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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篇开始，我们开始细读《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这一卷的细化章节。先说魏国书法，也就是魏晋南北朝里的“魏”。说到“魏”，也需要从三国时期说起——三国时期，魏国据有的中原腹地是东汉以来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魏国都城洛阳，自东汉定都于斯，二百年来一直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这里要说，曹操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北方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产逐渐恢复，然而，在战胜袁绍等一系列强大的对手的过程中，他从较低的社会阶层中网罗人才，但他同时也争取名士，尤其是汝南、颖川、荆州等地的名士，这些名士，其实是曹操政治阵营的中坚力量。 
这样，曹丕称帝建国时，魏国更加人才荟萃，而洛阳、邺都都日趋繁华。三国时期文化科技方面的成就，也集萃于魏国。我们来看一下：
是的，三国时期的文化科技，魏国最为领先，其实，魏国书法之盛，吴、蜀两国也无从比拟。
近代学者马宗霍（学《说文》一字记得这一位学者）在《书林藻鉴》强调了这一点：三国规模，以魏京为最宏。文士云蒸，书家鳞萃；鸿都流风，去之未远。中郎（蔡邕）虽往，法度可寻；孟皇（梁鹄）尚存，輸墨自在。观夫《正始石经》，接武《熹平》，则邯郸 （淳）之遗也；凌云榜题，比肩安定（梁鹄），则仲将（韦诞）之迹也。胡昭尺牍，动见模楷，刘廛草书，许通笺奏，此皆其著者。而郃阳残石之朴茂，胶东断碑之凝重，《范式》之体邻《衡方》，《王基》之意出《夏承》，虽不知书人姓名，亦自可贵。至于元常（锺繇）专工，伯儒（卫觊）兼善，更无论矣。 这里面提到的名字，几乎涵盖了整个三国时期杰出的书法家，他们都生活在魏国。因此，三国书法中，以魏国书法最为重要。1、魏国书法承袭东汉流风。原因很简单，邯郸淳、梁鹄、锺繇、胡昭、卫觊、韦诞都是由汉魏的士人，锺、胡师法刘德昇，卫、韦出于邯郸淳，邯郸淳师承于汉朝名家，他们的书法风格，都奠定于东汉，因此，魏国的这些书法家，必然与汉风一脉相承。古文。卫恒《四体书势》称：“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邯郸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魏国书家之所以的古文早已不是东汉古文，在继承的过程中，变化已经产生。
隶书。魏国也出现了与东汉隶式不一样的作品，最显著的书迹，是风格端庄流丽的《曹真残碑》，如图：
看这通碑，它那出锋尖锐的挑笔撇画、圆厚的捺笔、有些斜度的横画，都很生动，但我们已经很明显看到与汉法的常规了。它是隶书，又是魏碑，这其实也是魏国隶书书法变异和创新的成果。接下来说正书。当然，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楷书的诞生。正书，这种书写体势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东汉。它的来源，有的说是隶书，有的说是行书。总之它是在隶书俗写体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的。现在所见篇幅最完整的正书作品，年代最早者，是锺繇写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的《贺捷表》，此时正是曹操当政时代。因此，正书确立的时间，通常定在曹魏时代，或者说是汉魏之间（因为第二年曹操去世，曹丕就代汉建魏了）。无论如何，在那个时期，正书已经可以用以向朝廷上表，是足以用之书写郑重文件的书体了。
这里锺繇写的正书，其实就是最初的楷书，锺繇的正书，横画的收笔采用了“顿势的笔法”，使用了“硬钩”，捺笔写得直利，点画已是敛笔顿按。这里面，其实已经有了后来“永”字八法的各种有别于隶书的笔法，至此，毛笔书法笔法已全部俱备了。
这些笔法，有的吸收了隶书俗体的写法，有的是加工改造，把正书笔画规则化，条理化了。而且在结字上呈现出欹侧之势，又写得端正匀称，这其实就是楷书诞生的过程。其实，行书的大发展，其实也在曹魏时期，前面我们已经读过，行书形成于东汉。汉魏时期最著名的书家是锺繇和胡昭，他们共同的老师是刘德昇（刘的详细介绍见前面的文章）。但锺、胡二人的行书，也有显著的差别，如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里所说：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古肥今瘦”。显然，这是锺繇对东汉行书加以“改造”才产生的特点，是他对东汉行书的发展，所以，锺繇也是中国书法史上顶顶重要的人物，要重视他。
但是锺繇他们的新书风，来源于魏国洛下出现的新文风。而这种新文风，其实也源于曹操。曹魏时期，文学受到上层社会的重视，曹氏父子都热衷于文学创作，他们一反传统，摒除了汉代文士惯用的浮辞丽藻的夸饰，利用明白晓畅的民间乐府形式，通脱地唱出了慷慨苍凉的人生调子，叹咏令人哀伤的离乱生活，不再用文学去说那些“助人伦，成教化”的大道理。于是，文学贴近了生活，人成了文学的主题。文学的地位也由儒家政教礼制的工具，转变为士人抒情咏怀和表现人的精神风范的艺术手段。文学里有了人的觉醒，有了人的“风骨”，也有了独立于经术的价值。关于这一段的文风转变，具体可以参读《中国文学史》“建安文学”相关篇章。曹魏新文风的出现，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变动，观念的变化，也指示了人文风气变迁的路向。书法家陶染时风，际会文运，这也就造就了大写新体的风气。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楷书、行书两种书体在曹魏之后才大行其道，成为主流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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