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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关键词: 解释学（Hermeneutics）、赫尔墨斯，理解，近代主观形而上学、相对主义、历史主义，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地平线，成见 引言 + 卢浮宫的镇馆之宝之一就是举世皆知的《蒙娜丽莎的微笑》。因为有名，这幅画在历史上被再度创作过很多次。例如，马塞尔·杜尚就给蒙娜丽莎加上了各式各样的小胡子；超现实主义大师达利把蒙娜丽莎的脸换成了自己的脸，同样画上了自己标志性的小胡子；安迪·沃霍尔用波普艺术的方式印刷了很多蒙娜丽莎；甚至有人根据自己独到的幽默感将蒙娜丽莎的脸换成憨豆先生的，手里还拿着自己心爱的布偶熊……这些蒙娜丽莎还是蒙娜丽莎吗？对艺术作品的解读是属于原作者呢？还是后来的再创作者呢？还是广大的观众呢？这里涉及一个哲学根本问题——理解。 理解问题是无处不在的。当你在阅读的时候，该如何去理解这本书的内容呢？是不是把所有字词的意思弄明白就足够了？在谈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时候，人们总是说一句口号“理解万岁”。理解真的万岁吗？这种理解又是如何达成的呢？放眼人类千万年的文明变迁，今人该如何理解过去，历史与传统又如何帮助今人理解当下呢？ 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处理“理解”的难题。伽达默尔耕耘的领域在哲学中叫作解释学，其代表作就是1960年出版的《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Methode）。
Ⅰ 解释学：赫尔墨斯的使命 有人把当代西方哲学划分为三大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语言哲学以及现象学——存在主义及解释学传统。第三个传统的开创者是三位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Gadamer）。这两对师徒好像在参加一场哲学接力赛，后者从前者手中接过真理的接力棒。在介绍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之前，首先有必要说明一下，什么是解释学。 解释学（Hermeneutics），又叫作诠释学。英语词根来源于古希腊语hermes，就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信使赫尔墨斯。看过赫尔墨斯画像或者雕塑的人都会知道，他有两条大长腿，腿上还长着翅膀。赫尔墨斯代表着古希腊世界的速度。在现代西方一些国家的邮局外面，依然可以看见赫尔墨斯的雕像。赫尔墨斯的任务是将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话传递给人间的凡夫俗子。不过因为神的语言和人的语言不一样，所以赫尔墨斯不仅仅是一名信使，他还要负责把神的话语翻译和解释给人听。从赫尔墨斯这个名字衍化而来的“解释”一词就意味着要把一种陌生的、不理解的东西，翻译为可理解的东西。古希腊人把阿波罗神庙中的解说叫作“hermeneus”，把对神谕、荷马的诗歌、梦境、占卜的解释叫作“解释术”。伽达默尔认为解释的核心工作就是“转换”，“解释学的动作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从一个陌生的语言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的语言世界”。 虽然“解释学”这个词直到17世纪才出现，不过在西方历史上，解释学的工作一直都存在，并且成为了一门专门的学科。中世纪的时候，人们为了解释《圣经》，发展出了专门的释经学。除了宗教经典，对法律条文、文学作品也有相对应的、专门的解释学。
Ⅱ 解释学的“哥白尼革命” 到了19世纪，解释学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专门的理论。在伽达默尔之前，有三位哲学家对解释学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分别是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和海德格尔。按照当代著名哲学家、解释学家保罗·利科的说法，他们三人实现了解释学领域中的两次“哥白尼革命”。 解释学的第一次“哥白尼革命”起于施莱尔马赫对“理解”一词的发问。施莱尔马赫是一位牧师，也是19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哲学家，被誉为“现代神学之父”。施莱尔马赫虽然成日里与《圣经》打交道，但他并不执着于建构一套专门的释经学，反而对人在阅读、说话、倾听时如何做到“理解”的问题更为关心。要理解文字的内容，首先要弄清楚语法和字词的含义，但仅仅如此完全不够。施莱尔马赫并没有把“理解”当作一个机械的过程，而是把它看作一种“理解的艺术”。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需要借助一定的感性作用，例如直觉和顿悟。对施莱尔马赫而言，理解的过程不仅仅关乎语法，也关乎心理——要把这段文字作者的心理过程重新经历一遍。从具体的解释学传统到理解文字的普遍要求，这是施莱尔马赫的创见。 狄尔泰追随着施莱尔马赫的脚步，他关心的不仅仅是对文字的理解，更要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奠定一个方法论的基础。当时，学术界有一种科学至上主义或实证主义的倾向，希望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迁移到人文社科上，然而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所处理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狄尔泰认为，自然科学是从外部来说明世界，而人文科学却是从内部来理解精神活动。所有的人文科学反映的都是人对生活的实在经验，人精神生活的动力机制关乎所有复杂的认知、感觉、意志问题。除了应对自己的生命之流，人还要处理同他人的互动和交往，这依赖于人的理解，绝非纯粹的因果关系或者其他机械的范畴就能解决，而这种理解非扎根于生活本身而不可得。“生活是活生生的经验”，这一观点总结了狄尔泰生命哲学的核心。 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将解释学的境界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可它依旧还是一种方法论。直到在海德格尔那里，解释学转变为一种本体论，这就是解释学的第二次“哥白尼革命”。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要追问的根本问题是“存在”。海德格尔认为，人也就是“此在”，是一种语言性的存在，只有通过语言，世界才向人们呈现出来，所以语言是解释学的根本问题，理解和解释也就成为了“此在”的生存论结构——它们的意义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技艺和工具，更是人存在的全部真相。顺着海德格尔的解释学路径，伽达默尔发展出了他的“哲学解释学”。
Ⅲ 如何突破自己的局限：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开始就写道：“解释学问题从其历史起源开始，就超出了现代科学方法论概念所设置的界限。理解文本和解释文本不仅仅是科学深为关切的事情，而且也显然属于人类的整个世界经验。”伽达默尔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最终形态是语言共同体，任何东西都不能离开这种共同体。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不是一种类似语言学的特殊科学，也不是一种专业的技艺，它和人们通常所讲的“理论”不一样。理论是带有沉思性质的，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一种带有高度实践技巧的实践活动。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是一切活动的中介，是“一切思想的使节”，所以解释一旦消失，所有思想活动就都无法进行了。解释学不仅要面对文本，还要处理历史、艺术品、文化等一切关乎人类社会经验和生活实践的内容。解释成为了根本的人的生存活动。 在伽达默尔看来，他所处的时代所面对的危机之根本，不是政治或经济危机，而是一种“近代主观形而上学”的危机。这种危机最为致命的表现就是“相对主义”，即认为没有什么好坏对错。相对主义在历史问题中的表现，在当时的欧洲被称为“历史主义”。该主义认为一切都是在历史中出现和形成的，所以不要苛责历史。在这种看法的支配下，人们很快就会陷入虚无。为了克服这种相对主义，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第二部中，提出了解释学的一个关键概念——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 “视域”（德语：Horizont；英语：horizon），也就是“地平线”。它既是视力的全部范围，同时也意味着人的全部局限性。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局限性是历史地形成的。借用海德格尔的经典表述，人是被“抛”入世界的，也就是说，人只有被抛入了一定的视域中，才能理解这一视域中的全部事物。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却认为人们可以克服一切成见，从视域中抽身出来。然而人始终在视域之中，根本无法彻底抛开视域来进行认识，人最多只能从一个视域转换到另一个视域。视域的存在意味着任何人都是带有“成见”（德语：Vormeinung/Vorurteil；英语：prejudice）的。这种成见不是贬义的偏见，而是说人根本上是属于一种传统的。人无法抛弃传统，就像无法抛开地平线一样——不论走到哪里，地平线都将拓展至此，所以伽达默尔说：“视域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 “理解”根据伽达默尔的定义就是“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这就是视域融合。人虽不可摆脱视域，但视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在艺术领域中屡见不鲜。本章开头提到的对蒙娜丽莎的再创作就是这样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原作党”们一定不会接受二次创作后的成果，但如果尝试着将学院派的视域和当代艺术的视域融合起来，或许就能发现学院派审美并不代表着绝对的标准，当代艺术家的创作也有其意义。总之，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要求人在意识到传统的影响时，始终对新的经验保持开放。由于直接承接了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传统，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看似晦涩难懂，但它的本质是实践性的，它鼓励人们去理解过去，审视现在，面向未来。
郁喆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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