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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化，李鸿章的幕僚，因出任漠河金矿总办，表现出杰出的管理才能，受到赏识。后署理河南、山东巡抚等职，直至最后一任新疆巡抚。他政治抱负远大，目光长远，是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的忠实拥护者。在其任上，注重资料的搜集整理，组织编辑整理《漠矿录》《抚新纪成》《新疆图志》等。无奈时运不济，终归未能实现心中所愿。1912年6月，袁大化辞职东归，以“晚清遗民”蛰居天津。袁大化（1851—1935），字行南，安徽涡阳县人。早年仕途不济，直到遇到李鸿章，成为淮军幕僚后才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1881年，李鸿章派吴大澂到黑龙江巴彦，办理对沙皇俄国的外交事务。得知消息后，袁大化主动请缨，要求到东北地区历练，遂投效吴大澂，奉命进入吉林、黑龙江两省中俄边界的伯力、海参崴和双城子等地侦察俄军情况，绘制地图。后进入大兴安岭的深山陡峭间，在额木尔河沿海岸勘查老金沟和漠河的金矿区。经过几年的磨砺，袁大化得到李鸿章的青睐，为其特捐“同知”衔，派充漠河总办，升为二品衔道员，戴花翎。在漠河金矿第二任总办任上，袁大化兢兢业业，实行有效的经营管理，让漠河这块人迹罕至之地变成了兵民辐辏、商贾繁兴的边陲重镇。漠河金矿首任总办李金镛曾评价他“称其胆识俱优，足任艰巨”，“耐苦耐劳，结实可靠”。1905年，在调任徐州河漕粮盐驿兵备道期间，袁大化的幕僚将其保留的有关漠河金矿的文牍、资料等编辑成《漠矿录》。该书由矿山、矿产、宾僚、奏议、禀函、批牍六卷组成，共七万多字。矿山卷中，袁大化考察了黑龙江最上游的洛古河到黑龙江南岸观音山范围内的产金区域，标明漠河、元葆山、奇乾河等六个矿区的名称来源和地理方位。第二卷记载各个矿区、金沙的特点、成色、采金方式以及1890—1897年各金矿历年产金数量。第三卷简要记载创建和经办漠河金矿的李金镛、姚岳崧等50余人的生平简历。第四卷记载自1887年动议创办漠河金矿至1897年中，北洋大臣李鸿章、王文韶、黑龙江将军恭镗等关于漠河金矿的奏议。第五卷记载李金镛和袁大化上李鸿章、王文韶、恭镗、依克唐阿、吴大澂等的禀文以及宾僚的书函。第六卷为李鸿章、王文韶、恭镗等对李金镛、袁大化禀文的批复。该书内容详实，不仅是研究漠河金矿史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近代东北地区开发史以及中俄关系史的珍贵文献资料。1906年，袁大化以徐州道身份授山东按察使，后又历任山东、河南布政使，署理河南、山东巡抚。1910年11月，清廷下旨“山东巡抚袁大化，为新疆巡抚”。1911年冬，袁大化至迪化（乌鲁木齐）正式就任新疆巡抚之职，本想在任上施展才华，名垂千古，未料辛亥革命很快波及新疆各地，袁大化闻讯后一面请旨讨伐，一面部署作战。无奈革命军势如破竹，袁大化只能狼狈出逃。辛亥革命后，他坚决不向共和制度低头，仍以晚清遗老自居，并经常到天津张园进谒末代皇帝溥仪。1935年病逝于天津。自1881年至1912年的31年仕途生涯中，袁大化始终能够洁身自好，以维护清廷统治为己任，成为洋务新政和清末新政的实践者。漠河，地处祖国东北边陲，盛产黄金，与俄罗斯一江之隔。这里天气奇寒，丛林密布，地理环境十分恶劣。1884年夏，黑龙江将军的部下在戍边巡防时，缉拿了私入漠河淘金的不法之徒，并发现俄国人越境采金的事实，之后一度派兵驱赶中外淘金者。然而私挖金矿屡禁不止，遂引起清廷关注。李鸿章极力支持创办矿务局，认为开办金矿不仅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且有利于繁荣东北边疆经济，巩固国防，遏制沙俄侵略阴谋。在考虑总办人选时，李鸿章推荐淮系人物、候补知府李金镛负责筹办。1887年，清廷任命李金镛为总办，全权负责开采金矿工作。在考虑辅佐人选时，李金镛立即想到了曾和他一同在东北共事的袁大化。在李金镛的邀请下，袁大化于1888年前往漠河担任提调，襄助办矿事宜。上任后，袁大化在与共事者“和衷共济，事无大小，无不熟商妥筹，以期善后”的同时，与北洋大臣李鸿章保持密切联系，随时汇报矿厂情况。在实地考察矿工人数逐年增长，而粮食供应日渐紧张的困境，向李鸿章提出“惟有借矿以屯垦，斯惟筹边之策……”即实行矿垦兼营。为提高金矿生产效率，降低工人成本，建议仿照俄国采用先进机器淘沙。1890年10月李金镛病逝，李鸿章极力推荐袁大化接替总办之职。在呈递《袁大化接办漠河矿务片》中，李鸿章奏请“候选知县袁大化前随吴大澂在吉林珲春一带筹办垦荒练兵事宜，耐苦耐劳，结实可靠。上年经李金镛禀调赴工，称其胆识俱优，足任艰巨。到工后，派充该局提调，襄助一切，极为得力。李金镛以病请假，即派该员代理局务，迄今数月，迭次接阅禀牍，规画井然。现值隆冬封冻，工作较简，出金渐稀，该员方在力裁繁费，支柱艰危，且熟悉该处中外情形，竟无出其右者。昨接依克唐阿电称，地方静谧，诸臻就绪，可令该员一手经理，当由臣札饬袁大化暂行接办漠河矿务，以专责成。”详细阐述了袁大化理应成为继任总办的不二人选。对这位安徽老乡，李鸿章也是特别照顾，特地致函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北洋防务大臣吴大澂等人鼎力协助。1892年，李鸿章在《漠河金厂请奖折》中提到袁大化“接办局务以来，坚苦卓绝，支撑危局……遇缺尽先即选，并加二品衔，以示鼓励”。光绪皇帝下旨“以总办漠河金厂出力，予知府袁大化，道员用，加二品衔”。1893年，袁大化在《漠河矿务启事》中，称经营矿务的四年里，他不仅陆续还清之前所借官款，而且在保证原矿区出金的情况下，又在黑龙江的上、下游支流中探查金苗，开辟观音山、达义河、洼希利沟等金矿厂，扩大生产规模，取得显著成效。1891年至1893年的三年里，先后出金矿6万多两，1895年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嘉勉；1896年，矿局获净利银30万两，达到极盛时期。漠河金矿以产金量“为各矿所未有”的骄人业绩成为当时清廷金矿中的“翘楚”，成为洋务运动中，除轮船招商局、开平矿物局等“卓有成效”的几家近代官督商办企业之一。漠河金矿不仅为清政府提供可观的军饷和赈灾款，为其他近代矿业的创办起到示范作用，也实现了清廷在北部兴利实边，保卫国防的创办目的。漠河金矿能在许多洋务企业中脱颖而出，除了李鸿章的大力支持，前任李金镛打下的良好基础以外，袁大化本人突出的管理才能也是重要因素。漠河金矿实行的是官督商办的经营体制，这种由商人出资认股，由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的经营方式，有利于资金的筹集和人才的会聚。考虑到地理位置重要，李鸿章奏陈“漠河开矿之举，实关边要利害，与内陆矿务之专以利言者不同”，将金矿的创办和发展与杜绝沙俄觊觎、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维护清朝统治联系起来，从而得到了开矿之初政府13万两的垫支官款。在实际管理中，袁大化坚持贯彻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建立合理的财政管理制度和合理的分配制度。如派专人监视矿工所得，防止矿丁偷带金矿。坚持总办负责制即各矿务事宜由总办“相机妥办”，但总办不直接经理财务；由股东保荐诚实有资望之人管理财务收支，股东有监督财务的权力。财务制度须公开，每年的收支各账整理成册后送交各股东审核，呈报北洋大臣和黑龙江将军查核。漠河金矿实行严格的约束体制和奖惩制度，上至总办，下至矿丁，一律禁止私带金沙出厂和挪用企业资金；分配上实行“矿丁得六成，局得四成”的制度，其中矿工所得须统交金厂。这样将企业的生产绩效与个人工资相结合，极大地调动矿工的积极性，保证矿厂的生产经营。漠河金矿的兴盛使得黑龙江沿岸地区的移民不断增加，这些移民形成一股防卫力量，对抵抗沙俄侵略，保卫国防做出了一定贡献。在经营管理方面，它的办矿经验、章程以及经营模式等都为近代矿产企业提供了借鉴，许多矿厂还直接派人前来学习经验和技术。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东北地区及边远地区都兴起了办矿热潮，如黑龙江的库玛尔河、都鲁河，以及吉林的三姓、热河的建平、乌梁海地区等陆续开办金矿。▲第二排第五人为袁大化（图片来自《老照片》第118期）正当漠河金矿呈现一片蒸蒸日上的气象时，黑龙江将军衙门对不善阿顺的袁大化日渐不满，要求整顿金矿。袁大化很快就洞察了此中的“玄机”，在给李鸿章的信札中提及“本省当道意见纷歧，事机稍失，积忤生衅。大化秉性迂执，不善阿顺，事须整顿之处，不难破除情面……”后因遭到弹劾不得已去职。1895年，直隶总督王文韶派湖南候补知府周冕接办漠河金矿总办，袁大化的总办生涯宣告结束。1897年，在《奏请被议道员恳恩开复原官送部引见片》中，王文韶称袁大化能耐劳苦，勤奋有为，对其任上的功绩给予肯定。清政府即将袁大化开复原官，交直隶委用。1884年新疆设立行省，开启了清朝“弃外藩，固内藩”的边疆地区统治制度的新建构。1910年（宣统二年）11月13日，清朝下旨“山东巡抚袁大化，为新疆巡抚”。1911年（宣统三年）冬，袁大化正式上任，开始了新疆末任巡抚的仕途生涯。在由山东赴任新疆的路途中，袁大化途经河南、陕西、甘肃等地,与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恩寿等人会晤,商谈边疆地区的政务。袁大化本就是有心之人，他将此行所历之事，编著《抚新纪成》。在清末预备立宪的大背景下，面对新疆新政过程中的诸多复杂问题，袁大化提出新政举措，体现其政治胆识和性格。他围绕“域民”、“固本自强”的抚新政策基本点，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倡议修建新疆铁路设施，袁大化清醒地认识到新疆地理位置的重要，在上奏《请借款修通东西铁路以保西域而固全局折》中，详细论述新疆建立铁路的缘由及具体规划构想。他认为随着“新政”实施，铁路渐通，交通便利，陆防再次被重视。他强调“中国边防以东西两首为最急”，威胁最大的东以日、俄为主，西则英、俄为主。袁大化从国家整体边防安全角度中进一步强调，如果英国从大吉岭开山修路，打通通往拉萨之路，那前藏必然岌岌可危。英国定会将势力拓展至青海，直抵西宁，威胁西部地区的国防安全。由此可见袁大化的全局意识很强，对于中国西部未来的发展，尤其是依靠铁路交通带动新疆长足发展，具有一定的预见性。二是推行经济改革，遏制通货膨胀。主张在新疆分设银行，解决货币市场危机；由新疆当地的商民主动“请愿抽捐归抚恤款”，解决新疆货币市场危机。为节约新疆财政开支，提出垦荒开渠及采矿等开辟利源的经济政策。垦荒开渠不仅促进新疆的农业发展，也为军事、教育等举措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基于在矿业开采方面的经验，袁大化提出未来新疆大规模发展近代开采事业的规划。另外，就如何抚恤商民、加强边防、促进贸易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体现出“固本而图文明”的卓识远见。三是在教育革新方面主张不求数量，求质量，根据实际情况兴办各类学堂，在南疆实行国家通用语教学，开设习汉语学堂或简易识汉字学塾。考虑到北疆的地理环境，主张因地制宜，相机劝办学堂。认为开办学堂要细化，要设立陆军学堂、法政学堂以及各类蒙养学堂、师范学堂等，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便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密切与内陆联系，为新疆近代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人才保证。这种因地制宜的教育办法不仅为维护新疆教育的正常发展指明了方向，也避免了外部势力干涉中国而借题发挥，颠覆中国政权。针对新疆法律、法纪混乱，执法官员素质不高的问题，袁大化根据清末司法改革的相关政策，采取简化案件审判程序、整顿吏治、军纪等措施。 
▲老沟金矿遗址 正是得力于袁大化在经费保证、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支持，详细记述新疆的历史地理、人物风情等情况的《新疆图志》才完成定稿并刊行。作为这部书的总裁，袁大化曾评价自己为“支持编纂新疆图志，成为名作，其功殊不可淹没”。 《新疆图志》共计116卷及卷首1卷，150万字。在编纂过程中，袁大化亲自审阅每一分志的定稿，撰写分志序言，冠于卷首。他共计撰写29篇分志序言，加上总序，共计30篇，4万余字。袁大化早年的仕途经历，让他深感图志的重要历史价值，所以他在分志的序言中，都会注明具体的写作时间。这些序言体现了袁大化对当时新疆局势的认识及其治理边疆的思想，对研究新疆历史文化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袁大化任职新疆期间，履行了巡抚职责，其着手进行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举措，虽有不切实际的一面，但其总体治理新疆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随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新疆很快卷入革命的巨大洪流当中。在此期间，袁大化逆历史潮流而行，最终被迫下野，结束了其极为短暂的主政新疆生涯。「帅艳华，合肥市李鸿章故居陈列馆文史馆员，历史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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