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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与新冠死神擦肩而过的幸存者，2022年底患新冠肺炎住进重症监护室，那是我心灵中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 2022年12月，全国各地经受了新冠病毒的袭扰。“阳了”“转阴”“阳康”等字眼成了流行词。在国外的儿子对我们很不放心，经常来电话问候并嘱咐我们加强防范。防不胜防的是12月中旬我爱人阳了，近朱者赤，紧接着我也阳了。我高烧两天转低烧，持续几天后退烧，但浑身无力不思饮食。 12月29日深夜，恍惚中额头似乎被点了一下，我顺手打开灯，周围什么也没有，但仿佛得了什么感应浑身发紧，胸闷难受，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爱人立即拨打120，那头电话忙音，继续再打，通了。120救护车来后我们要求去大医院就诊，随车救护人员说各大医院患者人满为患，刚才几个病号送了好几个大医院都没送进去，无奈之下我们提出去区人民医院。
与各大医院急诊医疗资源高位运转的情形不同，这家区医院的急诊室静悄悄，只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医生给我做了心电图，说心脏没有大问题，血检和CT要等明天上班后才能做。建议我们先回家明天再来。我爱人说我们是救护车送来的，这里有医生，有氧气，病情没确诊前，最好在这里留观。医生为我安排了吸氧，没做其他治疗。夜里护士只查了一次房，不知医生去哪儿了。 我仍难受得无法入眠，心里有好多问号；疫苗新冠我打了三针，核酸检测次次不落，对外接触很少，勤洗手戴口罩都做到了，真不知是怎么感染上的？之前，有人说患新冠与伤风感冒差不多，看来实情并不是这样。 夜深人静，不时传来救护车呼啸而过的声音，绵长的鸣笛声划破夜空飘进我耳朵，加剧了我内心的不安与紧张。 第二天，先采血后做肺部CT。医生看到我的CT片，不再像昨晚那么淡定了。他语气急促：“病人肺部感染厉害，肺叶不少部位白化，我们院处理不了，赶快想办法转院！”。听到医生的话，我顿时感到，“狼，真的来了！”突袭的新冠肺炎把我甩出了按部就班的生活轨道。 我已处在危险之中，我爱人马上打120，去哪家大医院她心里并没底。120答复现在没车，前有二十多病人正急着用车。情急之下，她像个指挥若定的指挥官，一边联系找医院，一边约人找车。 事后她说，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救命！不管怎样要想一切办法救你！”那时正值青岛新冠肺炎感染高峰，无论是急诊，重症监护以及普通病房都一床难求。最终在我爱人同学的鼎力相助之下，人托人牵线搭桥让我住进了某大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我爱人去办理住院手续的同时，约了儿子的发小同学骏开车来接我，亲家两口也闻讯赶到。他们把我扶上车后，骏在车水马龙中不停地按响喇叭，几乎以违警的速度向医院摆渡，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摆渡，加速度追求生命的摆渡，抢回的分分秒秒都是我生命长度的延续。 亲家和骏在医院和我爱人会合后，把我推向重症监护室指定的病床。三四个步履匆匆的医护人员朝我一拥而上，众目睽睽之下把我扒得赤身裸体一丝不挂，接着在我身上横七竖八布上管线。一条管线连着床下的尿袋，好几条管线与监护仪连接。监护仪上的多条曲线不停滚动，仪器上几盏红黄绿灯闪闪不停。 罩在我脸部的吸氧面罩连接着氧气管道发出咕咕声，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吊钩上倒挂着许多只药瓶轮流输液。我就像打了败仗丢盔落甲的伤兵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从第一天上午到第二天上午二十多个小时的抢救，我一概不知、任人摆布。新冠病毒对人的攻击原来如此厉害，我在生死线上徘徊，可能挺过去，也可能挺不过去，我的生命在未卜之中…… 接下来的治疗天天量血压，测体温，服药片，十几个吊瓶从早晨滴到傍晚，医生每天查完房对药量和种类稍作调整。
我整天平躺在床上，翻身靠护士。输液的手臂不能弯曲，只有腿可勉强活动。小便有尿管尿袋还好说，稀黏的大便拉在屁股周围再流到床上，护士把我下身晾开后清理好几遍。整日脖颈酸胀，腰背僵疼，双脚冰凉。 一天深夜醒来，觉得小腿和脚没有知觉，原来是脚和小腿在被子外面冻了好几个时辰。我真担心双腿以后成了木偶般晃晃荡荡的腿。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病治好了活着也会很艰难。在重症监护室的滋味可谓苦不堪言。 深受病痛折磨得我向窗外张望，一群鸽子自由飞翔在蓝天白云中。我触景生情，悲从中来。外面明亮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没有我的一份，鸽子让人羡慕，我多么想回到以前自由自在的生活。 重症监护室不允许任何人探视和陪护。只要进来，所有的患者一律都得把衣服脱光，这可能是为了检查与抢救方便吧。最怵护士用注射助推器给我打一种乳白色的药，它有很强的催眠作用，本无睡意的我被它强制入睡。只要它一进入身体，我就如同死去一般昏睡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有时甚至到中午，眼睛想睁也睁不开，醒来后全身无力，脑袋又涨又疼。我不禁对用药剂量有了疑虑与建议，医护人员仍照打不误，对此我有自知之明，商量不成，只能咬牙忍受。 重症监护室不让带手机，我也没戴手表。有一次，我问护士几点了，她匆匆回答说：“你自己去看墙上的钟”。我的心猛地咯噔一下，“钟”与“送终”里的“终”字同音，聊天八卦故意把钟与终混为一谈可算是黑色幽默，在我生死攸关的时间和地点，护士无意中把钟表称作“钟”虽然没错，却让我感到十分晦气。 其实，钟和终音同义不同。钟表是记录与度量时间的工具，它的步伐永不停息，人的生命永远没有钟的生命长。 重症监护室像个围城，外面的重症患者急于进去背水一战，里面病情缓解的病人恨不得插翅飞出。我在重症监护室看到，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危重病人送来，医护人员马上分秒必争全力以赴抢救，努力与死神争夺患者的生命。
深夜，患者的呻吟声咳嗽声此起彼伏；救治仪器的鸣叫声时时响起；医护人员的咳嗽声也不时传来，据说他们也大都未躲过新冠一劫，阳过之后边治疗边工作。有时夜半醒来，看到从我床边走过的医护人员一脸倦容，长期封闭的空间和紧张的连续工作，给他们的压力和考验很大，在这里工作的医护人员非常辛苦。 我与三位病友住在一间一面有窗三面是墙的大病房里。我们四人就像残缺不全的锅碗瓢盆，有的缺口大，有的缺口小，这些缺口上的残片都被新冠窃贼敲下来偷走了。我们同处一个屋檐下，挣扎在一个生命关口上。 为写作方便，我自称A床，其他三位称作B、C、D床。我离B最近，我俩彼此安慰鼓励，关系从生疏客套到亲切融洽。他自述：前几年查出白血病，最近感染新冠出现白肺，低烧持续，胸口像压着块大石头，不停咳嗽，虚弱无力。 B昼夜吸氧病情不见好转，家人给他送饭的次数不多，一日三餐基本在医院食堂订餐。B好似一盏孤灯，对添不添油已无所谓。我出重症监护室那天，护士给他上了呼吸机，他朝我无力地摆手再见。呼吸机是阻挡病人生命死亡的堤坝，没有这道堤坝，生命就难以维持。B已是病入膏肓的人，呼吸机好像对他起的作用不大，用不了多久很可能就跨入另一个世界了。 我的床位看C床和D床很方便。病情稍有减轻，我就留意他们的情况。C床和D床两边的监护仪器最多，仪器架上有好几个昼夜开着的电子屏幕；布在他们身上的管线盘根错节，看上去好像被缠线球捆绑着；横穿过电子屏幕上的曲线断断续续时粗时细混乱不堪。 C的两条腿像两个大A ，撑在床上一直不能放步。他灰白的头发蓬乱，萎缩的躯体像几根大小不一的干柴堆在一起。病魔把C折磨得已面目全非。喉咙常间歇性“卡壳”，突然停止呼吸后瞬间又“嗨”的一声舒口长气。 护士每天给他注入流食，吸痰。痰一次次地吸，呼吸却一天比一天弱，他似乎在归西的路上故意拖延着时间，其实死神靠近他的步子正在加快，我为C沉重而缓慢的死亡过程心生怜悯。 D像地震后一堆失去原貌的建筑物，惨不忍睹。无论白天黑夜，D混杂的哭、喊、笑、骂、唱等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他全靠呼吸机来呼吸，喘气时常发出轻声的咆哮，咳声带动着监护仪上的管线胡乱颤抖。口腔常发出瘆人的“咔咔”声。 护士起先给D喂家里送来的饭，之后用大号注射器给他注入流食。他清醒时与家人视频，护士举着手机对他大声喊：“看看手机里是谁？是不是你老婆？快笑一个！”D啊啊呜呜地不知说了些什么。之后的视频他发不出声来嘴唇微微颤动形似抽泣。再以后行将就木的D没有任何反应，只有微弱的呼吸证明他还活着。 一日午休后，我一睁眼，发现D床空荡荡的人去床空。一袭平展的新被褥让人感觉这是一张从来没人用过的新床。不一会儿，医护人员往床上放上一位八九十岁的瘦小老太，她一声不响像石头一样沉默。她的痛苦可能已到了无法无力表达的程度。
第二天我醒得早，发现D床的老太没有了踪影。我推想，她的病情可能急转直下，没能见到亲人，没能听听亲人的叮咛，生命就戛然而止。我正为她的惨淡离去而唏嘘时，D床又迎来一位虚弱的老汉。病痛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他不时召唤护士，护士跑去找医生。医护人员围着他来回穿梭，直到上了呼吸机他才消停下来，呼吸机只是暂时为他化险为夷。 短短几天时间，D床上的患者来去匆然，令我恐惧的心上下颠簸。我感到人的生命如此渺小，不堪一击。我揣摩，这次新冠疫情袭来，各大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情况可能与我住的病房大同小异，真不知有多少新冠重症患者没能闯过鬼门关！后来获悉，我的好几位同事未能躲过新冠一劫与世长辞，让我叹惋不已。 某日，我望着天花板出神。想到了西方的安乐死；想到了“好死不如赖活着”那句话；也想到了人生最理想的生命状态——生得好，疾病少，寿命长，瞑目快。可是有如此美满人生的人实在稀少。对无药可治抢救无效的病人，是让他们少受罪有尊严旳故去好呢，还是在最终无效的抢救中一天天地赖活好呢？ 我目睹重症监护室的抢救情景，不禁想，如果自己或亲人患重病又救治无望，我不希望采用切开气管、电击心肺复苏等有创伤的抢救措施和过度治疗。既然病人走到生命的末端，就要尽量让他（她）死得无痛苦、有尊严。 同在重症监护室受煎熬的B床患者曾对我说：“重症监护室的故事是很奇特的，经历过的人或者闯不过去，或者闯过去写不出来。张兄，如果你能写，出去后就写写吧”。我觉得他的话在理，实难有人为了写重症监护室的事儿，冒天下之大不韪，甘心以身家性命为代价作后果不堪设想的尝试。 经过几天治疗，我开始有食欲了，身上也有点力气了。一天，主管医生查完房对我说，“我已预约呼吸科医生对你的病情做一次会诊，需拍肺部CT片”。应医生要求，第二天我爱人约了几个人前来协助医护人员送我去医院影像中心。看到我爱人和一众熟悉的面孔，我有种难堪的病耻感，觉得自己被新冠子弹击成重伤，实在太无奈和委屈了。
拍片路上，陪同医生笑呵呵地对我说，“见了这么多熟人，说说话，笑一笑！”然而，让一位心理落差很大的重症患者故作轻松谈何容易？我心中的悲苦又岂能当众言说？ 这次CT片显示我的病情得到控制，医生建议可转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很可能，我是重症病房最初的ABCD患者中，唯一“复活”的人。 普通病房里有三张病床，我是8号病床。7号病床是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伍老兵，从铁路系统退休。他高个头、白发、耳背、身体瘦弱，每天说不了几句话。他和老伴均患新冠肺炎住院，由两个女儿轮流照顾，两个女儿都说话不疾不徐，轻声细语，开口爸闭口爸叫个不停，吃呀喝呀睡呀的叮咛，也把我带入了忘忧之乡。他首先出院。 9号病床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军的老兵，退伍安置在青岛一个工厂，离休后住到郊区老家。他患新冠住院三个儿子轮班陪护。儿子们孝顺但脾气急，对老人说话毫不客气，父子动不动就粗话争论，他被儿子训急了只会说“我是你老子！我是你老子！”。 按他儿子的话说，对他软硬兼施才能好好配合治疗。儿子们照顾老爷子粗粗拉拉，三餐全都从市场上买包子饺子，馒头猪头肉油条等。9号床病人是第二个出院的。原先三个病友只剩下我一根独苗。 从重症监护室到普通病房，减少了我不少的压抑与烦恼，我可以和国外可爱的孙女孙子视频。小姐弟俩稚声稚气的祝愿声驱散了我病情的乌云。儿子是好儿子，儿媳是好儿媳，他们与我共渡难关。 儿媳从国外为我寄来营养品，嘱咐我一定要多吃饭，好好补养。因疫情，三年半没能回国的儿子，国家海关放开后第一时间赶回来，下飞机就直奔医院。十几天为照顾我跑前忙后衣不解带，我的病好了大半，亲情的抚慰真胜过灵丹妙药。 我在重症监护室期间，我爱人的侄子百忙之中，每天开车接送他的姑姑给我送餐，为我送来需求物品。侄子和我儿子发小的名最后一个字都是“骏”。是“双骏”联手把躺在病床上的我，从重症监护室推到另一个楼座的普通病房， 侄子“骏”凸显的是亲情，发小“骏”彰显的是友情。 这次与新冠死神搏斗，我和爱人的不少亲朋好友，同学同事都给了我热情地关心祝福，鼓励与帮助，不乏为我祈福和祷告的亲友，更有贵人们倾力相助，让我在生命最危险时刻有幸获得一张救生床。这些都让我和爱人非常感动，深切体会到亲情和友情的可贵，不胜感激！
癸卯兔年春节前夕，我终于可以回家了，非常感谢医务人员的及时救治和不懈努力，使我转危为安！出院时医生告诉我，药疗不可少，食疗更重要。回家后除了按时服药，还要像女人坐月子一样，好好吃饭多休息，静心养肺固本培元，适当锻炼，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人的免疫力主要靠食品的营养来撑腰。 2023年，岁新的朝阳喜报春光，与新冠死神擦肩而过的我如释重负。山重水复疑无路时，面前出现了多姿多彩的景色。有句老话说“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我倒以为生还足矣，不求后福。人，只有真正体悟了生与死的真谛，才更会觉得活着是美丽和幸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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