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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期 漫谈吾丘衍及中国印学首著《学古编》 前段时间谈了赵孟頫后，一直想找机会聊聊吾丘衍。两人是元代印坛标志性人物，一个为元朱文印宗师，一个是中国印论著作第一人。谈及元代印人，两人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吾丘衍像 吾丘衍（1268—1311），元代印学大家。又名吾衍、吾邱衍，字子行，号贞白、竹房、竹素，别号真白居士、布衣道士，世称贞白先生。浙江开化（今浙江衢州）人，寓居杭州城内的生花坊“竹素山房”，以授徒诗文篆印诸艺为生。 吾丘衍才华过人，多才多艺。他工诗文，通经史，嗜古学，谙音律，精篆印，擅书法，尤工篆隶，时人评其篆书“当代独步”“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之下”。篆刻一域更是成就卓然，无论理论还是实践皆有大成，观其印，宗法汉印，又融时风，呈现出古朴与秀润兼具之姿，和赵孟頫同启印坛新风（相对而言，吾丘衍印风更古朴，赵孟頫印风更妍秀），两人交相辉映，犹如元代印坛“双璧”。 △吾丘衍“布衣道士”白文印 由于吾丘衍以设塾授徒为业，于印学方面钻研更深，形成自己更多的独到见解。正因如此，后来才有其基于授课实践基础上总结成篇的《学古编》一书，而该书作为我国第一本印学理论著作，在印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在吾丘衍短暂人生中，课稿授徒以外，又嗜读书，家中藏书甚多（但似乎未到藏书家的层级），日研夜读之余，勤于笔记著述，有《周秦石刻释音》、《闲居录》、《竹素山房诗集》（三卷159首）、《古印式》（2册）、《学古编》（2卷）等著作传世。他的诗、书、印均能呈现与时俗不同的清逸格调，字里行间隐隐有高古之风。清代学者纪晓岚评价吾丘衍“其诗不屑屑谨守绳墨，而逸气流荡清新，独辟尘客俗骨刬扫殆尽，可称一时作手”。 △吾丘衍“吾衍私印”白文印 吾丘衍一生布衣。元代危素称“吾丘君隐于武林闤阓间，高洁自持。”顾梅山作《赠吾世行》称：“士友多交接，惟君有敬心。少年精古篆，诸老喜新吟。箫品神仙曲，琴弹山水音。无人知此乐，只在竹房深”。堪明初文学家宋濂评其“意气简傲，不为公侯屈。”可称一时高士。 △高士出行图（右下为吾丘衍） 然而不幸的是，吾丘衍又是位残疾人，“左目眇，右足跛”，这样的生理缺陷导致他虽有家国天下之远大情怀，却无法施展（从其所著《竹素山房诗集》中大量心忧百姓疾苦的诗作中可探其心），只能从诗文韵律书法篆印等处寻找心灵慰籍。满腹经纶的大才更增其孤傲耿介和特立独行的偏执性格。“年光忽去足可惜，壮心空在每多违”，一方面才华横溢，在艺术领域尽显高能，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又不得不空怀壮志却只能强作超然世外之状——“衍每常独行不求侣，明霁时日，之湖山间无定适，任步所至便道以沽酒饮。微醉箕踞，长歌其所为乐府诗歌，已辄，放声恸哭乃返家。——当月明之夜，则持洞箫，骑屋脊而吹，声怨怆而忼壮。”（王行《吾衍传》）这也是其命运最终结局凄惨的原因之一。 △吾丘衍“鲁郡郚氏”白文印 吾丘衍命运多舛，到了“晚年”竟屡遇祸端，前有侍妾“重婚”诉讼官司缠身，更增侍妾之父私造钱币重罪牵连，虽非己过，却难逃冤披重枷之难，如此沉重打击加上身心及性格缺陷，内心苦楚难于言表，遂有轻生之念。出狱不久，本想去找最好的朋友仇仁近谈心解忧，偏偏挚友外出未遇，终于决然留下“刘伶一锸事徒然，蝴蝶西飞别有天。欲语太元何处问，西泠西畔断桥边”的绝命诗，自绝于西湖之中，一代艺术大家年仅43岁即驾鹤西去，令人扼腕。 （对于吾丘衍享年有多种说法，主要是倒推出生之年有不同异议，总体以其享年39-45不等，石安综合考据下来，以为43周岁即45虚岁最为可靠，详情可另文互动交流） 说到吾丘衍《学古编》著述缘起，一方面和其日常教课授徒的工作有关，另一方面还和赵孟頫有关——1299年，官居集贤直学士的赵孟頫（1254~1322）新兼江浙等处儒学提举之职，巡至杭州，从廉访使徐琰处得知居住此地的吾丘衍乃当时高士，但又孤高耿介，不与官家往来，于是心生妙计，以文人身份携所著《印史》一书前往拜访吾丘衍，遂得相见，并相欢甚欢，竟成忘年之交。 赵孟頫与吾丘衍两人虽然年龄（赵年长吾14岁）和社会地位（朝廷重臣VS布衣百姓）都相差悬殊，却不妨碍他们在诗文艺术尤其篆印方面有大量共同话题。临别之际，赵孟頫建议以吾丘衍在印学方面的渊博学识和对篆印古文字学的独到见解，理当著述成文，恩泽后世，成就一番功德。吾丘衍思之亦以为然，遂着手撰文，次年写成《学古编》，两人之交往亦成为印史佳话。 这不由令石安想起 “石安印话”专栏撰文的缘起，去年今日亦是由篆刻家、金石印坊创办人江豪旭兄提议，此后以大约每周一篇的进度整理和记述自己在篆印方面的看法和心得至今。此举虽不能与赵孟頫促成吾丘衍著《学古编》一事相提并论，然回想起来，亦不失为自己人生的一段佳话，于此顺便简文记之。 △吾丘衍印学著作《学古编》 《学古编》成书于1300年（元大德四年），内容分上下二卷，上卷《三十五举》是该书主体，分述识篆和写篆方面的内容；下卷《合用文籍品目》，主要列示当时优选的篆印参考书目。 《三十五举》中记载了吾丘衍在印学尤其篆印理论和实践上的理解和心得，是吾丘衍篆印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展现。后世谈《学古编》或吾丘衍印学思想，往往以《三十五举》为本，故有时也把《三十五举》和《学古编》等同视之，称《三十五举》为我国印史第一本印学理论专著。 △吾丘衍《学古编》局部内容 吾丘衍在书中着力强调刻印者需识篆和写篆的要义，这点至关重要，甚至可视其刻印需先擅篆书的思想对后来清代文人篆刻“以书入印”思想的滥觞起到一定的发蒙作用——“学篆字，必须博古，有识古器，其款识中古字，神气敦朴，可以助人。又可知，古字象形、指事、会意等未变之笔，皆有妙处，于《说文》始知有味矣。”“今人不知，乃巧画形状，失本意矣。前贤篆乏气象，即此事未尝用力故也。”（三举），又云“凡习篆，《说文》为根本”等等。 其所强调的古文字学、摹印篆及《说文》对于刻印时篆法之重要性，在其时有振聋发聩之功，正式开启印坛“印宗秦汉”复古主义运动（该印学思想影响至今），另外，在客观上又为元朱文印的普及和独特印风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石安私以为元朱文印之结体可溯源于《说文》篆字结体，若元朱文印于篆法不融通变化，则元朱文入印和《说文》篆字入印的局限性大有类同之处）。 吾丘衍在《三十五举》中对写篆有许多技法上的细节描述，比如他强调的“凡篆大字，当虚腕悬笔，手腕着纸，便字不活相”，石安深以为然。而其在十四举中认为“写篆把笔，只须单钩，却伸中指在下夹衬，方圆平直，无有不可意矣。”这似乎更近于魏晋执笔古法（诸君可有知者？），非当下流行之五指执笔法于平案上书篆，是否真的更为便利适意，因人而异，各人可自试之。 吾丘衍在十八举中认为，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多见故家藏得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因明此要义，使吾丘衍的印风呈现出与当时其他印人有所不同的特点，相较之下其更近于汉风，更具古拙质朴之韵。 △吾丘衍“贞白”朱文印 在我看来，吾丘衍于篆印方面，主体是以汉篆为基（白文皆用汉篆，朱文兼用杂体），而汉篆又多变古法，在变体中则又以《说文》为本，由此构成其印篆风格的主要特征。 此外，该书论及的篆印源流亦有助于印学考据。如二十二举谈“端居室”一印：“轩斋等印，古无此式，惟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印，白文玉印，或可照例。”首次提及并对这方我国最早斋号印的印式进行品评。（“端居”一名令我想起唐代王摩诘《登裴迪秀才小台作》一诗中所描述的“端居不出户，满目望云山。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的妙境。） △唐代李泌“端居室”白文印 时势造英雄，吾丘衍以前，几无专业印家，更遑论印学著述。因而《学古编》一出，印坛为之震动，当时印人皆以能得此著为荣，书中印学思想和考据识辨体例亦影响深远，后世多有印家效其法引其义对印学延而著述。 比如明代篆刻大家何震所著《续学古编》，清代桂馥“聚前人之说，而略举己意，补其阙”的《续三十五举》（1778年）、《再续三十五举》（1780年）、《续三十五举（更定本）》（1785年），姚晏“畅其支而疏其流，辨事驳理”的《再续三十五举》、黄子高“着意述篆”和吴咨的《续三十五举》、以及姚觐元“叹吾丘衍所著辗转传抄，以致文字多论而集张海鹏、李渔、朱象贤诸本校订而成”的《三十五举校勘记》等等，皆是基于吾丘衍《学古编》尤其《三十五举》加以延展的印论专著——民国大学者、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长马衡先生对这些《三十五举》著述系列评价颇高，在其所著《谈刻印》一文中称“学者于此数书留心研究，庶几不入歧途矣”。 象其他印家如清代徐上达在《印法参同》、陈澧在《摹印述》中也多见转述或延展吾丘衍《三十五举》论述内容的情况，由此足见这本印论著作在我国印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强大影响。
△陈澧《摹印述》大量引用吾丘衍（字子行）论篆观点 顺便一提的是，如前所述，《学古编》既有赵孟頫的建议促成之因，更主要还是因为吾丘衍长期授徒篆印积累所致，据闻该书即是以其课徒自用教材整理而成，这也开了以课稿教材为本进而成著的先河。后世渐有印家效此法著书，较有名的例子如民国时期邓散木著《篆刻学》、潘天寿著《治印丛谈》、寿石工著《篆刻学讲义》、傅抱石著《摹印学》、孔云白著《篆刻入门》等等。这类著作的特点是既有专业知识，又写得通俗易懂。这样的书籍或文章对印学普及和传播有着更便利和积极意义的推动作用——这也是石安撰写书书印文章时意图努力和效习的方向。 后之视今，如今之视昔，《学古编》作为我国第一部印学专著，其在印史上承前启后、开宗明义的重要作用和尊崇地位早已得到公认，无论印学理论还是实践心得，泽披至今，吾丘衍地下有知，亦可慰籍矣。 最后，引述一些后世印家或学者对吾丘衍及其《学古编》的评价，以飧诸君： 元末明初学者徐一夔在《跋吾子行墨足迹后》写道：“（吾衍）先生篆隶得周秦石刻之妙，前辈论其字画，殆千百年而一见，此诚不刊之论。其法今具于三十五举，学古之家苟得其法于言意之表，可以脱去俗习而趋于古”。 明代篆刻家甘旸认为“（吾丘衍）能在元时六文、八体尽失的环境中，正其体制。” 清代冯承辉在《印学管见》中称：“印自秦汉以来，中间旷绝千馀年，至元吾、赵诸公奋其说，迄明而大盛。” 清代学者纪晓岚赞吾丘衍《学古编》“采他家之说，而附以已意。剖析颇精，所列小学诸书各为评述亦殊有考核。” 近代画家钱定一以为，刻印之学，泯于唐、宋，重兴于有元之世，自吾丘衍《学古编》出，世人于篆刻之学，始有门径可循。 民国学者马衡则认为：“刻印古无专书，有之，自元吾丘衍《学古编》始。”（他对其中上卷的《三十五举》评价甚高，对下卷的《合用文籍品目》则以为因印章图书“材料日出不穷，如积薪之后来居上。在今日视之，已多不适用。”是为客观之理。） 近代文学大家鲁迅先生在《蜕龛印存》序中对吾丘衍有高誉：“元吾丘子行力主汉法，世称景附，乃复见尔雅之风，至今不绝。” 作者简介：石安，书印布道者，生于七零年代，现居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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