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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Semiology and Rhetoric” 最初于1975年发表于Diacritics上，后于1979年由德曼收入自己的论文集“Allegories of Reading”（中文译本名《阅读的寓言》，已出）。初版和论文集中的版本内容基本一致，差别在于：1979年版本中，德曼在援引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关于阿赛尔的阅读体验的段落之后，结合全书内容，对针对该段落的评论进行了改写。本译文以1975年版本为基础翻译，1979年版的改写内容紧跟1975年版之后在中括号【】内呈现。 本译文的英文原文采自David H. Richter主编的“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一书第三版（Bedford/St. Martin's, New York, 2007），编者称该文重印自1979年版《阅读的寓言》，应为讹误，该版本实为1975年初版之论文。我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既有中译文，对其中的几处错误进行了订正（该中译文据称出自《解构之图》，李自修译.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年出版；我还未曾查证）。 从新近出版的几种出版物来看，时代精神的风不再吹向形式主义和内在批评了。我们已经不再能够听到“相关”（relevance）,现在倒是“指涉”（reference）——也就是小说用语言所指涉的那个外部世界——听得很多，它受语言所调节，并在语言之上运作。针对这一问题，强调的重点并不在于文学的虚构性地位，因为虚构性现在似乎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现在的强调点在虚构性与指涉现实的诸范畴间的交互（interplay）方面，这些虚构和范畴包括例如自我、人以及社会，或者如某位批评家所说，是“艺术家、文化及其社群”。由此，现在的强调点在半文学性半指涉性的混合文本，在有意指向社会性满足和心理满足的流行小说，也在作为了解自我之关键的文学性自传，等等等等。由于文本形式问题已经一劳永逸地得到解决，结构分析技术也已日臻完美，我们似乎可以超越形式主义，走向我们真正感兴趣的问题；我们为走向这关键一步而对技巧付出了巨大的关注，现在终于可以收获果实了。鉴于文学的内部规律和秩序已然得到规定，我们现在可以有信心投身于外部事务，即文学的外部政治问题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感觉自己有能力做这件事，而且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迈出这一步-----我们的道德良心不允许我们旁顾其他。在“有效诠释是可能的”这一信条的背后，在对作为潜在有效公众话语实践的书写和阅读的兴趣背后，伫立着一种备受尊崇的道德律令（imperative），它旨在对文学语言的内部的、形式性的私密结构和其外部的、指涉性的公共效果进行调和。 我想要将这一趋势看做是不可否认且不断重现的历史事实，而不考虑其是否真实，也不考虑人们对其价值的爱憎。这种事情在文学研究的历史上一再发生。一方面，文学不能仅仅被作为可以毫无剩余地进行解码的有限的意义指涉单元，相反，符码通常是异常引人注目、复杂和神秘的，它吸引了大量关注，这一关注要求我们在解码方法上具有严密性。关注符码本身的结构性的时刻是不可避免的，文学必然会孕育出自己的形式主义。文学方法论研究中的技术创新只有在上述关注的主宰之下才能发生。从技术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说，在新批评的创造性作品之后美国文学批评界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当然，此后有大量精彩的文学批评书籍出现，但它们所使用的描述和诠释技术都没有能跳出40年代所确立的文本细读的范围。形式主义似乎是个吞噬一切的残暴的缪斯，文学批评的历史至今没有办法实现让文学批评既具有技术原创性又具有论述雄辩力的愿望。 另一方面（这也是真正的神奇之处），无论其分析技术是如何精细和丰富，没有文学形式主义可以在非还原的情况下形成。当形式被看做是文学意义或内容的外在装饰时，它是表面的和可耗尽的。在二十世纪，内在的形式主义批评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一模型——形式现在被视为一个自反（self-reflection）的范畴，而指涉意义被认为是外在的。内部和外部的两极被反转了，但依然是它们在发挥作用——内在意义变成了外部指涉，而外在形式变成了内在结构。在这一反转之后出现了一种新的还原——如今的形式主义大多是以一种监禁和幽闭恐惧症的意象描述的，用“语言的牢笼”、“形式主义批评的僵局”诸如此类的话。像普鲁斯特小说里的祖母不停地将小马塞尔赶进花园，以远离室内阅读不健康的内向性一样，批评家叫嚷着，要求得到指涉意义的新鲜空气。符码的结构如此晦暗不明，意义又是如此急切地要冲破形式的束缚，因此调和形式和意义变得如此有吸引力也就不足为奇了。调和二者的诱惑是错误模型和隐喻的温床，它将一种可区分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的盒子作为文学的隐喻模型，读者或批评家被当作是那个打开盖子企图揭开盒子里的秘密的人。我们将盒子里面称为内容还是形式、将盒子外面称为意义还是外表都是不关紧要的，这种一再出现的将内在批评和外在批评相对立的争论是基于一种从未被质疑过的内/外两分的隐喻。 隐喻远比事实来得根深蒂固，我并不指望在这样一篇描述性随笔里可以将这个历史悠久的模式逐出门外。我只是想使用一套不同于内外二元对立关系划分的术语进行探究，以避免陷入这种极易发生的反转游戏中。这些古老如山脉的术语，是我从对新近批评方法论发展和论争的观察中抽绎出来的（derive from）。 这些发展中最具争议性的一项与作为总体符号学分支的诗学（poetics，或者用它在德语中的称谓，poetology）的新取向相一致。在法国，文学符号学的兴起是充满机智的法国文学思想与形式范畴之间那种旷日持久而又极富争议的相遇的结果。符号学，和语义学相对，是将符号作为能指研究的科学，它不问词语的意思是什么，而是问它们如何表达意思（how they mean）。法国符号学不同于美国的新批评，后者源自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现代作家的实践所催生的对形式的内在化；法国符号学则转向语言学寻求其模型（turned to linguistics for its model），并且将索绪尔和雅各布森——而非瓦莱里或者普鲁斯特——作为其导师。借助对符号任意性(索绪尔语)和文学是一个“关注被表达方式”的自足陈述（雅各布森语）的认识，整个意义问题都被置入括号中，从而将批评话语从释义的重负中解放了出来。在法国的历史批评和主题批评语境内，符号学具有相当的去魅力量。如果毫无批判地屈服于指涉的权威的话，“语言的文学维度”这一观念将难免令人费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根深蒂固的权威性是如何持续地将自己置入形形色色的伪装之中——从最粗糙的思想体系开始，直到最完善的美学和伦理判断。符号学尤其揭露了符号和符指（sign and referent）之间存在语义联系（correspondence）的神话，揭露了那种以两种方式（both ways）对马克思进行解释，将其阐释为一个早晨是形式主义批评家、下午则是社群道德家的人，以达到可以同时让其服务于形式技巧和意义实体的企图。法国批评界的实践证明，符号学的这一转向是成果丰硕且不可逆转的。可能是从十八世纪早期开始，法国批评家具有了某种至少类似语言学意识的东西，自此这种意识在法国诗人和小说家中便从未断绝，促使包括圣伯夫在内的所有人用“反圣伯夫”的方式去写作自己的主要作品。英国和美国与法国的差距还从未如此明显过，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国我们便不再需要一种预防性的符号学保健学。（If you dispense with something, you stop using it or get rid of it completely, especially because you no longer need it.） 今日法国和其他国家文学符号学实践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并用语法结构（尤其是句法）和修辞结构，却又未能意识到二者之间的不一致之处。巴特、热奈特、托多洛夫、格雷马斯以及他们的后学都将语法功能和修辞功能置于完全的连续性之中，并且能够毫无困难或阻碍地从语法结构向修辞结构过渡，这是对雅各布森的简化和倒退。诚然，随着语法功能研究在当前的生成、转换和分布语法理论中得到完善，比喻和修辞格研究（the study of tropes and of figures）（这是修辞学这一术语在本文中的使用方式，它不是评论、雄辩、说服术意义上的修辞）纯粹成为语法模式的一种延伸，句法关系的（syntactical relations）一种特定附属物。在新近的《语言科学百科全书》中，杜克洛（Ducrot）和托多洛夫写道： “修辞学满足于从词语的并列（pragmatic）视角（即词语的相互替代）（或纵向审视）进行研究，却没有针对它们的衔接关系（syntagmatic）（即词语的彼此连接）（或横向关系）提出问题。我们应该有第二种视角作为对第一种视角的补充，在这一视角里，比如说——比喻，便不会被定义为一种替代（substitution），而是结合（combination）的一种特定类型。由语言学研究，或者从更狭义的角度说，由句法研究所激励的相关探究已经揭示了这种可能性——但它依然有待探索。” 将自己的一本书取名为《十日谈的语法》的托多洛夫，便正确地将其与同事的工作视为对文学模式、体裁以及文学修辞格等系统语法的首次探索。作为这一学派最具洞察力的作品，热奈特的修辞格模式研究可以被看做是对修辞转换的吸收，或者是对句法、语法模式的综合。在一个最近发表于Figure III、题为《普鲁斯特的转喻》的研究中，作者便通过广泛选择文章，揭示了并列隐喻修辞（纵向隐喻修辞格paradigmatic）和衔接转喻结构（横向转喻结构syntagmatic）的存在。这一结合是被以描述性的和非辨证的方式对待的，作者未能揭示出逻辑张力存在的可能性。 人们或许会问，将修辞格还原为（reduce to）语法是否合理。文学文本中语法结构在句单元内外的存在是无可否认的，对它们进行描述和分类也是必需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修辞学的修辞格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被包括进这样一种分类法中。在当代诗学中，这一问题居于正在进行中的争论的核心，以形形色色看似无关的形式出现；但我不准备让这一真问题与无数搅动文学研究的伪问题之间的联系变得清晰。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图景是如此混乱，以至我们无法勾勒出一个有用的东西。这些问题不仅仅在特定群体和趋势中混成一团，而且它们经常在一个作者的作品中并存而又显露不出明显矛盾之处。 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是不能轻率处置的。将语法认识论与修辞学认识论区别开来，并非易事。在完全幼稚的层面上，我们倾向于将语法系统设想为普遍性的和生成性的，也就是说，设想语法系统能从单一模式（可以主导转换和派生）中得出语法的无限时空而不会受到另一种可对其进行扰乱的模式的干预。因此之故，我们将语法与逻辑（从语法到命题之间的通道）之间的关系设想为相对不存在问题的——在缺乏语法一贯性或者缺乏对一贯性体系的有控制偏离的时候，不管这个体系有多复杂，真命题都是无从设想的。语法和逻辑处在一种颠扑不破的二元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中。在一个行动逻辑学而非陈述逻辑学——比如对最近美国的文学符号学产生强大影响的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中，言语行为和语法之间依然可以进行毫无困难的相互转换。语言中以言行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s）的表现，如命令、疑问、否认和猜测，和语言中句法的语法结构中的祈使句（corresponding sentences）、疑问句（interrogative sentences）、否定句和祈愿句（optative sentences）完全对应。在新近一篇论文中，理查德·奥曼写道，“以言行事行为的规则决定了一特定行为表现能否得到很好的执行，这与语法规则决定一以言指事行为的产物——一个句子——能否组织良好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尽管语法规则关心声音、句法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以言行事行为的规则关切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修辞被视为说服术，视为作用于他人的实际行动而不是作用于语言内部的修辞格或比喻，那么，语法的以言行事行为领域和修辞的以言成事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领域之间的连续性，便是不证自明的了。这成为托多洛夫和热奈特所说的那种新修辞学的基础，这一新修辞学同时将是一种新语法。 如果不介入这一问题的实质内容，毋须出离新近的美国的例证，也毋须借助古老传统的力量，我们便可以发现，语法和修辞学之间的连续性不是经由理论和哲学上的思辨来予以证实的。肯尼斯·伯克提及“偏转”（deflection）一词（他将这个词类比于弗洛伊德主义的置换），他将其定义为“任何细微的偏见甚或无意之错”，将其作为语言的修辞学基础，“偏转”因此被认为是对语法模式中运作的符号和意义间的一贯联系的一种辨证性颠覆（subvert）。因此伯克主张语法和修辞学之间存在差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和尼采、索绪尔一起，奠定了现代符号学的哲学基础，他在其对符号所进行的深奥莫测而富于启发性的定义中强调了语法和修辞学之间的区分。他坚持认为，在符号眷顾其对象的任何关系中，都有必要存在第三个要素，叫“释义素”（interpretent）。符号必须被诠释，如果我们想理解它所传递的意义的话；因为符号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经由某过程从事物派生出的一种意义。这一过程是再现（representation），它不是生成性的，即不是有赖于一种单义的源头（univocal origin）。对皮尔斯来说，一种符号的诠释不是一种意义，而是另一个符号；是一种阅读，而非解码，然后此一种阅读会被诠释为另一个符号，依此类推，以至无穷。皮尔斯将这种通过一符号产生另一符号的过程称之为“纯粹修辞学”（pure rhetoric），以与“纯粹语法”相区分——“纯粹语法”假定一种非争议性（unproblematic）的双值意义（dyadic meanings）存在的可能性；同时，纯粹修辞学也区别于纯粹逻辑，后者假定（postulate）意义的普适真实性是存在的。只有在符号产生意义的方式（即再现，representation）与对象产生符号的方式相同的情况下，语法和修辞学之间的区分才失去必要性。 这些观点至少能够证明这一问题的存在及其困难所在，对这一困难进行简要的理论描述已经超出我的能力。因此我需要对一个实际话语进行考察，通过几个文本实例努力揭示出语法和修辞学之间的张力。让我从一个语法结构和修辞学结构共生的最为人熟知的例子开始，也就是所谓的反问句（修辞问句），在修辞问句中修辞是直接通过句法手段传达的。我从大众媒体亚文学中找到了第一个例子：当被问到他保龄球鞋的花边是应该绣到上面还是下面时，阿奇·邦克用一个问句回答，“有什么区别？”作为一个具有崇高的直率的女人，他的妻子耐心地解释了二者的区别，但这引起的只是愤怒。“有什么区别？”不是在问有什么区别，而是意味着“我才不管那见鬼的区别呢”。同样的语法模式产生两种互斥的意义：字面意义在寻求一个概念（即差别），而这一概念的存在已被比喻意义所否认。鉴于我们是在讨论保龄球鞋，所以其后果无关宏旨；阿奇·邦克是一个词源权威的信仰者，他在一个字面义和比喻义各行其是的世界上混日子，尽管他并非没有不满。但如果是一个揭露真相者而非一个邦克，是一个原初的揭露真相者，比如尼采或者德里达，问“有什么区别？”的话，我们从他的语法中甚至不能分辨他是真的想知道区别是什么，还是仅仅在告诉我们不要想去找到区别。面对语法和修辞学间的区别这一问题，语法允许我们提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借以提问的句子会否认提问的可能性。所以，我想问，提问的用处是什么——当我们甚至都无法确定一个问题是否真的在发问的时候。 问题的症结如下：一个清晰得近乎完美的句法连结（比如说上述那个问句）产生了一个包含至少两个意思的句子，一个意思确认、另一意思否认其以言行事模式。现在不是简单地有两个意思，一个字面义，一个比喻义；而是我们不得不根据特定语境来决定哪个意思是正确的。这种迷惑只能通过超文本（extratextual intention）意图的介入才能得到澄清，比如阿奇·邦克在纠正他的妻子时所做的那样（setting his wife straight）；但是他的愤怒展示出的不仅是他的不耐烦，还有他的绝望，即在面对一个他所不能把握的语言意义的结构时的绝望，他预期将有无尽类似问题的语言意义结构存在，而它们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上面提及的介入不是由修辞格构成的这个微型文本的一部分，它只有在文本保持悬置和未解决状态时才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我沿袭语言的通常用法，将这一符号学之谜称为“修辞学式的”。这一问题的语法模式之所以变为修辞模式，不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有了字面义另一方面有了比喻义，而是因为通过语法手段或其他语言手段不可能确定在两种意义中到底哪种居于主导地位。修辞根本性地悬置了逻辑，开启了指涉变化多得令人眩晕的可能性。尽管多少远离了通常用法，但是我还是要毫不犹豫地将这种语言的修辞、修辞格潜势等同于文学语言本身。我能举出许多将文学等同于修辞的先例，其中最近的一个是门罗·皮尔兹利，他在一篇纪念维姆萨特的论文中坚称文学语言以“隐含意义（我会说是修辞义）与明确义之间比率显著高于常模”为标志。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继续追寻修辞问句的问题。叶芝的《在学童们中间》最后一行诗颇有名：How can we know the dancer from the dance? 尽管评论众说不一，但是这行诗通常被认为是通过不断强调一种修辞手段，陈述创造者和作品间形式和体验的统一。有人说这行诗否认了符号和我们所由以开始的符指间的不一致之处。该诗意象中的许多要素和诗歌的戏剧性发展强化了这种传统阅读方式；不用读得太远，在这行诗紧邻的上面几行中，我们便能发现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强力连续性，它们将提喻（synecdoche）变成极具诱惑力的隐喻：在一个类似的反问句的平行句法中陈述出树的有机之美，或者是在舞蹈里陈述出爱欲与音乐形式的融合（convergence）： O chestnut tree, great-rooted blossomer, Are you the leaf, the blossom or the bole? O body swayed to music, o brightening glance, How can we know the dancer from the dance? 有一种拓展性的阅读认为这首诗的末行应该被读作一个反问句，全诗的主题语法和修辞性语法产生了一种能够从首行直到末行的一致阅读，这一阅读对诗中的所有细节均具有解释力。然而，我们同样可以从字面义而非比喻义来阅读这首诗的末行，正如在当前文学批评语境下我们在本文开头急切探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并不是符号和指涉物之间如此符合若节，差异尽除，而是因为符号和意义这两个本质不同的要素在诗歌的想象性呈现中错综复杂地缠绕在一起，我们如何能区分什么是能够为我们提供庇护之物，什么会使我们犯识别错误？释义的困难揭示出，和我举的第一个例子一样，字面义并不一定比喻义来得简单。比喻义阅读将该问题理解为修辞性的反问句，这种理解偏幼稚；而字面义阅读能够导向主题和陈述的更大复杂性。由第一种读法所确立的完整框架能够被第二种读法所破坏和解构；在第二种读法里，该诗末行以其字面义理解为：既然舞者和舞蹈是不同的，那么就有必要近乎绝望而又急切地提出这个问题------请告诉我，我如何才能区分舞蹈和舞者？——将二者分开。但是这将通过一种多样化的诠释置换对每一个象征性细节的阅读。树干、叶子和花朵的唯一性可以追溯到歌德，可以被诗歌《Vacillation》中Mabinogion的生命之树所置换，在该诗中柔弱的花朵和叶子为死亡和献祭之神阿提斯所捆绑和分离，阿提斯的身体据说为喜悦的灵魂所挫伤。这一线索可以充分说明两种完全连续而不兼容的阅读方式是可以以一行诗为转移的，该诗行的语法结构缺乏复义性，但其修辞模式完全颠倒了语法模式以及全诗的模式。以我举的第一个例子来说，我们不能说这首诗并列地存在两个意义。这两种阅读法需要直接面对彼此，因为其中一种阅读法正是另一种阅读法所指责的错误，后者要对其进行修正。我们也无论如何不能有效决定应该给予哪种阅读以优先性，在一种阅读缺席的情况下另一种阅读也不能存在。没有无舞者的舞蹈，也没有无指涉物的符号。另一方面，由语法结构所催生的意义的权威性在一要求进行作出区分的修辞格的两重性面前，也是完全令人费解的。 叶芝的诗并不是明显关于反问句而是关于意象或隐喻的，关于对诸如记忆或情感等意识体验和诸如肉体、人或图像等感官实体进行融合的可能性。我们回到了开始时的内外两分模式，通过在语法层面和修辞层面的句法手段操作，诗歌将这一模式置于疑问之中。语法/修辞之间肯定不是二元对立，因为它们决不互相排斥，不会打断和混淆内外模式的清晰对立。我们可以将这一框架移用到阅读和诠释行为中去。通过阅读，我们进入一个陌生的文本内部，通过理解行为，我们将要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本。但是这一理解会立即变成对超文本意义的再现；在奥斯丁的术语中，以言行事行为变成一种现实的以言成事行为；在弗雷格的术语里，指涉变成意义。我们当前要问的是，就语义而言，这一转变是由语法内容还是修辞学内容所控制的。难道阅读的隐喻真的将外部意义和内在理解、行为和反思联合进一个单一整体之中？对这一问题富于力量和启发性的确认来自普鲁斯特的文章，在文章中普鲁斯特将阅读体验描述为一个类似的联合体。它描述了年少的马塞尔为了阅读，藏在他房间的封闭空间里。这个例子和前面例子的差异在于，在这个例子里我们要处理的不是同时兼具修辞功能的语法结构，而是对一个主体的体验和一种修辞结构进行再现和戏剧化。如同在许多其他文章中一样，普鲁斯特通过对客体的描述对比喻进行了戏剧化。在这里被戏剧化的比喻是一种隐喻，一种通过阅读行为得到再现的内外部间的互动。阅读情景是发生在封闭空间内的一系列活动的终结，它导致了马塞尔房间里的那种“暗凉”： I had stretched out on my bed, with a book, in my room which sheltered, tremblingly, its transparent and fragile coolness against the afternoon sun, behind the almost closed blinds through which a glimmer of daylight had nevertheless managed to push its yellow wings, remaining motionless between the wood and the glass, in a corner, poised like a butterfly. It was hardly light enough to read, and the sensation of the light's splendor was given to me only by noise of Camus…hammering dusty crates; resounding in the sonorous atmosphere that is peculiar to hot weather, they seemed to spark off scarlet stars; and also by the flies executing their little concert, the chamber music of summer: evocative not in the manner of a human tune that, heard perchance during the summer, afterwards reminds you of it; it is connected to summer by a more necessary link: born from beautiful days, resurrecting only when they return, containing some of their essence, it does not only awaken their image in our memory; it guarantees their return, their actual , persistent ,unmediated presence. The dark coolness of my room related to the full sunlight of the street as the shadow relates to the ray of light, that is to say it was just as luminous and it gave my imagination the total spectacle of the summer, whereas my senses, if I had been on as walk, could only have enjoyed it by fragments; it matched my repose which (thanks to the adventures told by my book and stirring my tranquility )supported, like the quiet of a motionless hand in the middle of a running brook, the shock and the motion of a torrent of activity. （1975年版）从这篇文章一开始，内向性便被评价为某种值得拥有的东西，它可以使自己免受外界力量的入侵，但它终究需要从外界借取它的一些组成特征。在内外两极之间，一系列的二元属性得以确立：凉爽、黑暗、休息、沉默、想象力和整全性这些属性，与内向性、热的反面、光、活动、声响、感觉和分割这些控制外界的属性相联系。通过阅读行为，这些静止的对立转为动态，使得替代物之间的游戏成为可能，这是整全性的要求。因此，在光影交错的诱惑之下，以光为蝴蝶之隐喻为中介，房间内部富于说服力地拥有了阅读所必须的光量。在光之唤起之后，温暖也进入房间，化身于不同声响所引发的通感之中。据叙述者所言，这些隐喻替代物和反转提供给房间里的夏天以比外界所能提供的真实夏天体验更为完整。文本完成了这一综合并用评价性术语对其进行评论，类似于实用修辞学论文在一特定情境下推荐使用某种修辞格而非另一种：在这里，隐喻的替代性整体被认为比转喻性连结的单纯邻近更为有效。与转喻的随机性相反，隐喻和它的本义，如普鲁斯特所说，存在“连结”，经由这种必要的连结产生了完美的综合。在这一综合产生之后，形而上学的所有概念性词汇便都进入了文本：生成、超验必然性、整体、本质、永恒、无介质显现的术语。这篇文章通过参考阅读行为，采用形而上学范畴，断言了隐喻凌驾于转喻之上的特权。 对这一断言的真理性的实际检验出现在第二段里，当开始时建立的奇怪比例随着进一步的替代而改变的时候。这一次，需要改变的不仅是光和暗、暖和凉、片段与整体的属性，还有行动和静止的属性。当光和暗的形式统一性通过从静止到行动的转换（这一转换再现了超文本的指涉时刻）而完成的时候，文本的诱惑力才得以产生。文本以下述的结论性句子断言了这种转换："the dark coolness of my room…supported ,like the quiet of a motionless and the motion of a torrent of activity." 动词support 在这里承载了联合静止和行动、虚构和现实的重任，就像基础承载柱子一样坚实。这一转换在普鲁斯特那里经常出现，它是通过流动的小溪中的液体要素来进行的。本文自然的、再现的含义与凉爽有关，在整个追忆的夏天气氛中尤其具有吸引力。但我们要记得的是，凉爽是内在世界的特征属性之一，因此它不能将我们转换到一个与之相对的运动世界中去。水的运动带来新鲜，这种新鲜就文章的二元逻辑来看与阅读的内在、想象世界相联系。为了与行动达成认同，有必要抓住一个属于外部世界的属性，比如说温暖。虚构的纯粹凉爽行动是不够的，如果想让句子的表述为真的话，我们有必要在手之凉的不动性和行动的热之间达成妥协。这一转换在同一个句子中完成，即当静止支持着“活动的流”。“活动的流”在法语中不是或不再是隐喻了，它是一个已经失去暗示性和含义的死亡的隐喻。它的意思是大量的活动，活动的量大得足以煽动一个人到了燥热的边缘。热因此从一个冷的源头进入了文本，闭合了这一由对立属性所组成的圆环，允许它们彼此交换和替代。从此，宁静也可以是活跃的，温暖也可以不失其凉爽和静止的特质，现实的片段性体验也可以成为整体而不失其真实性。 通过两次使用“活动的流”的陈调，这一转换变得极具说服力和诱惑力。溪流的意象唤醒了困倦的隐喻的沉睡之美；这一隐喻在通常用法中是两个词经由习惯所建立的转喻连结，这一连结不具有内在必要性，不是超验意义上必要的连结。"torrent"一词发挥了双重的语义学作用：就其被再次唤醒的字面义而言，它传递了属于流水的那种凉爽的属性；从其比喻义上来讲，它标示出了活动的数量，暗示了温暖这一相反属性。 因此，这个句子的修辞结构并不单单是隐喻性的。它至少具有双重的转喻性，其一在于那个陈调中的词语并不是由可以揭示其潜在一致性的必要连结、而是由邻近习惯所控制；其二，隐喻性表达“torrent”是由一个发生在邻近区域、但在指涉意义上不具任何邻近的必要性的陈述所引入的。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这一双重转喻结构是在一个同时包含极具诱惑力的隐喻的文本中发现的，这证明了在形而上学范畴内隐喻较之转喻的优先性。 （1979年版）【就我们当前的目的而言，这一段文字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修辞语言与元修辞语言的并置。本文包含对众多无法抗拒的事物的诱人隐喻：房间里的音乐，蝴蝶，星星，书籍，流动的溪水等等，作者将这些事物置于火与水的比喻中，但同时本文也颇为规范地评论了取得上述效果的最好途径。在这个意义上，这段文字是元修辞性的：它用修辞性手法讨论修辞格。它比较了两种唤起夏天自然体验的方式，并毫无含糊地表达了自己对其中一种方式的偏好：即那将苍蝇的嗡嗡声与夏天结合起来的必然性连结，使得它成为一种和夏天偶然听到的乐曲相比更为有效的象征。这一偏好是通过一种对应于隐喻和转喻之差别的区分表达出来的（与隐喻和转喻之间的区分相对应的，便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区分——译注），而必然性和偶然性之差别，又成为区分类比（analogy）和相邻（continguity）的正当方式。构成隐喻的同一性推论和整体性推论在纯粹关系性的转喻连结中是缺失的：在将阿喀琉斯当作一头狮子时其中还含有一种真实性要素，但若将福特先生当作一辆摩托车，这一连结中便没有任何真实性要素了。这一段文字关涉的是隐喻较之转喻所具有的审美优越性，但这一美学观点是借助于作为形而上学体系之本体论基础的诸范畴提出的，正是这一体系使得这一审美能作为一种范畴产生出来。夏天的隐喻（在本例中，通感（synesthesia）是通过苍蝇的室内乐所激发的）保证了一种独立而本质性的实存，它永久性反复再现，且不受语言学再现或修辞格的影响。最后，在这段文字的第二部分，实存隐喻不仅是作为认知的基础、而且是作为行动的实现而出现的；这保证了对于众多矛盾中最具破坏力部分的调和。至此，我们在隐喻力量中的投入是如此之巨，如果有人质疑隐喻的力量便如同亵渎神灵。 然而，如果洞察力稍为敏锐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文本并未如其所宣扬的那样行事。通过对这一段文字的修辞学阅读，我们发现，修辞习惯和元修辞理论并不能得到融合，文中所主张的隐喻较之转喻的优势，其说服力应归功于其对转喻性结构的使用。我已经在一个更大的篇幅中做过这一分析，在这里，我对结果的关切甚于过程。因为诸如实存、本质、行动、真和美这样的形而上学范畴并非不受这种阅读的影响。】（以上出自"From Allegories of Reading"一书,1979出版） 通过阅读普鲁斯特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形而上学范畴并非一成不变；**当我们在阅读一个具有语言自觉性的哲学家——比如尼采——时，这一发现会变得更为明显。作为一个哲学家，尼采需要关注以普鲁斯特文章为例所揭示出的那种修辞诱惑的认识论后果。可以看到，尼采在其晚期作品中对形而上学的主要范畴所进行的系统批判，对因果概念的批判，对主体、同一性、指涉性和揭示性真理等等所进行的批判，它们都是以与在普鲁斯特文中相同的解构模式进行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模式与尼采在《强力意志》成书之前15年探讨修辞格结构的文本中的描述是相呼应的。形而上学批判作为在思想史上一再出现的一种姿态，其关键在于比喻——我们也可以说是文学——的修辞模式。在这些看似天真的说教中，我们事实上在进行豪赌。 因此，我们更有必要知道，从语言学上来讲，是什么介入到了对小说片段、以及由尼采拓展的对后希腊化时期思想文本的具有修辞意识的阅读中。我们的第一个例子处理的是反问句，它们是语法的修辞化，修辞由句法范式生成；而普鲁斯特的例子最好被描述为修辞的语法化。这段文字以一个以相邻连结（比如转喻）为基础的纵向结构（paradigmatic structure），显示了一个初看之下极具主体的自我意志和自主创造性的文章的语法形式中机械、重复的方面。修辞被认为是一种创造，是高度特异化的个人才智的产物，但从没有人声称享有已然程式化的语法模式的发明权。我们对普鲁斯特文字的阅读告诉我们，当我们在呼唤隐喻的结合力时，事实上我们真正倚赖的是对半自动化的语法模式的欺骗性使用。对隐喻和所有修辞模式（比如模拟、双关paronomasia，或者典型化，即利用相似性以掩饰差异）的解构，将我们带回到语法不受个人感情左右的、由语法结构派生的符号学的精确性。这样一种解构将一系列会使我们对批评话语的价值判断产生破坏的概念置于疑问之中：关于“主要”和“遗传学历史”的隐喻，还有更有名的，关于自我意志的自主力量的隐喻。 当我们在对出自普鲁斯特的选文进行解构阅读的时候，在我所说的语法的修辞化（如反问句中所见）和修辞的语法化之间，似乎存在着差异。前一种形式终结于未定状态（indetermination），一种无法在两种阅读模式中作出选择的处于悬置的不确定性；而后一种形式似乎通达了某种真理，虽然是通过暴露错误和假象的消极道路达到的。在经过对普鲁斯特这段文字的解构阅读之后，我们便不再能够相信此文中的断言了，即隐喻较之转喻具有内在的、形而上学上的优越性。最终我们似乎进入到对一种批评话语的消极信任气氛中。普鲁斯特小说后面的文本是这种解构模式堪称完美的拓展引用：不仅相似的姿态在整部小说、在其提出大的美学和形而上学观点的重要文字中反复出现，【——例如，无意识回忆中的场景、艾尔斯特的工作间、凡特伊的七重奏、以及小说末尾作者和叙事者的合一等等】，而且它还展露出了一个庞大的主题和符号学网络，这一网络将所有的叙述结构起来，对于一个受困于天真的隐喻迷宫中的读者来说，这一网络是隐而不现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也可以类似方式看待，尽管作者们所使用的技巧和模式是因人而异的。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在这里应用于普鲁斯特的这种分析，只要对之加以适当的技术改进，完全可以适用于对弥尔顿或但丁或荷尔德林的分析。这事实上将是此后几年文学批评的任务所在。 我们似乎在说，文学批评就是对文学的解构，是将修辞的玄虚还原为严谨的语法。如果我们将尼采作为这样一个批判性解构的哲学家的话，那么文学批评将在他与诗人的斗争中成为哲学的同路人。批评和文学将围绕区分语法和修辞的认识论之轴线分离开去。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这种以真理之名而对批评家-哲学家进行的崇高化事实上是对作为这种真理的主要来源的诗人的崇高化；如果真理是对一特定种类的错误的系统性特征的认同的话，那么它将完全倚赖与这种错误的前在。像加斯东·巴什拉或维特根斯坦这样的科学哲学家便以其对诗人腾挪变异之法（abrration）的倚赖而声名在外。我们回到我们还未回答的问题：修辞的语法化是会终结于消极的确定性呢，还是会像语法的修辞化一样保持悬置状态，无视自己的正误？ 用两个结论性的话语回答这个问题应该足够了。首先，认为普鲁斯特的文本可以简单地还原为这样一个迷惑性的断言——隐喻对于转喻的优越性——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此阅读并非我们的阅读，因为它所使用的只是由文本自身提供的语言要素；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区分是解构使之不证自明的一个虚假区分。解构不是我们加之于文本的什么东西，而正是它首先构成了这个文本。一个文学文本同时断言和否认了它自己的修辞模式的权威性；通过阅读这个文本，我们只是试图去做一个像写下这个句子的作者一样严苛的读者。诗性写作是最为先进和完善的解构模式；它以其经济区别于批判性写作和漫笔，但它们属于同一种类。 但是如果我们将解构性时刻的存在作为一切文学语言的构成的话，我们事实上已经鬼鬼祟祟地重新引入了那些为解构所驱除的、刚刚被置换的范畴。比如说，我们将来自指涉物的自我置换为叙述者的修辞格，该叙述者已经变成文本的所指（signifié ，signified）。于是，我们便再次有可能提出一个幼稚的问题，即在这巧妙的语言之下普鲁斯特或者马塞尔的动机是什么：他是在自欺欺人吗？还是他只是表现得自欺，以诱骗我们相信虚构和行动可以如文中所声称的那样，通过阅读很容易地结合起来？如果我们的引文可以再长一点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正是整个这一部分的哀婉情绪，即叙述者在负疚感与幸福感之间持续的摇摆，引发了这些问题。当然，这些是些古怪的问题，因为事实和虚构之间的妥协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断言发生在文本中的，当它声称要逃离文本限制的时候它会引发更多的文本。但是即使我们从意图的错误问题中解脱出来，将叙述者简化为一个纯粹的语法代词的地位（无此则解构性叙述无从产生），该主体依然被赋予一个修辞性的而非语法性的功能，它发声，赋予语法连结以语气。“语气”（voice）这个词，即使我们说消极的语气或者疑问语气，也是通过类比谓语结构中的主体意图所得出的一个隐喻。在我们称为文学的、或修辞性的、或诗性的解构话语中，主体制造了一种已为普鲁斯特的文字所证明的难题（complications）。解构性阅读揭示了第一个自相矛盾之处：这段文字将隐喻作为一种合适的文学修辞，然而接下来它却通过认识论上和隐喻不相容的转喻来构造自己。解构性批评话语揭露了这种错觉，并将这一错觉当作文字里的真理的不可反转的模式。然而，解构不能止步于此。因为如果我们问出下一个简单而明显的问题——我们存在疑问的文本中的修辞模式到底是隐喻还是转喻？——我们是不可能给出一个答案的。单个的隐喻，例如明暗对照效果和蝴蝶，被看做是以转喻为句法的一般从句的附属修辞格。从这个角度看，修辞被一种解构它的语法所取代。但这个转喻从句具有一个主词的语气，该语气和这个从句的关系是隐喻性的。告诉我们隐喻的不可能性的那个叙述者本身也是一个隐喻，一个语法衔接的隐喻，其含义是对它之中具有优先地位的隐喻的否认。这样一种主词-隐喻向一种第二级的解构——即心理语言学的修辞解构——敞开，在这一解构中当前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文学考察，以应对相当多的困难。 我们的探究将结束于符号学的修辞语法化，如同以言行事表达中语法的修辞化一样，它们都处在被悬置和无视的状态。任何一个关于文学文本的的修辞模式的问题都是一个修辞问句，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在提问。这导致的是一种被无视的焦虑（或是幸福，这取决于一个人的瞬时心境或个人气质），而不是指涉的焦虑——这是普鲁斯特小说里一个清晰的主题，阅读在马塞尔和阿尔贝蒂娜之间的关系中被戏剧化，它不是对于语言的情感反应，而是对于自己知晓其通达何处的不可能性的情感反应。从人类命名和修饰自己的角度来讲，文学和批评——二者之间的区别是欺骗性的——被谴责为（或者被特许为）永远最严密，从而最不可信赖的语言。<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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