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 文/黄蔼北（广州）
“文革”武斗盛行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序的文攻武卫已经把全国的经济搞得商品紧缺，粮食紧张，民生紧迫。大队社员买点食盐、洋火、洋碱之类的简单日用品，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国家规定，以大队为单位，开办供销合作社。
在我们家乡一带，社员们都将供销合作社简称为供销社、合作社、商店。我则在心底里将其称为合作社。
在大队合作社当售货员的社员，是大队和生产队里职业吃香、地位崇高、受人敬重的人，售货员中的负责人更是当红的人。我刚进学堂读书的时候，妈妈就谆谆教育我说：
“你要好好学习，将来认秤，斤两把握得准确，打算盘，数字算得赢别人，能到大队合作社当个站柜台的，我们祖宗可就是冒青烟了。”“文革”那时，广播员、通讯员、售货员是大队里年轻人最理想的“三员”。他们的身份比社员吃香好几倍。
站在柜台里的售货员，工作清闲不用说，在那计划经济的年代里，物资供应相当匮乏，想要弄点紧俏的日常用品，都得凭票、凭关系，售货员却能到公社的供应代销点轻易弄到一些紧缺的东西。售货员自然受人仰仗，被人敬重，令人高看。
通常情况下，合作社的房子都是全大队最好的房舍，五六间大。我们兰溪大队的合作社就是。我记得外婆家的大队青龙公社同盟大队（贯下）的合作社也是，前面用的是红砖，东西山墙和后墙用的是墙砖砌的。在那时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房子。
我二舅舅王昌显在“文革”初期就被造反派、青龙公社的武装部长罗铭琨给用煤油烧残了手指，手都岣嵝着，弯曲着，病变了，根本上无法参加生产队的苦力活劳动。
贯下大队特别是青龙公社慑于我大舅舅王造权在江西省会南昌、在航空基地四川西昌及雅安的军人威望，慑于我三舅舅王昌云在江西省会南昌公安方面的威势，就不得不将我二舅舅王昌显安排到合作社做售货员。
二舅舅在同盟大队（贯下）合作社当售货员，自然受人敬重，被人仰仗，令人高看。我到外婆家做客，也就常常会跟表哥王文去合作社玩。慢慢地，我也知道那地方的一些事。
那座合作社前面的土路，是大队部的一个水塘，下坡处就是一大片一大片农田。农田右面是章江河，左面是庵子上和塘角里几个生产队。那口水塘一年四季里都很少干的，显得很邪乎。
从土改时到“文革”，大队批斗地主和“坏分子”都在这里进行。水塘边的旁边那一片树林里，王姓、叶姓、黄姓、周姓几个地主和“坏分子”，有的也就在树上上吊死掉了。
“文革”时期，青龙武装部的部长罗铭琨在县委的默许下，三番五次亲自到贯下大队来指挥批斗会，就在树林里那些造反派活埋了几个“坏分子”。我二舅舅手掌和手指被造反派浇上煤油，点燃洋火，被烧残，也是在这大队部给搞的。
批斗会时，穷苦的社员在青龙武装部罗铭琨部长的指使下，用杉麻簕和皮鞭醮上水塘里的水，把那些被批斗的人往死里打。一时间，地主、富农和“坏分子”那的哀求嚎叫声充斥在整个贯下塅上。
造反派和罗铭琨他们把人给搞死了，就直接往水塘里扔。在二舅舅工作的合作社玩，幼小的我有时想，这口水塘里，有着冤魂在哀嚎。我和表哥王文想去水塘里玩水，二舅舅就会制止说：“不可以玩水游泳，水里有吊死鬼，有屈死鬼！”他的这些话就把年少无知的我们给吓唬住了。
贯下大队的合作社东面和南面都是柜台，最南面是供售货员值班、存货、休憩的房间。我跟王文老表去了二舅舅那里，都径直进那房间去玩的。屋里面摆着两张办公桌，桌子对面就摊着一张床。北墙用透明的大玻璃隔着，便于监看外屋的货品柜台。
合作社有两个售货员，二舅舅是具体负责的，社员们来买东西，都叫他“王主任”。这既是对他负责合作社职务的敬重，也是对他曾经担任过大队副大队长兼治保主任的尊称。
二舅舅写得一手规整的字，打得一盘精通的算盘，制得出一张张清晰的账目表，手虽岣嵝、弯曲、病变，但却没有妨碍他做这些活。我外婆总担心他在合作社会受人欺辱，常常不懈地利用闲暇时间来合作社里探望探望。全大队的人也就不敢有谁来造次了。
全大队的社员都知道，我外婆的大儿子王造权、三儿子王昌云在省会和航天基地有威势，都不敢在我二舅舅王昌显面前造次。他们都知道，万一得罪了，我大舅舅或者三舅舅从外头回家省亲时带枪回来，被一枪崩掉，报仇雪恨，就等于被狗搞死的。这动乱年代，谁有权有势，谁就是爷爷辈。
我二舅舅一般是站在货架和柜台中间的空间卖东西。大货架上，布匹摆放整齐，白花、黑纹、青靛之类的布，都散发出清香味。中间就是家常用的扣子、顶针、针头线脑，特吸引人的就是烟、酒、糖、茶、饼等等那些副食品。
柜子最前头柜子上，摆放的是香皂、洋碱、雪花膏。还有柜子下头，则摆放着犁头、锄头、铁锨、四齿铑、瓷瓶、秤、挂钟。那大缸里，则盛满了酱油，酱油的美味诱人唾沫在喉结里滚动。更有那些橄榄、山楂、芒果的砚腌制品香味，诱人深咽口水。
二舅舅跟前柜子上摆放着一台黄花梨木制的打算盘，社员们来买东西结账，那算盘就被二舅舅打得噼噼啪啪响半天。
合作社里，二舅舅永远不停歇，不是给来买东西的社员拿货，就是誊写账目，打算盘核计数字，要不就是不厌其烦地摆弄小副食品，小商品。
我期待的，就是二舅舅悄悄地塞给我和表哥王文一块糖，几枚橄榄，一包小饼干。我们得到二舅舅的“以权谋私”物品后，会躲进那休息室，悄悄地品尝起来。那时，我心底里涌现的是有舅舅可就是好，舅舅会疼外甥狗。
在我心目中，贯下的那几幢青砖黑瓦、红砖黑瓦的房子，显得格外亲切，里面的副食品给了我很多的记忆。我也会在副食品的诱导下，忘记在那一片树林里发生的白色恐怖事件，发生的残暴的“文革”批斗和搞死人、搞残人的暴行。
合作社在我心目中之所以诱人，关键是二舅舅能在暗地里塞给我东西吃，让我倍感那房子的温馨、温暖、温情。
“文革”结束后分田到户，二舅舅就从合作社搬离，回家种田去。清闲时间，他到大队办的茶场去干活，到山里给砍伐树木的民工做厨师，更多的时间就是被邀请给人家帮厨，为人家置办红白喜事出力。
我读初中后，几乎很少去外婆家做客了，我要忙于自己的功课，没那么多时间。偶尔去外婆家走走，见到的二舅舅都在抽烟，拿着长长的水烟管，拨弄着黄烟丝，划着洋火，不停地抽。
他抽烟时，眼睛都一直紧紧地朝着大队部、合作社的方向，朝着那一片寄托着他青春、奉献、苦难的地方，出神地望着。那合作社曾经存在过的地方，多多少少都能给他一些安慰。
在慰藉里，二舅舅抽着烟望着合作社的方向，发呆，出神。那地方，很安静，不是很喧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