不问其才，专以停解日月为断，是贤能、庸缪、奸凶之人相为升降，以率会之，贤能不能十一，其九皆民之蠹也。自崔亮制年格，后世袭以为常，更明君、硕辅亦众矣，而终莫之改，何也？其意以谓任人则易以私，任法则易以公，人不常得，不若一付之法犹为善也。审如是而善，则吏部一司不必置尚书、小宰及诸郎吏，第如薛淑之言，委之胥吏，按籍呼名，鱼贯而进，何不可之有。故善为天下者建官惟贤、位事惟能而从以信赏必罚，则太平可坐而致也。”

 臣按：资格之说始于崔亮，史谓“魏之失才自亮始”。呜呼！亮为此格岂但魏之失人哉，自有此格以来世世用之，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以展其有用之才，其小人不幸而不得以蒙夫至治之泽，是皆亮作俑之尤也。胡寅之言明白详尽，有志于求才致治者尚鉴兹哉！

 唐文选则吏部主之，武选则兵部主之，皆为三铨之法，在尚书则典其一为尚书铨，在侍郎则分其二为中铨、东铨。其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体貌丰伟；二曰言，取其言辞辩正；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优长。四者皆可取则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劳，五品以上不试，六品以下始集而试观其书、判，已试而铨察其身、言。

 臣按：唐铨选以身、言、书、判择人，四者之中惟判为切用，盖非通晓事情、谙练法律、明辨是非、发擿隐伏不能为也，但其用骈俪语为拘耳。若其于身必取其丰伟、于言必取其辩正，则晏婴之貌不扬、裴度之形短小、周昌之期期、邓艾之口吃皆在所弃矣，虽以孔子之圣，犹谓“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况掌铨衡者皆中人之才哉？

 唐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则并旨授。

 臣按：制敕所命者，盖宰相商议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盖吏部铨材授职然后上言，诏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今制，四品以上及在京堂上五品官、在外方面官皆具职名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面者则先定其职任然后奏闻，亦唐制也。

 张九龄言于玄宗曰：“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于私计甚自得也。臣愚谓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宜逐科定其资，凡不历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历县令虽有善政不得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虽远者使无十年任外。”

 臣按：天下之势有内外，要必上之人均其内外之势而中持衡焉，使不至于偏重，外有治效擢之内职，内有实绩擢之外任，如是，则内外均矣。

 玄宗疑吏部铨试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请分吏部为十铨，以礼部尚书崔颋等十人掌之，试判将毕，召入禁中决定，吏部尚书、侍郎皆不得预。吴兢表以为，“陛下曲受谗言，不信有司，非居上临人推诚感物之道。昔陈平、丙吉汉之宰相，尚不对钱谷之数、不问斗死之人，况大唐万乘之君，岂得下行铨选之事乎？”

 臣按：君有君之职，臣有臣之职，君之职在乎任人，臣之职在乎任事，君不任人而自任则是君行臣职矣，君行臣职则是以一身而代百工之事，力有所不及、虑有所不周，日力有所不给，本欲以防一人之奸而适足以长百奸，本欲以虞一事之废而适足以致百废。是故人君为治，有一事则设一官，用一官则司一事，分曹而异局，委任以责成，盖以任之也专则其志不分于他务，责之也切则其心不敢以苟且，人君清心于上以照之，而又持之以公、守之以信，是以事无不治而功无不成。凡事莫不皆然，而况夫求贤审官，尤出治之要务，乌可信人言任己私而不责成于有司哉？唐玄宗乃以铨法散任于十人，专任乎一己而不信用有司，吴兢谓“非推诚感物之道”，臣亦谓非为君任人之法也。

 开元十八年，裴光庭为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宋璟争之不能得。及光庭卒，萧嵩以为非求才之方，奏罢之，诏曰：“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方正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而无其事，有司守文奉式循资例如故。

 臣按：汉董仲舒对策已谓古之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则年劳之说，汉已有之而未以为用人之法，至后魏崔亮、唐裴光庭始专以此立法。其为法也一付之无心，惟文移簿籍是稽、岁月先后是据，所谓铨量人物者徒建空名而已。宋人有言，贤才伏于下者资格碍之也，职业废于上者资格率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暴政虐令者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刓弊、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坏而不救者皆资格之失也。

 德宗时，协律郎沈既济言于其君曰：“近世爵禄，其失有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臣以为当轻其禄利，重其督责。夫古今选用之法，其科有三，曰德也、才也、劳也，今吏部甲令虽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职、计劳升叙，然考校之法皆在书判簿历、言辞俯仰之间，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则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书非才也，累资积考非劳也，苟执不失犹乖得人，况众流茫茫，耳目有不足者乎？盖非鉴之不明、择之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观变以制法，察时而立政。前代选用皆州府察举，至于齐、隋署置多由请托，故当时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此矫时惩弊之权法，非经国不刊之常典。臣请五品以上及群司长官，宰臣进叙，吏部、兵部得参议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属听州府辟用，则铨择之任委于四方，结奏之成归于二部。必先择牧守然后授其权，高者先署而后闻，卑者听版而不命，其牧守将帅或选用非公，则吏部、兵部得察而举之，圣主明目达聪逖听遐视罪，其私冒不慎举者小加谴黜，大正刑典，责成授任，谁敢不勉？”

 胡寅曰：“铨选年格之弊，有志于治天下者莫不以为当革而莫有行之者，岂皆智之不及欤？盖以自不能无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人也，故宁付之成法犹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纵未可尽革，如沈既济之论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贤否一不预焉，大则委宰臣叙进，下则听州府辟举，其徇私不称则吏部觉察、御史按劾，岂有不得人之患哉？虽然世无不可革之弊，以周、汉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废之，则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难改之有？为政在人，人存则政举矣，其本则系乎人君有爱民之意与否耳。”

 陆贽言于其君（德宗）曰：“理道之急在于得人，而知人之难，圣哲所病。听其言则未保其行，求其行则或遗其才，校劳考则巧伪繁兴而端方之人罕进，徇声华则趋竞弥长而沈退之士莫胜，自非素与交亲备、详本末，探其志行、阅其器能，然后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饰貌者不容其伪。是以前代有乡里举选之法、长吏辟举之制，所以明历试广、傍求证行能息驰骛也。昔周以伯冏为太仆，命之曰：'慎简乃僚，罔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惟吉士。’是则古之王朝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简僚属之明验也。后世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者则莫致焉，任重之道益微，进善之途渐隘，每须任使，常苦乏人，居常则求精太过，有急则备位不充。臣待罪宰相，即以上陈，求贤审官，粗立纲制，凡是百司之长兼副贰等官及两省供奉之职，并因察举劳效须加奖任者，并宰臣叙拟以闻，其余台省属僚请委长官选择，指陈才实，以状上闻。一经荐扬，终身保任，各于除书之内具开举授之由，得贤则进考增秩，失实则夺俸赎金，亟得则褒升，亟失则黜免，非止搜扬下位，亦可阅试大官，前志所谓'达则观其所举’，即此义也。”又曰：“宰辅常制不过数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极，必不能遍谙多士、备阅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若访于亲朋则是悔其覆车不易前辙之失也，若访于朝列则是求其私荐必不如公举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详择。恐不如委任长官，谨柬僚属，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贤有鉴识之名，失实当暗缪之责。况今之宰辅则往日台省长官也，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臣也，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业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臣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圣人制事必度物宜，无求备于一人，无责人于不逮，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择愈少，所试渐下故所举渐轻，进不失伦，选不失类，以类则详知实行，有伦则杜绝侥求，将务得人，无易于此。是故选自卑远，始升于朝者，各委长吏任举之，则下无遗贤矣；置于周行，既任于事者，于是宰臣序进之，则朝无旷职矣；才德兼茂，历试不逾者，然后人主倚任之，则海内无遗士矣。”

 胡寅曰：“陆相所请简而易用、要而易守。”

 臣按：陆贽此言，盖欲长官各举其属，然后付宰臣叙进之也。夫长官得其人则诚足以得人矣，苟非其人，恐不免有偏溺请属之私，是故其要尤在于叙进者之得其人也。必其举而不必其用，寓赏罚之柄于其间，斯善矣。

 宋制，凡入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吏部铨惟注拟州县官幕职，文臣少卿、监以上中书主之，京朝官则审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内职枢密院主之，使臣则三班院主之。其后典选之职分为四，文选曰审官东院、曰流内铨，武选曰审官西院、曰三班院。元丰定制而后铨注之法悉归选部，以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流内铨为侍郎左选、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三班院为侍郎右选。

 臣按：宋铨选之法大略如此，然散主不一，更革不常。我朝文选则主于吏部，武选则主于兵部，自立国以来至于今日未尝有所更易，可谓一代之定法也。

 太祖诏吏部南曹，以人才可付升擢者，送中书门下引验以闻。上虑铨衡止凭资历，或英才沈于下僚故也。

 臣按：宋太祖此举可谓得操纵之法，人君诚能于常选之中不时拔擢，非独人才无所淹沈，而铨司亦知所惮而不敢不尽心也。

 自真宗朝试身、言、书、判者第推恩，乃特诏曰：“国家核吏治而以四事程其能，爰命从臣精加详考以成资阙，为差拟率以为常。”后议者以身、言、书、判为无益，乃罢。神宗熙宁四年，遂定铨试之制，凡守选者岁以二月、八月试断案二，或律令大义五，或议三道，后增试经义。法官同铨曹撰式，考试第为三等，上等免选注官，优等升资，如判超格，无出身者赐之出身。自是不复试判，仍去免选恩格，若历任有举者五人，自与免试注官。

 臣按：宋初承唐制，铨试亦用身、言、书、判，至熙宁四年始定铨试之制。守选者试断案，即今试行移之比，试律义即今试招拟之比，试经义即今试论策之比，然是时既试矣而又用人保举，岁试止于二月、八月。今制则循资序以进用，岁凡六选，至临选时乃试焉。臣窃以为国家用人，教养之于先而任用之于后，苟当进用之初而无铨试之法，则何以知其中之所蕴、才之所宜而校量以任用之哉？我朝铨试之法大略似宋，往者专考文移，设为假如以试之以观其判断处置，其所或试策或试论，又以观其学问、才识之所至也。夫人才有能有不能，或优于文学或长于政事，取其所长皆可任用，臣请兼夫三者而并试之，论、策、文移三者俱通为上，通二者为中，通一者为次中，俱不通者为下。既试之矣，然所试者其人品高下、才识能否未必皆称其所缺之员，故凡遇内外官有缺，铨曹必须依次排比，申达卿佐，预为校量，总会其当铨之官，必所试之人其才与官相称然后铨注，宜于一岁之间每季之首循其资次豫集应选之人，或一百或二三百，每月一集而试之，不待临选始试，恐取其一日之长，其中有侥幸假代者也。其所试之题或论或策或文移（文移如判断词讼、处置事宜、问拟罪名、催征钱粮、禁革奸弊之类，俱依行移体式立为案卷，或申呈，或关牒，或具本，或出榜，或作招拟弹章），不拘定时，遇本部有暇隙即署僚属为监试等名目，集监生而试之，弥封、巡监一如科试，既试，将所试卷批号等第附卷，凡入选监生必须五试然后入选，临选之日又必并试三题通以前累试者较之，上等为京朝府贰、州守之职，中等为县正、府倅之职，次中善于论策者为闲散之职、善于行移者为烦剧之职，下者为流外冗杂之职。如此，则用人不枉其才而庶官皆得人矣。

 苏轼言于其君曰：“所贵乎人君者，予夺自我而不牵于众人之论也。天下之学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贵，如从其欲则举天下皆贵而后可，惟其不可从也，是故仕不可以轻得而贵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禄出乎我者也，我以为可予而予之，我以为可夺而夺之。彼虽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可畏者赋敛不可以不均、刑罚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择，此诚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赏、爱名器而嚣嚣者以为不可，是乌足恤哉？近岁以来，吏多而阙少，率一官而二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无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以其莅官之所得而为闲居仰给之资，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

 臣按：吏多而阙少，在宋时犹一官而三人共之，今待一官之阙不止三人也，将因其故而不问欤，则人才日积愈多，及其资次而用之已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气消沮、筋力不逮，用如是之人以理务治民，而欲事妥民安，难矣。如一切汰而择之，则彼奔走仕途多历年岁，归无生计以度余生，往往至于颠连失所，况彼之所以衰老皆限于吾之资级使然，仁人君子固有所不忍也。苏轼所谓“彼虽有言亦不足畏”，呜呼，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无告，伊尹一夫不获以为己辜，况士乃天民之秀者，吾之立法不善，使之至于衰老而又弃之，是岂盛世之事乎？为今之计，必须调停之而使其入仕者有效用之实，汰退者无失所之叹，斯善矣。本朝入仕之途其大者有二，曰岁贡、曰科举，岁贡之法，每岁学校贡生员赴礼部，试中补国子监生，府学岁贡一人、州学三年二人、县学二年一人，以食廪先后为次，则在学校者已有资格也；科举则每三年一开科，中乡试者赴礼部，中试则授以官，不中者送监肄业以俟下举，屡不第者亦以监生资次入仕。科举有定额，岁贡有常数，学校贡举与吏部选调，其人才适足以相当而无甚有余不足之数。洪武、永乐以来，选用者未闻乏人，而需选者未闻淹滞，盖以祖宗法制一定而有司奉行，不敢有所更革也。近世言者悯士子之在学校者多衰老，乃开四十五岁入监之例，其后又因国计不足，立纳粟、上马、入监等名目，是于科、贡之外别开岐径，选用之调止于此数，而入仕之路比旧加多，其人才日积月累，遂致数倍于前。旧制，各司历事监生三阅月考过勤谨，附名选簿，仍留所司办事，临选方行取用，其实历日期有多至二三年者，后以坐监者数多，减历半年或一年即送吏部附选，给假家居，今有需次十年不得选者，积累既久，员数愈多，迨将及万，是以一时人才在监肄业之数少，在部听选之日多，臣恐积愈久而愈多，不止此数也。国家养才而不得用，及其用之皆衰老昏毛不能事事之人，此非独人才之病，其为国家之累也大矣。嗟夫，訚訚啾啾，黉舍至不能容，是乃国家人才之盛，若夫充积于选调，老死而不得一官，夫岂盛时所宜有哉？此非但士子之不幸也，夫国家之于人才，亦犹人家之于子弟，子弟白首而无室家，为父兄者则必为之忧虑，国家储养人才，白首乃不得沾一命为君相者，宁能不为之忧虑乎？所以忧而虑之者，非豫有以消息调停之不可也。消息调停，必使入仕者有及时效用之实，汰退者无后时失所之叹，斯可矣。然非在上者权其轻重、知其缓急，决然以必行而不以人怨为解，则虽有可以消息调停之策，亦不可行矣。古人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而臣亦云一人怨何如千万人怨，怨之于一时者比之怨之无穷已者，孰为多乎？盍思曰我国家所恃以为治者，人才也，今日用人必循资格，而人才需选者往往老于选调而不得及时以进用，及用之太半衰老矣，衰老之人志气消沮、筋力废弛，其不为身家、子孙计者无几，失今不为之所，犹七年之病而不求三年之艾也，则夫异日所用者皆衰老之人，衰老之人布满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难矣。事不理、民不安，乱亡之兆也。且国家养士，将何为乎？为乎民而已。天下之民多乎？士多乎？说者乃独畏士之怨而不恤民之怨何哉？然则为今之计奈何？请敕吏部通算本部需选监生，自某年起至某年止总数若干人，见到部者若干，给假者若干，本部以一年为率，大约计用监生若干，通计其数至某年方才尽绝，而又通行天下布政司、府、州、县，查算听选家居监生若干，备细开具年甲、日期，造册申部。然后请旨选差卿佐有文学风力者赍敕诣各布政司，会同巡、按二司聚集听选监生于总会处，开场考试略如科试，初日于经书中出论一道试之，次日试时务策及行移各一道，三题全通者为上，通二者为中，通一者为下，全不通者为不中。其中者造册送部，依次选用，不中者为民。中者之中有不愿仕者，上等者遥授以京秩致仕，有文学者授以助教、学录之类，有政事者授以监事、序班之类，免其户丁三名差役；中等者授以在外八品职名，优免二丁；下等者赐以冠带，免其一丁，无丁者以本里内闲丁给之。其有未试之前告愿免试者，如下等之例。如此，则仕者得以效用而不仕者不致失所矣。虽然，此特一时不得已权宜救弊之策耳，是岂祖宗所以教养人才之初意哉？夫圣朝设立学校，选择师儒以教生徒，优以廪饩，免其差役，优游之以岁月，欲其成才以为国家之用，士子立志务学，底于成立，以图补报，是为不负作养之恩，顾乃苟延岁月，虚废廪给，至于衰迈尚不能措一辞，如此之徒上孤圣恩、下辱学校，虽加以成周简不肖之法，屏之远方，终身不齿亦不为过。但彼之所以衰老者，固由其不能奋发勉励之罪，然亦以我之昧于事体者妄开幸门，挤塞仕路，有以扼之故也。彼既自知其愆，不愿就试，姑为此一时不得已救弊之策，要之不可为训也。自此以后，凡科举历事一遵祖宗成法，于此二途之外不得别开入监门路，以复洪武、永乐之盛，则人才不至于淹滞贤，否不至于混淆矣。今日求贤为治之务，诚莫有急于此者。或曰如此则选途固清矣，其郡邑学校之中有生员年已近艾而未得出身者，何以处之？曰学校之中生员年已长大，不通文理者充吏为民，朝廷已有定例，惟夫学问有成，年岁长大，欲进之则资次未应，欲退之则学行可取，往往老死学校中，可惜也。窃见今吏部岁贡生员，初试中未到监者往往试选为教职，各有假手于人以图侥幸，不若就学校生员中稽考年四十五以上、食廪将及十年及曾历乡试六次入场者，命提学宪臣会同巡、按及藩、臬二司每五年一次考验，其中有通三场者试中，录其所试文字连人送部考试，仍令坐监一年，循次待阙，专用以为教职。如此，则学校之生徒亦无有老死不用者矣。

 轼又曰：“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闻于吏部，吏部以其资考远近、举官之众寡而次第其名，然后使一二大臣杂治之，参之以其才器之优劣而定其等，岁终而奏之，以诏天子废置。度天下之吏每岁以物故罪免者几人而增损其数，以所奏之等补之，及数而止，使其予夺亦杂出于贤不肖之间而无有一定之制，则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将自奋厉磨淬以求闻于时。然而议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优劣为差，则是好恶之私有以启之也。臣以为不然，夫法者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必如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则夫一定之制，臣未知其果不可以为奸也。”

 臣按：苏轼既言用人不可有一定之制，又言不可开骤进之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诚如其言，则任法既不可，任人又不可，然则如之何而可也？轼固言法者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要必任用得其人，使之于常法之中，随其资格之所当得者寓夫抑扬进退之权，于截然可必之中而有隐然不可必之机，则人法兼行、资望并用而士无淹滞骤进之弊，而国家皆得人以为用矣。

 胡寅曰：“夫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故自古取才必有数路，犹患其狭。今徒以进士、任子而欲尽天下之才，多见其有遗矣。必欲贤能皆为吾用，当举古人取士之制，或以乡举，或以进士，或以恩任，或设科目，或许辟召，或听自荐，或令引类，合四海之内，三年之中以五百人为率而均其数于众流，为宰相者因任原、省是非，赏罚各不失当焉。率是以行，虽起衰乱之俗而跻三王之制可也，何停年格之足用乎？”

 臣按：资格用人几千年于兹，一旦欲革而去之，诚难矣。非上有刚明之君，下有公正之臣，不可以议此也。然继世之君未必皆贤，任事之臣未必皆称，与其用能鉴别之明以显吾智力有余于一时，孰若立可持循之法以辅吾子孙不足于久远哉？必也立为一定之法，而于定法之中随时补弊，而不出于法之外，斯善矣。请即今日选法言之，祖宗以来文武并用，文选主于吏部，武选主于兵部。兵部之选武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后也纯用任子之法，父死子继，无子者兄若弟继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挥以至都督，则以才能擢用焉，又不专于资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一端，其大者有三，进士也、监生也、吏员也。吏员资格其崇者止于七品，用之为佐贰、幕职、监当、管库之职，非有保荐者不得为州郡正员；监生则出自学校之贡选及举人试进士不第者，其肄业太学也，循资以出，先历事于府部诸司，然后次其名于选曹，循资而考之，以定其高下而授以职焉。监生、吏员二者虽各有资格，进士初任亦循其甲第，及其不次擢用往往越常调焉，是又不专在于资格也。此我圣祖立法用人之深意，诚有前代所不及者，然而用之既久不能无弊。武臣之弊，则天下卫所有定数、设官有定员，世袭之官恒满其位，继继绳绳销减无几，新立功次之人则又日增月益无有限极，不知其后将何以处之也。所谓文臣之弊，近年以来吏员需选者人多缺少，计其资次乃有老死不能得一官者，而监生尤甚。呜呼！我朝立国以来百余年矣，前此未闻人才有如此淹滞者，而今乃有之，是岂无其故哉？盍求所以致此之由，特命用事之臣博论深究以求善处之术，必使仕路澄澈，选法疏通，所进者皆及时有用之才，所退者免失职无聊之叹，如此，则可以复祖宗之旧而制治保邦于万年矣。

 以上公铨选之法。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资格以用人，说者谓此法既立之后，庸碌者便于历级而升不致沈废，挺特者脱颖而出遂至回，则是资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选司注官有老于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禄者，则又是资格不可无也。然则资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贤智者恒少而愚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巨而重者又常不若细而轻者之为众也，是故人君为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宁不欲人人皆用其贤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体有大小、官职有崇卑，量其事而设其官，随其官而用其人，必使官与事称、人与官称，则事无不理而政务举、治道成矣。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事体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职崇卑之中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齐也，于其不可一律齐之中而设官以总持之，使之各得其剂量焉，如权衡之称物、尺度之度物，轻重、短长各适其可而不倚于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不常得，于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朝廷常得人而任之，则虽无法亦可也，如其人之不常有何，此古人用人贵于人法兼用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决于一二人之耳目，苟无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资次之循历，而欲一一记忆之、人人抡选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给矣，而况夫伪妄诈冒、请托干求、那移蒙蔽、奸计百出者哉？由是观之，人固不可以不任而法亦不可以不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变之人，使其因资历之所宜、随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非不用资格亦不纯用资格，不用资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职、厘烦剧之务，用资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资历之浅者、厘职务之冗杂者。其立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铨衡，随才授任，因时制宜而调停消息之，于常调之中而有不常之调，调虽若不常而实不出乎常调范围之外，人以渐而用而出类之才则不以渐，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职则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国家猝有非常之变，决不拔卒为将、徒步而至卿相也。我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尝不用资格而有不用者焉，虽若不分流品而实未尝不分焉，何则？今制文职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员皆具名以闻，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铨注，此所谓用资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书、侍郎以下惟才是用，虽若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国子监非通经能文者不授之，其于流品又未尝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则得推举不次用之，既满秩到部则必考其功迹按常调以用焉。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万世所当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