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世界】肖汉泽 |李白款《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考论

敬鹤亚洲图书馆 2023-02-23 发布于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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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书画世界》杂志202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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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款《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考论

文_肖汉泽

安徽省阜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

内容提要：李白款《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惊现日本，不少文博专家为之考辨。专家们关于是“唐人墨迹”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书家是否为李白？本文拟从帖文与现存最早李白诗文刻本对照、用字与盛唐避讳法规比较、字体选择与所处境遇的关系、楷隶间杂与“无法之法”、李白诗稿与日本遣唐使递交时空及送达机缘等诸多方面加以考证，结论是否定的。尽管如此，作为“唐人墨迹”的《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依然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关键词：文献比较；避讳；字体选择；无法之法；遣唐使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图1）惊现日本，不少文博专家为之考辨。此帖名款直言李白，而李白是盛唐最伟大的诗人和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诗、书是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最集中地体现了盛唐的精神风貌。专家们关于此帖是“唐人墨迹”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书家是否如名款所云为李白？本文拟从帖文与现存最早李白诗文刻本对照、用字与盛唐避讳法规比较、字体选择与所处境遇的关系、楷隶间杂与“无法之法”、李白诗稿与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递交时空及送达机缘等几个方面加以考证，并得出相应的结论。

图1　唐　李白（款）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

一、与现存最早

李白诗文刻本不符

最早刻本是诗文辨伪的依据之一。倘使诗文与最早刻本记载不符，就存在问题。而作为依据的刻本，一般地说，应该越接近原始面貌越准确。也就是说，作为依据的李白诗文集版本越早越好。这就需要对李白诗文编集的版本进行溯源了。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李白流放夜郎，赦还至江夏，送僧人贞倩归汉东，作《江夏送倩公归汉东并序》，其序云：“先生六十而隐化，若继迹而起者，惟倩公焉。蓄壮志而未就，期老成于他日。且能倾产重诺，好贤攻文，即惠休上人与江、鲍往复，各一时也。仆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1]770李白以“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后不知下落。唐魏万（后改名魏颢）《李翰林集序》载：“颢平生自负，人或为狂，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谓余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1]23上元二年（761）魏万遵命编《李翰林集》2卷，收诗文44篇，为最早的李白作品集，今佚。宝应元年（762），李白临终前，将手稿悉付族叔李阳冰，托为作序编集。其序云：“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扁舟而相欢。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文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1]15李阳冰编《草堂集》10卷，今序存集佚。唐元和十二年（817），范传正以李阳冰《草堂集》10卷为基础，补辑“时之文士”“公之宗族”所得诗文，成《李白文集》20卷。其《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云：“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时之文士，或得之于公之宗族，编缉断简，以行于代。”^[1]37今佚。

到了宋代，真宗咸平年间，文学家、地理学家乐史在李阳冰《草堂集》的基础上，增收诗歌10卷，编成《李翰林集》20卷，录诗776首；又搜集李白撰写的文章65篇，编为《李翰林别集》10卷，其序云“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今于三馆中得李白赋序表赞书颂等，亦排为十卷，号曰《李翰林别集》”^[1]16。前集今佚，后集明代尚有复刻。

宋仁宗嘉祐年间，宋敏求出知太平州（治所在当涂），闻知李白与太平州的渊源，决定编李白集。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至熙宁元年（1068），他在李阳冰《草堂集》10卷、乐史《李翰林集》20卷和《李翰林别集》10卷的基础上，相继补辑王溥家藏的《李白诗集》中乐史未收之诗104篇、魏万所纂《李白诗集》2卷44篇、民间收集遗诗77篇，共1001篇；熙宁元年，分诗歌为21类，诗文合编为《李太白文集》30卷，其《后序》云:“唐李阳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当时著述，十丧其九’。咸平中，乐史别得白歌诗十卷，合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杂著为别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献公溥家藏白诗集上中二帙，凡广一百四篇，惜遗其下帙。熙宁元年，得唐魏万所纂白诗集二卷，凡广四十四篇。因裒《唐类诗》诸编，洎刻石所传、别集所载者，又得七十七篇，无虑千篇，沿旧目而厘正其汇次，使各相从。以别集附于后，凡赋、表、书、序、碑、颂、记、铭、赞文六十五篇，合为三十卷。”^[2]《李太白文集》30卷成为第一部李白诗文全集本，以后各种李白诗文集，内容基本上不出此本范围。此后，时任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为宋敏求本考订次第。其《李白诗集后序》云：“《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杂著六十篇者，知制诰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3]曾巩对宋敏求所收李白诗篇，从第六卷歌吟类开始到诗集的卷末哀伤类结束，逐一注明其行踪及创作时间，使之成为李白诗歌有编年意义的最早版本。

神宗元丰三年（1080），苏州知州晏知止，将宋、曾编定的《李太白文集》授予信安毛渐校刊。毛渐《跋》云：“临川晏公知止字处善，守苏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诗，以授于渐曰：'白之诗历世浸久，所传之集，率多讹缺。予得此本，最为完善，将欲镂版以广其传。’渐窃谓李诗为人所尚，以宋公编类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详，世虽甚好，不可得而悉见。今晏公又能镂版以传，使李诗复显于世，实三公相与成始而成终也。”^[4]毛渐校刊本，世称“苏本”，是宋代编集《李太白文集》第一个刻本，今不存。

南宋绍兴年间，在刻书最发达的蜀中（今四川眉山地区），根据“苏本”翻刻的《李太白文集》30卷，成为现存最早的李白诗文刻本，也是现存李白诗文全集中唯一的宋代刻本，世称“宋蜀本”（图2）。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缪曰芑得昆山徐氏所藏蜀本，据以影刻于苏州城西双泉草堂，世称“缪本”。“宋蜀本”原刻现仅存两部，一部完整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1986年巴蜀书社据此影印出版，出版说明云：“《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是世界仅存的宋代蜀刻李白诗文集。据学者考证，是北宋时的蜀刻本，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我社特据此，略加编排，影印出版。”^[5]^出版说明另一部藏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宋蜀本，残缺的第十五至二十四卷由“缪本”补配。“缪本”系宋、曾编定的《李太白文集》第三个刻本，今尚存。三个刻本一脉相承，内容一致，唯“苏本”不存。

图2　南宋绍兴年间刊刻《李太白文集》（宋蜀本）

影印书影

现存最早的李白诗文宋刻本，即“宋蜀本”，刊载的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应该最接近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的原貌，也应该是印证李白款《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最权威的文献依据。查巴蜀书社198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影印“宋蜀本”《李太白文集》第二十一卷“歌诗四十七首·闲适”所载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的正文是：“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泉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于尔何有。”^[5]110而《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的正文是：“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渊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于尔何有。”很明显，二者不一致，尽管只有“泉”和“渊”一字之差，但终究有不同之处。从严格意义上讲，《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的正文内容与历史文献不是完全一致的。

图3　清康熙年间吴门缪曰芑双泉草堂

仿宋临川晏氏刊本《李太白文集》书影

再看“缪本”。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王启兴主编《校编全唐诗》上卷第664页李白《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下校云：“渊，王本注：缪本作泉。”中华书局2011年3月1版《李太白全集》卷23第917页《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中“渊”后注云：“缪本作'泉’。”清康熙五十六年吴门缪曰芑双泉草堂仿宋临川晏氏刊本《李太白文集》（图3）第二十一卷“闲适”类《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文是：“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泉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于尔何有。”与“宋蜀本”一致，均为“笑杀陶泉明”，而非《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所云“笑杀陶渊明”。这就进一步证明《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的内容与李白集现存最早宋刻本有区别。虽仅一字之差，但问题就出在这一字上。

二、违背盛唐避讳法规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中“笑杀陶渊明”句的“渊”字，涉及封建社会的避讳问题。在封建社会，人们对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避免写出或说出叫避讳。避讳有国讳与家讳之分，国讳又称公讳，主要避皇帝本人及其相关人的名讳，由国家礼法规定，全国臣民必须一律遵守。家讳又称私讳，主要避尊长名讳。它其实是国讳的一种延伸，同是封建等级、伦理观念的体现。遇有与讳名之字相犯，必须改用其他词义相近的字来代替，或者以“讳”“某”等字填写于空缺中予以表示，违者就要受到相应处罚。

避讳起于周，成于秦，尤盛于唐宋，直到近代才趋于消亡。在唐朝，避讳上了法律，不少人因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唐律疏议》规定，但凡直呼皇帝之名的，触犯“大不敬”之大罪，是当时最严重的“十恶”之一。《唐律疏议·职制》第二条和第八条明文规定：“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普天率土，莫匪王臣。制字立名，辄犯宗庙讳者，合徒三年。”“诸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即妄增年状，以求入侍及冒哀求仕者：徒一年。”其所谓“笞”者，是指用鞭、杖或竹板抽打脊背或臀腿的刑罚。

如避李渊讳，高句丽大将渊盖苏文改写成泉盖苏文；魏广阳王渊改写成广阳王深；浙江龙渊，改为龙泉，龙渊宝剑亦改称龙泉宝剑。杭州虎林门，避李渊之祖父李虎之讳，改称武林门。在大唐，无人敢说“虎”字，只管虎叫大虫，一直流传至今，就是因为李渊之祖父叫李虎。晚唐时期，南诏国王蒙世隆要求册封。因为他的名字同时犯了李世民和李隆基两个皇帝的名讳，唐朝就要他改名蒙骠信，南诏王一怒之下宣布称帝，唐朝便派兵讨伐，拉锯战打了好几年。

避讳之风直到清代中期依然盛行。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西举子王锡侯在《字贯》一书中触犯了康熙玄烨、雍正胤禛和乾隆弘历的名讳，乾隆勃然大怒，迅即下了一道《将王锡侯迅速锁押解京严审治罪谕》，云：“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6]称王锡侯“大逆不法”“罪不容诛”。结果王锡侯被判斩立决；其15岁以上子孙7人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其他如妻、媳人等“充发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此案还牵连一大批政界要人：两江总督高晋以失察降级；江西巡抚海成判斩监候，临刑时改判流放新疆；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革职，交刑部治罪等。

李白所处时代正是大唐盛世，避讳之风正盛。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诗作手迹中直书“陶渊明”呢？

唐李端《冬夜集张尹后阁》诗云：“乘龟兼戴豸，白面映朱衣。安石还须起，泉明不得归。应门常吏在，登席旧寮稀。远客长先醉，那知亚相威。”这里的“泉明不得归”的“泉明”，即指“渊明”，正是李端避大唐开国皇帝李渊之讳的代用。唐韩翃《送客归江州》有句云：“闻道泉明居止近，篮舆相访为淹留。”这里的“闻道泉明居止近”，也是用“泉”代“渊”。唐耿湋《奉和元承杪秋忆终南旧居》诗有句云：“恭侯有遗躅，何事学泉明。”这里的“何事学泉明”，也是用“泉”代“渊”。

李白《送韩侍御之广德》诗云：“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贳酒与君倾。暂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王琦注“酣歌一夜送泉明”云：“《野客丛书》：'《海录碎事》谓渊明一字泉明，李白诗多用之。不知称渊明为泉明者，盖避唐高祖讳耳。犹杨渊之称杨泉，非一字泉明也。’《齐东野语》：'高祖讳渊，渊字尽改为泉。’”用“泉”代“渊”，正是为避高祖“李渊”之讳，凡为诗作文触及“渊”字，尽改为“泉”。

图4　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渊（一）

图5　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渊（二）

图6　北魏《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渊

我们注意到，《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中“渊”字中间少一横，是否有意为之，以示避讳，或备一说。但据文献，渊字的隶书写法足有28种之多，“渊”字的楷书写法也有18种之多。比如，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隶体渊字的两种写法都是中间少一横（图4、图5）；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三年（502）五月廿七日造讫的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南壁《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碑中，“渊”字的楷书写法也是中间少一横（图6）；等等。此帖中“陶渊明”的“渊”字中间少一横，也应是“渊”字的又一种异体写法，并非有意为之。而且这种“渊”字少一横的避讳做法未必就能获得避讳的效果，因为谁都知道那少一横的“渊”字，读起来还是李渊的“渊”字音，能避得了吗？《旧唐书·李贺传》记载：“李贺，字长吉，宗室郑王之后，父名晋肃，以是不举进士。”就因为父亲名叫晋肃，“进”与“晋”音同而犯家讳，李贺便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因此作《讳辩》为之辩，也无济于事，李贺27岁便郁郁而死。可见避讳不单单避字形，更重要的是还要避字的发音。不然李白何必用“泉”代“渊”，用“陶泉明”代“陶渊明”呢？在当时，用“泉”代“渊”，用“陶泉明”代“陶渊明”，应该是约定俗成、人所共知的，很可能是经官方批准的硬性规定。如果官方硬性规定以“泉”代“渊”，有不执行而擅用缺一横之法者，自然也是违法的。须知，“高祖讳渊，渊字尽改为泉”（《齐东野语》），何谓“尽改”？就是无一例外，别无他途，更谈不上所谓“少一横”了。

实际上，现存最早的李白诗文“宋蜀本”与影印“宋蜀本”的“缪本”，其《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都是以“泉”代“渊”、以“陶泉明”代“陶渊明”的。而《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未以“泉”代“渊”，未以“陶泉明”代“陶渊明”。这就证明，违背盛唐避讳法规的《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不是李白书法真迹。

三、字体选择

与所处境遇相悖

传为李白的《立冬》诗有句“冻笔新诗懒写”，说明所处境遇对书家决定书写和怎样书写至关重要。寒冬时节，冷意彻骨，不便也不愿执笔；即使执笔了，也是尽量从简从易从速，能写草书一挥而就，绝不写篆、隶、行、楷精雕细琢。书家遇事不顺，心情急躁之时，也常随手书写草书；而在睹物思人、心怀崇敬的境遇和心绪下，常选择比较庄重的字体，比如隶书、楷书或行楷，以示尊重。

书写字体，如篆、隶、楷、行、草等，是书写文字的结体和形式。在汉代，隶书取代小篆的正体地位。东汉后期，隶书衍生出楷书和行书。魏晋时期，楷书取代隶书的正体地位，形成了以楷书为基础，以行、草为时尚的新体书写风气。魏晋书家荟萃，其杰出代表是钟繇和王羲之，人称“钟王”。而王羲之更是新体书法的集大成者，人称“书圣”，王羲之与其子王献之并称“二王”。

李白师法张旭，同出“二王”一系。李白《王右军》诗云“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赞颂了王羲之的书法。李白师法张旭，而张旭是草书“只应天上有”的“草圣”，那么李白草书自然不在话下，只是为诗名所掩。

李白天纵才华，必不满足于已有水平。他与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号称“酒中八仙”（《新唐书·李白传》），杜甫《饮中八仙歌》有记。此外，李白还与怀素、李北海、李阳冰交好，这些人中不乏草书大家。李白经常与他们在一起喝酒、切磋，草书技艺大进。他在《草书歌行》里表达出“我师此艺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的心声，认为王羲之、张旭等号称书圣、草圣，那只是虚名，好的笔法应不拘泥古人规矩。从古至今，万事到了极致的水平都要靠天生的才能。何必要像张旭那样，观看公孙大娘《浑脱》舞才能有所启发？李白曾云：“欧、虞、褚、陆真书奴耳。”（元代张晏《上阳台帖》跋）其草书技艺已经达到超古境界，显示出“不师古”“贵天生”的太白气象。

清初诗人、《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孔尚任诗文集》卷八“李太白自书诗卷”条，记云：“李青莲自书诗卷，字法超放，若游龙翔凤，目所罕见。诗后识云：'天宝二年春三月八日，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陇西李白。’纸墨蛀碎，十损七八，而御宝及前人印记，仿佛可识。后一跋云：'李青莲诗名千古，轶驾一时；至其书法，人所罕见。今一旦得睹此所写应制诗，词藻之妙，无容置喙，第观其草法之神，迅如奔雷，疾如掣电，出规入矩，飞舞自得，即使旭、素见之，也当掣肘逊避。宜乎历代宝藏，重若拱璧。晚学小子，何幸得附名卷末，国子祭酒许衡跋。’又一跋云：'青莲此卷，真得草书之三昧者耶，不然，何其如行云流水之无不如意也。庐陵解缙书于玉堂清署之南轩。’”^[7]可见，李白极擅草书。其草书“字法超放，若游龙翔凤”，“迅如奔雷，疾如掣电”，“如行云流水之无不如意”，即使张旭、怀素见了，“也当掣肘逊避”，“真得草书之三昧者耶”！如此精湛草法，平时信手便极易写出草书来，而《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书写字体却是楷隶！

李白途经历阳，历阳县丞王历阳设宴招待李白。当时正值大雪纷飞，席间李白频频举杯，豪情万丈。只可惜王历阳不胜酒力，不管李白如何苦劝，杯中之酒就是下不去。李白于是改变策略，即席泼墨写就《嘲王历阳不肯饮酒》，诗云：“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笑杀陶泉明，不饮杯中酒。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空负头上巾，吾于尔何有。”嘲笑王历阳“浪抚一张琴，虚栽五株柳”，表面上以陶渊明为榜样，可就是“不饮杯中酒”，嘲讽和激将之意溢于诗句。然而，王县丞确实酒量太小，嘲讽和激将也无济于事。尽管李白有冲天豪气，也感动不了酒量小的王历阳。在“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的严寒时节，本来就“冻笔新诗懒写”的李白，欲饮不能，欲罢不忍，嘲讽和激将又无济于事。在这种境遇和心绪下，其最可能选择一泻千里的草书，抑或快捷如飞的行草，绝不会是四平八稳、循规蹈矩的楷隶。

开元十三年（725），25岁的李白走出蜀地，在上清派道友元丹丘的引荐下，拜访了上清派司马承祯宗师，被引为“仙宗十友”，贺知章是“仙宗十友”之一。司马承祯深受唐玄宗器重，开元十五年（727），唐玄宗命司马承祯建王屋山阳台观，并让自己的妹妹玉真公主跟随学道。李白得识玉真公主，司马承祯起中介作用。司马承祯曾作阳台观壁画，画中仙鹤、云气，呼之欲出，十分壮观。据《新唐书·文艺列传》及魏颢《李翰林集序》，天宝元年（742），42岁的李白经由司马承祯上清派弟子元丹丘和贺知章的引荐，又得玉真公主极力推荐，终得唐玄宗召见，获赐翰林供奉一职。天宝三载（744）三月赐金放还。同年夏初，李白与杜甫相会于洛阳，后同游王屋山，时司马承祯已经仙逝。目睹司马宗师阳台观壁画，李白感慨万千，挥笔写下草书《上阳台帖》。司马承祯对李白有知遇之恩，李白睹画思人，既惋惜又失落，心情总体是沉重的。在这种境遇下，他理当选择比较庄重的字体，比如隶书、楷书或行楷，以示尊重；但是，他依然选择草书作为书写字体。这表明草书已是他最拿手的书写字体了。那么，作为调侃、嘲讽和激将的席间之物《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不选择最顺手、最快捷的草书抑或行草，而选择楷隶作为书写字体，实在是匪夷所思的。而且这种楷隶间杂的书法，多用于庄重场合，汉代以来渐趋稀少。很难想象，擅长草书的李白会用此楷隶间杂之书书写席间即兴诗作！

四、楷隶间杂

并非“无法之法”

元代书论家郑杓《衍极·古学篇》云：“欧、虞、褚深得书理，信本伤于劲利，伯施过于纯熟，登善少开阖之势。……太白得无法之法。”^[8]

书法是一门深奥的艺术，无法之法是该门艺术的至高境界。要达到这种境界，须经三重历练：借鉴已有之法、不受制于已有之法、无法而法之至法。这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非凡的创新过程。苏轼说：“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这便是无法之法境界了。

李白书法承“二王”一脉，师从张旭。在入其门、探其奥、得其法之时，他赞颂王羲之书法“笔精妙入神”（李白《王右军》），但在“不师古”“贵天生”的追求中，又逐步加以否定，认为“兰亭雄笔安足夸”（李白《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艺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李白《草书歌行》），在否定中逐步完成新的飞跃，达到无法之法境界，而且形成了以“飘逸”为基本特征的书法风格。^[9]

《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诗题八字，“嘲”“阳”“不”三字为单一的楷体。“王”字横尾向上行笔，似有隶书笔意。“历”“肯”“饮”“酒”四字，每字笔画有楷有隶，以楷为主；如“历”字繁体上下两横、“肯”字中间一横、“饮”字右下一捺、“酒”字左上一点，都带隶体笔意。这句诗题文，系楷隶间杂字文。

诗中诸句，“雪花大如手”中的“大”“如”“手”，“笑杀陶渊明”中的“陶”“渊”，“不饮杯中酒”中的“中”，以及“空负头上巾”中的“上”“巾”诸字，均系楷书字体。

“虚栽五株柳”中的“五”“柳”，“空负头上巾”中的“负”，“吾于尔何有”中的“吾”“有”诸字，均系隶书字体。

“地白风色寒”中的“色”“寒”，“雪花大如手”中的“雪”，“不饮杯中酒”中的“饮”“杯”“酒”，“浪抚一张琴”中的“一”“琴”，“虚栽五株柳”中的“虚”“栽”，“空负头上巾”中的“空”等诸字，均带楷隶体韵。如“空”字的最后一横、“杯”字的右下一捺，都有隶书波脚笔画，等等。总体上讲，《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系楷隶间杂书法。

楷隶间杂并非“无法之法”。“无法之法”是对“有法之法”樊篱的突破，是在高度技巧基础上的自觉认知，是一种得大道之后的自我飞跃，是书法艺术中大道无术、大艺不雕的至高境界。而且此帖的这种楷隶间杂，无论楷书字体，还是隶书字体，抑或楷隶笔画相间字体，均看不出有明显的飘逸书风。

五、无递交时空

和送达机缘

有人说，《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是李白赠阿倍仲麻吕并由阿倍仲麻吕带入日本，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十月，19岁的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随第九次遣唐使团到达长安，后更名“朝衡”（或晁衡）。9年的太学修业期满，阿倍仲麻吕参加礼部科考中进士。开元十六年（728），阿倍仲麻吕担任左春坊司经局的校书郎（从九品），正式参加了唐朝政府工作；次年转任门下省“补阙”（从七品），成为唐廷内的清贵官员；四年后改任仪王友（从五品下）。所以《旧唐书》说他“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仪王即唐玄宗第十一子李璲，“友”是一种官职，王公之近臣。开元二十一年（733），第十次遣唐使团来唐，阿倍仲麻吕曾请归，玄宗厚爱其才，未忍放还。

天宝元年（742）李白应召进宫获赐翰林供奉，结识了阿倍仲麻吕，二人成为挚友，经常在一起痛饮，高谈阔论。天宝三载（744）三月，李白上疏请求还山，唐玄宗顺水推舟，赐金放还，李白随即离开长安。

天宝十一载（752），以藤原清河为大使、大伴古麻吕和吉备真备（翌年追加）为副使的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团抵达长安，翌年正月，受到玄宗皇帝接见，由“掌经籍图书，监国史，领著作、太史二局”（《通典·职官八·秘书监》）的秘书省长官秘书监阿倍仲麻吕负责全程接待。天宝十二载（753）六月，使团从长安动身准备回国，在唐36年的阿倍仲麻吕因思念家乡请求随团归国。唐玄宗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任命他为中国回访使，还特地写了一首《送日本使》相送，诗云：“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思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表达了对阿倍仲麻吕的赏识和对使团平安渡海归国的愿望。

阿倍仲麻吕的中国好友闻知他要回国的消息，纷纷作诗赠别。右拾遗王维作《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相赠，诗云：“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27）饱含情感地描绘出一幅遥远归途及归国后的画面，表达了对友人安全的忧虑、一帆风顺回归祖国的美好祝愿和依依不舍的深挚情谊。

谏议大夫包佶作《送日本国聘贺使晁臣卿东归》相送，诗云：“上才生下国，东海是西邻。九译蕃军使，千年圣主臣。野情偏得礼，木性本含真。锦帆乘风转，金装照地新。孤城开蜃阁，晓日上朱轮。早识来朝岁，涂山玉帛均。”（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05）赞美他知礼、朴实、诚恳的美德，并希望他再来中国访问。阿倍仲麻吕也作《衔命还国作》诗（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732）答谢。

当此几乎再无会期的诀别之际，作为阿倍仲麻吕的好友，如果二人相见，李白一定会作诗相送，这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此诗主题重大，又是诗仙大作，一定会流传后世，这也是确定无疑的。然而，遍查《全唐诗》，全无李白送阿倍仲麻吕归国的只言片语。由此可以推测，阿倍仲麻吕自获准归国到登船渡海之间，与李白未曾相见，李白因而也就无从书赠送别诗，更谈不上赠送原本嘲讽他人的《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了。

事实上，阿倍仲麻吕从获准归国到入海离唐，与李白全无交集时空。

阿倍仲麻吕于天宝十二载六月获准归国后，随同日本国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和吉备真备等一行，离开长安，经洛阳、汴州，下扬州，邀请鉴真和尚赴日传法。直至十一月十五日，一行人等齐聚苏州黄泗浦。他们分乘四船，阿倍仲麻吕与大使藤原清河乘坐第一船，鉴真搭乘第二船，吉备真备乘第三船。“十五日壬子，四舟同发。有一雉飞第一舟前，乃下矴留，十六日发。”^[10]起航时，突然有一只野鸡落在第一船的船头，他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着意推迟到十六日才正式拔锚启程。这便是阿倍仲麻吕从获准归国到离唐入海的全部行迹。而这个时段李白在哪儿呢？

依据国内六种、海外一种共七种李白年谱，即宋人薛仲邕《唐翰林李太白年谱》，清人王琦《李太白年谱》、黄锡珪《李太白年谱》，今人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王伯祥《增订李太白年谱》、安旗与薛天纬《李白年谱》，网传王辉斌译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笕久美子《李白年谱》所载，天宝十二载这个时段，李白的行踪依次是：

空缺。（薛仲邕《唐翰林李太白年谱》）^[11]

由梁园而曹南，由曹南旋反，遂往宣城，然后游历江南各处。尔后往来宣城不止一次。（王琦《李太白年谱》）^[12]1598

在梁苑。秋初由梁园往曹南，盘桓数日。遂南游宣城之敬亭山，并泾县之陵阳山水，秋浦之清溪、大楼山、黄山等处。冬杪转徙当涂。（黄锡珪《李太白年谱》）^[13]

春归至魏郡，复西北游太原……旋经洛阳返梁宋……又由梁园南下，秋至宣城……冬复至金陵。（詹锳《李白诗文系年》）^[14]

是年当始往宣城。（王伯祥《增订李太白年谱》）^[15]

早春由范阳郡（幽州）南返至魏郡……西北行，游西河郡……沿汾水南下，入潼关，登西岳华山……在历阳横江浦渡江……秋，南下宣城……卜居句溪之上，敬亭之下。（安旗、薛天纬《李白年谱》）^[16]

早春，自范阳南下魏郡……游西河郡……继续沿汾水南下，入潼关……登西岳华山。至历阳……横江浦渡长江。秋，又南下游宣城……句溪、敬亭山等地。（网传王辉斌译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笕久美子《李白年谱》）

综观这七种年谱所载，加上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关于李白“中年游京师，出京之后，不复再入”^[12]1614的论述，天宝十二载及上溯至放还出京之后，李白与阿倍仲麻吕全无交集时空，又何来书赠《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这种子虚乌有之事呢？

再说使团海上归程。第二船和第三船相对比较顺利，年内就到达日本。第四船遇风暴，在海上漂泊数月，最终于翌年四月抵达日本。

然而，阿倍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船不幸触礁，被暴风吹到了安南的驩州（今越南河静省一带），上岸后又遭土著劫杀。

天宝十三载（754）夏，李白在广陵（今扬州）晤见“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诗序）的来访者魏万，闻阿倍仲麻吕归国途中遇暴风失事的噩耗，李白甚为悲痛，作《哭晁卿衡》诗悼之云：“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17]李白将阿倍仲麻吕的遇难比作皎洁的明月（一说明月珠）不幸沉于碧海，令人无限痛惋，并将这种心情比作笼罩青山的漫天白云。然而“征帆”有知，“白云”有情，碧海不纳皎洁的明月。幸免于难的阿倍仲麻吕等十余人，天宝十四载（755）六月辗转漂泊，重又回到长安。看到李白为他写的《哭晁卿衡》诗，百感交集，当即写下名诗《望乡》云：“卅年长安住，归不到蓬壶。一片望乡情，尽付水天处。魂兮归来了，感君痛苦吾。我更为君哭，不得长安住。”而此时的李白正在游历宣城，无缘相见。阿倍仲麻吕此次归国并未到达日本，而且自此再未离开过唐土。即使阿倍仲麻吕拿到《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也到不了日本本土。因此，李白赠诗阿倍仲麻吕并由阿倍仲麻吕带入日本的说法就成为无本之木了。

综上所述，《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与现存最早的李白诗文刻本有不同之处，用字有违背盛唐避讳法规的现象，字体选择与所处境遇相悖，无法之法远非楷隶间杂可比，而且这种楷隶间杂书法不具备李白飘逸书风的基本特征，李白诗稿与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无递交时空和送达机缘。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并非李白墨迹。尽管如此，作为“唐人墨迹”的《嘲王历阳不肯饮酒帖》，依然是一件国宝级文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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