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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人｜吾丘衍（下） 文/石安
《学古编》成书于1300年（元大德四年），内容分上下二卷，上卷《三十五举》是该书主体，分述识篆和写篆方面的内容；下卷《合用文籍品目》，主要列示当时优选的篆印参考书目。 《三十五举》中记载了吾丘衍在印学尤其篆印理论和实践上的理解和心得，是吾丘衍篆印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展现。后世谈《学古编》或吾丘衍印学思想，往往以《三十五举》为本，故有时也把《三十五举》和《学古编》等同视之，称《三十五举》为我国印史第一本印学理论专著。 吾丘衍在书中着力强调刻印者需识篆和写篆的要义，这点至关重要，甚至可视其刻印需先擅篆书的思想对后来清代文人篆刻“以书入印”思想的滥觞起到一定的发蒙作用——“学篆字，必须博古，有识古器，其款识中古字，神气淳朴，可以助人。又可知，古字象形、指事、会意等未变之笔，皆有妙处，于《说文》始知有味矣。”“今人不知，乃巧画形状，失本意矣。前贤篆乏气象，即此事未尝用力故也。”（三举），又云“凡习篆，《说文》为根本”等等。 其所强调的古文字学、摹印篆及《说文》对于刻印时篆法之重要性，在其时有振聋发聩之功，正式开启印坛“印宗秦汉”复古主义运动（该印学思想影响至今）。另外，在客观上又为元朱文印的普及和独特印风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石安私以为元朱文印之结体可溯源于《说文》篆字结体，若元朱文印与篆法不融通变化，则元朱文入印和《说文》篆字入印的局限性大有类同之处）。 吾丘衍在《三十五举》中对写篆有许多技法上的细节描述，比如他强调的“凡篆大字，当虚腕悬笔，手腕着纸，便字不活相”，石安深以为然。而其在十四举中认为“写篆把笔，只需单钩，却伸中指在下夹衬，方圆平直，无有不可意矣。”这似乎更近于魏晋执笔古法，非当下流行之五指执笔法于平案上书篆。这种执笔法是否真的更为便利适意，因人而异，各有所得。 吾丘衍在十八举中认为，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多见故家藏得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因明此要义，使吾丘衍的印风呈现出与当时其他印人有所不同的特点，相较之下其更近于汉风，更具古拙质朴之韵。 在我看来，吾丘衍于篆印方面，主体是以汉篆为基（白文皆用汉篆，朱文兼用杂体），而汉篆又多变古法，在变体中则又以《说文》为本，由此构成其印篆风格的主要特征。 此外，该书论及的篆印源流亦有助于印学考据。如二十三举谈“端居室”一印：“轩斋等印，古无此式，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印，白文玉印，或可照例。”首次提及并对这方我国最早斋号印的印式进行品评。（“端居”一名令我想起唐代王摩诘《登裴迪秀才小台作》一诗中所描述的“端居不出户，满目望云山。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的妙境。） 时势造英雄，吾丘衍以前，几无专业印家，更遑论印学著述。因而《学古编》一出，印坛为之震动，当时印人皆以能得此著为荣，书中印学思想和考据识辨体例亦影响深远，后世多有印家效其法引其义对印学延而著述。 比如明代篆刻大家何震所著《续学古编》，清代桂馥“聚前人之说，而略举己意，补其阙”的《续三十五举》（1778）、《再续三十五举》（1780）、《续三十五举（更定本）》（1785），姚晏“畅其支而疏其流，辨事驳理”的《再续三十五举》、黄子高“着意述篆”和吴咨的《续三十五举》，以及姚觐元“叹吾丘衍所著辗转传抄，以致文字多论而集张海鹏、李渔、朱象贤诸本校订而成”的《三十五举校勘记》等等，皆是基于吾丘衍《学古编》尤其《三十五举》加以延展的印论专著——民国大学者、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先生对这些《三十五举》著述系列评价颇高，在其所著《谈刻印》一文中称“学者于此数书留心研究，庶几不入歧途矣”。 像其他印家如清代徐上达在《印法参同》、陈澧在《摹印述》中也多见转述或延展吾丘衍《三十五举》论述内容的情况，由此足见这本印论著作在我国印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强大影响。 顺便一提的是，如前所述，《学古编》既有赵孟頫的建议促成之因，更主要还是因为吾丘衍长期授徒篆印积累所致，据闻该书即是以其课徒自用教材整理而成，这也开了以课稿教材为本进而成著的先河。 后世渐有印家效此法著书，较有名的例子如民国时期邓散木著《篆刻学》、潘天寿著《治印丛谈》、寿石工著《篆刻学讲义》、傅抱石著《摹印学》、孔云白著《篆刻入门》等等。这类著作的特点是既有专业知识，又写得通俗易懂。这样的书籍或文章对印学普及和传播有着更便利和积极意义的推动作用——这也是石安撰写书印文章时意图努力和效习的方向。 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学古编》作为我国第一部印学专著，其在印史上承前启后、开宗明义的重要作用和尊崇地位早已得到公认。无论印学理论还是实践心得，泽被至今，吾丘衍地下有知，亦可慰藉矣。 附：后世印家学者对吾丘衍及《学古编》的评价： 元末明初学者徐一夔在《跋吾子行墨足迹后》写道：“（吾衍）先生篆隶的周秦石刻之妙，前辈论其字画，殆千百年而一见，此诚不刊之论。其法今具于三十五举，学古之家苟得其法于言意之表，可以脱去俗习而趋于古”。 明代篆刻家甘旸认为，元时六文八体尽失，吾丘衍能正其体制。 清代冯承辉在《印学管见》中称：“印自秦汉以来，中间旷绝千余年，至元吾、赵诸公奋其说，迄明而大盛。” 清代学者纪晓岚赞吾丘衍《学古编》“采他家之说，而附以己意。剖析颇精，所列小学诸书各为评述亦殊有考核。” 近代画家钱定一以为，刻印之学，泯于唐、宋，重兴于有元之世，自吾丘衍《学古编》出，世人于篆刻之学，始有门径可循。 民国学者马衡则认为：“刻印古无专书，有之，自元吾丘衍《学古编》始。”（他对其中上卷的《三十五举》评价甚高，对下卷的《合用文籍品目》则以为因印章图书“材料日出不穷，如积薪之后来居上。在今日视之，已多不适用。”是为客观之理。） 近代文学大家鲁迅在《蜕龛印存》序中对吾丘衍有高誉：“元吾丘子行力主汉法，世称景附，乃复见尔雅之风，至今不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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