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六▲劫誘窮黷之失 《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語辭），無咎。 程頤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奸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 朱熹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無咎也。” 臣按：田有禽利執，則禽之不在田者不利執可知也。盜賊興於民間，戎狄侵於境內，此田有禽也，若夫未嚐侵吾地而害吾民，亦猶禽獸飛翔奔走於山林之中，固其所也，顧乃恣吾之貪欲，恃吾之勢力，以獮取之，豈所利哉？《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則禽之不在田，非唯不利執，執之必有咎可知矣。此非獨人事，蓋天道也。 《複》：上六，迷複，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複之凶，反君道也。 程頤曰：“以陰柔居複之終，終迷不複者也。迷而不複，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複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過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複，無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為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歲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為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也，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眾，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複，反君之道也。” 張栻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複》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無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製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臣按：迷而能複，則其迷也不終於迷，而有遷善之機、改過之勇，而其蔽也不終於蔽矣。若夫昏迷而不複，必有天災，必有人禍也。凡事無不凶，而於行師尤甚，故一敗至於塗地，則禍延於國、災及於民，雖至於十年之久，天道雖變而國勢猶不能振也。智伯好戰而家以之亡，隋煬伐遼而國以之覆，其源之起，蓋智瑤好勝而楊廣貪功故也。念之迷而不知複反，君道之常逆天地之德，使其一敗之後迷而能複，如漢武帝末年有輪台之悔，其終亦不至於亡矣。 《春秋》：昭公十有三年，晉伐鮮虞。 胡安國曰：“人之所以為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信義而已矣。自春秋末世至於六國之秦，變詐並興，傾危成俗，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 《左傳》：隱公四年，眾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籲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臣按：弗戢自焚之言，用兵者所宜深戒。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林希逸曰：“好戰求勝，非國之福。”臣按：老氏好還之戒，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禦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是故好戰窮兵，未有不亡者也。” 臣按：戰而數勝，用兵者莫強也，然而往往至於亡，如苻堅、楊廣者，主驕民疲之故也，李克之言厥有旨哉。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謂動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複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 臣按：文帝此言見於《史記律書》，帝因陳武等請用兵而答之如此，且謂其素無心於居位，戰戰栗栗，恐事之不終。兵，凶器，雖能如所願，動亦耗病。今匈奴內侵，其心傷痛，無日忘之，但今未可如意，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以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文帝此言所謂仁人之言也，故帝世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裏，可謂和樂。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製禮作樂之具也。 武帝元朔二年，匈奴入寇，遣衛青擊之，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五年，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還以青為大將軍。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元狩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耆至祁連山而還。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元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於台，勒兵而還。三年，遣趙破奴擊樓蘭。太初元年，遣李廣利擊匈奴。 胡寅曰：“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裏，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賊群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讒人，其後大禍延子孫，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蕭牆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臣按：漢武戾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明年即命衛青擊匈奴，自是窮兵黷武，出塞窮追，雖能製勝快意於一時，然中國之人民死鋒鏑、膏野草亦多矣。嗚呼，天德好生而立君以養民，四夷入吾境、賊吾民，不得已驅而出之，使吾民不罹其害可也，彼不犯吾邊乃無故興兵出塞，求而擊之，其曲直有在矣。武帝好武功，武功非殺人不能成，帝所以立武功者，意欲絕邊患以為子孫計爾，殊不知武功既立，殺人必多，殺人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觀武帝卒有太子據之禍，可鑒也矣。 元光二年，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曰：“臣聞前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常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裏，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於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於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為將軍，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穀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於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於是單於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百餘裏，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雁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於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墶，墶言於太後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太後以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於不可得，恢所部擊單於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胡寅曰：“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其不為人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臣按：中國之所以取勝於外國者，不獨以威也，蓋亦有道焉耳。彼來犯我，我不得已而禦之，使彼不得侵我境土、害我人民、劫我畜產，是則帝王之道也。今乃設法以誘之，誘之為言，豈帝王之所務哉？誘之以義，固非待人之誠，況誘之以利乎？誘之以利，又從而害之，市井小人苟有知識者不為也，況帝王乎？韓安國所言多可取者，若帝王以天下為度，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公；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若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此聖人之兵也。漢去古未遠，其言必有所自雲。 宣帝時，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使不得複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心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風俗薄惡而相不自欺，其賢矣哉。” 臣按：魏相此疏首列義、應、忿、貪、驕五兵之名於前而繼之以此，且謂不知此名何名，殆所謂忿與驕者乎。人君觀此，其毋急於求勝於人，而必先於求勝於己乎。求勝於人，雖勝猶有後憂，求勝於己，雖無一時之快，亦無異日之憂也。 靈帝建寧二年，詔遣謁者說降漢陽散羌，段以羌雖暫降，當複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乃分遣兵進擊，追至窮山深穀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師以下萬九千級，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費用四十四億。 司馬光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後，元後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禦之得其道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畔侵擾，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若乃視之如草木蟲蟻，不分臧否，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羌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吏而牧之，則疆場之臣也，豈得專以多殺為快哉。” 臣按：元後作民父母，所謂民者，豈止中國之民哉？凡天地所覆載、具形體有知識者皆吾赤子也。聖人一視以同仁，兼愛夫內外遠近之民，惟恐一人之或失其所，苟限區域而為之愛惡，於遐外之民必欲剿戮滅絕之，豈父母之心哉？ 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請發兵出塞擊之。”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欲立功自效，請中官王甫求得為將，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不同者，乃召百官議。蔡邕議曰：“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才力勁健，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今育、晏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複征發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並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天設山河以別內外，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豈之虜校往來之數哉？今乃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得失不可量邪。”帝不從，遣育出高柳、晏出雲中，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什七八。 隋煬帝大業六年，帝幸突厥啟民可汗帳，高麗使者在啟民所，啟民不敢隱，與之見帝，裴矩說帝曰：“高麗，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先帝欲征之久矣，今其使者親見啟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令使者還語高麗王入朝。至是不至，乃謀討之，課天下富人買馬，匹至十萬錢，簡閱器仗，或有濫惡，使者立斬。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需。舳艫千裏，往來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天下騷動，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鬥米直數百錢，重以官吏侵漁，百姓窮困，於是相聚為盜。至是所在蜂起，不可勝數，攻陷城邑，楊玄感等乘之而起，隋遂以亡。 胡寅曰：“煬帝前此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穀渾，朝赤土，服伊吾，致高昌，降突厥，來處羅，無不如誌，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謂天助不善，非祐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也，以苻堅善於治國，兵威之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況煬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蹙於後，然後逆賊之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節目關係卻在此。自秦漢以來，中國所甚患者不過匈奴，始皇時天下新統一，秘記言'滅秦者胡也’，於是空國以事胡，又為奢侈奇刻以搖動之，陳勝、吳廣因以為亂；漢武帝亦緣累世為匈奴所侵，欲乘其富強並力除治，天下困弊，幾至大亂。若高麗，則東海一隅之小夷，本未嚐為中國之難，隋文帝新合天下為一，其時突厥已自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麗之使在啟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自此天下騷動，煬帝親屈萬乘至其國都，大合天下兵力以較一城之勝負，推理論之，無有不敗，雖以黃帝之兵無能為也，既不能克，遂至再伐，而天下已亂。蓋陳勝、吳廣所以亂秦者在匈奴，而楊玄感所以亂隋者在高麗。” 臣按：胡、葉二人之論，胡氏責其君，葉氏責其臣，其言皆切要，後人主欲興兵旅，宜以煬帝為戒，其臣有所建說者，宜以裴矩為戒。 唐貞觀十七年，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褚遂良曰：“今中原清晏，四夷懾伏，陛下之威望大矣，乃欲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也。”李世傑曰：“間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追，用魏徵之言遂失機會，不然薛延陀無遺類矣。”上曰：“然，此誠徵之誤，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嘉言之路耳。”遂欲自征高麗，遂良複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眾，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稚，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逾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群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範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為賊臣所弑，為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於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大失也。”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湣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仇，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淩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 臣按：玄齡從太宗起兵間，熟知兵戈之害，且知道理、識事體，故其臨終之言懇款精切如此，所引決囚事以明人命至重，可謂納約自牖矣。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製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眾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為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眾爭一城，得之未足以製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 臣按：帝王舉事以義理為主，使其地本吾物也，在吾有可取之義，因其釁而取之可也。苟非吾之故物而義有所不當，取彼雖有釁，吾亦不可幸災樂禍，出其不意而掩有之，況彼本無釁哉。 天寶十三載，劍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範祖禹曰：“壅蔽之為害深矣，明皇信一楊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知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皆小人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胡寅曰：“楊國忠、鮮於仲通開南詔之隙，喪師幾二十萬，高仙芝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喪師六萬，前此楊忠最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為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師殺之如此，而明皇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臣按：伊尹有言：“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則是大臣受天子之托而為之養民，有一人之不得其所，乃其罪也。天子享萬民之奉而為之主，假有一人死於非命，固失其所以受天命為天養民之意，而有負於斯民所以奉我者矣，況數十萬人之命乎？人君宜體天心，恒自念曰一夫之生失其所，固相君者之罪，一人之死非其命，豈非君民者之罪乎。用是兢兢業業，深思遠念，非為民而不輕用人之命，如此，可以永保天命而仁聲洋溢於天下，慶澤流衍於萬世矣。 德宗時，吐蕃尚結讚屢遣使求和，上未之許，乃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為之請於朝。李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張延賞與晟有隙，數言和親便，上亦素恨回紇，欲與吐蕃擊之，遂與燧、延賞計，延賞又言晟不宜久典兵，上乃謂晟曰：“朕以百姓之故，與吐蕃和親決矣，大臣既與吐蕃有怨，宜留輔朕。”加晟太尉，罷鎮，時遣崔幹使吐蕃約和，尚結讚請以渾瑊主盟，盟於平涼，瑊發長安，晟深戒之，以盟所為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詔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為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為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環屯洛口以為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且七十裏，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三十餘裏。元光濠柵深固，瑊濠柵皆可逾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環亦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趨柏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讚，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為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噪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鬛入其銜，馳十裏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是日，上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言。”上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為此言邪？”皆頓首謝。是夕，韓遊環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上大驚，謂渾曰：“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上欲出幸，大臣諫而止。初，吐蕃尚結讚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並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 範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之功，社稷是賴，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才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臣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乃聽小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外夷之計而為所笑，幸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為所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而德宗豈不至於又出幸耶。嗚呼，柳渾之言藥石也，後世謀國者所當深念而以為戒。 陸贄言於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同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己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而上下之樂兼得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己亦利之，故與人同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幹戈省厥躬’，又曰'舞幹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征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暴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剿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以困於杼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擾，兵禍結，變起百端，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幹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為明鑒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 臣按：贄言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此即《大學》絜矩之道，孔子所謂恕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也。人君恒書此數言於坐右，非為生人安眾，必不肯勞民殺人而為窮兵黷武之舉矣。 宋司馬光上英宗曰：“聖王謀事於始而慮終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禦四夷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靖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較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橫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深討。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宣，北狄之釁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悟，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功皆銳意而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裏為功勞，或以殺略老弱之敵三五人為勇敢，朝廷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彼心忿恨，遂求報複，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疆場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 臣按：聖王之治天下一視同仁，彼處其域中而我興師出境，出其不意無備而襲之，欺其衰弱敗亡而殺之，則曲在我矣。臣請今後邊將有不稟朝命而擅出境襲殺者，雖功如陳湯亦必在所追究，若因而生事起釁者，痛加誅責，其一時蒙昧致有封爵，雖經數世，猶在所不宥。如此，則好功名、希爵賞之徒知所懼，而朝廷享安靖之福矣。 司馬光上神宗曰：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近者未說不可以來遠，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王，下至齊桓、晉文之霸，未有不先治其內而能治於外者也。今朝廷之政未盡修，封域之中未盡治，內郡無一年之之蓄，左帑无累月之财，民间贫困，十室九空，小有水旱则化为流殍；承平日久，戎事不讲，将帅乏人，士卒骄惰，上下姑息，有如儿戏，教阅稍严，则愠怼怨望，给赐小稽，则扬言不逊，被甲行数十里，则喘汗不进，遇乡邑小盗，则望尘奔北，此乃众人所共知，非臣敢为欺罔也。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卷一五七△成功化 ▲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上） 《易乾》：元亨，利贞。 程颐曰：“上古圣人始画八卦，三才之道备矣，因而重之以尽天下之变，故六画而成卦，重干为《干》。乾，天也，天者天之形体，干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谓干。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天且弗违是也，分而言之，则以形体谓之天，以主宰谓之帝，以功用谓之鬼神，以妙用谓之神，以性情谓之干。干者，万物之始，故为天、为阳、为父、为君。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唯《干》《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则随事而变焉，故元专为善大，利主于正固，亨、贞之体各称其事，四德之义广矣大矣。” 朱熹曰：“元亨利贞，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人性之纲。” 臣按：干之三画，万世文字之祖；元亨利贞四字，万世义理之宗。在天则为春夏秋冬，在人则为仁义礼智，流行于天地间则为元会运世。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程颐曰：“卦下之辞为彖，夫子从而释之，通谓之彖，彖者言一卦之义。大哉乾元，赞乾元始万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万物资始，乃统天，言元也，乾元统言天之道也，天道始万物，万物资始于天也。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运行，生育万物也。大明天道之终始，则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卦之初终乃天道终始，乘此六爻之时乃天运也。以御天，谓以当天运。乾道变化，生育万物，洪纤高下，各以其类，各正性命也。天所赋为命，物所受为性。保合太和，乃利贞，保谓常存，合谓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太和也。天为万物之祖，王为万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万汇亨，君道尊临天位而四海从，王者体天之道则万国咸宁矣。” 朱熹曰：“此专以天道明《干》义，又析元亨利贞为四德以发明之。盖尝统而论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其以圣人而言，此孔子之意，盖以此卦为圣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臣按：自古言君德者必曰干，干即天也，干之所以为干者，以其有元亨利贞之四德也，是故人君居天之位，必备干之德，然后足以体天而立极焉。必能贯天德于始终，时乘六阳以行天道，斯为乾德之元亨；必能全万物之性命，首出庶物以致太平，斯为乾德之利贞。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干，元亨，利贞”。 程颐曰：“它卦彖象而已，独《干》《坤》更设《文言》以发明其义，推干之道施于人事，元亨利贞干之四德，在人则元者众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会也，利者和合之义也，贞者干事之用也。” 朱熹曰：“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任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而枝叶所依以立者也，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为事之干。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贞。” 臣按：朱熹谓“元者善之长”以下四句说天德之自然，“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以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干》之《文言》虽通上下而言，然其于人君之身尤切，《干》有四德以元为众善之首，人君必体元之德以君长乎人，然后合乾德而尽君道焉，有此众善于身而嘉其所会，利宜于物正而又固焉，故其于礼也无所悖，于义也无所乖，于事也有其干。何者而不出于众善之元乎，是则礼也、义也、事也皆善也，而元则为善之长焉。夫人必备众善之长，然后能为众人之长，上体夫天德之元，中体夫人心之仁，四端万善皆在乎所体之中，万姓兆民皆在乎所长之下，则干之德不在天而在君矣。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程颐曰：“进位乎天位也，圣人既得天位则利见在下，大德之人与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见夫大德之君也。”又曰：“人与圣人类也，五以龙德升尊位，人之类莫不归仰，况同德乎？上应于下，下从于上，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流湿就燥，从龙从虎，皆以气类，故圣人作而万物皆睹，上既见下，下亦见上。物，人也。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虫兽草木，阴阳各从其类，人、物莫不然也。” 朱熹曰：“刚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故其象如此。”又曰：“作，起也。物，犹人也。睹释利见之意也。本乎天者谓动物，本乎地者谓植物，物各从其类，圣人，人类之首也，故兴起于上而人皆见之。” 臣按：《干》之六爻皆以龙为象，盖龙之为物，禀至阳之精，神灵莫测，变化无穷，故以象乾道之变化、阳气之消息焉。然是龙也，始而潜，继而见跃，又进而为飞则当五位，则是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也，易之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皆莫有过于此爻者也，是以自古称颂人君者必曰飞龙九五焉。九五之象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是言圣人有德有位，制礼作乐可以有为，此其时也。《文言》曰“飞龙在天，上治也”，是言圣人居上临下，得时行道，统治万民，此其象也。又曰“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是言圣人体元长人，以天之德居天之位，此其事也。夫《干》之六爻，何者而非天德乎，而五为天位，乃天德之得位者焉，然是天德也非一端也，天之德即干之德，干之德即圣人之德，故又赞之曰：“大哉干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朱熹曰：“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干之德也，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由是以观，干之为德大矣、备矣，无以加矣。然此七德者人君固当全备而无亏欠，然就其中七者而言，而此刚健中正四者尤为其要者也，又就四者而言，则刚健二者尤其要也，又就二者而言，则刚之为德乃阳之本体、《干》之大用，而于君德尤为至要者焉。臣愿九五飞天之大人，本乎刚以为德，有刚以为体，则其为用也无不健矣，以刚为体、以健为用事之行也，必由乎中事之立也，必本乎正心，心在焉事事而思之极深，研几而必求至乎精义入神之地，则七德备乎己，而凡所谓元亨利贞之四德修之而为德行，发之而为德业，何者而非乾德之流行者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程颐曰：“大人与天地日月、四时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圣人先于天而天同之，后于天而能顺天者，合于道而已，合于道则人与鬼神岂能违也。” 朱熹曰：“大人即释爻辞所利见之大人也，有是德而当其位，乃可以当之。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为体会，何彼此先后之可言哉？先天不违，谓意之所为默与道契；后天奉天，谓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臣按：上天下地而圣人居乎其中，日月之代明、四时之错行、鬼神之显微，圣人无一而不与之合焉。所谓合者，岂区区然以效法比并之哉？盖圣人居天位，备天德，心与天通，道与天契，一念合天，何往不济，况地者天之对而日月为天地之精华，四时为天地之运动，鬼神又天地之功用者哉。其大者既合，则其他无不合矣。天既合矣，是以心神运动，天人合同，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先天之意而有所为，非有意于求天之从而天自不能以违我也。承天之意与时偕行，因其时序之常而制为时措之宜，无非以奉乎天而已，是则先于天而天不违我，后乎天而我不逆天，自非圣人德合乎天，何以能先后于天而相与之和同也哉？然则未至于大人之地而居大人之位者，何以致其力哉？亦曰公而已矣。朱子所谓“蔽于有我之私，梏于形体而不能相通”则非公矣。天者公而已，圣人无私，亦天也，此其所以与天合与，既公矣又何加焉？曰敬。既敬矣又何加焉？曰勤。公以主之，敬以持之，勤以行之，则吾心与天心合而不梏于形体之私，而与之相通矣，故《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勤之谓也。 《观》之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程颐曰：“五居尊位，以刚阳中正之德为下所观，其德甚大，故曰'大观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顺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顺中正之德，为观于天下也。为观之道严敬如始盥之时，则下民至诚瞻仰而从化也。不荐，谓不使诚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观天之运行四时，无所差忒，则见其神妙，圣人见天道之神，体神道以设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运行四时、化育万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唯圣人默契，体其妙用，设为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测其用，自然仰观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臣按：《易》所谓“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盖以圣人之政教必体天道之妙用，而施之于民亦如天之运行四时，无有差忒，神而莫可名言尔。后世虚诞之君、谀佞之臣，故为怪诞虚幻之事，托鬼神以眩惑愚民，而谓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也，乃至假河图、洛书以文其奸。呜呼，臣之诞将以求富贵，虽欺诳其君而不顾也；君之诞将以求福寿，虽矫诬天帝而不忌也。吁，君固不可欺也，天其可诬乎！ 《贲》之彖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程颐曰：“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谓日月星辰之错列、寒暑阴阳之代变，观其运行以察其四时之迁改也。人文，天理之伦序，观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礼俗，乃圣人用《贲》之道也。” 胡允曰：“圣人南面而立，视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时寒暑之变，观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文则导以礼乐，风以《诗》《书》，彰以车服，辨以采章，而化成于天下。” 臣按：先儒言化谓旧者化新，成谓久而成俗。夫人君之为治，期于化成天下，必欲旧染之俗皆变而新，已化之俗皆成而久，其道何由？亦惟用乎人文而已。盖盈天地间皆人也，人人皆有彝伦次序、尊卑上下、亲疏远近，等级分明，名分整比，情意周流，灿然文采有可观者，是谓之人文。因其人有是文为之品节焉，为之制度焉，为之威仪焉，为之采章焉，为之典礼焉，为之车服焉，为之经籍焉，为之声音文字焉，以是而化天下之人，则使之皆成夫文明之俗。圣人用《贲》之道如此，岂非为治之要道哉？ 《恒》之彖曰：“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程颐曰：“《恒》之道可致亨而无过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则非可恒之道也，故曰久于其道。其道，可恒之正道也。天地之所以不已，盖有恒久之道，人能恒于可恒之道，则合天地之理也。天地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也，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凡天地所生之物，虽山岳之坚厚，未有能不变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谓也，一定则不能恒矣，唯随时变易，乃常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惧人之泥于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极言常理，日月，阴阳之精气耳，唯其顺天之道，往来盈缩，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顺天理也。四时，阴阳之气耳，往来变化，生成万物，亦以得天，故长久不已。圣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观其所恒，谓观日月之久照，四时之久成，圣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观此则天地万物之情理可见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朱熹曰：“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为久于其道，不正则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长久亦以正而已矣。久于其道，终也；利有攸往，始也。动静相生，循环之理，然必静为主也。” 臣按：为治之道贵乎能恒，恒则能久，久则可大，彼朝令而夕改、岁异而月不同者，必不能待，夫必世之久而致治具之周备，仁恩之洽浃也。 《大传》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朱熹曰：“成位谓成人之位，其中谓天地之中。至此则体道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矣。”又曰：“易简理得，是净净洁洁，无许多劳扰委曲，张子所谓尽人道并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则尽人道，非圣人不能也。” 臣按：干知大始，坤作成物，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是天地之理不外乎易简而已，圣人中立两间，以其一心之易简而合乎天地之易简，行其所无事而顺乎自然之理，由一身而一家，由一家而一国，由一国而之天下，凡有所修为举措莫非易知易从之事、可久可大之业，而所谓暗昧倾险、劳扰繁杂者无有焉，如此，则与天地同体而天下之理皆得于我矣。上焉而天天之理以易，下焉而地地之理以简，中焉而人人之理兼天地之简易而有之，然人皆有是理而不能得，贤人虽得是理而不能尽，得天下之理而尽之者，其圣人乎！惟其尽得是理，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而与天地参而为三欤。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程颐曰：“运行之迹，生育之功，显诸仁也。神妙无方，变化无迹，藏诸用也。天地不与圣人同忧，天地不宰，圣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圣人有心而无为，天地圣人之盛德大业可谓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穷也。” 朱熹曰：“显自内而外也，仁谓造化之功德之发也；藏自外而内也，用谓机缄之妙业之本也。张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穷。’” 臣按：真德秀谓此章虽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圣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穷，天地之大业也；运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万世，圣人之大业也；终始日新，圣人之盛德也。吁，非富有不可以言大业，使凡天地之间有一物之或遗、有一处之不到，非富有也，有而不富谓之非业，固不可谓之大，业则未也；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使凡宇宙之内有一息之或间、有一隙之暂已，非日新也，新而不日谓之非德，固不可谓之盛，德则未也。有志于二帝三王之盛雍熙泰和之治者，尚当体有心之圣人而法无心之天地，以成其盛德大业也哉。 以上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上） 卷一五八▲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下） 《尧典》：曰若（发语辞）稽（考也）古，帝尧曰放（至也）勋（功也），钦（恭敬）明（通明）文（文章）思（意思）安安（无所勉强），允（信也）恭克（能也）让，光（显也）被（及也）四表（外也），格（至也）于上下（上天下地）。 朱熹曰：“放勋，言尧之功大而无所不至也。常人有强为恭而不实，欲为让而不能，惟尧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让也。上天，下地也，尧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远如此也。《书》叙帝王之德莫盛于尧，而其赞尧之德莫备于此，且又首以'钦’之一字为言，此《书》中开卷第一义也。” 金履祥曰：“放勋二字本史官称尧之语，后世因以为尧称焉。” 克明（明之也）俊（大也）德，以亲九族（高祖至玄孙）。九族既睦，平（均也）章（明也）百姓（畿内民庶）。百姓昭明（皆能自明其德），协和万邦（天下诸侯之国），黎（黑也）民于（叹美辞）变（变恶为善）时（是也）雍（和也）。 朱熹曰：“尧之大德，上文所称是也。言尧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所谓放勋者也。” 金履祥曰：“上文纪圣德之盛，此章纪治化之序。圣人治天下其机有二，一则盛德发越，自然成化；一则布德施化，推而广之也。” 臣按：真氏谓《尧典》为《大学》之宗祖，既载此于《衍义》之首篇矣，而臣于此又载之于“治国平天下”之末者，盖载之于前以见帝王为治之序，载之于后以见帝王治化之成。盖盛德发越而至于光四表、格上下，圣德推行而至于黎民于变时雍，治化至此可谓成矣。吁，尧之为帝，万世帝王之宗，虞之为《书》，万世经典之首。论君德而至于尧之钦明文思安安，论治道而至于唐之黎民于变时雍，所谓圣神功化之极，兹其标准与。 《大禹谟》：益曰：“都，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顾也）命，奄（尽也）有四海为天下君。” 朱熹曰：“广者大而无外，运者行而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则谓之圣，自其圣而不可知而言则谓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 臣按：自古称帝王者必曰五帝，而孔子删《书》特始《尧典》者，盖帝尧五帝之盛帝也，其所以为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以为天下之君者，以其有广运之德焉。推原其所自，盖自钦明中来也，盖钦则敬主乎中而万变莫能逾，明则光烛乎外而万物莫能蔽，是故修己以安百姓，继照以临四方，四表之大无处而不通，万世之远无时而或息，此其德之所以广运，而上足以膺天命、下足以统人群而为万代之盛帝也欤。 《伊训》：曰：“呜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 蔡沈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监者莫近于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 陈雅言曰：“人君者天地、鬼神、万物之主也。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谓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谓致中和也。于是天道顺、山川宁而鬼神安，所谓天地位也；微而羽毛鳞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谓万物育也。” 臣按：此伊尹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太甲者也。太甲，汤之孙也。伊尹欲以其祖成汤之成德以告太甲，而必先言夏后之世，《诗》所谓“殷监不远”是也。盖人君为治，不难于得民而难于得天，苟不得天则天灾时至、百物不成，山川鬼神无以供其粢盛而不得其宁，鸟兽鱼鳖不得遂其生育而有所不顺，此人君之为治所以必贵乎懋其德也。德而懋焉则勉，勉而不怠，懋德而方焉则进，进而不已，允若是则，阴阳顺序，灾害不生，物无疵厉，流峙之山川、幽明之鬼神、陆产之鸟兽、水产之鱼鳖，无一而不各止其所焉，治效而至于此，岂非功化之成也哉？ 《洪范》：初一曰五行（水、火、木、金、土），次二曰敬用五事（貌、言、视、听、思），次三曰农用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次四曰协用五纪（岁、月、日、星辰、历数），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正直、刚克、柔克），次七曰明用稽疑（雨、霁、蒙、驿、克、贞、悔），次八曰念用庶征（雨、霁、燠、寒、风时），次九曰向用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威用六极（凶短折、疾、忧、贫、恶、弱）。 蔡沈曰：“此九畴之纲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参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纪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极者，君之所以建极也；三德者，治之所以应变也；稽疑者，以人而听于天也；庶征者，推天而征之人也；福极者，人感而天应也。五事曰敬，所以诚身也；八政曰农，所以厚生也；五纪曰协，所以合天也；皇极曰建，所以立极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征曰念，所以省验也；五福曰向，所以劝也；六极曰威，所以惩也。五行不言用，无适而非用也；皇极不言数，非可以数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协之以五纪，皇极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验之以庶征，劝惩之以福极，皇极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于此哉？” 臣按：真氏谓《洪范》九畴六十有五字耳，而天道人事无不该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问箕子之言，所以为万世蓍龟也。臣窃以为，非独可以为万世蓍龟，其实万世之法令格式焉，治世之大经大法不出此矣，为学而究乎此，则能通贯天人之理，为治而原乎此，则能和同天人之际。《洪范》者，天人之学也，学而至于贯通天人，在学者则为学问之极功，治而至于和同天人，在人君则为圣神之能事。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 蔡沈曰：“皇，君；建，立也。极犹北极之极，至极之义，标准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当尽人伦之至，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动之发，无不极其义理之当然，而无一毫过不及之差，则极建矣。极者福之本，福者极之效，极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与庶民，使人人观感而化，所谓敷锡也。” 金履祥曰：“其有极指人君所有之标准也。” 臣按：皇建一畴，《洪范》九畴之枢纽也。人君尽五伦之道而立为天下之标准，使四方万姓皆于此而取则焉，所谓极也。然其所以建立之于上者，岂人君之所独有哉？盖天下人人所有者也。人人有之而不能自立，必待帝王者出，下布五行，上协五纪，端五事于上而威仪言辞皆可以为民之标表，修八政于下而法度政事皆可以为民之准的，则民所有之极于是乎建矣。且人君居五位之尊而尽五伦之至，而为斯民之极，则在君者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矣，人君不徒有是福于己，而又敷布之以锡于天下之众民，使之皆富、皆寿、皆康宁、皆考终命、皆攸好德焉。夫然，则在民所有之极莫不于是而皆有以建立，在君所集之福莫不于是而皆得以享受。呜呼，为治而至于万方亿兆皆享太平之福，何莫而非自人君一身建极始哉。圣祖条成《大诰》有曰“为民造福”，盖有得于《洪范》敛福锡民之意于数千载之下，宜其一世民物寿、考、康宁，惇德好义，家家有盖藏之积，人人遂首丘之愿，有以也。夫圣子神孙所当承家学，衍世泽，以福天下之人民，使之百世如一日焉，则斯世斯民其受福也无穷尽矣。 无偏（不中也）无陂（不平也），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不公也），王道荡荡（广远也）；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平易也）；无反（倍常也）无侧（不正也），王道正直（不偏邪也）。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蔡沈曰：“偏陂、好恶，己私之生于心也；偏党、反侧，己私之见于事也。王之义、王之道、王之路、皇极之所由行也，荡荡、平平、正直，皇极正大之体也。遵义、遵道、遵路，会其极也；荡荡、平平、正直，归其极也。会者合而来也，归者来而至也。” 朱熹曰：“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谓好所当好、恶所当恶，不可作为也。” 臣按：先儒谓二有极字与章首“皇建其有极”之“有极”相应，盖是福君臣同有，君之所建者即民之所有，而民之所以会而归之者，虽君所建，亦己之所有者也。可见天理人伦原于帝降之衷，具于秉彝之性，人人所有也，而不能以皆中正，必待人君之立为标准，俾天下之人皆于是乎取则，然君于此岂求之于外哉？亦即吾身之所有者而建立之耳。君有是极，民亦有是极，君之所建者，民之所有也，民之所以会而归者，君之所有也，君臣上下各尽其人伦之常，无太过焉无不及焉，孟子所谓“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者”，此也。居五位之尊，当建极之任者，要必正身修德，惇典庸礼，即其所有者而建立之以为之标准，使夫四方万国咸会而归之，如众星之拱北极焉。 《春秋》隐公元年，《公羊传》曰：何广州站王正月？大一统也。 何休曰：“统，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 臣按：统者，所以统天下之不一也，天下咸统于一王而奉其正朔，朝觐会同之毕赴，讴歌讼狱之皆归，国不敢异政，家不敢异俗，车必同轨，书必同文，是则所谓大一统之治也。《春秋》每年必书“春王正月”，公羊氏曰“大一统也”，何氏谓“自公侯以至于庶人，自山川以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夫事必谨始，然后有终，《春秋》所书，所以谨始，而此载公羊氏之说于成功化之末者，欲其有终也。 《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与鳏同）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颖达曰：“此先明五帝时也。” 陈澔曰：“天下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自私也。当时之人，所讲习者诚信，所修为者和睦，是以亲其亲以及人之亲，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壮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穷之民无不有以养之，男则各有士、农、工、商之职分，女则得归于良奥之家；财货民生所资以为用者，若弃捐于地而不以时收贮则废坏而无用，所以恶其弃于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贮以资世用足矣，不必其擅利而私藏于己也；世间之事未有不劳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诈，共事则欲逸己以劳人，不肯尽力，此所以恶其不出于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力而独营己事也。风俗如此，是以奸邪之谋闭塞而不兴，盗窃乱贼之事绝灭而不起，暮夜无虞，外户可以不闭，岂非公道大同之世乎？” 臣按：此《礼运》载孔子之言，说者不以为然，然其所谓“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凡若此者，非但五帝时为然，凡夫为治皆不可不然也。夫然，则普天之下、亿兆之众，人人各止其所而无一人之或失其所矣，为治而至于使天下之人无一人之不得其所，由一人积而至于亿兆人，人人皆然而在在无不然，岂非大同之世乎？昔孔子生春秋之世而不得位，尚且有志于上古大道之行而期于大同之世，矧夫居天位有可为之势、辅明君有可为之时，而不思所以复古乎？ 四体（四肢也）既正，肤（革外薄皮）革（肤内厚皮）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 吴澂曰：“上文以身之肥譬两间之顺，故先言此以足上文取譬之说，然后广言家国天下之顺以实所譬也。然不曰家之顺、国之顺、天下之顺而曰家之肥、国之肥、天下之肥者，因上文以肥譬顺而言也。父慈子孝而其情厚，兄友弟恭而其情亲，夫义妇听而其情不暌乖，此一家之顺；大臣有持循，小臣有分辨，设官以治职分职以居官，不相紊乱，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非相为赐，此一国之顺；天子有德以安民之居如车之承载，有乐以和民之心，如御之调适，诸侯邦交互相施报，大夫言行俱有律度，庶士忠顺各无欺伪，百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此天下之顺。” 臣按：先儒谓此乃是圣学之极功，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大学》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谓之大顺。人君为治，使夫内而一家、外而一国，又远而天下，皆如一人之身，四体顺正，肤革充盈，九窍百骸，肢节筋骨，气充于中、体全于外，然有温润之泽，胖然有舒泰之容，治天下而至于此，岂非大顺之世乎？世而至于大顺，则生有所养而不至于冻馁，死有所送而不至于暴露，非但生人得其所，幽而神明亦皆得以享祀于冥冥之中矣。 故天不爱其道，地不爱其宝，人不爱其情，故天降膏露（露之泽浓如膏），地出醴泉（泉之味甘如醴），山出器车（山木自成车材），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当作“薮”），龟龙在宫沼，其余鸟兽之卵胎皆可俯而窥也，则是无故，先王能修礼以达义、体信以达顺，故此顺之实也。 程颐曰：“君子修己以敬，笃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 朱熹曰：“信是实理，顺是和气，体信是致中达顺、是致和实体，此道于身则自然发而中节，推之天下而无所不通也。” 吴澂曰：“大顺之应如此，亦无他故而使之然，盖由先王能修治其礼而达之于礼之义，以教天下之人，体实理于心而达之于一家之顺，充而为国家、天下之顺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顺焉。夫顺理渊微，初无形像，今两间嘉瑞昭然显著，此顺之实迹可见者，故曰此顺之实也。” 臣按：天人之际微矣，人君修德所以尽乎人道也，而天道往往应之，盖天以是理赋之人，人受是理于天，天人之分殊而其理，一是故在人之理即在天之理，人尽人之道则天道即此而在，人道尽而天道亦尽矣。理尽于下则气应于上，随其所感而证应随之，所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此体信达顺之道者也。是以人君为治，所以贵乎能修礼以达义，礼者敬而已矣，主敬以修礼，达之于天下，使其皆知其所当为者而为之，则义达矣。人人皆主敬以行礼，则虚伪之气不作而惟信实之道是体而是行，由是协气嘉生，熏为太和，而至顺之气充塞于两间矣。动物者得气之最先，故古人以四灵物至为善治之应，夫人君致治而得四灵之毕至，岂非体信达顺之极功而何哉？ 《乐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刘彝曰：“节其心，使之行而无过不及；和其声，使之言而无乖戾；为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礼乐之教行；为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礼乐无敢废。然后礼、乐、刑、政四者通行于天下而民无悖违之者，则王天下者之治道备矣。” 臣按：礼、乐、政、刑四者王道之治具也，谓之四达者，东西南北无往而不通也。王者之为治，能使礼修而乐和，而又有政以行之，政有不及而又有刑以辅之，则凡普天之下、率土之滨，莫敢有越礼弃乐、干政犯刑者矣，王者之道岂非完具大备乎。人君以此四者以为治于天下，不徒有出治之本而又有为治之具，不徒有为治之具而又有为治之法，本末兼该，始终相成，此所以为王者之道，行之天下万世而无弊也欤。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朱熹曰：“唯犹独也，则犹准也。荡荡，广远之称也。言物之高大莫有过于天者，而独尧之德能与之准，故其德之广远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语形容也。成功，事业也。焕，光明之貌。文章，礼乐法度也。尧之德不可名，其可见者此尔。” 尹焞曰：“天道之大无为而成，唯尧则之以治天下，故民无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已。” 臣按：自开辟以来之君，以尧为称首，其功业、文章巍然其高大，焕然其光明，万世帝王所当法则者也。盖帝尧继天之统，故准天以为治，帝王承尧之后，当准尧以为法。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朱熹曰：“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也。三十年为一世。仁，谓教化浃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后礼乐兴，即其效也。’” 或问三年、必世迟速不同，何也？程颐曰：“三年有成谓法度纪纲有成而化行也。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而礼乐可兴，所谓仁也。此非积久，何以能致？” 张栻曰：“使民皆由于仁，非仁心涵养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则非善人所能矣。” 臣按：仁者人心之德，人人有也，人人有此仁而莫不皆有恻隐慈爱之心，然为利欲所昏蔽而丧不忍之心者多矣，是以相争相夺、相弃相杀而为不仁之事不自知也。惟圣人者出，以仁心煦妪之、以仁政率诱之而不仁者又为之禁戒，是以一世之人莫不相亲爱、相赒恤而兴夫仁慈忠恕之风，以至于沦肌肤、入骨髓，若大若小、若远若近、若亲若疏，生者相卫护，死者相怜惜，无一地之无仁，无一人之不仁，无一事之非仁，若是者岂一朝一夕之故哉？非积久而至于数十百年不可也。夫有作者于前，斯有述者于后，无作者以兴之则其本不立，无述者以续之则其事不延，要必作者有恒心，述者有孝念，然后有以成必世之仁，是故有尧而无舜不能也，有文、武而无成、康不能也，故欲成必世仁厚之俗，必须有继世仁厚之君，此自古人君庙号皆必以孝为称，而以善继述为孝道之达者，此也。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朱熹曰：“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积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无他道也。人者对己之称，百姓则尽乎人矣。尧舜犹病，言不可以有加于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诸近也。盖圣人之心无穷，世虽极治，然岂能必知四海之内果无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尧舜犹以安百姓为病。若曰吾治已足，则非所以为圣人矣。” 臣按：己者，我之一身也，人者对己之称，则与我为二矣。至于百姓则人非一人，凡盈天地间具人形骸者皆是也。君子所修者一己耳，以一己而杂乎百姓之中，微乎微者也，以我一己之修而致天下百姓皆安，我何苦欲肆一己之欲而为百姓之害而不求所以安之哉？是以古之帝王为百姓故孜孜然以修身，而其所以修身者兢兢然以持敬也。尧舜之治，至于黎民时雍，万邦咸宁，而其心犹以为病，后世人主宫闱之中且有怨女，辇毂之下率多丐夫，房闼之外已有呻吟之声，左右之间每形怨恨之语，方且受谀词以为太平盛治，哆然以张大，欣然以庆幸，自以为唐虞三代不是过也，是何人品高下之悬绝而所见之不同如此哉？盖圣不自圣，愚者不自知其愚也。是故人君为治必须至于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百世之远，无一人一物一处之不得其安，然后可以为功化之极。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朱熹曰：“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 或问恭己为圣人敬德之容，以《书》传考之，舜之为治朝觐巡狩、封山浚川，举元凯、诛四凶，非无事也，此其曰无为而治者，何也？朱熹曰：“即《书》而考之，舜之所以为治之迹皆在摄政二十八载之间，及践天子之位则《书》之所载不过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后无他事也，因其时之无事而又恭己以临之，是以其治益久长而不替。若后世之君，当无事之时而不知恭己之道，则必怠惰肆放，宴安冘毒，其所谓无事者乃所以为祸乱多事之媒矣。又如老氏有所谓无为者亦是简忽，圣人无为却是付之当然之理，如恭己正南面，这是什么样本领，岂可与老氏同日而语哉？” 臣按：自古称帝王之盛者必曰尧舜，尧之德不可名，所可见者成功文章而已；舜之治无所为，所可见者恭己南面而已。尧授舜以天下，非徒传之以位而实传之以心，何心哉？敬而已。敬而著于容，是之谓恭。舜之恭己即尧之允恭也，舜受尧之传以此恭己之容而正夫南面之位，尧之成功已巍然矣，尧之文章已焕然矣，尚何事作为哉？于是而更有所为，则是作聪明也，舜岂为是哉？后世人主不务恭己而但欲无为，则是怠惰恣肆而已矣，岂其无事可为哉？事有可为而不肯为，以致废弛败坏而不可救药，隳祖宗之成功，坏国家之善治，贻生民之隐祸，是徇虚名而自诒伊戚也。呜呼，可不戒哉！ 以上圣神功化之极（上之下） 卷一五九▲圣神功化之极（中）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朱熹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或问于朱熹曰：“所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者，亦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曰：“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周子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谓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则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贵贱之殊，以其气而言之则得其正且通者为人，得其偏且塞者为物，是以或贵或贱而不能齐也，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为尧舜而能参天地以赞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则所谓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无清浊之异，其正也或不能无美恶之殊，故其所赋之质清者智而浊者愚、美者贤而恶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贤之资乃能全其本体而无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则其所谓明德者已不能无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气质有蔽之心接乎事物无穷之变，则其目之欲色、耳之欲声、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岂可胜言也哉？二者相因，反复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灵，其所知者不过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则虽曰有人之形，而实何以远于禽兽，虽曰可以为尧舜而参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体得之于天，终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虽其昏蔽之极而介然之顷一有觉焉，则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体已洞然矣，是以圣人施教既已养之于小学之中，而复开之以大学之道，其必先之以致知格物之说者，所以使之即其所养之中，而因其所发以启其明之之端也，继之以诚意、正心、修身之目者，则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于身，以致其明之之实也。夫既有以启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实，则吾之所得于天而未尝不明者，岂不超然无有气质物欲之累而复得其本体之全哉？是则所谓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为于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谓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者俱为物欲之所蔽则其贤愚之分固无以大相远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则视彼众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没溺于卑污苟贱之中而不自知也，岂不为之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以明者以及之，始于齐家，中于治国而终及于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旧染之污焉。是则所谓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当明与其在民而当新者，则又皆非人力之所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为也，是其所以得之于天而见于日用之间者，固已莫不各有其本然一定之则。程子所谓以其义理精微之极有不可得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传所谓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与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众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学者虽或知之而亦鲜能必至，于是而不去，此为大学之教者所以虑其礼虽粗复而有不纯，己虽粗克而有不尽，且将无以尽夫修己治人之道，必指是而言为明德、新民之标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诚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过不及之差焉，则其所以去人欲而复天理者无毫发之遗恨矣。大抵《大学》一篇之指，总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总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断然以为《大学》之纲领而无疑也。然自孟子没而道学不得其传，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为学，于是乃有不务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为足以新民者，又有爱身独善自谓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当务，顾乃安于小成、狃于近利而不求止于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过，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谬者鲜矣。” 臣按：《大学》经之全章，真德秀既已备载于前编矣，而臣复节其辞载于“崇教化”条，而此于“成功化”下又载焉，所以原始而要终也。盖明明德而不止于至善则是安于小成，新民不止于至善则是狃于近利，明德、新民皆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则大学之道尽善尽美，全体以立，大用以行，圣神功化于是乎极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曰：“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也。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此八者，大学之条目也。” 或问于朱熹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也？”曰：“此言大学之序其详如此，盖纲领之条目也。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谓明明德于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则各诚其意、各正其心、各修其身、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天下无不平矣。然天下之本在国，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国；国之本在家，故欲治其国者必先有以齐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齐其家者必先有以修其身；至于身之主则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正则身无所主，虽欲勉强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发则意也，一有私欲杂乎其中而为善去恶或有未实则心为所累，虽欲勉强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有以诚其意；若夫知则心之神明，妙众理而宰万物者也，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里洞然，无所不尽，则隐微之间真妄错杂，虽强勉以诚之亦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谓，如丧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于尽也；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隐显，究极无余，则理所未穷，知必有蔽，虽欲勉强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观理以格夫物，格者极至之谓，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穷之而至其极也。此大学之条目，圣贤相传，所以教人为学之次第至为纤悉，然汉魏以来诸儒之论未闻有及之者，至唐韩子乃能援以为说而见于《原道》之篇，则庶几其有闻矣，然其言极于正心诚意而无曰致知格物云者，则是不探其端而骤语其次，亦未免于择焉不精、语焉不详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议荀、杨哉？” 或又问之曰：“物格而后知至，至于治国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说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诣其极而无余之谓也，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矣，知无不尽则心之所发能一于理而无自欺矣，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物不能动而无不正矣，心得其正则身之所处不至陷于所偏而无不修，身无不修则推之天下国家亦举而措之耳，岂外此而求之智谋功利之末哉？” 或又问之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为对，则固专以自明为言矣，后段于平天下者复以明明德言之，则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辨之不明邪？”曰：“篇首三言者大学之纲领也，而以其宾主对待、先后次第言之，则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纲领也，至此后段然后极其体用之全而一言以举之，以见夫天下虽大而吾心之体无不该、事物虽多而吾心之用无不贯，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此又言之序也。” 臣按：宋儒朱熹既著为《大学章句》，又设为或人之问而发明旨趣，书成录以进于其君，且曰：“《大学》经文前章略提纲领，后章细分条目，巨细相涵，首尾相应，极为详备。必先读经文使之习熟，而纲领条目罗列胸中如指诸掌，然后增考传文，随事体察而实致其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无不止于至善，而天下之人皆有以见其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则大学之道不在于书而在于我矣。”朱熹以此进于其君，期于使天下之人皆有以见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之效，谓之效者用之而验也。臣谨录其言而缀于其所著书之末，盖期世之为治者必推其效至于天下之平而后已，允若兹，斯为圣神功化之极，伏惟圣明深加之意，则朱熹所以告其君者所谓“大学之道不在书而在我”，在当时则为虚文，在今日则有实用矣，臣不胜惓惓。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朱熹曰：“《诗》，《周颂烈文》之篇。於戏，叹辞。前王谓文、武也，君子谓其后贤、后王，小人谓后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于至善，能使天下后世无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没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又曰：“没世而不能忘，如尧、舜、文、武之德，万世尊仰之，岂不是贤其贤？如周后稷之德，子孙宗之以为先祖之所自出，岂不是亲其亲？” 或问于朱熹曰：“引《烈文》之诗而言前王之没世不忘，何也？”曰：“贤其贤者，闻而知之，仰其德业之盛；亲其亲者，子孙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乐其乐者，含哺鼓腹而安其乐也；利其利者，耕田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余泽，故虽已没世而人犹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臣按：明德、新民能使人没世而不能忘之如此，是则其治化之所及者又不止在当世而已也。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朱熹曰：“老者，所谓老吾老也。兴，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孤者，幼而无父之称。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所谓家齐而国治也，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 或问于朱熹曰：“上章论齐家治国之道，既以孝弟慈为言矣，此论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复以是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众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国，自国以及天下，虽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过如此而已，但前章专以己推而人化为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处之也。盖人之所以为心者虽其未尝不同，然贵贱殊势、贤愚异禀，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实蹈，有以倡之，则下之有是心者亦无所感而兴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兴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处之之道，则彼其所兴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叹，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后有以处此而遂其兴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为度也？”曰：“此庄子所谓絜之百围，贾子所谓度长絜大者也。前此诸儒盖莫之省，而强训以挈，殊无意谓，先友太史范公乃独推此以言之而后其理可得而通也。盖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恶者不异乎己，则不敢以己之所恶者施之于人，使吾之身一处乎此则上下四方、物我之际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则其广狭长短又皆均平如一，截然方正，而无有余不足之处，是则所谓絜矩者也。夫为天下国家而所以处心制事者一出乎此，则天地之间将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尽其心而无不均之叹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岂自外至而强为之哉？亦曰格物致知，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万人之心，即一人之心意诚心正，故有以胜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为千万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间，则一膜之外便为胡越，虽欲絜矩，亦将有所隔碍而不能通矣。” 臣按：平天下之道不外乎化之、处之二者而已，盖人君以一人之身而临天下之大，地非一方不能处处而亲履之也，人非一人不能人人而亲谕之也，必欲治而平之，岂能一一周而遍之哉？夫我有此本然之性而人亦莫不有此本然之性，我尽我本然之性，使之观感兴起而莫不尽其本然之性皆如我性之本然者焉，是则所谓化之也；夫我有此当然之理而彼亦莫不有此当然之理，我以当然之理推之以量度处置，使彼各得其当然之理皆如我理之当然者焉，是则所谓处之也。盖化之以吾身，处之各以其人之身，其人所有之理即吾所有之理，是理也具于心而为性人人皆同，以吾之心感人之心，上行下效，各欲以自尽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彼此相方，各得其分愿矣，必使物我之间上下四傍不相侵越，前后左右不相违背，面面得其所处之方，人人得其所有之分，概而视之、累而观之，皆截然方正，无高低、广狭、长短不均之处，是则所谓絜矩也。以絜矩之心，行絜矩之政，天下之大将无一人不得其分、无一事不得其理、无一地之不从其化，人人亲其亲、长其长、恤其孤，由家而国，国无不然，由国而天下，天下无不然，所谓王道平平、王道荡荡、王道正直，端有在于斯矣。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朱熹曰：“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义。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傍、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臣按：先儒金履祥有曰：“《大学》传之十章，释治国平天下者也。天下至广也，天下之人至众也，孰为经制之本，孰为统驭之略，传不一言焉，而惟谆谆以絜矩之义反复言之，盖天下虽大，亿兆虽众，然皆一人之积耳。夫乾始坤生，塞体帅性，而为人人情固不相远也。平天下者惟以一人之心体天下之心，以天下人之心为一人之心推而度之、概而取之，则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此絜矩所以为平天下之要道也。《大学》传之十章反复推明，固不一节，要其旨意不过一纲二目而已，一纲即絜矩也，二目即财、利也，君子、小人也。目虽有二，其因一耳，盖所谓絜矩者固欲以公天下之好恶，然天下之所同好者财利也，公其利以利天下者君子也，利其利以害天下者小人也，是又民心之所同好同恶也。是故十章之传，第一节以起絜矩之道，第二节以解絜矩之义，第三节明絜矩之得也，第四节明不絜矩之失也，第五节则总得失之说以结之，第六节承得众之说以明有财之本、絜矩之效也，第七节因有财之说以明内末之非、不絜矩之戒也，第八节并论财民聚散之效，第九节独指货悖出入之应皆絜矩与否之类感也，第十节则总善不善以结之，此皆就货利一目反复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一节承上文善字以明好善之实，十二节承上文宝字以明仁亲之实此善絜矩者也，十三节引《秦誓》能容之人君子之絜矩者也，不能容之人小人之反絜矩者也，十四节绝小人之决、絜人心之所恶而仁人得好恶之正也，十五节以戒用君子之缓、退小人之不能远，知絜人心之所好恶而未能尽好恶之道者也，十六节感君子小人进退之失，言好恶拂人之菑，不能絜矩而反人心之好恶者也，十七节则又总得失之说以终之，此皆就君子小人一目反复之以明絜矩不絜矩之分也，十八节即财利一目以指国家生财之有道，十九节即君子小人一目以论仁不仁者之于财，二十节明仁义之说以总之，二十一节明君子之不专其利，絜矩之正也，二十二节明小人之必专其利，絜矩之反也，两结之以义为利之语，即上文以善为宝之意也。此传十章之大略也，节段虽多其纲则一，纲目虽异其归则同，参而伍之，经而纬之，反复而玩味之，其意切而所语者大，其辞详而所持者约，诚平天下之要道，大学之极功也。为人君者诚能即一人而絜之，合人人而矩之，绝一己之私而公天下之利，用君子之利而去小人之私，使天下之大，同得其所好，同惬其所恶，亲贤乐利各得其所，天下其有不平者乎？”臣谨详履祥此说，推明治国平天下章之旨，义无余蕴矣。朱熹所谓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所谓此者指絜矩而言也，平天下之要道端莫外此。臣故详载之以为愿治之圣君告。呜呼，为学而至于平天下学之道尽矣，为治而至于天下奔驰之道极矣，曾子亲受《大学》于孔子，其传真切明实，故其为书凿凿乎皆布帛菽粟，确确乎皆参苓芝术，无有玄妙高虚之谈，无有宏阔夸大之见，此真孔门传授心法，儒者当世守之以为辅世长民之术，人君当世传之以为化民成俗之本。 圣神功化之极（中） 卷一六○▲圣神功化之极（下） 《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朱熹曰：“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此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初非有待于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 又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则不必天翻地覆然后为不位矣；兵乱凶荒，胎卖卵血，则不必人消物尽然后为不育矣。凡若此者，岂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诬哉？” 臣按：《中庸》此三言者，《章句》以为学问之极功、圣人之能事，而又总一言以结之，曰圣神功化之极。至于《或问》又曰：“万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圣人之能事，学问之极功。”是则古今为学为治之道皆莫有大于此者矣。吁，上而天、下而地，万物群生于其中，人为物之灵，人君又为人之最灵而至贵者也，以最灵至贵之人，立乎天地之间，出乎人物之表，大而能化，神妙莫测，参赞两间而为三才之主，首出万物而居五位之尊，具天地之气以生而能定天地之位，受万物之养以成而能致万物之育，是岂无故而然哉？亦惟本乎一心焉耳。其心之体为性而有天然自有之中，戒惧以致其中，所以守其未发之大本而天命之性于是乎养矣；心之用为情而有本然自有之和，慎独以致其和，所以精其中节之达道而率性之道于是乎全矣。先儒谓前后只是性道两句功夫而教在其中，其用功处只在戒慎恐惧慎致六字而已，孰谓圣神功化之极而有外于人之一心哉？ 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朱熹曰：“此言九经之效也。道立谓道成于己而可为民表，所谓皇建其有极是也。不惑谓不疑于理，不眩谓不迷于事。敬大臣则信任专，而小臣不得以间之，故临事而不眩也。来百工则通功易事，农末祖资，故财用足。柔远人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涂，故四方归。怀诸侯，则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矣。” 臣按：《中庸》此章言九经，朱子于《或问》其言详尽，真氏既已具载于前编矣。夫九经始于家、中于国、终于天下，至于柔远人、怀诸侯极矣，柔远人而四方有归服之诚，怀诸侯而天下有畏威之效，则是内而五服九州，外而九夷八蛮，德泽之所及者化强梗而为柔顺，威声之所震者变疑贰而为畏服矣。推原所自，何莫不本于齐明盛服，非礼不动，内外一于诚敬之所致哉。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朱熹曰：“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赞，犹助也。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也。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 臣按：先儒谓此乃有德有位圣人之事，惟尧舜足以当之。嗟乎，孟子有言：“人皆可以为尧舜。”矧受上天之付托而为万民之父母者乎，既有其位何患无德，德者天所赋予人，人有之行道而有得于心斯有之矣，然则若何而致其力耶？下章曰其次致曲，谓善端发见之一偏。自其发见之厚处而推致之以造其极，积而至于能化，则其至诚之妙亦与天下至诚之圣人无以异矣，故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 朱熹曰：“既无虚假，自无间断。久，常于中也；征，验于外也。此皆以其验于外者而言之，郑氏所谓'至诚之德，著于四方’者是也。存于中者既久，则验于外者益悠远而无穷矣。悠远，故其积也广博而深厚；博厚，故其发也高大而光明。” 臣按：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夫惟至诚而又不息，然后能久，久故征验于外，悠远而无穷，悠远则自博厚，博厚则自高明，非有至诚之德而又有无息之功，其安能致是哉？盖至诚之久于中，故其征验之发于外者，气势自然如此，从容不迫，宽缓自在，所以积而至于博厚如地、高明如天，而其悠远也又且至于久而无疆焉。彼夫虚伪妄诞，作辍无常，急迫而浅近，汲汲焉殚日之力者，其何以能底于博厚、高明之域哉？观夫三代盛时积功累仁，功业盛大，而有道之长如此，秦、隋之君驾虚作伪，朝更夕改而日不暇给，而功业如彼之卑，运祚不延可验也矣。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朱熹曰：“今，子思自谓当时也。轨，辙迹之度。伦，次序之体。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 或问于朱熹曰：“周之车轨书文，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若三代之异尚，其见于书传者详矣。轨者车之辙迹也，周人尚舆，而制作之法领于冬官，其舆之广六尺六寸，故其辙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间广狭如一，无有远近莫不齐同，凡为车者不合乎此，则不惟有司得以讨之，而其行于道路自将偏倚杌陧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为矣，古语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盖言其法之同，而《春秋传》所谓'同轨毕至’者，则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无不来也。文者书之点画形象也，《周礼》司徒教民道艺而书其一，又有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大行人之法则又每九岁而一谕焉，则其制度之详如此，是以虽其末流海内分裂而犹不得变也。必至于秦灭六国而其号令法制有以同于天下，然后车以六尺为度，书以小篆隶书为法，而周制始改尔，孰谓子思之时而遽然哉？” 臣按：人君治天下，车必同轨、书必同文、行必同伦，盖王者之治大一统而无外也，有如此盖有法制以维持之，则世道虽降而不至于废坠，苟有兴起者，由是而循持之以复先王之旧不难矣。故成周盛时之车轨书文，至于春秋之时犹同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朱熹曰：“聪明睿知，生知之质。临，谓居上而临下也。其下四者，乃仁义礼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条理也。密，详细也。察，明辨也。溥博，周遍而广阔也。渊泉，静深而有本也。出，发见也。言五者之德充积于中而以时发见于外，其充积极其盛而发见当其可也。'舟车所至’以下，盖极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广大如天也。”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朱熹曰：“经、纶皆治丝之事，经者理其绪而分之，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经，常也，大经者五品之人伦，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所谓经纶之也。其于所性之全体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所谓立之也。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见闻之知而已。此皆至诚无妄，自然之功用，夫岂有所倚著于物而后能哉？肫肫，恳至貌，以经纶而言也。渊渊，静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广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渊其天，则非特如之而已。固，犹实也。郑氏曰：'唯圣人能知圣人也。’” 臣按：朱嘉谓前章言至圣之德，此章言至诚之道。然至诚之道非至圣不能知，至圣之德非至诚不能为，则亦非二物矣。夫理之在天者至于至诚之道极矣，理之在人者至于至圣之德尽矣，圣人者出本至诚之道以立至圣之德，充积盛于外者则如天如渊，功用妙于中者则其天其渊，惟其有是德是以知是道，故曰：“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说者谓此言达而在上之大圣人其圣德之全体大用如此，可谓至极而无以加矣，可以当此者其惟尧、舜乎？夫尧舜与人同耳，有为者亦若是，况承帝王之统、居帝王之位者乎？ 《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朱熹曰：“《诗》，《周颂烈文》之篇。不显，犹言岂不显也，此借引以为幽深玄远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显之德而诸侯法之，则其德愈深而效愈远矣。笃，厚也。笃恭，言不显其敬也。笃恭而天下平，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 胡仲虎曰：“笃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后致其和，此之谓笃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为己之功愈密则德愈深而效愈远如此。” 臣按：四书之中言天下平者凡四，《大学》经文与《中庸》此章乃孔子之言也。《大学》经文曾子之所述，《中庸》此章子思之所传，然《大学》有八条目，必自物格、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可以至于天下，而《中庸》则惟一笃乎恭则可以致夫天下平焉，是何难易悬绝如此哉？盖《大学》圣人教人为学之道，《中庸》圣人教人守约之方。先儒谓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诚能存乎一敬字之约而用以尽夫八条目之详，则夫所谓笃恭而天下平者，即所谓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者矣。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朱熹曰：“亲、长在人为甚迩，亲之、长之在人为甚易，而道初不外是也，舍此而他求则远且难而反失之，但人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则天下自平矣。” 张栻曰：“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仁义本之躬而达之天下，天下所以平者全系乎此，味此数语，尧、舜、三王之治可得而推矣。” 臣按：天下者一国之积也，一国者一家之积也，一家者一人之积也，人人有亲有长，一人有一人之亲长，各人有各人之亲长，各人亲各人之亲、长各人之长则一家之中无有不亲其亲、不长其长者矣，各家之亲之长皆有以亲之长之则一国之中为人亲者皆有以亲之、为人长者皆有以长之者矣，推之天下，天下统乎国，国统乎家，家统乎人，人人皆亲其亲、长其长，天下之人不异乎国，国之人不异乎家，天下无一人不然，无一家不然，则天下岂有不平者哉？虽然，人君以一身中天下而立，海宇如此其大也，人民如此其众也，安得人人而教之、家家而晓之而使之皆然哉？故既正身齐家以为之表率，而又设官分职立教设政以劝化之，而不从者又有刑以弼之焉，必期于天下之大无一人一家之为人亲、为人长者不得人亲之长之，亦无一人一家之为人子、为人少者之不亲其亲、长其长也，有子谓“孝弟为行仁之本”，先儒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莫不自此推而行之焉，则天下平之之本端在此矣。 孟子曰：“大而化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朱熹曰：“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无复可见之迹，则不思不勉，从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为矣。”张载曰：“大可为也，化不可为也，在熟之而已矣。” 程颐曰：“圣不可知，谓圣之至妙人所不能测，非圣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臣按：益之赞尧曰“乃圣乃神”，则知帝王之德莫盛于此者，后世言治者必曰法尧舜，非徒法其为治之迹，必先法其为治之心，欲得其心而效其迹者，非有其德不可也，然圣人之德生知安行，岂易至哉？一惟以之为标准，其积渐以至之而已，积渐以至之，其道何繇在乎？有可欲之善而实有诸己焉，由是充实而美，而至于英华发外而大焉，大而化之而至于不可测度，则圣神之德在我矣。 孟子曰：“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朱熹曰：“此所谓守约而施博也。” 张栻曰：“修身则本立，由是而家齐、国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 臣按：人君一身居天下之中，一身至小也，天下至大也，吾修吾身于深宫之中，何预于天下，而天下平哉？盖天下之大，藩服都邑非止一处，百官庶尹非止一职，士农工商非止一民，蛮夷戎狄非止一类，有身者赖我以生，有家者赖我以养，我发一念之仁则彼无不得其所者矣，我兴一念之不仁则彼有不得其所者矣。人情不能无喜也，喜而省刑罚、薄税敛，是以一人之喜发而为千万人之喜也，喜而兴土木之功、求珍异之物，吾心则喜矣，如民忧何？人情不能无怒也，怒而除盗贼、去贪残，是以一人之怒形而为千万人之怒也，怒而用非法之刑、兴穷黩之兵，吾心则快矣，如民苦何？此君子所以贵乎守也。然事几纷遝日至，果将何所守乎？亦曰修吾身而已。《大学》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是知修身之本又在乎正心也，正心以修身，则不好声色之奉、不崇土木之饰、不事异端之教、不为田猎之举、不作无益之事、不好珍异之物、不兴出境之师、不用非法之刑，凡非所当好者皆不之好，凡非所当为者皆不之为，如此，则不尽民之力、不尽民之财、不尽民之情，则无一人之不得其所、无一物之不遂其性、无一处之不得其安矣，孰谓天下平不由乎人君之一身哉？此人君之为治所以贵乎正心，而大臣之事君所以必格君心之非也。 周惇颐曰：“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天道行而万物顺，圣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故天下之众本在一人。道岂远乎哉，术岂多乎哉？” 朱熹曰：“圣人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所谓定之以中正仁义也。天地、圣人，其道一也，天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义。” 臣按：天有五行而总之者曰阴阳，人有五德而兼之者曰仁义，是仁义者人君修己治人之正道要术也。人君体天之阳以育万物，使万物皆遂其自然之仁，体天之阴以正万民，使万民皆由乎当然之义，天下之大，无一人之不仁、无一事之非义，天下于是乎平矣。 张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臣按：《大学》之道，其纲领在明德、新民、止至善，其条目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要必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所谓全体大用之学也，所谓圣神功化之极也。由物格知至而至于天下平，则学问之极功于是乎备，圣人之能事于是乎毕矣。是以《大学》一经十传，行其道于当时则有以为一世立太平，传其书于来世则有以为万世开太平，开之于万世者即其所以平之于一时者也。盖天地有形而无心，所以为天地立心者圣人也，生民有命而不能自遂，所以立夫生民之命而使之遂其生者则有待于圣人焉。吁，圣人阐明斯道以立天地之心，推行斯道以立生民之命，自伏羲、尧、舜以来至于文、武、周公则然矣。不幸中绝而孔子继之，作为《大学》经之一章，曾子又述其意以为十传，惜其有德无位不能立一时之太平，而实垂之天下后世有以开万世之太平焉。不幸而再绝，历汉魏、隋唐而不能振起，至于有宋，两程兄弟始表章之于《礼记》之中，朱熹又为之《章句》《或问》，真德秀又汇经传子史以填实之以为《衍义》，所以推而广之、扩而大之，使天下后世知《大学》之书无一理不该、无一事不在，唐、虞、夏、商、有周之盛治居然可致矣。臣幼读此书，偶有所见，晚辑成帙，上尘圣聪，傥见施行，则臣虽死而生矣，无任恳悃愿效之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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