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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林伯渠。办事处派车送我们去华清池洗澡，还到附近公园看了看。 我们从办事处坐汽车去延安，一行十多个人，除了几个搞文化工作的就是女同志，其中有郭靖和一个外号叫“卢沟桥”的女同志。大家选我当车长。头天晚上住洛川，国民党特务来查店，把我们的护照全带走了，第二天开车时才取回。当晚宿甘泉，已经是陕甘宁边区的地方。次日过三十里铺，就到了延安。那时已经是1940年10月初了。 到延安后，分配我住在中央组织部，正好在陈云隔壁的窑洞里。他那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他告诉我，要等到交通方便时才能去新四军五师。 一两天后他通知我，毛泽东要见我。我是在杨家岭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着 我，第一句话就说：我们知道，你黄火青是不反中央的。他对我说，新四军五师现在去不了，是不是到学校里学习学习。 我说我已经快40岁了，怕学不进去。他笑笑说，他比我大8岁，还在学习呢。他又问了问新疆和盛世才的情况，各少数民族人数和军队数量。我告诉他，盛世才部队，包括后勤人员号称3万人，其中战斗兵员不过万把人。我们只要有1000骑兵，有电台和苏联联系，背靠天山打游击战，完全有把握打垮盛世才。就这样随随便便谈了一阵，我告辞走的时候，毛泽东特别关照我一句话，有两个人叫我一定要去看望一下，就是王明和高岗。 我体会他的意思是顾全大局，从团结出发。王明住在杨家岭，我去了一趟；高岗新搬住处较远，我和他又素不相识，没有去。周恩来、朱总司令和任弼时我都一一去看望过。 我在组织部住了十多天，就是看看文件，没有太多的事，于是就向陈云提出来，我还是愿意搞军队工作，想搬到总政治部去住，部队熟人多些。得到他的同意，我搬到了总政。 开始和总政秘书长彭加仑住一个院，后来搬到军人俱乐部后面的窑洞，和杨勇住隔壁。我们两家相处很好，我和杨勇性情相投。他的妻子林彬和苏枚也合得来。他也有个小女儿。 那时我很馋，想吃油荤，有一回买了个大猪头，十来斤重，两家分着吃。又有一次我和杨勇出去打猎，想打只野鸡解解馋，跑了半天，什么也没打到。返回途中，凑巧在新市场看见有卖野鸡的，就买了一只，见人就说是打猎打到的， 装装门面。到家后让警卫员给揭穿了，因为他们在拔掉鸡毛后，找不到枪眼，一看就知道是在电线杆上碰死的。解放后我们两人见面，一谈起这件事还不免哈哈大笑。还有一次组织到枣园春游，我和陈云、邓发等四个人在枣园梨树下面玩“都拉克”，玩得很尽兴。那时魏传统在总政当宣传科长，我们比较熟悉。我的长子黄友学、次子黄毅诚、侄儿黄友若和侄女黄友莲、友群，都早已先后在延安工作、学习。我的妹妹黄海明后来在中央党校四部学习。 在总政居住期间，个人生活上意外地遇到过两件不幸的事。一是我的小女儿玛霞因病死了。那年玛霞刚2岁，长得很可爱。傅钟（当时任总政副主任）常说，她和叶子龙的女儿是延安最漂亮的两个小女孩子。那时她已经会说几个单字了。我每次回家，走上石阶刚露头，她一见就叫起来：“爸！”我们在窑洞墙壁上挖个小方洞放东西，她要吃时就会用手指着说：“拿！”她的病是因为缺水，我们没经验，没有及时给她喝水。我把孩子送到中央医院，儿科大夫说，要有两斤葡萄糖才能治，我没有，后来找到傅连璋，给注射盐水，可是已经晚了。这孩子如果还活着，已经40多岁。多年来一提到她的死，心里总有些难过。 第二件事是苏枚胳膊被压断了，那是女儿死后的事。我们在窑洞旁山沟边上挖了一个厕所，有一天下大雨，苏枚去上厕所，土崩滑坡，她的右胳膊被砸骨折。那时我没有警卫员，跑到总政找了副担架冒着大雨把她抬到和平医院。 我在总政等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因为去前方的道路走不通了，不能去新四军五师，组织上安排我到军政学院担任副院长。院长是谭政，副院长有方强、张启龙等，院址在大砭沟即文化沟。我只去报了到，还没有参加过会议，军政学院就合并到中央党校了。 1941年底，我调到中央党校任部主任，副主任刘芝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党校作了整风报告后，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负责领导党校整风学习。我改任秘书长。 中央党校共分六个部。一部学员都是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和少数地委以下的“七大”代表。我改任秘书长后，一部主任由古大存继任，副主任刘芝明。 二部学员为“七大”代表以外的县、团级干部，部主任为张鼎丞，副主任孙志远、安子文。三部为原中央研究院，学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较有名气的文化人和文化工作干部，部主任为郭述申，副主任张如心、阎达开。 四部学员为原军政学院学员和党校原有学员中文化水平较低的工农干部，在整风的同时学习文化，学员级别基本与一部相同，部主任为张启龙（后张邦英），副主任程世才、杨尚奎。 五部学员以陕甘宁边区的县、区级干部为主，也有一部分经过长征的团、营级干部，部主任为白栋材，副主任强晓初、晁哲甫。 六部学员为从敌后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县、区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部主任为马国瑞，副主任谷云亭。 全校学员3000余人，加上公务人员共约6000人。校部和一部设在原中央组织部旧址。 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校部和各支部的干部人选，都有意识地吸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干部担任，特别是吸收那些有能力、有威望和有广泛群众联系的干部参加工作。由于他们多系各个方面主持实际工作的同志，这样就便于汇集各方面的经验和意见，又便于传达上级指示和反映群众的思想动态。 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路线教育运动，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建设上的伟大创举。这次整风运动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主要是清算了王明路线，检查了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检查了自己的思想，从而达到弄清思想，团结同志，团结全党的目的。通过整风运动，使干部学习和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逐步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党性。 当时中央党校是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的。副校长彭真是从模范抗日根据地一晋察冀调来的。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整风运动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对全党整风运动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全党工作的开展也有巨大的影响。 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目的在于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正确路线、政策，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党的优良的工作作风。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镌刻在延安中央党校的礼堂正面墙上，要大家记住：要引导中国革命到胜利，在工作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就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中央党校在工作和学习中始终坚持三条方针：（一）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二）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三）把自己的言行，当作客观事物来对待。 在这次学习之前，参加党校学习的同志，尽管有一些同志参加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但对党内的路线斗争，并不都是那么清楚。经过在党校系统学习，弄清了党内的路线问题，知道了错误路线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加深了对正确路线的理解，统一了对党的历史上路线斗争的是非功过的认识，坚定了必须从实际出发进行革命斗争的信心。 党校整风的过程，首先是精读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党校领导对组织学习文件是十分认真的。 彭真为《解放日报》写了代社论的文章《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对怎样学习文件作了深刻的阐述。同志们学文件也非常认真，边阅读、边思考、边讨论，并认真作笔记。对讨论中的重要问题，请中央负责同志作报告。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弼时和林伯渠等先后到党校做过报告。为了促进大家认真学习文件，还规定领导人要查看下面同志的笔记，帮助批改，互相借看和传阅。毛泽东曾亲自看了一些同志的学习笔记，改正了某些错字，并加了批语，这对大家鼓舞教育更大。 在领会文件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联系实际，检查个人思想、工作和历史，以至自己所在地区和部门的工作。毛泽东提出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 为了检查一个地区的工作，还召开过“山头会议”，由所在地区的领导亲自召集，大家自由发表意见。 1943年10月，我们又转入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学习文件主要是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厚厚的两大本。 彭真有个想法，要在校部和各个部中，都找一些能代表各个方面、和群众有联系的高级干部来负责，如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方面军、各个根据地和白区地下党等，便于联系群众，深入实际。 但他对苏区和红军干部情况不很熟悉，在这方面我多少知道一点，可以帮他的忙。因此，我名义上是秘书长，却不管行政事务，作的是干部管理工作，类似组织部 长，陈养山那时担任组织科长。 整风学习期间，一部各支部天不亮就来找我汇报学习讨论情况，9点钟我再去向彭真汇报。我那时才42岁，记忆力强，何人何事，何时何地，头头尾尾都记得很清楚。那段时间，夜里开会往住开到凌晨两三点钟，我刚躺下要睡觉，汇报的人就来了，真是十分劳累。 苏枚老实，不好意思挡驾请他们晚一点来，只好搬个凳子在门口坐着，干着急。 在党校这一段期间，我自己在思想上也有很大收获，提高了路线觉悟，并认识到只有从思想上建党，才能统一认识，团结全党，过去我只知道从组织上解决问题，不是服从，就是处分。我在学习总结中自我检查，曾有这样两句话：“疾恶如仇有余，与人为善不足。”我的这个自我检查中央领导也知道。彭真对我思想提高是有帮助的。 1943年夏，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一度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党校也受到很大影响。但这种不正常情况很快就被党中央制止了，校领导乃至支部领导是随时如实地、不折不扣地向中央反映运动中发生的情况和问题，因而能及时得到中央的指示，错误能及时得到纠正。虽然如此，也伤了不少同志的感情。 党校的学习是十分紧张的，学校的生产、生活和文化活动也是组织得不错的。学校校务部在牟泽衔、吕其恩、傅振声、伍能光等领导下，自己动手养猪、种菜、纺线、烧炭和开作坊，克服了种种物质条件的困难，保证了学员的生活需要。 边区有名的两种香烟，一是曙光牌，陕甘宁边区政府生产的，另一个是金星牌，就是党校生产的。后来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三五九旅去南泥湾开荒种地，党校随后也派人去了。许多学员来自前方，有的带了警卫员和马夫，就组织这些人员去南泥湾开荒、种地、养猪。 党校学员也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纺线、种莱、开荒、积肥，学校生活日益改善。 文娱方面也很活跃，齐燕铭、刘芝明和杨绍萱等领导排演了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舞台上以人民为主体，而不是以帝王将相为主体，曾得到毛泽东的赞扬，说这“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 经过整风学习，大家认识统一了，把历史上的是非弄清了，一致承认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就为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作好了思想准备。 “七大”是1945年4月23日在杨家岭召开的。我是出席“七大”的代表，并为出席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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