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考》七卷，是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时的学术成果。其《自序》云：“民国二十四年（1924）从袁守和先生（引按：即袁同礼先生）受目录学，大好之，乃发愤先为《老子考》，因一可藉以抽绎各史志藏书志，一可为研究《老子》之预备也。”可见其编纂动因。该书完成于1927年，同年即由中华图书馆协会出版。这部著作是老学领域的第一部学科目录，共收录405个条目（前七卷有335条，附录有70条）。由于某些条目所录著述尚不止一种，因此，其实际著录的老学著作约在440种左右，是当时收录最为齐全的老学目录。由于范围限于老学领域，故王重民先生仅按时代先后，对所收条目加以编次，对那些比较特殊的著述，则收入附录之中。附录有六种，分别为存目、通论与札记略目、老子译书略目、老子传记略目、《道德经》碑幢略目等，实为各种专题目录。这种处理，应当是受到了朱彝尊《经义考》的影响。朱书是经学目录的集大成之作，共分三十类，其中有十四类（如易类、群经类等），为历代目录经部的通用类别，其余各类（如刊石类、拟经类、通说类等），则分属不同的专题。王先生将专题目录编入附录中，主次蔚然分明，颇称允善。 《老子考》的目录学成就，除收录齐全、分类允善之外，更主要地表现在对辑考体的著录体例的调整与创新上。辑考体由王应麟《玉海·艺文》、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等发其端，至朱彝尊《经义考》而臻于成熟。从形式上看，《经义考》全书由若干独立的单元组成，每个单元包括条目、辑录文献、按语三个部分。其特点是：①以人类书，详著存佚；②广泛辑录作者生平文献，以及所录图书之序跋、学术评价等相关资料；③附加按语，加以考辨。这种体例，为章学诚《史籍考》、谢启昆《小学考》等目录所效法，成为学科目录著录体例的经典范式。《老子考》对该体例有创造性的改进和发展，主要体现在条目著录、辑录文献、按语考辨等方面。 01 条目著录方面条目是以书名为核心的若干著录项目的组合，是任何目录都不可缺少的部分。朱彝尊《经义考》在条目之下，详著存佚。其方法则为“四柱法”，即分别“存”、“佚”、“阙”、“未见”这四种情况，对图书的流存面貌进行较为精细的描述。其中“存”指现存之书，“佚”指已亡之书，“阙”指残缺不全之书，“未见”指无法判断存佚之书。《老子考》著录存佚的方法是：“存者称'存’，残缺者亦称'存’，佚者称'佚’，佚而有辑本者亦称'佚’，不知其存佚者称'未见’”（《老子考·凡例》）。可见，先生于“存”、“未见”二类之著录，仍用《经义考》成法；而对“佚”、“阙”二类之著录，则加以改进。这体现为以下两点： 一是对残缺不全之书，仍然著录为“存”；凡残缺较多者，也不沿用“阙”字，而是标以“残”字。如《老子考》卷四赵至坚《道德真经疏义》六卷条下，即标“残”字，谓出《道藏》本，并有注云：“原缺卷一之三。”书失其半，故定为残本。王重民先生为什么不用“阙”字呢？这可能与目录学的传统有关。在中国目录学史上，“阙”字最初被用来标注亡佚之书，如《隋志》即采用这种方法，此前的王俭《七志》还列有阙书专目。因此，“阙”字实含有“亡佚”之意。如果考虑到这一标注传统，那么，用来标注残缺不全的著作，“残”字似较“阙”字允妥。 二是将有辑本的佚书，仍然著录为“佚”。清代辑佚学特别发达，许多已经亡佚的著作，经清儒的努力，均有辑本传世，老学著作亦莫能外。对于这些新出现的辑佚之书，如何著录，是目录编纂者需要面对的问题。王重民先生的方法是，将这些书仍著录为“佚”，同时注明其辑本。这一著录措施，既尊重了历史，又兼顾了现实，可谓允善。综合起来看，《老子考》对《经义考》的四柱法，既有因袭，也有改进，实际上将“存”、“佚”、“阙”、“未见” 四项，调整为“存”、“佚”、“残”、“未见” 新四项，进行了合理的改进与创新。 除对四柱法予以改进外，《老子考》在条目著录方面的贡献，还在于创造性地增加了著录刻本的内容。《凡例》云：“本书体例，概仿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惟於存者著其有何种刻本或丛书本。”版本是目录重要的著录项目之一。朱彝尊编撰《经义考》，其目的在于通考历代经义，故剔录爬梳，遍征载籍，辑录诸说，不遗余力，而于图书版本，却未加措意。王重民先生《自序》云：“朱彝尊《经义考》、谢启昆《小学考》，只著存佚，不详刻本，亦或美中不足；故余于刻本特欲致其详。”如卷一《老子道德经》条下，遍列六朝唐人写本、唐宋刻石本、宋刊本，虽残章缺行之本，亦加罗列，不厌其详。对于稿本，先生则标以“未刊”二字，从而使对版本的描述更为精确。众所周知，版本对藏书、校书、读书及学术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因此详著版本，既是王重民先生重视版本思想的反映，也提高了《老子考》一书的学术利用价值。姚名达谓：“专门考究一书之版本者，有王重民之《老子考》，实为最早之杰作。” 02 辑录文献方面辑录文献是辑考体目录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序跋、书目解题、诸儒论说等内容。基于《经义考》成例，《老子考》改进之处有三： 一是辑录文献的有序化。《经义考》所采辑录文献，基本上按时代先后罗列，但是所辑资料之间，往往年代参错，难免有违次之失。《老子考》编次文献的原则是：“其有自序或他人代序确知其著作年月者，据以为先后之次序；不能确知其著作年月者，则以著者之生卒年月而耕比之；若均不可考时，则依首见于某志或某书而核定。”（《凡例》）可见先生分别辑录文献的不同情况，予以恰当的编次。 二是引文题称的标准化。引文题称指辑录资料所从出的文献。《经义考》或题“某某曰”（这种情况最多），或标单篇名称（如序、跋），或示所出文献。其弊在形式不一，体例难称严谨。其称“某某曰”者，不明文献所出，尤令人徒费考索，引用时极为不便。《老子考》的引文题称则比较标准。如其卷二王弼《老子注》二卷条下，引文题称分别为：晁说之《跋》、熊克《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白云斋道藏目录详注》、《四库书目提要》、洪颐煊《读书丛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黎庶昌《古逸丛书叙目》、日本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凡十一条。由此可知其于引用文献，除集体著述或不明撰人者之外，全部采用“著述人＋引用文献”的形式，于外籍作者并明其国籍。这一体例，不仅整饬严谨，而且便于考索原著。 三是引文的完整化。朱彝尊在《经义考》中，凡有辑录，循古人引书通例，常加减省，或仅撮取大意，时有节引过当，致文意不明之处。其引序跋，也常省去文末年月，从而不利于对著述时代的判断，因而受到翁方纲等学者的指责。针对朱氏此失，谢启昆在编《小学考》时，已经注意到了辑录文献的完整问题。王重民先生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因而在《老子考》中，对所引文献之年月，俱予采录，故极便于学者之采信与利用。 03 按语考辨方面按语是辑考体目录的第三大部分，也是集中展现作者学术观点与水平的部分。《老子考》在这一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两点。一是就内容而言，更加注重在学术方面的探讨。朱彝尊在《经义考》中的按语主要是辑录佚文逸字，考辨史实真伪，解说经学源流。其中考辨部分，最能体现朱氏的学术见解与成就，但在全部按语中所占比例较小。以《尚书》部分为例，其91则按语中，只有21则系考辨内容，仅占五分之一强。《老子考》各条下所附按语，基本上都有考辨的内容，从而成为考求王重民先生老学识见的重要渊薮。兹录其文字较短者一则为例。其卷一张陵《老子注》条（注“佚”）按语云： 按：《弘明集》引张陵注《老子》云：“道可道，朝食美，非常道，暮成屎；二者同出而异名，人根出溺溺出精”，其辞甚不经！杜光庭以为想尔《老子注》即张氏此书，不知何据？余疑“想尔”当系“想余”之误；陆元朗《释文》既收想余说，其非此书明矣！ 先生以张陵注文之不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所收想余之说相参证，以否定杜光庭之说，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见解。 《老子考》在按语方面第二点贡献，在于突破了《经义考》于辑录文献下附加按语的范式，而将按语随文所需，扩展至条目之下、辑录文献之前，用于文献出处的说明与辨析。例如，卷一《老子道德经》条（注“存”）下，“见《隋书·经籍志》”文后考辨云： 按：此书《汉志》不载，而载隣氏、博氏、徐氏、刘向四家说。于《老子隣氏经传》下注云：“姓李名耳，隣氏传其学”，亦未著书名及卷数。《史记·老子传》曰：“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以此为最先见。 可见先生遍征史志及传，指出最先指明老子著书者为《史记》，而最早载其著作者则为《隋志》。源流明晰，要言不繁。袁同礼先生尝论云：“其书其志，均足继朱、谢二氏之后。……其博访穿搜之功，於治斯学者贡献多矣。”（《老子考·序》）仅以按语观之，《老子考》已足当此评。 章学诚指出，目录之要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嘉锡也指出，“目录之书，实兼学术之史”，又谓“目录即学术之史”。而如何体现目录的学术价值，则有赖于收录之宏富，分类之允当，及著录体例之完善。《老子考》一书，于此三者，均极精要，实为子学目录之佳构。就老子学研究而言，在清代校证考订的基础上，民国时期展开了老子年代问题的大讨论，并注重考察老子学说的源流。王重民先生《老子考》一书，以精严的著录体系为基础，无疑是此期考辨老学源流方面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本文原刊《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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