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因为早期共产党员不过数十人，遂决定选举产生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以此为起始，中共中央在上海跨越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其间曾短暂地北迁（北京）、南迁（广州）与西迁（武汉），在极端白色恐怖下又回迁上海指导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直至1933年初撤离。中共中央驻守上海指导中国革命逾10年之久，为这座近代东亚大都会积淀了丰厚的红色文脉，塑造了新的英雄品格，进一步赋予上海无上的荣光。
■吴海勇
以工运、宣传为抓手
党的一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并确定张国焘、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宣传工作。此处的组织，专指工人阶级的组织运动。中共中央成立后，随即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组织工作的重要抓手。通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其各地分部，促成了中国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在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骨干李启汉领导上海英美烟厂的二次罢工、发起成立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帮助各业成立工会，筹办全国劳动大会，最终促成全国总工会成立。
在推进工人运动的同时，宣传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出版上，李达在辅德里寓所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马列主义经典译著。教育上，陈独秀等积极改组妇女联合会，促成平民女校开办；在沪西的工人半日学校基础上，建成上海第一补习学校；加之对国共合作平台以及上海大学等力量的借重，马克思主义传播得到深入，平民教育运动得以推广，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不断兴起。这为掀起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
不仅如此，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早期建树还有中共二大对民主革命纲领的确立。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宣言》，既重申中共一大文件明确的党的最高纲领，又进一步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明确了反帝反封建、建立能够实现工农基本权益的民主共和国的奋斗目标。
中共二大确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实现了对党的一大决定的突破。接下来，西湖会议确定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国共合作在上海初步展开。由此，才有了国共合作的地域性平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4年2月下旬开办，毛泽东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兼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恽代英、沈泽民、刘伯伦、王荷波、向警予、李立三、杨之华、张佐臣、孙良惠、刘重民、罗章龙、施存统等共产党骨干在此与国民党精英分子合作共事，一时人称“国共群英会”。
在“统一战线”之外，还有“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承担过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并推荐同志投身行伍；五卅运动中，面对帝国主义者的枪弹、工贼的打砸，武装斗争势在必行；为响应北伐，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工人发动三次武装起义终获成功，建立上海特别市政府。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布第一份文件，要求京沪与广州、武汉、长沙五地发展党团组织，明确30名党员以上即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年底，即成立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为首任书记。翌年召开的中共二大正式制定首部党章，明确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的任务目标。
1924年成立中央组织部，毛泽东为首任部长。1925年初召开的中共四大，在国共合作的复杂形势下进一步聚焦党组织的发展，明确党的基层组织为“支部”、党的最高领导人称“总书记”。
“创造一真正的共产党”
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第六次会议虽遭意外冲闯并招致搜查，迫使与会者不得不转移至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续会完成议程，但这并不影响上海是党的诞生地这一基本史实。当时，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设在上海，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也势所必然地在上海运作。
然而，上海的环境并非那么理想。由粤返沪后，陈独秀两次遭到巡捕房逮捕。中共二大前夕，李启汉被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遭查封。陈独秀在西湖会议后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不久北上进京，越境入俄参加共产国际四大，中共中央随之迁往北京。但在二七惨案后，北京的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共中央回迁上海。
1923年6月，中共中央迁往广州。在当时的广州，共产党尚可合法存在。正是在广州，中共中央对上海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意识自觉。陈独秀、毛泽东等以国民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军阀，并“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7月2日，陈独秀、毛泽东又致信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三大等相关情况，并明示“此次会议后，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9月，中共中央回迁上海。
五卅运动后，上海环境愈加凶险。针对“中央已不适宜在上海”的意见，陈独秀在接谈苏联使团时表示明确反对。他说：“我个人是主张把中央委员会留在上海的。”理由有二：第一，“上海是无产阶级的地区，这里毕竟集中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多数”；第二，“上海有着很好的通信联络设备”。在陈独秀的坚持下，中共中央仍驻上海。
此后，全国形势迅速发展。在北伐军誓师开拔之际，中共第一次就军事工作形成专项议决案，强调“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同时，通过《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对上海城市的重要性给予前所未有的定位：“上海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经济大本营，同时又是中国的第一个大产业区。上海这个地方，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观点上立论，是全国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中心；站在本党的观点上立论，又可以创造一真正的共产党。”
为复兴中国革命而努力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前数日，陈独秀离沪赴汉，中共中央就此迁往武汉。同月底，中共五大在汉召开。在武汉“分共”、宁汉合流后，中共中央于10月迁回上海。在白色恐怖下，中共中央坚持为复兴中国革命而努力。
一是指导全国革命。
通过签发文件、书信指示、刊文引导等传达中央工作要求和指示精神，并采取派员巡视各地、督促整改等方式，整顿各地党组织，号召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开展土地革命，恢复城市秘密工作。为了加强对各地工作的指导，还开辟交通线、建立交通站、研制电台等。
二是沟通共产国际。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灭顶之灾，生死存亡间尤需共产国际的支持与指导。中共六大之所以能够在莫斯科召开，正是共产国际在了解有关中国白色恐怖情况后伸出的援手。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又常驻上海，以与中共中央保持密切联系，并与莫斯科及时沟通。
此外，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对大量留苏人员归国是很好的掩护。这些人在上海领受党中央交派的任务后，再奔赴全国各地。
三是助推红军建军与苏区建设。
中共中央从政策、物资、人力等方面大力支持各地苏维埃的建设。1928年4月，发出《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对工农革命军的士兵工作、赤卫队、军委与兵委的组织等予以说明和规定。5月，留守中央就军事工作大纲发出第51号中央通告，强调军事运动应当遵守“工农群众的军事化”“军事组织的工农群众化”等原则及注意夜袭、游击等战术，并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明确红军士兵“不仅为战斗员，并应为战地宣传组织人员”，红军“官兵之待遇应一律平等”等，为中国工农红军建设初步奠定基础。
在红军建设中，红四军备受中共中央关注，指定以毛泽东为书记组成前委；1929年发出的“九月来信”，指明了政治建军之路。翌年5月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明确红军应当组建正规兵团。之后，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第一军团，彭德怀和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贺龙和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先后成立。
四是促成中华苏维埃政权建立。
1930年5月在沪开幕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等文件、文告，确定“十大政纲”。其后成立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苏准会），筹备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名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最终促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
五是掀起左翼文化运动。
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沪召开，通过《宣传工作决议案》，明确“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开的书店，学校，通讯社，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编译新书刊物等工作”。后成立中央文委，与江苏省委积极活动，最终团结鲁迅等左翼文学家于1930年3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此后的一两年间，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美联）、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先后成立。中国左翼文化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六是发起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后，中共中央即责成博古起草《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9月20日，这一宣言获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于当天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相关宣言。
此后，中共中央又接连发出相关决议、告全国民众书、宣言等，明确坚决抗日的立场，并选派赵一曼、赵尚志等得力干部奔赴东北抗战。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大旗，鼓荡抗日救亡运动洪波涌起。
政治遗产影响久远
推究中共中央撤离上海的主因，关键在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党中央未能把握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的时机。加之顾顺章被捕叛变后，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活动方式为国民党方面所掌握，随着敌特工作加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举步维艰。
在风声鹤唳中，王明主导中共中央，最后遵从共产国际的指令前往苏联，周恩来则赴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鉴于留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员人数极少，决定组建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
随着共青团中央、江苏省委等机关纷纷遭到破坏，国民党特务开始蹑踪中共中央的行迹。爱文义路平和里27号团中央机关遭查抄，临时中央常委张闻天侥幸得脱。之后，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和赤色工会总理事会从上海迁往苏区。
事实上，早在1930年下半年周恩来从苏联归国起，200多名军政领导干部就陆续被派往苏区，以加强苏区和红军工作。1933年1月17日，博古与陈云一起秘密离开上海，成为中共中央撤离上海的标志日。同年春天，中共上海中央局成立，负责接管留沪的中央机关，继续指导国统区党的工作，以至国民党在两年时间里一直误以为中共中央还在上海。从这方面着眼，中共中央撤离上海可以说是一次胜利的行动。党中央就此完成了在上海的历史使命，但其留下的政治遗产包括左翼文化运动等仍在发挥积极影响。
忠魂毅魄贯长虹，浩然正气盈浦江。中共中央在上海逾10年，中共早期领导人与众多革命同志在此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以勇毅、才干和热情、热血诠释、践行与丰富了伟大建党精神。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上海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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