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有问题吗？

星河岁月 2023-02-27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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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人认为《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繁简杂糅、不合规范。实际上，《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合乎规范，不能仅仅以当下汉字的使用情况作为标准，还要考虑到题字的时间因素以及当时汉字使用的情况。就题字的时代及其文字使用情况来看，《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符合当时使用的状况。在语言文字问题的认识上，应当具有正确的历史观，一要避免以今律古，二要避免厚古薄今。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典》；封面题字；规范；语言文字；历史观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封面

有人指出：现代汉语的规范用字是简化字，但是《现代汉语词典》封面题字中的“現” “語”“詞”用了繁体字、“汉”用了简体字，繁简杂糅，很不协调。^[1]17言外之意，作为起规范作用的《现代汉语词典》，其封面题字却没有树立良好的示范作用。

那么《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到底是否合乎规范呢？

一、《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合乎规范？

这里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能用繁体字？第二，《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为繁简杂糅？

（一）《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能用繁体字？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能用繁体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七条规定：“本章有关规定中，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四）题词和招牌的手书字……”^[2]2题词可以包括为书籍题写的书名、题言和题诗等。因此，《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可以使用繁体字。

从实际应用来看，《汉语大字典》^[3]、《汉语大词典》^[4]、《古代汉语读本》^[5]、《汉语史稿》^[6]等图书，《古汉语研究》《上古汉语研究》等期刊的封面题字以及《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纸的报头题字都出现了使用繁体字的现象，就是封面题字可以使用繁体字的证明。

《汉语大字典》《上古汉语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报》题字

（二）《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为繁简杂糅？

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为繁简杂糅？我们认为，要想清楚了解《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是否合乎规范的问题，不能仅仅以当下汉字的使用情况作为标准，还要考虑到题字的时间因素以及当时汉字使用的情况。

实际上，字形的变化伴随着汉字的长期演变过程，甲骨文中即已出现简化字^[7]56。新中国成立之前，汉字的简化工作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教育家陆费逵1909年在《教育杂志》发表了《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这是目前所知第一篇明确提倡简体字的论文。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1922年，陆费逵又发表论文《整理汉字的意见》。1923年，胡适也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中赞美“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1934年，钱玄同向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提出《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1935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但由于遭到了戴季陶等人的反对而不了了之。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前，虽然简体字并未在社会上大规模推行，但一些知名人士在为汉字的简化而不断努力争取。

新中国成立不久，即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2年2月至1954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字整理组经过5次修改，拟定了《常用字简化表草案》（《汉字简化方案》的基础）。1955年10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经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讨论的结果作了修改，修改后的草案经国务院汉字简化方案申请委员会审定。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第23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的《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汉字简化方案》。1956年2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汉字简化方案》的基础上编印了《简化字总表》。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语委重新发布了《简化字总表》，并作了个别调整：“叠”“覆”“像”不再作“迭”“复”“象”的繁体字处理。^[8]2

虽然《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标注了封面的“現代汉語詞典”是由郭沫若所题^[9]，但缺乏题字的具体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志江研究员曾经指出：郭沫若题字时，汉字简化尚在进行中，“汉”已经简化，但还没有实行偏旁类推简化，所以“现、语、词”用的还是繁体。^[10]即便如此，仍未对题字的具体时间等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因此我们在此稍作探讨。

《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封面

《现代汉语词典》1956年由国家立项，1958年6月正式开编，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内部发行，1978年正式发行第一版。我们发现，1960年印出“试印本”征求意见的封面即为郭沫若题写的“現代汉語詞典”。由此可以推断，上述题字应当在1956年（国家立项的时间）至1960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之间。而这段时间在编印《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与《简化字总表》的时间范围之内。《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漢”简化为“汉”，但作为偏旁的“見”“言”并没有简化为“见”“讠”（《简化字总表》中才出现了简化），因此写作“現代汉語詞典”完全符合当时用字的规范。

这种情况从《中国语文》这一期刊的用字也可以看出来：《中国语文》于1952年创刊，在1955年第3期之前，用的都是“漢”。由于《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出现，从这一期开始，开始使用“汉”。1955年至1965年，《中国语文》使用的都是“現”“語”“詞”，由于1964年编印了《简化字总表》，所以从1965年开始，《中国语文》不再使用“現”“語”“詞”，而使用了“现”“语”“词”。当然，《中国语文》封面题字的“语”是个例外：1952年-1960年用的是“語”，从1961年开始，转而用“语”。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封面题字一般相对比较稳定，不会轻易调整，因而与文字的变化相比，有时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中国语文》1952年和1953年封面（部分）

郭沫若曾为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和黄帝陵等知名建筑题字，并受到过书法大师启功的高度评价。而《现代汉语词典》自出版以来，为语言文字的规范等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已经成为商务印书馆众多工具书的品牌，影响甚广。从图书文化的传承性、稳定性和推广性角度，《现代汉语词典》现在沿袭郭沫若的题字，似乎也无可厚非。因此，《现代汉语词典》的封面题字繁简杂糅，这是从当今的文字视角得出的结论。但从封面题字的时间来看，并非繁简杂糅。

二、论语言文字的历史观问题

明代音韵学家陈第指出：“盖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11]7也就是说，时代不同，汉字的字形、读音和意义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这是社会发展的表现之一。我们认为，在语言文字问题的认识上，应当具有正确的历史观，一要避免以今律古，二要避免厚古薄今。

《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中华书局，2011年）封面

（一）避免以今律古

所谓“以今律古”，这里是指不考虑语言文字的历史发展情况，盲目地按照后来的语言文字状况理解过去的现象。上面认为《现代汉语词典》封面题字繁简杂糅、不规范的观点，就是由于不了解《现代汉语词典》题字时期汉字简化的实际情况，从而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的认识并非仅仅存在于极少数人的头脑中，因此需要引起重视。

语言文字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了解每个时代的发展状况，才有助于加深对语言文字的认识。有人认为，“出”和“重”是一对造反的字，理由是：“出”是一座山压在另一座山上，因此表示“重”的意思；而“重”是由“千”和“里”组成的，到“千里”之外，就是“出”。^[12]246-247实际上，这是用现在的眼光孤立看待汉字字形的问题，也是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

先来看“出”。甲骨文的“出”写法是“”，它是一个会意字，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的“”是人的脚，下半部分的“”是地形凹陷之处（也有人说是洞口），上下两部分合起来表示一只脚从低洼之处或洞口迈出，因此“出”是“出来”的意思。《集韵·至韵》：“出，自内而外也。”《诗经·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13]549可见“出”不能当作两个“山”的组合理解。

《心域无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6、247页截图

再来看“重”。“重”在甲骨文中写作“”，是由“人”和“東”两个部分所组成的，“人”表示意义，“東”不但表示声音，还可以用来表示意义：“東”本来是“槖”的早期字形，“槖”是一种口袋，这种口袋上下本来都是开口的，等装满东西之后再用绳子从两端扎紧，装满东西之后就会变重。所以“重”的本义为“重量、分量”。^[14]440因此，“出”和“重”并不是造错了的一对字。

如果词语的某个意义在后世不再使用，而理解者以今律古，也容易引起误解。例如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的“处”，容易被理解为“处所”的意义，但“处”在这里并不是表示空间，而是表示时间，可以理解为“……时”。类似的还有“沉思欢会处，恐作穷独叟”（杜甫《述怀》）、“饮处交飞玉斝，游时倒把金鞭”（欧阳炯《春光好》）以及“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岳飞《满江红》）等，其中的“处”均为“……时”之义。^[15]105尤其是“饮处交飞玉斝，游时倒把金鞭”句，“处”和“时”对文，则“……时”义甚明。

田英章楷书岳飞《满江红》（部分）

（二）避免厚古薄今

所谓“厚古薄今”，这里是指在语言文字问题上推崇古代而轻视现代。

实际上，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进行沟通交流的表达方式，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现代汉语词典》正是遵循了这一变化规律。《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包括部分更早的版本）根据使用的频率等实际情况，将过去的一些多音字，如“胜”“骑”，分别减少了较为罕见的读音shēng和jì（这些读音用“旧读”标记），而只保留了常用的读音shèng^[9]1025和qí^[9]1174。而过去的一部分单音字，如“拜”，则根据现实使用的需要，增加了读音bái（“拜拜”来自英语bye的音译，有两个义项：①再见；②指结束某种关系）。^[9]28

对于一些人名和地名中的多音字，《现代汉语词典》的读音往往是在综合考察之后做出的选择。例如，在参加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中，包含了两名“谌”姓运动员：谌利军和谌龙。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谌利军的“谌”常被读作shèn，“谌龙”的“谌”则常被读作chén，令人莫衷一是。实际上，在注重文献资料的《汉语大词典》与《康熙字典》中，表示姓氏的“谌”均只列了chén这一个读音。《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结合实际情况，不仅列了chén的读音^[9]162之外，也列了shèn的读音^[9]1165，而shèn音是方言读音的遗留^[15]42-45，可以视为适应方言的表现。因此，与《汉语大词典》《康熙字典》等工具书相比，《现代汉语词典》不仅注重词语的传承性，而且重视现实的变化性。事实上，《现代汉语词典》不定期进行修订，就是为了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谌利军（图左）和谌龙（图右）

有的人重古代轻现代、重繁体字而轻视简体字，认为使用简化字会割裂传统文化。甚至出现了这样一段影响较大的说法^[16]5：

亲（親）不见，爱（愛）无心，产（產）不生，厂（厰）空空，面（麵）无麦，运（運）无车，导（導）无道，儿（兒）无首，飞（飛）单翼，涌（湧）无力，有云（雲）无雨，开关（開関）无门，乡（鄉）里无郎，圣（聖）不能听也不能说，买（買）成钩刀下有头，轮（輪）是人下藏匕首，进（進）非更佳反朝井走，可魔仍是魔，鬼仍是鬼，偷仍是偷，抢仍是抢，贪仍是贪，骗仍是骗，黑仍是黑，黄仍是黄，赌仍是赌，毒仍是毒……

不难看出，上面这段话是用来讽刺汉字简化之后的诸多弊端。但这里对汉字的字形分析其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厰”中的“敞”仅仅表示“厰”的读音，而并非表示厂里的物品；“湧”是形声字，“氵”表示意义，“勇”表示读音，因此作为“勇”构件之一的“力”并不表示意义，而简化字“涌”中的“甬”表示读音（《说文解字·水部》对“涌”的字形分析是“从水甬聲”），“涌”仍是形声字；“雲”表示天上的云彩，在甲骨文中其实并没有上面的“雨”，后来为了与表示“说话”义（如“人云亦云”）的“云”进行区分，才加上了“雨”，成为“雲”的写法^[14]410，可见“云”的写法并非现代汉字简化之后才出现的；“鄉”与“郎”本来没有联系，“鄉”的甲骨文字形是“”，像是两个人张口相向对坐，靠近㿝（“簋”的初文）进食，因此是“飨”字的初文，简化后写作“乡”^[13]598，可见“郎”是“鄉”在字形演变过程中产生讹变的结果；“進”的右上角不是“佳”而是“隹”，简化后的“进”右上角的“井”不表示意义而表示读音；“骗”“偷”“赌”的字形已经发生了变化：“貪-贪”“騙-骗”“賭-赌”……实际上，繁简字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劣，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亲爱的母语》（辽宁人民出版社，2013年）封面

上面这段话更大的问题是过分夸大了文字的字形对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文字属于上层建筑，它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可以反映经济基础并对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反过来决定经济基础。这就意味着社会上存在的治安等问题并不是由文字的繁简所决定的，因此不应当由文字背锅。

总之，在语言文字问题的认识上，应当具有正确的历史观，否则容易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上出现错误。从实际情况来看，本文所举的例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是比较容易引起困惑的。但如果以正确的历史观作为指导，这类语言文字问题往往就会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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