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内生的力量———“隙地” “狭地” “边地” 的“空心化” 反向运动

作者简介

吴重庆，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一期

摘要

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观察2010年至202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的十年时间里，全国农业县（不包括县级市和县级区） 常住人口增长情况。在这些常住人口出现增长的农业县里，又大体可以分为省际结合部的“隙地”、东南沿海人地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二至四倍的“ 狭地”、西南民族地区的“边地”，简称“三地”。探讨“三地”的空心化反向运动的地方社会经济逻辑，并深入具体区域，结合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生计方式、家庭结构、地方传统，理解农民的行为选择及流动，追寻区域社会的内生动力，在具体的区域中认识中国农村。

农村空心化是经济全球化及城市化浪潮席卷下的产物，空心化的实质是乡村的各种生产要素不可逆流向城市，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城市对农村的虹吸效应。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全国城镇常住人口91425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2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4983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157万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50429万人，比上年增加115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38467万人，比上年增加885万人。人口流动的大方向还是“孔雀东南飞”，集中于“胡焕庸线”东南一侧。202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93.5％，西北半壁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6.5％。可以说，今天中国人口分布基本上还是与“胡焕庸线”吻合。现在的问题是，“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内部的人口分布出现严重不平衡，农村人口更加明显地向大城市或者城市群集中，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加突出。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相继推进，农村空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2021年５月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结果显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尤其是2015年至2020年，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从39.42％降低到33.22％；相应地，省内流动人口比例则从60.58％提高到66.78％。而在人户分离总人口比例方面，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比例从2015年的3.39％急速提高到2020年的8.28％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动人口返省、返市、返县、返乡的趋向。

在此趋向之下，部分远离大城市的数省交界处、“人稠地狭” 的东南沿海以及大西南民族地区的农业县，其常住人口不减反增的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我们知道，今天依然保持“县”这一行政建制的，一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区域。按理说，这样的地方应该是人口外流最为严重的空心化区域，但偏偏在这些区域，却出现农村空心化反向运动的某些迹象。

一、区域视角

研究中国农村，需尽可能分区域类型。如果把中国农村想象为同质化的农村，那就将中国农村符号化了，也就不可能对区域的特殊现象保持敏感。长期扎根田野的贺雪峰及其团队比较关注中国农村研究的区域差异视角，强调需要深入区域层面。贺雪峰继提出村庄社会结构的南北差异之后，近来又在讨论经济发展水平的东西差异决定了西部农村不应该以东部农村作为学习的榜样。不过，“南方”“北方”或者“东部”“中部”“西部”依然免不了有抽象之嫌。

冀朝鼎提出“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s），认为“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的一种工具和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谁控制了“基本经济区”，谁就控制了中国，“基本经济区”的转移导致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从这一意义上说，如果将key economic areas直译为“关键经济区”应该更符合作者原意。“基本经济区”虽然如此重要，但这一概念也是基于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地形的特殊性），为了“着重强调中国经济的局部性和地区性”，他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并非“用经济纽带联结成的整体”，“中国商业发展的水平，从来都没有达到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状态的程度”。在这一点上，施坚雅与冀朝鼎的认识是一样的，即中国的市场是区域性的，由此施坚雅提出“巨区理论”，“巨区理论”将中国分为八大巨区，即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云贵、华北、西北。冀朝鼎提及的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其实可分别对应于施坚雅所说的八大巨区的西北、华北、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只是由于交通改善、工商业发展以及海外贸易，经济联结性增强，才使得历时性的“基本经济区”得以演变为共时性的“八大巨区”。不过冀朝鼎是从历时态的“基本经济区”看王朝兴衰，施坚雅则从共时态的巨区及市场等级体系看个人的理性选择和地方社会的构造。在施坚雅看来，中国固然幅员广阔，但“中国不是毫无差别地、随机连接在一起的'一些地方’，而是一个空间配置呈规则排列的等级体系”。施坚雅的研究表明，这个空间配置呈规则排列的等级体系是由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市镇、地方城市、较大城市、地区城市、地区都会、中心都会构成的。刘志伟认为，“施坚雅对我们的启发意义，不在于这些结论性的表述，而在于他从个人理性的行为出发去建立一种关于中国大一统结构及其历史周期的解释”，在于他“从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出发，以乡村中的人的行为都是基于理性的选择为前提”。刘志伟作为“华南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对施坚雅的这一评论，其实也道出了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的学术旨趣。

“华南学派”倡导“在历史中寻找中国”，强调从地方的动力、从地方本身的活力、从地方的过程去理解大的国家体系的转变，也就是把国家置于地方的历史去理解。做农村研究，也需要持有“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的理念。在此，“具体的区域”是指能够寻找到地脉、人脉、文脉的地方社会及人群，我们需要了解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社会构造、生计方式、传统惯习、外部约束等。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其实也是试图理解此具体领域的内在发展逻辑，追寻其内生的力量。

由于个人在时间及精力上的限制，加上田野调查的因缘际会，本文仅举三类农村区域调研作为“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的尝试。为了形象及方便起见，本文权且将此三类区域称为“隙地”“狭地”“边地”（简称“三地”）。在利用“七普”数据对有关“三地”2010—2020年常住人口变化情况进行面上描述的同时，在以位于鲁苏豫皖四省交界的菏泽市郓城县和东明县作为“隙地”田野点、以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三分的福建沿海莆田孙村作为“狭地”田野点、以西南边陲云南凤庆县和四川凉山昭觉县作为“边地”田野点开展调研的基础上，对“三地”社会经济逻辑予以深描。

二、“隙地”的县域城乡流动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们可以发现，全国大型城市周边的县，在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其常住人口呈减少趋势，这说明大型城市对周边人口的虹吸效应是客观存在的。而出乎意料的是，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些区域，就是一批远离大城市且往往在数省交界地带的县域，其常住人口却增加了。

在施坚雅的“巨区理论”中，巨区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这些区域体系仅与周围的区域体系具有薄弱的联系。在描绘每个区域体系中层叠交错的城市腹地时，我意识到：它们所共同定义的区域都与地文单元相符合，很少例外。简而言之，似乎每个城市体系都是在地文区域中成长起来的”，巨区是以大尺度地文（河流体系和山脉、沼泽、沙漠等交通障碍）定义的区域，拥有核心—边缘结构。可想而知，巨区之间即核心－边缘结构之间是结构中的边缘部分的连接地带，所以巨区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借用历史学家许倬云的“隙地”说法，施坚雅所谓的巨区之间的薄弱联系地带可称之为“隙地”。许倬云关注到“隙地”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性，他认为，中央政府依靠庞大的道路网络、信息网络和行政网络，传达政令、收集信息、汇集资源和分配资源，但在这个巨大的网络之内，却存在众多“隙地”，其往往是国家最不稳定的部分，历史上农民反叛大多起源于“隙地”。“陈胜、吴广起于云梦，新市绿林起于南阳乡聚，五斗米道起于汉中山区，黄巾初起于清徐的乡村……他们在起事时，官方可能一无所知，到星火燎原时，已难以措手。”许倬云的这个历史洞察与施坚雅认为的“中国历史上的非经济现象如果置于空间框架中可能得到更好的理解”的判断，可谓同出一辙。

其实冀朝鼎早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基本经济区”，也是为了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非经济现象如王朝兴衰、版图分合，同时，他还试图以此解释中国当时的政治。他认为“地区关系问题事实上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心问题”，这当然不是说地区关系问题不重要，而是说在缺乏经济纽带联结的情况下，单以军事和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是一个松散的统一，“这种国家内部组织的松散性与各地区自给自足的特性，大大地扩大了地区关系问题上的重要性与困难”，这其实也导致形成了“基本经济区”之外的国家控制的薄弱地带。他强调“在地区自然经济条件下，这一理论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中国历史全过程的理解，并且为研究帝国主义入侵的后果和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提供了背景”。冀朝鼎的这一理论展望，在毛泽东1928年写就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已经得到深入运用，只是不知道冀朝鼎当时是否读到毛泽东的这一名篇。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湘赣边界的割据，就是这许多小块中间的一块”。地方的农业经济可以自给自足，在此，湘赣边界的地理屏障导致其与外界关系弱化，加上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促进了“隙地”的形成。而地方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使“隙地”进一步拥有独立性，红色政权得以生存下来。这也是米格代尔所说的“革命的政治地理学”，即发生革命的地方“似乎总是那些市场结构不完善的地区”，所谓“市场结构不完善的地区”，就是还没有形成国家统一市场或者位于中心市场边缘的地区。

由上可见，“隙地”既位于不同地理单元的交界、不同政治势力范围的交界，也位于不同中心市场范围的交界。今天我们借用“隙地”的概念，是取其不同地理单元、不同中心市场范围交界之义。我们所关注的“隙地”，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东南一侧的两省或者三省交界的、远离大型城市的、2010年至2020年常住人口增加的县。根据“七普”数据，我们罗列了“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常住人口增长超过1万人的“隙地”（表１）。

表 １ 胡焕庸线以东省份交界2010—2020年以来常住人口增长１万人以上县（单位：万人）

续表１

“隙地”都是位于内陆的农业县，很少有外来人口来此打工，其常住人口绝大多数属于本地户籍人口，也就是说，其十年来增加的常住人口，基本上是返乡或者返县者。如位于鲁豫皖苏交界的山东省菏泽市可谓“隙地”，其下辖的东明县、郓城县的常住人在2010年至2020年都有比较明显的增长，前者增长了7.02％，后者增长了7.71％。笔者曾专文探讨过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郓城县常住人口增长的现象，发现随着县城第三产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原外出务工者部分回流，他们兼顾在家的农业生产，形成了新鲜农副产品的地方性市场，出现了县域内城乡流动的新局面。这样的县域城乡流动“不仅仅是县城与乡村老家之间点对点的流动，而且是县域全域性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整合”。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这些“隙地”基本上都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出地，甚至由地方政府组织农民工输出。时过境迁，今天农民工回流，最关键的是在当地可以找到就业机会，这个就业包括农业和非农就业。而农业就业可以在家，也可以在家附近的农业龙头企业生产基地，或者二者兼顾；非农就业可以在家附近的农业龙头企业的加工车间，也可以在县城，或者二者兼顾。总之，随着乡村道路硬底化、个人机动车的普及、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提高及农业闲暇时间的大大增多，人们已经可以在县域范围灵活弹性多点多元就业。有传统的在土在乡、离土离乡的，也有离土在乡、离乡在土的，人与土、乡的结合方式，即生计方式在增加。人与土、乡的结合范围及生计范围在扩大，反映了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及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趋向。这种现象的发生，与“隙地”远离大城市有着直接的关系，远距离、高物流成本的阻拦，使“隙地”从大城市的虹吸中逸出。而“隙地”的农产品可以靠内需消化吗？笔者在研究上述东明县和郓城县时，曾特别指出它们都是人口过百万的农业大县，是为了强调其内需的市场规模还是比较大的。事实上，我们在考虑“隙地”内需的市场规模时还可以超出“隙地”的一县乃至一省之限。“隙地”位于省际结合部，这个结合部虽然被省区的行政区划分割了，但事实上可能是一个跨省区的有着较紧密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区域社会和市场圈，这个市场圈为省际结合部的“隙地”所共享，如麻国庆所言：“省际结合部多为具有生态环境、经济区位同一性，地缘结构、文化传统相似性等整体性特征的区域。因此，不能单纯地将省际结合部视为被省际边界割裂的、破碎的、边缘的行政单位的组合，而必须将其置于区域整体观的视角之下。”

为什么“隙地”到了现在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逸出大城市的虹吸？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述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即使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隙地”，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还是不断增长的。事实上，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增长也是需要以一定的生活水平为基础的，只有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人们才更加追求让下一代接受更好的教育、追求家庭团聚。那些返县返乡的人，既受到大城市的推力，也受到家乡的拉力。对外出打工的大多数人来说，在现有条件下，这种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暂时还无法在大城市实现，返县返乡倒成为比较可行的选择，在县城购房、租房就业并设法让子女入读县城学校，随时从县城返乡照顾老人，就业、育幼、养老三者得以兼顾。可以说，是“隙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增长放大了大城市的推力和家乡的拉力，这两股力量结合起来，助推“隙地”逸出大城市虹吸，实现常住人口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对全国范围内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的“隙地”县进行系统深入的调研，相信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从城市虹吸逸出的拐点及发生机制，有助于我们思考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力量的途径。

三、“狭地”的空心化反向运动

我们往往习惯于说“地广人稀”，但其实还有“地狭人稠”。浙江和福建两省沿海的一批农业县，是比较典型的“地狭人稠”。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全国耕地面积为19.179亿亩；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口数量为14.1178亿人。全国人地比例为全国人口数量除以全国耕地面积，得出的平均数为每公顷11.04人。而在“地狭人稠”区域，其人地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二至四倍，属于严重缺地的地方。按理说，这种既是农业县又是地少人多的地方，应该是铁板钉钉的空心化重灾区了，但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比较，这些“地狭人稠”的农业县，恰恰是十年来常住人口普遍增加的区域（表２）。

从浙西到闽南，“狭地”的农业县不仅缺耕地，还缺水，其不仅在今天出现常住人口增长的情况，历史上也是人口密度高的区域，从人口与资源匹配的角度看，这似乎解释不通。人口与资源匹配的根本就是食物生产与人口的平衡问题，按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前者是独立变量，后者是因变量，就是说，如果粮食产量受阻，人口就得降下来。丹麦农业经济学家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认为，人口才是独立变量，人口增长可以“转变为一种集约化程度更高的土地利用类型———例如用生产饲料喂养牲畜的'欧洲类型’或采用灌溉的'亚洲类型’”，“在中国许多高人口密集度地区，灌溉和多茬复种的普及程度比印度人口密集的地区还要高”。总之，如果耕地不足，就通过改变耕作方式来提高耕地的利用率。另一方面，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引进农业集约化技术以提高劳动效率，“人口密度达到一定水平是引进某些农业技术的先决条件”，“农民必须能够很快适应那些对他们而言全新的农业工具”。博塞拉普的研究对象是非洲，对亚洲尤其是小农农业技术高度发达的中国来说，其实早已实现了她所说的农业集约化。即便如此，黄宗智还是认为她的理论“明显比较贴近中国的实际”，“从人口作为肇因而不是变因来看待其与农业经济间的关系，乃是一个了不起的理论贡献”。黄宗智接着指出，“从中国厚重的农学和农史角度来考虑，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博塞拉普没有使用而实际上对其理论非常有用的关键词／概念———'地力’。博塞拉普充分考虑到人力的因素和约束，但她似乎没有想到，其实土地地力也和人力一样是个只能有限扩大的生产要素，不可能像工业经济中的机械（资本）、能源（和技术因素）那样几乎无限地大幅度扩大。更具体地说，在'集约化’过程中，单位土地每茬的产出也会像每工时的人力产出那样递减。其实，后者之所以会递减，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地力的约束而不是人力的约束”。

如果我们引进“地力”视角，那么在耕地面积及“地力”有限的情况下，农业的“内卷化”是不可避免的，解决人口压力的办法只有跳出农业，寻找非农就业。如果完全依靠农业，根本不可能养活在地的人群。福建莆田沿海农村人多、地少、地力差，是典型的“狭地”“瘦地”。莆田民间流行“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俗语，这其实还不是真正底层人家的写照。如果真穷的话，再瘦的地也要开垦种粮；如果真穷的话，子女大概只有早早干活的命。实际上也是这样，从前莆田沿海农村，男孩一旦过了十岁，家长就要安排其拜师学艺，最常见的手工艺有石匠、木匠、泥瓦匠、裁缝等。这些习惯上被称为农民的人群，虽然世代生息于“狭地”，但在他们的生计方式上，其实一直是兼业的形态。农忙时从事农业，农闲时非农就业，主要从事游走式手工业经营，农业并非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潘维也注意到这一现象，他说：“（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4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事实上，温州的农民很多并不是真正的'农民’。50年代中期的中国，居民们一夜之间被划分成'农民’和'居民’，当时不住在'城里’的人就成了'农村人’。许多温州商贩变成了'农民’。”

在“狭地”，人们的兼业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胡靖认为，“农民的家庭收入一般会随着兼业项目的增加而增加，但兼业收入基本上是一个倒Ｕ型的曲线，当项目增加到一定数量时，很快就会面临边际收入下降的拐点”。就是说，一旦过了拐点，农民就不愿意投入更多劳动力，否则就会影响家庭的农业生产，因为兼业的农民只是利用农闲，他不完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这一观察不无道理，但这可能仅仅是劳动力有限的核心家庭的生计安排。对四代、五代同堂的大家庭来说，因为劳动力充裕，为了扩大家庭收入，完全可以突破仅仅在农闲季节兼业的生计模式，安排家庭成员中的一两个男子专门从事某手工艺，不分农忙农闲，长期开展游走式经营。

据笔者有限的观察，“狭地”的家庭规模比其他地方大，其传统大家庭的比例也比其他地方高。在笔者家乡莆田孙村的邻村，就有一个家庭成员多达三四十人的巨型家庭，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分家。如果要探究“狭地”大家庭的形成原因，大概可以从其生计方式即游走式手工业经营中寻找。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者离家在外的时间可长可短，这取决于其需要回家照顾家庭的迫切程度。如果离家而无后顾之忧，则尽可以在外远距离游走经营。一般情况下，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者的活动半径越大，离家时间越长，经营效益就越好。而大家庭的分工协作、共居同爨正好可以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游走式手工业经营的生计方式与大家庭结构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相互适应的结果。而大家庭结构无疑也降低了人口繁育的成本，促进了人丁兴旺。

表 ２ “地狭人稠”区域2010—2020年以来常住人口增长县

续表２

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还造就了“狭地”社会的开放性。“狭地”村庄的社会边界从来就不为其地理边界所限。施坚雅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其实，“狭地”村庄的社会边界大大超过施坚雅所谓的“基层市场区域”，众多游走式手工业经营广结外向型社会网络，经营范围基本上都是跨乡镇乃至跨县域的。孙村的通婚圈为什么是跨县的，就是因为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者牵的姻缘。

“狭地”的游走式手工业经营造就了其社会的开放性，更重要的是，这批游走式手工业经营者本身就是一群可以随时开展外向型经济活动的稳定队伍（人力资源），而且可以身兼数职，扮演信息采集者、产品推销员、生产组织者、转型导向者等多重角色，这奠定了“狭地”的乡土韧性，即可以捕捉各种转瞬即逝的外部创业机遇，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狭地”人群善用乡土社会网络创业，最终形成“同乡同业”的业态。我们如果检视浙、闽“狭地”十年来常住人口增加的农业县，几乎都可以发现各种各样的“同乡同业”。“同乡同业”的特点是不同程度的离土不离乡，是对城乡关系中“边缘－中心”格局的再构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这是“狭地”农业县常住人口不降反升的奥秘。当然，由于资本开始介入部分资本密集型的“同乡同业”，“同乡同业”也在发生着变化。

四、“边地”的内发型发展

“边地”在本文是指我国大西南的民族聚居（杂居）区。陶渊明诗曰“心远地自偏”，这是强调心态作用。骆宾王《秋日山行简梁大官》还有“地偏心易远”之叹，这是环境使然。由于地理、交通所限，以及存在语言、技能、经验、习俗等与经济发达地区的融合问题，与汉族相比，“边地”的民族地区人群对外出务工比较谨慎。因此，在“边地”，还有不少农户在利用地方特色自然资源，勤勉从事农业，种植粮食作物和其他经济作物，农村的空心化程度低于我国中部地区的省份，体现了内发型发展的逻辑。在大西南“ 胡焕庸线”两侧，就分布着一些2010—2020年常住人口增长的民族地区的县（表３）。

表 ３ 云贵川人口增长１万人以上民族地区县（单位：万人）

续表３

内发型发展是指当地人群在小地区范围内基于传统开拓出发展的途径，注重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协调性以及可持续性。在“边地”的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昭觉县和云南省凤庆县调研时，能够强烈感受到小农户的勤劳。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发达，是与中国人民的勤劳紧密相连的，或者说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凤庆县因为缺乏平地，凤庆的小农户大多在陡坡（坡度高达五六十度）开垦，选择小规模多品种种植的农业经营方式，如茶树与核桃、魔芋套种。我们知道不同农作物的农时不一，单一种植导致农闲时间过长，多种种植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除了多种种植，小农户还种养结合，饲养牛、羊、猪、鸡，这有助于他们将劳动时间从白天的田间延长到夜晚的畜栏，也可以将家庭的半劳力、弱劳力充分利用。在昭觉县龙沟乡龙沟村，我们还看到村民协作放养生猪的场景，往往是七八户人家将猪集中起来，每天由其中一户人家出一个人（半劳力或弱劳力）轮流放养。“边地”人民充分利用劳力，小规模多品种种植及种养结合的生计方式，其实也是基于地方的经济逻辑和社会文化逻辑：小规模多品种种植利于地产地销，通过在地的周期性集市及小农户个人借助微信建立的社会网络就可以大体解决流通销售；种养结合使小农户在一些特殊日子和场合可以用自养牛、羊、猪宴请亲友或者送礼，以维持及促进互助互惠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此意义上，对小农户来说，之所以不愿意选择农业龙头企业组织的单一种植，是因为那样的话，不仅无自主性、市场风险大，而且还得花费大笔现金购买牛、羊、猪等，最后得不偿失。

李静松在研究中国西南山区农业变迁时发现，在其所选取的广西、云南、贵州的６个县、18个乡镇、54个村总计162个受访农户中，已经形成了以“食物自给程度—市场依赖程度”为划分依据的农户分化，出现农户自循环模式的生计农业和市场大循环模式的产业农业之分。“农户自循环模式是以食物为中心的循环。农户通过在地选留种、社区内／间买种或换种、种植、收获、储藏、自用（粮食和饲料）、售卖（到本地市场）等行为实现农业生产和自我再生产，通过种养结合及多元作物结构实现营养物的在地循环。种子和食物的交易基本发生在本地市场，因而生产相对独立于外部市场，农户主要通过种养结合、粮饲结合的生产来满足多元自给的需求”。我们在凤庆县和昭觉县调研时都听到产业农业项目在当地失败的案例，如凤庆县某农业龙头企业曾经推广种植澳洲坚果，农户响应不积极，最终不了了之；也曾有NGO在昭觉县推广辣椒种植，当时辣椒市场行情看涨，农民也可以卖得好价钱，但两三年后农民还是改回种植玉米、土豆，原因如上所述。这些产业农业的失败案例，也说明了内发型发展模式已经成为“边地”农民在开展生计农业时的路径依赖。

当然，“边地”的生计农业也受到产业农业的挑战，因为农民始终需要现金过日子。我们在凤庆县多民族杂居的大寺乡马庄村调研时发现，生计农业为什么还可以持续，除了农民采取套种、种养结合的模式，还与家庭成员在县域内就近打工有关。打工给家庭增加了重要收入来源，而且就近打工还可以在农忙（如采茶旺季）时回家帮忙。“边地”农民对家庭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合理安排，已经超越了农业领域的套种和种养结合，更不用说也超越了博塞拉普所谓的农业集约化发展。我们于2022 年8月在马庄村调研了小农户的劳动过程，分析小农户制定作物搭配策略、生产节奏配置和劳动力投入方案，以及小农户在实际生产中根据客观条件变化所作出的调整，发现劳动力要素在小农户各项禀赋条件中居于核心地位，在地非农就业是小农户进入“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关键变迁事件，在此背景下，小农户在“去过密化的'转折点’”的自发应对，集中表现为其在农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调配。“边地”小农户的内发型发展使得农业活动较深地嵌入地方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脉络，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农村空心化。事实上，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昭觉县的常住人口也是不减反增，从2010年的24.0040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25.2435万人；凤庆县的常住人口仍然减少，从2010年的45.8330万人下降到2020年的38.5420万人。

五、结语

“隙地”“狭地”“边地”之说只是为了强调“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的重要性。从地理区位、人口资源匹配程度以及农业县的经济发展状况看，这“三地”应该是农村空心化程度比较严重的地区，但恰恰相反，从2010年至2020年，“三地”的常住人口不减反增。我们只有深入具体的地方社会，了解其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生计方式、家庭结构、地方传统，才能了解行动者的逻辑、行为选择及流动，才能追寻其内生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不是原子化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而是作为家庭的一员、社区的一员，是作为社会中的行动者。农村研究或者农民研究光算经济账是不够的，还需要结合社会的、社区的、家庭的研究。我们从“七普”数据中看到全国范围的人口流动的变化情况，在这个流动过程中，流动的不仅仅是人、物、资金、信息，而且也是个人情感、家庭结构、社区网络在县域范围内的折叠与摊开。

我们事实上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三地”进行类型化的归纳，并分别从县域城乡流动、“同乡同业”、内发型发展视角分析“隙地”“狭地”“边地”的常住人口增长原因。中国农村的空心化发展到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隙地”“狭地”“边地”的面积在中国版图上的占比不可谓不大，它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值得我们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