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民族国家和朝代更替带来的影响，以各王朝政策的研究为例

云语禅心 2023-02-21 发布于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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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从西周开始，中国古代就出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观念。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人认为全国是一个整体，属于一个单位。这种观念一直影响至今。比如我们经常说到“中央”这个概念就是指这个意思。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很多“中央”单位，比如外交部、司法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

当然了，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变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交流更加密切了；一些国家将领土变为领海、领空和其他一些空间区域。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的国家形态。后来各国以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近代民族国家之间主权神圣、独立平等的国际秩序，这种体系一直影响至今。

一、认识民族国家观念

产生于近代民族国家模式的西方国家，虽然国家规模与内在结构经历了多次转变，但受到长期以来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影响，对于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的讨论，都是从民族国家的内涵出发，建构相关的国家理论与国际关系结论。

这种民族国家视角对于认识近代以来的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无疑是恰当的，但对于理解世界古代，尤其中国古代的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显然是以今非古的错位视角。

当今西方主流学术界对于古代中国的解读，多陷入以单一性、斗争性理解中国历史复合性、共生性的认知困境。

因此，对中国历史的解读，尤其是古代中国的研究，应跳出简单的民族国家视角与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史中更为宏大的国际秩序与国家体制视角。

从这样一个更具普世意义和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独特而特殊的民族国家体系，而且是一个超越于民族国家体系之上而存在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世界史意义的复杂复合型大国。具体来说：

第一，古代中国不仅是多民族、多族群共存并发展变化着，而且是基于民族国家形式下形成且不断发展变化着。

第二，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且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同时也有着丰富而深刻精神世界与强大文化力量、社会力量并不断成长着的伟大文明体系。

第三，古代中国不仅拥有不同于西方与东方其他文明体系的制度文明体系以及一整套治理秩序与机制安排，而且还拥有能够适应与推动不同文明体系相互融合、协调发展并不断适应现代化变迁而不断加以丰富完善的制度文明体系。

第四，古代中国虽然有过频繁民族冲突、战争和王朝更迭现象并有着巨大牺牲代价。但是，面对周期性发生于各大区域内不同族群间以“无国家”为特征的激烈冲突并伴随着王朝更替现象和激烈王朝战争时应对危机而采取战争手段来维护各大区域稳定与发展。

这种维持各区域稳定与发展、维护大国秩序并能够适应与推动现代化变迁而不断加以丰富完善的制度文明体系就是古代中国所创造的独一无二而又富有世界性意义、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复杂复合国家形态。

具体而言，便是在中国古史的研究中，以“王朝国家”理论概念取代当前流行的“民族国家”理论概念，梳理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产生、发展、兴盛与衰落的历史过程，并在当前的国家治理中，坚持这一视角，贯穿这一理念。

二、什么叫做历代国家

目前所知，“王朝国家”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李鸿宾在2004年发表于“中外关系史百年学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王朝国家体系的建构与变更———以隋唐为例》一文。2005年，李鸿宾发表《中国传统王朝国家在近代社会的变化》，2013年又发表了《唐朝胡汉关系研究中若干概念问题》。

在这三篇论文中，李鸿宾指出，夏商周三代是分封性王朝，秦朝在继承、发展三代分封性王朝的基础之上，建立起的大一统王朝，开创了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家”。在李鸿宾看来，“王朝国家”具有三项特征：首先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天人合一”的统治思想，其次是内外有别的民族关系，最后是疆域的不确定性与模糊状态。

王朝国家时代，一国的内部结构，即人口与财富的分布，具有强烈的不均衡性，而国际政治则是这种不均衡、不平等的对外扩张过程中获得新的空间和资源，并最终体现在国际空间中。

换言之，王朝国家时代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权力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一种“失衡”状态；而在新时期国际格局中，大国之间权力格局与结构变化方面的差异性，则以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同身份、地位、利益诉求、意识形态等方面表现出来。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国际政治与国际秩序变迁中的新旧更替。以此为线索对传统王朝国家时代加以考察后我们会发现：王朝国家时代有关帝国世界的观念与秩序观，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天朝”观念向“天夏”观念演变的过程。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值得注意的变化。

一方面，帝国时代作为一种强大势力，其对外扩张乃是帝国实力与权力不断增强带来的必然结果。帝国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扩张与控制能力不断增强：首先是力量上呈几何级数增长；其次是在领土疆域范围上表现为一个非常大、非常远、极其广阔而又没有边界处。

第三是在统治方式上采取了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相结合并存并相互补充但又互相制约配合作战模式；第四是在统治制度上采取了一系列极为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着这种复杂制度模式。此外，帝国时代在文化上也呈现出一个文化多元化、异质化状态。

“九服”也相应是中国古代疆域的代名词，与天下、万方、九陔、九野、九宇、九域、九围、九有、九区、九土、九县同一含义，与象征所有空间的三灵、四方、四海、四垠、四隩、四克、五方、六合、八荒、八方、八纮、八表并列。

近代以来，伴随民族国家的崛起，王朝国家形态开始面临巨大的历史性挑战，作为最终的结果，横踞欧亚的奥斯曼帝国、长期屹立于南亚的莫卧儿帝国都解体。中国同样受到了严重冲击。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国家的外在规模与内在结构，拥有很大的不同，相应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部分大国拥有与传统王朝国家相似的广阔疆域、多种民族、多元文化，在国家治理与国际观念上，具有与传统王朝国家相当程度的历史呼应与映照。

由此可见，王朝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形态，并非完全是明日黄花的历史遗产，而是仍然具有相当的时代活力。这种时代的传承，不仅源于历史的延续性，更源于国际结构由于不同国家之间规模与实力的不同，而内在地具有一种不均衡、不平等的特征。

三、历代国家如何建立

古代中国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历史脉络，借助于黄淮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核心地带，发展起世界上先进的农业经济，对周边山脉、戈壁、沙漠、海洋、丘陵等边缘地带较为原始的混合经济，形成了明显的经济优势，中国历史从而长期保持了“内聚性”特征。

夏、商时期，在分散的经济、社会状态下，不同政权之间长期维持了分散的政治联盟，尊奉某一势力较强的政权为天下共主。西周借助宗法观念，大力推行分封制度，构建起更加坚实而有力的国家形态。由此角度而言，可将三代时期政治联盟称作“分封型天下秩序”。显然，“分封型天下秩序”是一种松散的“国际”秩序，而非紧密的国家形态。

但西周时期，伴随农业垦殖的不断开展，各诸侯国之间从原先距离不等，甚至遥远的政权，逐渐变成接壤而邻。在这种地缘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与边疆族群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开始了更为频繁、规模更大的战争，长期积聚的矛盾，最终在西周末年爆发了“犬戎之乱”，申国联合犬戎灭亡了西周。

在晋国帮助之下才得以东迁的周王室，权威已大为下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各诸侯国开始谋求政治主导地位。在周天下秩序仍然存在，各诸侯国之间势力相对均衡的时代背景下，春秋时期形成了所谓的“霸主政治联盟”。

即势力相对强大的诸侯国，以“尊王攘夷”作为政治口号，在名义上尊奉周天子，以获得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下，发动对边疆族群，甚至部分诸侯国的征伐战争，从而建立以自身为霸主的政治联盟。

西汉初年，一方面沿袭秦代法治观念，继续实行中央集权体制，在关中与东方大多数地区仍然推行郡县制度；另一方面标榜儒家的政治观念，在郡县制度的基础之上，于东方部分地区恢复了“分封型天下秩序”，以加强刘氏宗室对东方地区的政治控制，在条件成熟时才最终统一为郡县制度，彻底建立起“集权型国家形态”。

在长期的休养生息之后，西汉开始走向富国强兵之路，最终在武帝时期大规模开拓边疆，所秉持者实为“霸道”政治道路。为给边疆开拓披上道德外衣，并解决边疆开拓所带来的内政不稳问题，西汉逐渐接受儒家思想观念，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而在边疆开拓之上附会以“王道”思想观念，由此走上了“内霸外王”治国模式与政治道路。西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家法的阐释，便是这一政治思想的直接反映。

此后，“内霸外王”成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治国模式与政治道路，促使中华文明在保持长期延续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自身势力与国际影响，从而成为世界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结语：

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西方学术界对于古代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中国近现代史和政治史等领域，侧重于历史与哲学的探究，从而形成了一种“古—中—今”或“中国—西方”的古今对立思维模式。

这种“古代—中—今”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是在近代以来欧美学界对于国家体制与国际秩序认识中确立起来的。但是，随着对中国研究不断深入，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对古代中国研究逐步重视以及中外学界相互交流逐步增多。

以近代西方学者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也开始反思，他们发现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毫无关联的二元对立关系。近年来在美国学界开始出现一种“中—西”对话交流新趋向。

我们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便应有清醒的空间感，不仅应从时间维度上，审视不同时代的“时差”，还应从空间维度上，从具有不同生态环境、族群特征、经济水平、文化程度的区域社会分别出发，审视不同区域的“域差”与互动，而非单纯地从某一区域社会出发，才可以得出完整而客观的历史图景，尤其应该注重审视更为广阔的边疆地带对中国历史进程的整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