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来自/wmwm1989（长篇连载）2022-05-15 10:18:01 
艰难的抉择 接着，清军的三路大军先后到达云南曲靖，明曲靖知府盖世禄投降。 顺利会师以后，清军立即着手准备进军昆明。 自从明军全线溃败，不得不忍痛放弃贵州的时候，李定国就已经意识到，清军的下一步动作肯定是立即进犯昆明。屡战屡败的明军绝不可能是士气正盛的清军的对手，昆明肯定是保不住的。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提前撤离昆明，然后再想别的办法。 十二月九日，正在撤退路上的李定国派人先行一步回到昆明，向皇帝报告：清军兵势太盛，希望朝廷能够尽快转移。 自打建立的那天起，永历朝廷的经历完全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命运多舛。不是在跑路，就是在准备跑路。直到进驻安龙以后，虽然终于不用到处乱跑了，却也彻底变成了孙可望笼子里的一只鸟，不仅毫无人身自由可言，反而时不时地就要被孙可望恐吓一下。十八先生之案发生以后，永历君臣更是被吓出了“恐孙症”，生怕哪天孙可望心情不好，自己这帮人都得没命，过得那叫一个提心吊胆。 一直到李定国带兵到安龙迎驾，把永历君臣转移到昆明，才算是过上了安稳日子，吃得好睡得好，想要啥基本上也都能实现。 满打满算，这段安稳日子也才不到两年的时间。 现在，所有美好的记忆终成过往，一切都结束了。 听说晋王殿下兵败，清军正在向昆明开进，永历朝廷内部立即炸开了锅，嚎啕大哭者有之，无声啜泣者有之，低声咒骂者有之，振臂高呼者有之，整个朝堂之上乱成了一锅粥。 好不容易等所有人情绪稳定下来，朱由榔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往哪儿转移比较稳妥？ 负责传旨册封的行人司长官任国玺对于朝廷一遇到危险就第一时间选择逃跑的做法非常不满，请求皇帝在昆明死守。 
在当时的永历朝廷里，像任国玺这么有种的大臣是很少见的，所以他的意见很快就被否定了。 刘文秀的部将广平伯陈建呈上了刘文秀去世之前写给皇帝的奏疏，请求皇帝退往四川建昌。 当即就有大臣表示同意，同意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四川那儿还有忠于朝廷的夔东十三家可以依靠；第二，巩昌王白文选的军队没受什么损失，而且就驻扎在距离四川不远的地方，这是一支值得信赖的生力军，完全可以保证皇帝陛下的安全。 翰林院讲官刘茞的分析则更加透彻：“如今云南的四面八方都是蛮夷之地，皇上如果流亡到外国，文臣武将肯定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从。如此一来，就算皇上侥幸得以脱身，避难于外国，也会像小鸟失去了羽毛一样，最终只会在烟瘴之地坐以待毙。微臣认为，四川建昌这几年庄稼接连丰收，粮草堆积如山。如果借道象岭进入建昌，可以在那儿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就算清兵尾随而至，我们也可以就地募集船只，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直接到达夔东。夔东十三家的将士们听闻圣驾到来，肯定会主动迎接我们的。到时候我们合兵一处，直捣荆襄，唾手可得！” 永历皇帝对这个方案非常感兴趣，他马上派人找来地图，让刘茞在地图上标示清楚转移建昌的具体路径，又安排了一个叫丁调鼎的锦衣卫立即去找正在撤兵的李定国，征求他的意见。 李定国也很赞成这个方案，十二月十三日，他一回到昆明，就赶紧去觐见了永历皇帝，表示支持朝廷向四川转移。他还提出，现在向四川转移，武定是必经之路。但是武定地区太过荒凉，到那儿之后恐怕筹集不到足够多的粮草，不如经宾川州进入四川，粮草问题比较好解决。 永历皇帝表示同意，下旨命令户部尚书龚彝和工部尚书王应龙立即着手准备粮草，两天后正式出发。另外，庆阳王冯双礼、广平伯陈建、武功伯王会、定北将军艾能奇的长子艾承业率部先行向建昌转移，为后续的大部队开路。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把守渡口的明军士兵一觉醒来，惊恐地发现，清军已经全部渡过了盘江，正在朝他们扑过来，吓得赶紧后撤。赵布泰当然不会放弃这么好的追击机会，立即下令全力进军。 
在撤离昆明之前，李定国向全城百姓发了一个布告：“本藩在滇多年，与众位百姓情同父子。现在国势倾危，朝廷马上就要撤离，定然很难与大家一起同行。清兵一到，肯定会大肆烧杀抢掠，趁着朝廷现在还没撤离，你们大家赶紧先行逃跑吧。” 昆明的老百姓这才知道清军马上就要逼近了，形势已经不是十分危急，而是万分危急。绝望的情绪瞬间蔓延全城，城里城外哭声鼎沸，各家各户都在收拾东西准备逃命。 李定国和白文选商量了一下，准备等朝廷和百姓们全部撤离之后，把昆明城里所有带不走的粮食全部烧掉，免得到时候全部落入清军之手，反倒资助了敌人。 然而当李定国去向皇帝汇报的时候，朱由榔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给出的理由是，清军到来之后，一旦缺乏粮食，肯定会从没有逃走的百姓身上搜刮，他不想连累这些无辜的百姓。 李定国当然知道，留下这些粮食无异于借寇赍盗，只是，一向爱民如子的他，没法拒绝这个理由。 后世对这个决定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有人评价这是妇人之仁，也有人称赞这是仁慈爱民。 很难说这两种看法孰是孰非，只能说从各自所站的角度来看，都有道理。 从军事角度看，这个决定无疑是失策的。清军占领了整个贵州之后，虽然扩大了地盘，却也面临一个非常窘迫的问题：缺粮。 贵州土地贫瘠，能够给清军提供的粮食非常有限，当时向昆明开进的三路清军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缺粮的困扰。如果留给清军的是一座没有粮食的空城，即使未必能逼迫清军撤退，至少清军是没有什么底气对永历君臣紧追不舍的。 实际上，留在昆明的粮食最终足足保证了三路清军半年的粮食供应，对清军攻取整个云南可以说是帮助极大。 从现实角度分析，清军在夺取大明江山的过程中，对老百姓的态度大家是有目共睹。扬州十日、江阴三日、嘉定三屠……这样的例子一抓一大把。如果清军在占领昆明之后发现没有粮食供他们继续追击，那么一个很大概率的可能是，他们会从没有来得及逃跑的百姓身上肆意搜刮。毕竟在此之前，他们没少干过类似的事情。 而且，就算李定国把昆明的粮食一把火全烧了，清军难道从云南其他地方就找不到粮食了吗？除非李定国能赶在清军到来之前把云南所有的粮食都烧掉。 这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临时]变卦 十二月十五日，永历皇帝带着后宫嫔妃、宫女太监、文武百官和家属离开了生活近两年的昆明，开始向建昌转移。 跟随朝廷一起逃难的，还有许许多多扶老携幼的昆明百姓。 李定国在之前的布告中已经提醒过百姓，朝廷很难与大家一同撤离，希望他们能自行逃难，不要跟着皇帝走。可是老百姓又能逃到哪儿去呢？在他们眼里，朝廷就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只有跟着朝廷的大部队走才是安全的。 面对把身家性命全部寄托在朝廷上的百姓们，不管是朱由榔还是李定国，都不忍心派人驱赶他们，只好任其自便。 这样一支混杂着君、民、官、兵的队伍，人数高达几十万，其中又有大量的妇孺老幼，结果一天只能前行三十多里。 好不容易走到昆明城西的碧鸡关，由于道路狭窄，过的人又多，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踩踏事件，再加上饿倒的、病倒的，到处都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哭声。 朱由榔实在不能再对此熟视无睹了，他命令停车，站起身来，侍候在旁边的黔国公沐天波赶紧把他搀扶住。朱由榔回过头来，远远地眺望着昆明城里的宫殿，眼泪已经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他哽咽着对沐天波说：“朕还没有走远，军民已经被涂炭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朕一个人而连累万千百姓，还不如回到昆明为社稷而死，以免生灵惨遭这样的荼毒！”说完，放声大哭。 沐天波也对前往建昌产生了怀疑：这才刚出昆明，就已经困难重重了，四川山高路远，照这个行进速度，啥时候才能走到啊？ 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云南西部可以直达缅甸，而且沿途筹措粮草非常方便，一旦我们走出边境，就海阔天空了。万一满清鞑子放缓追击，我们只需要守好大理的玉龙关，就可以保住大理以西的地方。” 大臣当中，马吉翔和李国泰等人全都支持沐天波的方案。 同样支持沐天波的，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金维新。 金维新是云南昆明人，大西军入滇以后，他一直担任李定国的幕僚，深受李定国的信任。 金维新不愿意前往建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他是一个乡土情结很重的人，作为土生土长的云南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 至于第二个原因，是有点无厘头的。 金维新曾经喜欢上了一位美女，很想把这位美女娶进门，没想到当时有个叫王偏头的明军将领也喜欢这位美女，彼此之间争风吃醋在所难免，闹得很不愉快。 后来这位美女最终花落谁家，不太清楚，但两人之间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 偏偏这位王偏头现在正在担任建昌总兵，金维新担心，一旦进入建昌，王偏头肯定要对他进行报复。 这几位大臣开始轮番对李定国进行劝说，希望他能够改变主意。 看到这么多大臣都不同意继续前往建昌，李定国也不好再继续坚持，同意往滇西方向撤退。 李定国的态度紧接着又影响到了皇帝陛下和其他大臣，最终，朝廷转移的方向从向北变成了向西。 这个撤退方向的调整有两个恶果。 第一，永历朝廷彻底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军队，那就是由冯双礼、陈建、王会、艾承业等人带领的北上前往四川建昌的部队，他们是替朝廷的大部队开路的。 第二，滇西地区向来属于人口稀少、生产极不发达的地界，永历朝廷撤往滇西，可以说是既招不到兵，又筹不到粮饷，更是与川东的夔东十三家、福建沿海的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势力彻底失去了联系，算是进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死胡同。 这不，很多之前一直忠心耿耿追随永历皇帝的大臣听说朝廷临时把撤退方向从北上改成了西撤，感觉再继续跟着已经没有任何前途了，纷纷选择脱离朝廷，改名换姓，自行寻找避难藏身的地方去了。 这些人包括吏部尚书张佐宸、兵部尚书孙顺、礼部尚书程源、户部侍郎万年策、大理寺少卿刘泌、左佥都御史钱邦芑、少詹事汪蛟等等。 1659年（南明永历十三年，清顺治十六年）正月初一，正是中华民族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春节。朱由榔和他为数不多的臣子们在云南西部的永平县度过了这个传统佳节。颠沛流离的逃亡和对未来的绝望冲淡了春节的喜庆气氛，所有人的脸上布满了忧愁和苦闷。 正月初三，三路清军在没有遭遇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昆明。南明卫国公胡一青、提学道徐心箴、光禄寺卿黄复生、提督刘之扶、土司总兵龙世荣等一大批没有跟随永历朝廷撤走的文臣武将选择了向清军投降。清军入城之后，对百姓和降兵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抢劫和掠夺。 多尼、吴三桂和赵布泰没有工夫约束部下的恶劣行径，他们不想给永历朝廷任何喘息的机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商量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很快，新的进军方案就出台了：信郡王多尼负责驻守省城昆明，平西王吴三桂和征南将军赵布泰各自带领本部人马沿着永历朝廷撤退的道路继续追击。 正月初四，永历君臣西撤到了永昌（今云南省保山市）。一时还看不到清军追来的迹象，朝廷就在这里暂时安顿了下来。 李定国向皇帝陛下请求，由他去坚守位于永昌东北的重镇大理，以保证永昌地区的安全，朱由榔予以批准。 
三天后，昆明陷落、清军正在继续追击的消息传到了永昌，永历君臣好不容易稍稍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有人提出，朝廷应该继续西行，撤进缅甸境内，以图安全。 翰林院讲官刘茞在朝堂之上坚决反对，他激动地说：“陛下之前在昆明的时候，已经决定北上入蜀，结果中途却改变了主意，向西来到了永昌，已经让万千臣民大失所望。现如今，永昌已经临近边境，一旦舍弃此地，就是蛮夷之地了。外面到处都在谣传皇上准备退入缅甸。缅甸乃是外国，时而归顺，时而背叛，就算其忠顺于我国，派使者前来迎驾，我君臣值此患难之时，狼狈进入其境，也断然不可能再号召中外中兴大明了。假如他们对我们举兵相向，到时候咱们进退失据，该如何是好？说实话，如今中兴二字不过是臣子们的忠君之言，其实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还不如卧薪尝胆，闭关休养。对外派遣将士固守关隘，对内劝导百姓发展农桑，死守上一两年，等待形势发生转变。如果有幸能够苟全，四方必定会有勤王之师到来。假如敌兵继续进逼，仍然应当取道入蜀，尚可有一线生机。” 说着说着，刘茞嚎啕大哭。其他大臣也被刘茞的情绪所感染，跟着哭了起来，朝堂之上立即哭声一片。 朱由榔知道，到现在还没有弃他而去的人，都是个顶个的大忠臣。他们说的话绝对是肺腑之言，他们留下的眼泪也绝对不是惺惺作态。可是事已至此，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他低下了头，半天没有说话。 过了很长时间，他抬起头来，给刘茞安排了一个任务：起草《罪己诏》和《告上帝忏文》。 这两篇文章虽然名字不大一样，不过内容和目的都是差不多的——开展自我批评，收拾人心。 
一败再败 李定国到达大理没多久，白文选带着败退的部队也终于来到了大理城下。 白文选一来，自己身上的担子就能稍微轻一点了。李定国很高兴，带着几百名骑兵亲自出城迎接。 结果，他见到了一个怒气冲冲的白文选。 白文选一边哭，一边严厉指责李定国：“陛下把所有的军队全都托付于你，希望你能完成恢复宗庙社稷的重任。现在却落到了这步田地，谁来承担这个责任？你在遮炎河战败撤退了，你知道有多少百姓惨遭清军的毒手吗？” 面对生死兄弟的真情流露，一直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李定国终于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抱着一颗赤胆忠心，死而后已，以报陛下的知遇之恩。” 看到李定国如此悲痛，白文选的情绪终于平静了下来，不忍心再继续批评他了。毕竟，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也不全是李定国一个人的错。他擦了擦眼泪，平和地对李定国说：“你先保护着陛下转移到其他安全的地方吧，我来负责断后。” 李定国点了点头，带兵返回永昌保护皇帝。白文选则带着残部镇守大理城北的玉龙关，准备迎战清军的追兵。 李定国回到永昌以后，才知道皇帝已经下了一份《罪己诏》进行自我检讨，他感到非常愧疚。正如白文选所说，朝廷沦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他作为三军最高统帅，确实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定国不是一个没有担当的孬种，他主动上表承认自己的错误，上缴了皇帝赐给他的黄钺，请求皇帝降罪。 朱由榔摇了摇头：“这是国家之祸，晋王不用太过自责。” 李定国仍然坚持请皇帝降罪，朱由榔拗不过他，同时也为了平息众怒，只好下令把李定国连降三级，仍然全权负责指挥所有明军，戴罪立功。众位将军也都依次降级，不过同样暂领原职，和晋王一起立功赎罪。 二月九日，吴三桂和赵布泰领兵追到了镇南州（今云南省南华县）。负责在这里镇守的是总兵王国勋，他率部与清军展开了激战，最终由于寡不敌众，英勇战死。 清军的下一个目标，正是白文选镇守的玉龙关。 白文选虽然勇敢地选择了留下来，但是他非常明白，这一仗只有一个结局：战败。他手里只有一万多人，而且之前接连战败，士气非常低落。反观清军，吴三桂和赵布泰的人马加起来至少有十万人，而且一路上顺风顺水，士气相当高昂。 虽然已经知道了结局，白文选却没有别的选择。就算是战死在这儿，至少也能为朝廷争取一点时间，值了！ 吴三桂和赵布泰带着清军兵临城下，白文选选择了以攻为守，带兵主动出击。 奇迹没有出现，明军被吴三桂和赵布泰联手击败，阵亡将士四千多人，损失战象三头，战马一百四十匹，总兵吕三贵被生擒，永历皇帝亲自赐给白文选的巩昌王金印也被清军缴获。 战后，清军乘胜攻占了大理。 
白文选带着残部且战且退，撤退到永平县以后，他派人放火烧毁了澜沧江上的铁索桥，带兵进入了木邦土司地区（在今缅甸境内）。 得知白文选战败，玉龙关失守，李定国赶紧安排平阳侯靳统武领兵四千，保护皇帝和众位大臣离开永昌，撤往腾越（今云南省腾冲市），他自己带着其余的兵马断后。 这一次，又有一大批官员选择离开朝廷的大部队自行逃命，包括大学士扶纲、户部尚书龚彝、礼部侍郎郑逢元、兵科给事中胡显、御史陈起相、吏部文选司主事姜之琏等等，追随永历皇帝的大臣越来越少了。 工部尚书王应龙是陕西肤施（今陕西省延安市）人，虽然目不识丁，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为人非常朴实，擅长制作弓箭，是最早追随张献忠在陕西起义的元老之一。老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的时候就任命他为工部尚书，大西军入滇以后，他也一直担任着原职。 此时的王应龙年纪已经很大了，行动非常不便，根本不可能再跟着皇帝一起撤退了。 可他又不忍心弃主而去，于是，他叫来了自己的儿子，说：“我原本是一个出身草莽的人，承蒙皇帝圣恩，才能有今天的待遇。现在我既不能匡扶社稷，又不能与圣上共患难，难道还要厚着脸皮苟活于人世吗？” 说完，自缢殉国。 王应龙的儿子没有阻拦自己的父亲，他哭着说：“父亲殉国，作为儿子难道还要苟且偷生吗？”跟着上吊自尽。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