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思远旧藏碑帖《元明间拓瘗鹤铭》过眼记

元明间拓《瘗鹤铭》

——有正书局影印底本

两种拓本

《瘗鹤铭》为南朝梁时摩崖刻石，为掩埋亡鹤骸骨而刻，古称王羲之书，属著名的大字刻石。原石因落雷崩坠，后移置镇江焦山定慧寺。此铭拓本向来被金石家及好事者所珍视，并区分为水前拓本与水后拓本。日本也有江户时期的集帖翻刻本流传。

安思远旧藏本被认为是元明间所拓旧本，册页开本阔大，后有王文治、张廷济等名家精彩题记及跋文。1989年苏富比拍卖流出，入手图录后我曾以向来公认的原刻本与之对比，颇觉此拓字画间有奇异处。

图5 苏富比图录所收书影（鹤洲本.安思远旧藏）

后来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安思远藏碑帖，此拓亦有局部书影登载于展览图录，然而拓调与苏富比图录所收相异。此前我曾求证于佳士得书画部负责人马成名先生，据言苏富比本（即指安思远本）实收《瘗鹤铭》二种，其一为佳，而故宫博物院的展览图录中两本书影都有登载。

图6 故宫博物院图录所收书影

但实际上，这两种版本与我至今经眼的向称善本者都有不同。如今得见原帖，以下将介绍一下我个人的见解。

此帖属安思远旧藏十一件中尺寸最大者，装为长31cm，宽64cm的册页，后附多位清代金石名家题跋，共收《瘗鹤铭》拓本二种。其中卷头一本有张廷济题跋，民国间有正书局石印影印，收入《陶斋藏瘗鹤铭两种》。另一本则为苏富比图录登载者，俗称“鹤洲本”，卷末“真宰”的“宰”字下方空白处钤有“焦山僧鹤洲手拓金石”印。此本拓印时刻意强调字画之表现，已失摩崖刻石的原刻面貌，本文不作讨论。

图7 鹤洲本

比较卷首原拓与有正书局印本，王文治所题“华阳余韵”四字（图8）原本横向书于宽扁的纸面上，而有正书局本已将其调整为纵向二行。此外，原拓为一页四行之剪装，影印本中也作了逐行调整，改变了文字排布（图9）。同时，有正书局印本并未收录安思远本后半的“鹤洲本”，而是另取陶斋旧藏“纪也华阳真逸”六字别本印入（此本为卷轴装，内有大量名家藏印及题跋，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图10）。

图8 元明间拓瘗鹤铭（安思远旧藏）

图9 有正书局本（重新排版后的安思远本）

图10 有正书局本（陶斋旧藏别本）

各本比较

安思远藏拓本分剪为一行三至四字不等（图11），拓调较为厚重，难见摩崖拓本中常有的、属于摩崖特有的独特石面凹凸感，取拓时或是取拓后应该加施了相当的拓墨，拓调整体呈现出一种匀称的状态。虽然有正书局本为一色乌黑，但从故宫展的图录和拍卖图录的彩色图版上都可以观察到原拓拓调的不自然状态。

图11 安思远本

图12 国家图书馆藏本

图13 博文堂本

今以向来被视为《瘗鹤铭》善本的国家图书馆藏本、二战前博文堂影印本以及家藏原拓本等为参照，取笔画鲜明处作对比，可见拓调差异如下。

图14 “山之下”

图15 “仙家”

图16 “未遂”

摩崖石皮的微妙凹凸感经拓出后原本呈现为黑与白的交替，但从安思远本的拓调来看，黑色拓墨中显见似为后来填墨的不自然墨块。比较“山之下“、”仙家“、”未遂“等笔画较为清晰的文字，安思远本的拓调足见取拓后另加填墨、涂墨的痕迹。经过这些加工的安思远本的字画，比之公认为善本的国家图书馆本、博文堂本则全无精彩，文字点画生硬，有滞涩之感。又如”未遂“的“遂”字，他本中“辶”皆仅存末笔，而安思远本则保存完好。但这种拓调下，无论笔画如何清晰都很难不让人怀疑存在人为加工的情况。故宫展的图录以及拍卖会的解说中都介绍此本为“元明间拓本”，不知其根据何在，大概就是因为前举“遂”字“辶”笔点画完好，以及其他类似之处的笔画状态看上去较优吧。

像这样通过对比拓调来讨论安思远本的新旧也许没有太大意义，毕竟，以王文治、张廷济为首，安思远本曾经清后期的众多金石家题跋题记，至清末又为金石家、大收藏家陶斋端方收藏，所集诸家题跋自然更夥，在了解金石学家关于《瘗鹤铭》之见解的角度上无疑有着巨大的价值。但碑法帖的核心还是在于拓本本身，安思远本《瘗鹤铭》作为碑帖本身的价值，较之前文中的四件碑拓，应该还是要逊色不少。

翻译：冷求生

 （本文原载《墨》2019第5・6号，艺术新闻社，2019.06.01。）

本文转载自：光和书房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