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东 | 张芝草书“下笔必为楷则”探析

张芝《冠军帖》一

张芝（？———约 192），字伯英，敦煌酒泉人（今属甘肃）。父奂因功求徒弘农华阴（今属陕西），始为弘农人。张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于学，能文能武，多次征辟皆不就，世号“张有道”。尤好草书，学雀瑗、杜操之法，因承袭转而熟谙其技巧，凡家中做衣服之帛，必先写过字然后再煮洗令洁白。临池学书，池水都成墨色。韦诞称其为“草圣”，张怀瑾《书断》认为 “今草书”为张芝所创。今草有别于章草，用笔流动放逸，字画间常萦带连绵。今传《淳化阁帖》中张芝的《冠军帖》，从笔势形体上看，应是晋宋以后人所书。张怀瑾《书断·中》也提到张芝“遗迹绝少，故褚遂良云：'钟繇、张芝之迹，不盈片素。’”[1]

《晋书》卷二十六《卫恒传》全文载入，原文为：“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又崔瑗、崔寔，亦皆称工。……弘农张伯英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下笔必为楷则，常曰：'匆匆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刘宋时期，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记载：“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书’，人谓之'草圣’”。此后的唐宋书论基本都沿袭此说。从字面意思上看，“匆匆不暇草书”就是匆匆忙忙之间来不及写草书的意思， 此后历代书论家对此持不同的观点，众说纷纭。如有人认为“匆匆不暇草书”是反话，其潜在的意思是写草书比写楷书、隶书更花费时间。还有人认为“匆匆不暇草书”是张芝的自谦，其实质是说草书和楷书、隶书一样，在创作时都有法则，不能信笔乱写等。梁武帝《草书状》中引蔡邕语：“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就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2]依蔡邕之意，“草书”的功用就是“救速”或“赴急”，同时也交代了今草书产生的社会背景。笔者认为张芝“匆匆不暇草书”之意在于草书不是随意就能写好的，因为其前有条件：“下笔必为楷则”，草书虽从表面看是急速而就的， 其实创作必须遵循固定的法则，张芝之意在于告诫后来书家，草书、楷书、隶书一样都有法则，不能随性而为。本文主要从今草书产生的历史背景、 草书创作当以楷则为要及草书创作中更注重其内心修炼等方面进行论述。

今草书产生的历史背景

西汉中后期的简牍上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草书，到东汉前期，先后出现了刘睦、杜操、崔瑗、崔寔等著名的草书书家。汉代的毛笔很小，蓄墨量少，加上简牍狭小，故所写草书只能是字字独立的，笔画之间不相连续，即后世所说的“章草”。到东汉中后期，章草经过数代书法家的研习， 其笔法结构已然十分精熟，并有约定而成的特殊形体。后来张芝改良毛笔，增加其蓄墨量，且能连绵而书，墨不枯竭。南齐王僧虔在《论书》中称：“伯英之笔，穷神静思”。张芝笔与左伯纸、韦诞墨并称为妙物，史载：左伯纸是一种理想的书法用纸，韦诞墨是一种精制的良墨。以此可知，到东汉中后期，创作今草书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了。

张芝《冠军帖》二

东汉光和年间，著名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中就记载了当时草书风靡一时，时人如醉如狂地沉迷于草书临习创作的状况。赵壹《非草书》载“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旨，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3]此段文字说明草书产生的现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快速书写的要求。赵壹还指出：“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其蛮扶拄挃，诘屈犮乙，不可失也。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其意批评了包括张芝在内的习草书者，将草书易而速的本旨抛开，把因“临事从宜”而产生的简易、适用的古典草书变成结构繁难、偏重于艺术性的新草书。赵壹的观点从书法实用的角度上讲是有道理的，他认为草书更倾向于简而易的特点。但从艺术的角度讲，每一种书体产生后，就会出现相应的法则，草书更是如此，不能因为草书追求简而易而忽视了其固有的写作法则，故其说法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芝提出的“下笔必为楷则”， “匆匆不暇草书”则具有拨乱反正的意味，故引起了许多追随者的共鸣，并不能简单地说草书脱离了实用，也就同时脱离快速书写。其实草书法度的严谨化和造型的美观化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刘熙载《艺概·书概》中：“崔子玉《草书势》云：'放逸生奇’，又云：'画不可移’'奇’与'不可移’合而一之，故难也。” 明王紱《论书》云：“张芝如班输构堂，不可增减。”由此可知古人强调在学习草书中法则的重要性，这也就是张芝所说的“下笔必为楷则”的真正涵义。

草书创作当以楷则为要

《梁书·萧子云传》：“善草隶出，为世楷法”[4]；怀素《自叙》载颜真卿赠序：“夫草稿之兴，起于汉代。……迨乎伯英， 尤擅其美。……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法详，特为真正。”依此说法，草稿为体，本可潦草，然而既成为专门的艺术，而与其他三体并立为四，则工拙判分，自不容草率涂抹。其意是像张旭那样姿性颠逸的草书家，其书法作点“楷精法详”，则更加强调了草书创作中“楷则”的重要性。

张芝《冠军帖》三

虞兆漋《天香楼偶得》释“不暇草书”为“不暇起草”，是说作文而非作书。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中反驳了虞的说法，说当时草书“体尚未备，习之者亦少，为草书必经营细撰，稍近是矣。”赵翼的观点是习草书必须要“经营细撰”。李联琇《好云楼二集》卷一四亦反驳虞氏之说，以为张芝此语是对楷书而言，并非是针对草书。但汉代赵壹《非草书》中“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私书相与，犹谓就书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以难而迟，失指多矣。”由此可知，赵氏观点恐不可信。依赵壹之说，张芝“下笔必为楷则”并非针对楷书，而是针对草书。因赵壹与张芝同处汉代， 赵壹稍晚， 故其说法真实可靠。今草书在东汉末年成熟，体成法立，其创作宗旨虽是简易，“趣”虽“急速”（赵壹语）而亦遵格式，必须省不失度，变不离宗；结构之难，今日犹然，其实就是说张芝草书更加注重“楷则”的实质。

《全梁文》卷六七庾孝威《论书》早言草书“'己’'巳’莫分，'东’'柬’相乱。……贪省爱异，浓头纤尾，断腰顿足。'一’'八’相似，'十’'小’难分，屈'等’如 '匀’，变'前’为'草’”。王君玉《续纂》以“杜撰草书” 与“哑子做手势”列入《难理会》门；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自言“草书誇神速”；“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难求”；陶奭龄《小柴桑諵諵录》卷上引俗语论草书 “热写冷不识”， 再如俗语 “草书缺只脚， 仙人猜不着”。[5]此说法均指草书初学者胸无成竹，故写草书 “匆匆”或“信手”，全无法度，旁人不识。及学之既熟，不失形体，遂追求骨力风神，已致其用，乃游乎艺，难能进而为巧技。陈师道《答无咎画苑》：“卒行无好步，事忙不草书；能事莫促迫，快手多粗疏。”深得“草”非草率，“易”非轻易之旨。黄庭坚《代书》：“遣奴迫王事，不暇学惊蛇”。“惊蛇”指草书，“迫”则“不暇学”，亦知草书并非轻易草率之书。书法中的楷书与草书，犹如文章中的骈文与散文，诗歌中的律诗与古诗，二体相比较，前者难作而易工，后者易作而难工。前文的种种例证足以说明草书创作并非草率轻易之事，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必须“下笔必为楷则”，张芝此观点纠正了当时草书学习时的错误观念。

草书创作注重内心修练

怀素《自叙》后载诗赞其驰毫骤墨，风狂雨急，朱遥诗：“笔下唯看激电流”，后来米芾《宝晋英光集》卷二《智衲草书》曰：“满于墨电争迴旋”。都说的是草书创作时手笔之迅疾，飘忽不滞。方夔《富山遗稿》卷九 《杂兴》：“醉眼昏花迷野马， 帖书戏草掣风樯 ”。“风樯阵马 ，不足为其勇 ”，出杜牧 《昌谷集序》，以喻“草”时笔势之急，而“戏”又表示“草”时的心境之闲。[6]初学草书者，往往心手俱速，创作出的作品杂乱无章，故草书学习对心境的修炼至关重要。张芝“匆匆不暇草书”的前提条件是“下笔必为楷则”，是说草书创作虽然手笔迅疾，但对心境的要求非常高，要像楷、隶书那样气定神闲。

张芝《冠军帖》四

《全三国文》卷七四皇象《与友人论草书》“如逸豫之余，手调适而心佳娱，可以小展”。孙过庭《书谱》专为草书而发，论书家之“五合”“五乖”，乖始于“心遽体留”，合终于“偶然欲书”。“心遽”并非“匆匆”之意，“遽”本是匆忙之意，亦即不“逸豫”耳。而“偶然” 即“佳娱”兴到也。依孙氏说法，草书创作中做到笔逸不停，意闲不迫，心舒手急，方能合而不乖。张芝说的“不暇作”者，大匠倥偬则不克尽其能事，如果对草书的结构生疏，忙中易乱，必会“失诘屈犮乙”之体。《唐文拾遗》卷二一蔡希综《法书论》载蔡邕语：“欲书先适意任情，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毫不能佳也”。是指楷隶书亦不容“心遽”。杜甫《戏为双松图歌》：“请公放笔为直干”，《戏题画山水图歌》：“能事不受相促迫”，此意指画家作画手可快，但心不可 “遽”。 [7]笔者以为艺术均忌急就，草书虽“易而速”，但不能误以为草率，其创作时的心境很重要。

江少虞《皇朝类苑》：“信速不及草书，家贫难为素食”。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三九《跋山谷草书〈渔父词〉》：“家贫不办素食， 事忙不及草书”。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六《七月十五日书》：“'家贫难办素食，事忙不及草书’———今日果然如此，古人可信非与！”前所举例，即张芝所说的“不暇”，孙过庭所说的 “心遽”，言草书创作时切忌轻率，急迫。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三记张观“生平未尝草书”，有句云：“观心如止水，为行见真书”；[8]由此看出，中国古人非常重视草书创作时“心如止水”的心态，只有内心彻底平静以后，方可创作出好的作品。后人以此认为闲邪之致如此，则工书为玩物丧志耳，纯属谬误。其实是讲草书创作更加注重“心如止水”的修炼。

综合言之，对于张芝语“匆匆不暇草书”的真正涵义，历来说法很多，其根本原因是后人脱离原有的语境而进行阐发。尤其是宋代以后，对此句话的解释越来越繁杂。笔者以为“匆匆不暇草书”只是张芝的自谦语而已，其实前一句的条件“下笔必为楷则”非常重要。张芝的本意是草书和其他书体一样必须要有规范，不可轻率而为，而需要缜密的构思和心如止水的创作心境。中国书法，从严格意义上讲，正是从张芝开始才成为真正的艺术的，可以说，张芝书法是中国书法真正的起点，张芝以后，“今草书”蓬勃发展，而且在东汉末年引起人们狂痴的追求。到东晋时期，今草书的水平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二王短札创作。此后中国书法沿着张芝、二王的道路发展，并在唐初确立了以“二王”为正宗的书法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3]华人德.中国书法史.汉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186，188.

[2]蔡邕.蔡中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36：74.

[4]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9：357.

[5][6][7][8]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1125，1126，1127.

原文载于《甘肃高师学报》2017年0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