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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杰，泰安人，1918年9月出生，1938年4月参加八路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战士、会计、卫生员、看护长、医生、鲁中二军分区附属所所长、三军分区卫生科科长。解放战争到建国初期历任鲁中军分区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华野8纵23师卫生处处长、26军77师后勤处处长，26军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抗美援朝归国后历任华东军区第4医院院长、第6陆军医院院长、第16陆军医院院长、第88医院院长、济南军区总医院院长、解放军总医院三部主任、解放军总医院顾问（副军职），1985年离休，1990年12月病故。 七 1940年9月，山纵卫生部直属卫生机构发生改变，以一所二所为基础组建直属野战医院，院长苏书轩，政委韩钢，医务主任刘子珍，辖三个所。野战医院仍跟随山纵指挥机关驻岸堤、马牧池一带山区农村，担任鲁中地区八路军指挥机关和作战部队卫生收容工作。这时成立了鲁中区党委，随后将辖区划分为一、二、三军分区，二军分区又称沂蒙区，辖沂水、蒙阴、沂南、费东县，司令员先后为胡奇才、王兆相、吴瑞林，政委王涛、王一平。为了加强二分区的卫生工作，卫生部在组建直属野战医院的同时，在各军分区卫生所下设一附属医疗所（简称附属所），派我到二军分区附属所任所长，指导员是吕益民同志。 我在一所任医生不到半年，现在让我独立到一个所任所长，而且这是一个新建所，各方面工作都要从头抓起，压力确实很大。白备伍部长亲自与我谈话，鼓励我大胆工作。二军分区的首长主动向我介绍情况，并让供给处和卫生科领导从各方面支持我先把架子搭起来，逐步展开工作。有了各级首长的关心支持，加上附属所离野战医院较近，有问题时可以找他们协助解决，这些都是我做好工作的有利条件。附属所刚组建时，工作人员只有四五十名，除了医生高希文、张诚、陈庆恩，护士长张学锦外，大多数是看护员。高希文参军前为蒙阴、沂水一带的开业医生，为人谦和，爱伤爱病观念好，有较丰富的治伤和治疗一般疾病的经验。张诚和陈庆恩都是卫生部医训班培养的医生，我们彼此之间都很熟悉。张学锦护士长老家就在马牧池周围，也是我在刘家城子卫训班的同学。有这些骨干和我一起工作，我更增加了完成任务的信心。附属所在大碾组建起来之后，根据形势变化，即转移到沂水南部南墙峪、西墙峪、田家峪、张家庄子等一带山村。这一带地形复杂，山大沟深，靠近分区领导机关，群众基础好，是开展隐蔽治伤的可靠根据地。我们刚安下家，日军的秋季“大扫荡”就开始了。我们一方面频繁转移，防止发生损失，另一方面随时接收前线送来的伤员。为了保证伤员的安全，我们与驻地党组织联系，在每个山村都建立了若干“堡垒户”。这些“堡垒户”多系党员家庭或可靠群众，由他们找好挖洞地形，配合我们在野外梯田上挖出一个个隐蔽伤员的地洞。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是很大的，在他们的精心设计下，竟能把伤员地洞挖得一点都不被人察觉。办法是利用梯田地堰做进出口，在耕地土层中挖出长2米，宽1~1. 5米的地窖，用木棒和秸草搭成顶篷，然后铺上厚土种上庄稼。洞中用干草铺好地铺，再放置必要的生活用具（饮水壶和便器），伤员住进去后将洞口垒好。当我们医护人员进洞护理时，一般伪装成下地干活的样子，一人在外瞭望，一人进洞料理，料理完退出后还要将脚印清除掉。如果形势缓和时，我们每天一早一晚都会进洞护理。如果敌人“扫荡”搜山，我们只好提前给伤员多放点吃粮和饮水，趁夜间没人时避开敌人到洞中护理伤员。由于地洞空间狭小，工作人员进洞后要猫腰爬行，要跪着换药喂饭，退出洞口后还要做善后清理工作，这样一进一出往往要半个多小时时间。但是同志们都知道这是对付敌人破坏的有效措施，默默地承受着这些繁重的工作和劳动，没有任何怨言。这年冬天，连下几场大雪，融化后的雪水渗漏进一些土薄的地洞，给伤员造成了痛苦。我和吕指导员马上找村干部研究解决办法，决定立即动手在厚土层地段挖洞。我们所的全体同志，加上堡垒户房东一齐动手，一天时间就挖出了十几个干燥的地洞，傍晚时分将漏水地洞的伤员全部转移。在严寒的冬季，伤员因棉被薄，很容易冻伤。我把自己的大衣送给伤员盖，许多房东也腾出棉衣棉被给伤员用。有一户房东老大爷，把自己的寿衣也拿出来送给伤员。沂蒙乡亲真是太好了，著名的沂蒙“红嫂”的原型就在南墙峪一带。其实，沂蒙土地上有着千千万万个“红嫂”，她们爱党拥军的事迹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的。 1941年到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日军实行“三光政策”残酷“扫荡”，根据地日趋缩小，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治伤药品更是奇缺，不得不用一些原始的土方代替。特别是1941年冬季日军五万人“大扫荡”，更是使沂蒙根据地蒙受了空前大损失。这次“铁壁合围大扫荡”前，附属所住在河子沟，得到敌人向马牧池一带重点合围的消息后，准备向南墙峪一带转移。医护人员随带伤员先撤了出来，炊事班因收拾生活物品撤得晚了点，刚走到青杨行村那个地方，就和日军遭遇了。负责后勤炊事工作的是一位老红军同志姓沈，他果断地指挥炊事班撤到村北一片松树林里躲起来，后又沿着松林隐蔽到一个自然山洞里。不料鬼子兵尾追过来，向洞内施放毒气把我们的炊事班的7名同志熏倒了，随之全部枪杀！这是我们附属所在反“扫荡”战斗中遭受的重大损失！我们在南墙峪收容人员后，竟然一名炊事人员也没有了，不得不临时抽调人员担任炊事工作，派副护士长高复运临时负责。 “大扫荡”结束后，我们抓紧进行伤员治疗工作。我和吕指导员大体分工，由他负责政治教育、后勤工作以及村政村民的联系工作，由我集中抓医疗护理工作。这时住院伤员有50名左右，绝大多数系重伤，部分经前期手术治疗后不能痊愈，急需做后期手术处理。我和几名医生将需做手术伤员进一步检诊后，详细讨论了手术方案，决定本着先做有把握的，后做较复杂的原则，及时开展手术治疗。利用老百姓通风光线较好的房屋，很快就把手术室搭建起来了。对手术器械和室内严格消毒后，抬进来一个又一个伤员。我和3名医生轮流主刀，两天时间做完了20多名伤员的手术。多数手术是扩创缝合，也有几例因伤口感染破伤风，为保全生命不得不进行截肢。后来尚有几例腹部伤和胸部伤手术，我们当时的技术还达不到，不敢动刀。就在我发愁时，恰遇苏书轩院长带着手术组来了。他听了我的介绍后，二话没说，简单吃上饭，就穿上消毒衣上了手术台，我仍给他当助手，顺利地做完了那几例复杂手术，保住了那几位伤员的生命。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把二军分区附属所撤销了，将工作人员分到野战医院的三个所。说实话，我当时有些想不通。总认为附属所的工作面貌、技术力量和工作人员素质都是很好的，不亚于其它所，为什么偏要撤销我们这个所呢？后来经过整风学习，懂得了精兵简政的伟大意义，克服了自己的本位思想，也就想通了。  沂蒙红嫂协助后方医院护理伤员 八 附属所撤销后不久，组织上将我调到鲁中军区三军分区卫生科任副科长，科长是我熟悉的刘振民同志。这是我工作经历中又一次大的变化，由过去在一个医疗所负责医疗卫生工作改变为卫生行政领导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 鲁中三军分区地域在二军分区西面，辖泗水、宁阳、新泰南部、平邑等县。我到职时，卫生科只有10来个人，科下面有一个不大的附属所，所长是徐筱朋，指导员闫振，另外还有一个小型制药厂。再就是分区基干部队九团有卫生队，各县大队有卫生所。刘振民科长在这里工作时间长，对全面情况比较熟悉，他向我介绍情况，鼓励我大胆工作。我除了经常到附属所协助治伤做手术外，带领工作人员开荒生产，对克服困难、渡过灾荒、保障伤员和工作人员生活起到了一定作用。自从党中央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后，鲁中军区党政军机关积极响应，自1942年起掀起了开荒种地，开小作坊、养猪养鸡等生产热潮。在二军分区附属所时，在反“扫荡”战斗间隙，我们在驻地开荒种菜，自己磨豆做豆腐等，以有限的收入改善生活，已经有了一些经验。开始，三军分区领导机关移住蒙山南麓太平集子、李家庄一带，后形势紧张又进了蒙山，先后驻大涝峪、楼子、陈安庄、曹家旺、卧龙坑、黑山前、驴腿、耳朵等自然小山村。这里地多人少，土质比较肥沃，我们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动员开荒生产。开荒的主力是卫训队学员，此时有50人，有劳动经验，干起活来很卖力气。卫训队负责人是卫生科工作人员杨在春，这个同志干工作热情高，组织能力强，经他一动员发动，50人的卫训队变成了垦荒队，不到一个月时间开荒60多亩，然后请当地老农指导，种上了各种庄稼。在开荒劳动和种地劳动中，我一直跟着参加，手上磨出了血泡，背上晒脱了皮，但是和青年学员一起劳动，有说有笑，心里很愉快。到了秋天，我们辛勤种植的庄稼成熟了，高粱、谷子、玉米、大豆等全都丰收在望，地瓜、棉花等晚秋作物也长得很好。收下来后，有的补充吃粮，有的交易成钱改善生活。开荒种地一直到日军投降，我们无报酬地将开荒土地和庄稼交给当地老百姓，据说分给了村里的烈军属和困难户。老百姓敲锣打鼓感谢我们，他们自发地带上猪、羊、花生、瓜果等到部队慰问，他们说，鬼子、顽军抢老百姓、烧老百姓、杀老百姓，八路军一心为着老百姓，处处保护老百姓，连自己开的荒地和生产的粮食都送给咱们，天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呀！ 1943年秋，我们随分区机关调防到蒙阴县坦埠以北方向的张家庄子、戴家庄子、蹇家庄子一带，卫生科和附属所驻蹇家庄子。在这里，分区机构又发生了一次大的变动。三军分区奉命抽调干部组建鲁中四军分区（亦称沂山分区），就是将三军分区机关干部一分为二。卫生科刘振民科长带着部分干部调四军分区工作，我被留下担任三军分区卫生科科长，我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45年4月。军分区卫生科长相当于团职干部，配备马匹、勤务员，享受吃小灶，但我对自己的要求还是严格的，不吃小灶，随大家吃伙房，这样可以和同志们打成一片，从中了解很多下层的情况。这个期间开展整风学习，发动基层同志给领导提意见。我多次主动在大会上做检查，欢迎大家提意见。同志们对我的工作也提了一些意见，归纳起来一条是有技术观点，一条是不太重视政治学习，还有一条本位主义。这三条我都诚恳的接受了。在发扬民主、开展批评的基础上，我对分区卫生科及直属单位存在的某些不良倾向大胆提出了批评。如个别附属所领导偷吸大烟、偷喝公家酒，个别医生打吗啡，医护人员中较普遍的存在着技术不求上进、不注重理论学习、爱伤观念差的问题。我尖锐地指出，如不克服这些缺点，是完不成新的斗争形势赋予我们的任务的。在当时整风空气比较“左”的情况下，作为部门领导干部公开讲这些话，应该说是冒一定风险的。但我问心无愧，讲出来反而痛快了。实际上，绝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我的讲话，支持我的工作。在总结会上，同志们一致肯定了卫生科在整风学习中的进步，上级也认为达到了整风学习的目的。 鲁中军区自1943年秋季开始，在司令员王建安和政治委员罗舜初直接指挥下，集中主力部队进行了三次讨伐汉奸吴化文伪军部队的战役。三次讨吴战役，战线拉得长，动用兵力多，战斗规模大，我军每次参战兵力在万人以上，至1944年3月，歼灭、击溃吴伪军7000余人，收复被吴伪占领的鲁中大部分地区。讨吴战役中，鲁中军区卫生部统一组织卫生力量，临时组建了四个所，在作战地域收治伤员。三军分区附属所也投入前线，收治伤员300余名。为了完成收治任务，我将附属所分成三个分所，分别由医生邓立业、李鸿宝、张立仁、张一信带领，配备足够数量的护理人员，到不同几个点展开收容。我和所长徐筱朋在几个点上来回检查，协助做手术。紧张的时候，一个分所一天接收20多名伤员，半数以上需立即开展扩创探查手术，医生、护士一连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是常有的事。这时正值冬季，病房和手术室都设在老百姓家里，无取暖设施，保暖防冻伤成为大问题。我们发动群众想办法，在手术室安火道，在病房门窗挂草帘，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防冻问题。为了解决药剂来源，我们采用了两个办法。一是建了一个制药厂，地点在大崮山下风景很美的一个庙里，有十几名工人，具体负责的是一位姓闫的老中医，都喊他闫老头子，是个和蔼而富有实干精神的老同志。这个药厂是我未去三分区时由刘作民科长具体操办起来的，刘科长调走后我继续加大对药厂的投入，使药厂产品品种增加到40余种，产量也大大增加，为分区卫生系统用药解决了大问题。现在我还记得好多种药品名字。如：夜明丸，用动物肝脏加上蜂蜜和甘草制成，一天吃4粒，用来治疗夜盲症，很有效。当时由于缺乏营养，作战部队患夜盲症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连队夜间站岗都派不出人来了。这种药下发后，解决了这个问题。抗疟丸，用砒剂和当归等中药制成，也叫“亚砒酸丸”，治疗疟疾病很见效。痢疾丸，亦叫益痢通，用黄连、黄芪、黄贝和蓬蓬丁草熬成膏，再制成丸，对治疗痢疾病也很有效。另外，药厂从新汶煤矿搞到了一个蒸馏器，达到4级蒸馏指标，制作注射用水。还制作土凡士林、碘酒、红汞、来苏儿、石碳酸和各种敷料、夹板等。解决药品来源的第二个办法是通过地下关系到敌占区购买。1943年，我通过分区做敌工工作的同志介绍，认识了化装经商的地下党员赵益三。通过赵益三的合法身份，到济南、泰安购买根据地急需的医疗器械（手术器具、注射器、显微镜、体温表等）和抗菌药剂（主要是外伤抗感染药品和针剂）。购买这些药品，需要用钱，卫生科哪来这笔经费呢？我找分区封振武司令员要钱，封司令把仅有的一点黄金批给我用，有时也用土特产如蚕丝代替货币。赵益三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多次给我们送来急需生活用品，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为了解决卫生人员缺额问题，我们办了一个卫生训练队，从1942年到1944年招收了三期学员，一共培训卫生人员200人左右，有效的解决了各级卫生机构缺员问题。以上说了，这个卫训队主要依靠杨在春同志去抓，他既是代理队长，又是兼课教员，白天讲课，晚上备课，用他的话说叫现编现卖。我和卫生科的业务干部也是卫训队兼课教员。就在这样不太正规的条件下，几个月时间培训一批，边培训边到附属所实习，使学员很快具备了初级卫生人员的本领，分配到附属所和部队卫生机构，摔打一段时间就能胜任工作。战争年代的卫生干部大多数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包括我也是这样。  沂蒙根据地的妇女担架队运送伤员 九 1945年4月，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鲁中军区卫生工作局面有了极大发展。卫生机关的编制扩大了，鲁中军区卫生处改称为卫生部，各军分区卫生科改称卫生处。一军分区卫生处长刘子珍，二军分区卫生处长冯芝庭，三军分区卫生处长张景闵，我调到九团卫生队任队长。对于这次职务变动，我有些想不通，舍不得离开辛勤工作了近3年时间的分区卫生机关。到了九团以后，很快就适应了卫生队长的工作。自6月开始，九团加入鲁中主力部队作战序列，先后参加解放安邱、昌乐、诸城战斗，经22天激战，攻克日伪据点66处，毙伤日伪军7000余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物资。继而又参加泰山军分区部队歼灭吴化文部战斗，歼敌一个团，吴部窜逃安徽。8月配合沂蒙军分区作战部队参加攻克白沙埠据点战斗。日军无条件投降后，九团升级为鲁中军区9师69团，在王建安、罗舜初率领下，向胶济路西段、津浦路济南至充州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至8月底先后解放临朐、莱芜、益都、博山、淄川、章丘、周村、新泰等城镇。在这一系列收复失地的战斗中，九团在鲁中地区四处转战，屡立战功，同时也不断发生伤员。团卫生队和营卫生所紧随部队救治伤员，半年间收治伤员400余名。这一段经历于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都是在后方医院和卫生领导机关工作，从未在作战部队一线抢救过伤员，有了这半年的工作锻炼，为我以后到野战部队担任卫生工作领导提供积累了经验。1947年初，我先后担任华野8纵23师卫生处长、26军77师卫生处长、26军卫生部第一副部长等，先后参加了伟大的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外线出击后参加了沙土集战役、洛阳战役、开封战役、睢杞战役，及以后更大规模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在这过程中我都能完成所担负的卫生工作任务，除了上级卫生领导机关和首长指挥正确外，与我在九团卫生队的工作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  村民在梯田挖的地洞病房，洞口痕迹依然可见 1945年9、10月间，罗荣桓、肖华率大批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奔赴东北，鲁中军区卫生部一部分人员及几个主力医疗所也随部队出关，但大部分卫生领导和卫生单位都被留在了山东。如苏书轩部长、刘子珍、张景闵、冯芝庭几位部长都被留了下来。这年底，我调鲁中军区卫生部任保健科副科长，不久任科长，1946年4月又改任医政科科长。这年6月，内战爆发。鲁中军区卫生部一分为二，一部分骨干所由苏部长率领编入主力部队（8纵），我和冯芝庭、刘庆生、于河、刘奇等都跟苏部长到了8纵。留下的医疗所组建成鲁中后方医院，由刘子珍担任院长，韩钢担任政委。1947年5月华野8纵编入西线兵团，在陈毅、粟裕率领下外线出击，从此离开了沂蒙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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