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顺章叛变后，在顾顺章的积极配合下，中统特务针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特点，“搞了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受了相当程度的损失，“其结果是八百多共产党人遭逮捕”，其中有几个中共中央“特科”（即“红队”）的人员也被捕杀，个别的则跟随顾顺章投降了国民党。 1、武汉损失最重 徐恩曾对这次大搜捕是尽了全力的，他几乎三天三夜未眠，数过沪上的家门而不入，虽然尽了全力，表面成绩斐然，破获了一些来不及撤退的中共地下组织，如红旗报社、中央军委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武定路秘密机关等，但其欲达到的逮捕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将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企图却没有实现。
但是，由于顾顺章的出卖，中共在武汉设立的机构，如中央军委武汉交通大站及省、市、区委交通五所，湘鄂边区红二军团驻汉交通处、采购处，湘鄂边特委、湘鄂西红二军团后方医院药品采购处，汉川独立师驻汉交通处、采购处，沔阳驻汉交通站等二十余处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组织以及数处秘密掩护机关均遭到了严重破坏。加上原已遭破坏的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中共在汉地下组织几乎无一幸免，党的工作受到了相当程度的损失。 徐恩曾从顾顺章处得到的第一项大收获，是他发现了隐藏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囚犯中的中共重要领导人恽代英。 按照中共中央的布置，中央常委等党的高级干部，每年都要有一段时间深入基层组织工作。恽代英当时化名王作霖，去上海浦东基层支部发动工运，1929年5月6日，当他化装成工人上街散发传单时，不幸被捕。因国民党警察中无人认识他，便得以自称为不识字的工友，被送往苏州反省院感化，后转押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党组织为了营救他，通过顾顺章，花了几千元的“运通费”，结果获得批准，即将送南京“军法处”宣判无罪释放。在此重要关头，顾顺章的叛变使营救恽代英的工作功亏一篑。
顾顺章投敌后，急于卖友求功，4月27日，他在陪蔡孟坚去见蒋介石的路上，忽然想到了恽代英的事，立即向蔡告发，并说恽代英是中共重要人物，需立即查明是否已开释。 徐恩曾获报，即派干员顾建中、王思诚与李熙元，手执刊有恽代英照片的黄埔四期同学录，火速赶往中央军人监狱，在犯人中将恽指认出来，立即严加看押。两天后的4月29日，奉蒋介石批示，将恽代英就地枪杀于狱中刑场。临行刑时，恽代英毫不畏惧，大义凛然之正气使特务们为之惊恐。多年以后，徐恩曾回忆此事仍心怀恐惧，他说：“共产党的可怕就在于此”。 2、出卖打入中统高层的杨登瀛 顾顺章投敌后的另一项“功劳”，是他出卖了中共地下党在中统组织中的又一内线杨登瀛。顾顺章对杨登瀛的身份一清二楚，于是，杨随即被供出逮捕。但杨在受审时拒不吐实，又因为他在国民党内与中统头目陈立夫、张道藩有较深的私交，最后被张以个人名义保释，其结果尚称安全。
杨登瀛真名鲍君甫，在大革命时期曾是国民党“左派”，与中共人士有密切的关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混迹于上海滩，经同乡密友、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介绍，加入中统，专事对付中共与其他反蒋势力。但他并没有真正投蒋，却利用这一机会与中共地下党取得了联系，通过中共中央特科人员陈养山向中共闸北区委表示愿意为中共工作。 1928年5月，在获得周恩来的同意后，陈赓与杨登瀛见了面，建立了关系，杨便成为一名“白皮红心”的中统特务，成为中共地下党的重要线人之一。他为中共在中统内部安插了许多人员，并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特别是及时提供的中共被捕人员变节的情况，使中共避免了多次损失。 3、杨登瀛的功劳 他还在以下几个重大的事件上帮助了我党。 其一，营救被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
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出生于富家，后到上海求学，结识陈独秀，加入中共。1922年被送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与刘少奇、任弼时是同学。1925年回国后，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在随后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调任湖北省委书记，并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组织领导了鄂南暴动。这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与周恩来、李维汉组成中央组织局，出任主任。是月下旬，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武汉指导两湖省委工作。1928年元旦回上海同李文宜结婚，主持中央组织局工作。4月15日，罗亦农因其秘书何家兴、郝稚华夫妇的出卖（在杨登瀛的侦探之下），被英租界巡捕房抓获。周恩来与陈赓、顾顺章等人策划在巡捕房向上海当局解送他时实行武装劫夺，但由于陈立夫对此案的高度重视，亲自出马指挥与英方交涉，最后提前解送，以致抢救不及。当局审讯无结果，于21日奉蒋介石命令将罗亦农枪杀。
中央特科营救不成便派出“红队”，于4月25日将叛徒何家兴、郝稚华处决在住所内。 其二，1928年8月，中共平凉路沪东区工会机关被中统侦悉，淞沪警备司令部函知英巡捕房政治部搜查，结果有七名共产党人被捕。在杨登瀛的侦探之下，中共特科得知是叛徒戴冰石8月初秘密自首投敌所为，遂将其处死。 其三，1929年8月24日，法租界新闸巡捕房在上海沪西新闸路经远里六一三弄12号，将正在开会的中共重要人物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等五人逮捕，周恩来因事缺席而幸免。杨登瀛立即打听到了这一绝密消息，获悉告密者就是该处房东、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周恩来遂于当晚召集中央特委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工作。 白鑫原系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先后参加过东征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随军到达海陆丰，一度出任彭湃属下的团长。海陆丰农民起义失败后，他偕妻子王英北上上海，出任中央军委秘书。1928年冬，彭湃到上海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后，白又兼任彭的秘书。因此，白鑫夫妇的住所便成为党的一个重要联络地点。 因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他们遂通过在南京政府军政部储备司任司长的白鑫之弟白云深，向国民党自首，透露了中共中央军委与江苏省军委于是日下午在他家里召开联席会议事，由上海警察局通报给法租界巡捕房缉捕。
26日，彭湃等五人经租界临时法院审讯后，当即判决。下午便引渡给上海市警察局。陈赓通过杨登瀛获悉上述情况后，指示他利用陪审员的身份，与彭湃等人取得了联系，并决定在把他们解往淞沪警备司令部途中组织营救。8月27日晚，蒋介石亲自抵达上海处理此案。在火车站意外遭到刺客的袭击，险些丧命。蒋介石一怒之下，决定立即处死人犯。次日凌晨，特科营救成员在顾顺章、陈赓等人的指挥下，按计划埋伏到囚车必经之地枫林桥准备救人，但行动时因枪械意外出了问题，致使行动失败。 30日上午，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对彭湃等五人进行了复审和严刑拷打，午后1时，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人被枪杀于警备司令部大院内。周恩来知悉噩耗以后，悲愤难抑，当即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愤怒声讨国民党当局勾结帝国主义屠杀彭湃等革命领袖的罪行。 不久之后，在杨登瀛的帮助下，中共“红队”在叛徒白鑫逃往国外前夕将其刺杀。 1929年农历新年，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到湖南人黄歧密报，可抓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在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中共情报员宋再生的安排下，黄歧于正月初五在司令部见面宴请之时被毒死，此举有效地保护了中共领导人的安全。不久后，宋再生又将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任宣传部长李立三的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解决，并将李的住所古玩店搬迁，杜绝了后患。
杨登瀛还在钱壮飞打入徐恩曾中统组织、成为徐的机要秘书的过程中起到了辅助作用。中共中央由此掌握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所有重要的机密。 周恩来称此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钱壮飞伪装出色，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与重用，并在最后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中央和中国革命。 4、蔡和森的被捕 在顾顺章被押期间，徐恩曾、张冲、顾建中轮番到狱中与他见面、谈话。但在上海大搜捕后，因未抓住一名够得上档次的中共首脑级人物，徐恩曾遂不得不考虑派顾顺章亲自出马，企图能够抓获一两位中共重要人物。
1931年5月底，徐恩曾将顾顺章安排到南京城南双塘巷居住，并派自己亲信特务王思诚做顾的秘书，由中共叛徒王国栋、李志远、胡洪涛陪伴，实行监控。徐恩曾陪同陈立夫到顾顺章的住处看望。陈立夫对顾说，蒋介石对他指认恽代英一事十分满意，并转达蒋介石的话，说“党国”不会亏待每一个效忠的人。顾顺章不由受宠若惊，他进而主动提出可以设法捉到中共著名的工运领袖蔡和森。 蔡和森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后受到共产国际的处分，被罢免了政治局常委的职务，当时已被分配到广东省任省委书记。顾顺章认为，虽然周恩来现在应该已通知他转移，但蔡和森脾气倔强，绝扔不下广东的工作，现在肯定还留在香港，估计只是换了住所。据说，原先他一家三口住在香港一家罐头公司的楼上。陈立夫听罢当即拍板：立即安排人手，到香港捉拿蔡和森。 随后，顾顺章在徐恩曾的安排下，由几名调查科特务监视着南下香港。6月10日，徐恩曾得到了香港传来的消息：蔡和森在参加香港海员工会会议时，连同与会五人一同被捕，现关在香港英国监狱。 蔡和森被捕后，不久就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押解到广州。在狱中，他虽然受尽种种酷刑，但始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情况。8月间，陈济棠下令用铁钉把蔡和森的四肢钉在墙上，然后用刺刀将他的胸脯戳得稀烂。蔡和森英勇就义，年仅三十六岁。
曾与蔡和森在湖南长沙共同创办新民学会的毛泽东闻此噩耗，悲痛地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5、牛兰事件 顾顺章投敌后，给共产党造成的又一重大损失，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重要负责人希莱雷·努伦斯和他的妻子在上海公共租界被中统特务逮捕事件，即所谓的“牛兰事件”。 希莱雷·努伦斯（Hilaire Nuolens）真名为保罗·鲁埃格，波兰人，他的中文名字叫牛兰，于1927年11月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到上海。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事变相继发生后，中国的革命阵营分裂，国内局势急剧变化，使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不知所措，共产国际召开会议，严厉批评了共产国际联络部和负责中国事务的远东局。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用更加合适的方法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决定组建对中共的秘密联络站。 经过慎重选择，共产国际决定派遣牛兰前往中国，命令他以私人身份经欧洲绕道哈尔滨、大连，然后到达上海，以开商业公司作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并要求牛兰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许与苏联在华的公开机构联系，以保持他的秘密性。
牛兰的妻子汪得利曾，为了协助丈夫的工作，于1930年带着年仅两岁的儿子吉米也来到上海。牛兰夫妇在中国积极活动，利用其在上海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经常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共产党取得联络，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远东局的主要工作是扶助中国革命，它转发经费给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等组织，征募学生，并安排他们前往莫斯科的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培训共产党未来的干部。 顾顺章以恽代英及其他许多中共党员的鲜血生命来换取国民党的青睐，给中共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从此顾成为中共的死敌。中共对其采取了严厉的制裁措施。 正当牛兰夫妇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积极开展活动时，危险从天而降。 顾顺章供出有关牛兰的情报后，1931年6月15日，国民党当局联络上海公共租界将其逮捕。随后，中统特务对牛兰夫妇的住处进行了搜查，发现了一把南京路某公寓房间的钥匙，租界当局警方在那房间里又查出三个铁箱，箱中存有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太平洋职工书记处上海支会的档案文件，这是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第一次获得有关共产国际在远东活动的情况。
8月30日，牛兰等人被引渡给南京政府，关押在苏州监狱，他在狱中曾三次绝食抗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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