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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西周时期是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后、轴心时代之前具有不同于轴心时代以后传统社会的三个朝代，在这将近1300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三个朝代和无数君王更替，但可被视为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是我国传统社会德性思想的孕育时期，其德性思想奠定了中国德性思想传统的基础，是整个中国德性思想的源头，一般人都想不到，专家：还是因为义务教育不过关。 这个时期的德性思想本身又有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形成过程，具有与后来的春秋战国时代和皇权专制主义时代的德性思想不鲜明特征，也显现了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地区的德性思想民族个性。夏商西周德性思想的形成与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从史前文明中汲取了许多德性观念元素，尤其是万邦时代德高望重的部落首领德性思想和实践为夏商西周德性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创造性的范式。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建立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王朝是夏朝。在夏朝建立以前，华夏大地处于原始国家的邦国时代，各邦国首领的权力交接主要依靠推举与禅让。据《史记》记载和《尚书·尧典》记载，禹死后三年，禹之子启继位，改“禅让制”为“世袭制”，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诞生了。这一历史的变革不仅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诞生，还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文明社会，中国由此从分散的“邦国”走向了统一的王国，结束了长期的部落联盟首领禅让制，社会最高权力的交接变成世袭制，社会也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  如果说夏朝之前的社会主题是部落战争与民族融合，那么夏商西周三代时期的社会主题就变成了王权巩固与社会治理以及如何使王权统治长盛不衰。而这就成了中国上古夏商西周时期德性思想产生的催化剂。夏商西周时期的德性思想就是在夏商西周三代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随着战争与融合的不断发生，多个部落走向联合，形成了部落联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酋邦社会的出现，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古代的部落与外国的酋邦迥然不同。然而也有学者持不同的意见，例如张国硕先生认为不能以外国的酋邦标准来界定中国的“酋邦”，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国家演变必然有一个过渡阶段。  按照张国硕先生的观点，尧舜禹时期的部落联盟形式的社会属于酋邦社会，它与古代真正的国家的区别主要有四点：其一，前者的首领继承主要依靠推举制，首领的权力限制较大；后者主要依靠世袭制，首领或君王的权力较大。其二，前者的首领权力覆盖面较小；后者的君王的权力覆盖面相对较广。 其三，前者的文字系统还未完全建立，应用面较小；后者的文字系统已经较为完善，并且得到了广泛地应用；其四，前者虽然出现了礼制，但是尚不完善；后者的礼制已经相当完善，并且被普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从这些差异性中我们可以发现，部落联盟式的酋邦社会虽然是雏形国家，但是还不具备国家的全部职能，最主要的体现是其制度不完善以及思想无法完全统一。  部落联盟时期是原始氏族社会和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人们的还尚未完全形成大一统的观念。虽然整个联盟的首领名义上可以对其他部落行使政治权力，但是实际上，每个部落都是自治，各个氏族部落的居民基本只会听从各自酋长的命领，各部落的酋长可以完全拒绝联盟首领的一些命令。 如果将各个氏族部落看作是一个个放大化的人的话，那么部落联盟式的社会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家为巫史”的时代。因为每个氏族部落的酋长必然是一名巫师，都拥有通神的能力，而且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灵信仰。夏朝以前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时隔几千年，我们只能依靠一些传说和考古材料进行推测和猜想。近现代很多人类学家通过研究现代现存的尚未进入“文明时代”的部族，来推测那些文明社会被封存的历史状况。  根据这些人类学家的研究，在早期人类社会，人类相信世间存在某种“神秘力量”，如果可以掌控这种神秘力量，这种规则一般是依靠联想而发生效力的，其信仰的原因，都在于人类自身的联想。从当时的社会情况而言，在原始的氏族部落时期，奉行的可能是“丛林法则”，他们对善恶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是“神灵”，因此，笔者认为将“灵”理解为某种神灵信仰更为合适。 所谓的“德化”观念指的是以德化民的思想观念。史书记载，部落联盟在打败三苗集团后采取的征服措施主要是“以德化之”。尧之所以能使各部落和谐有序地发展，是因为他本人拥有美好的德性，并且能使这些美好德性的光芒发散开来，影响他人。这一表述是后人对帝尧实行“德化”的充分肯定。从人类学研究来看，在原始时期，民智尚未完全开化，民风相对来说比较淳朴，虽然越淳朴可能意味着越彪悍，但是他们所思所想也相对较少。在酋邦社会里，如果有贤能的领袖带领，那种理想的社会完全有实现的可能。  正如老子描绘的那种“小国寡民”的社会状态。在原始部落时期，每个部落都相当于一个“小国”，如果部落首领能以“德性”影响部落成员，这种“小国寡民”社会是有实现的可能的。这种“小国寡民”美好图景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理想国”强调的正是贤能的“哲学王”统治国家。 史书记载中的“三皇五帝”无疑是符合要求的部落领袖，这些人据传说皆品德高尚，功德卓著，他们的部落在其领导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在那个时期，领导者的首要条件便是“德”，只有德性最高的，最为贤能的人才能成为部落领袖，才能更好地带领部落走向强盛。《尚书》记载，尧舜禹都是依靠德性成为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这种重视“以德化民”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是夏商西周时期以及诸子时期德性教化思想的重要来源。  “中国”这一多元一体的集体概念最早出现于金文当中。学术界普遍认为在第一个国家形成之前，中国有一个各部落并起的分散的史前时代，考古界称之为“邦国时代”或者“万邦时代”。从万邦林立的纷乱时代到统一的多元一体时代，无数英雄人物不断涌出，他们各自为这一历史进程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后世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贡献最大、流传最为久远的要数那些传奇般英雄的邦国首领，如“三皇五帝”。 史前英雄首领们对好生活的追求为后世幸福观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在原始时期，只有能力出众，品德高尚之人才能承担带领部落或部族走向强盛的使命，所以人们在推选首领时，往往会根据其德性才能。于是，幸福渐渐地被人们与德性才能联系起来。拥有德性的史前首领是后人修养德性的榜样。  人们的知识极其有限，大多数人几乎没有多少知识，知识一般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当有知识者将其掌握的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时，他们往往就会促进整个部落的发展，获得超出其他人的声望，从而被选为首领。而对于没有知识的普通人而言，要想生存得更好，就必须服从、配合其首领的领导。 因此，部落首领不仅是部落的领导者，负责带领部落走向强盛，更是其部落的形象，他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整个部落的善恶。这就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城邦，一个城邦的德性往往取决于城邦首领的德性，如果首领尊崇勇敢，那么整个城邦就会以勇敢为善。这也是柏拉图“哲学王”思想观念的由来。作为整个部落最智慧之人，首领在追求个人幸福与整个部落的幸福的过程中，逐渐养成了一些善的品质，这些善的品质不仅成为部落成员学习的内容，也是首领折服众人、教化众人的重要工具。  勇于开拓，不断交流、融合，使得大一统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随着农业的出现与发展，人们的生活场所逐渐从洞穴变为开阔地。而且当人们不再仅仅着眼于生存问题时，人们便开始了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他们开始将目光投向广阔无边的世界。于是，古人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与征服的征程。考古学证明，在五千多年前，中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的火花。而在比较这三个地域的文明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存在很多相似之处。 学界很多人对夏商西周时期德性思想存在性持怀疑态度，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文字证明材料有限。众所周知，甲骨文被公认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文字。虽然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面刻画着一些符号，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推测这些符号是最原始的夏朝文字，但是学界尚无人可以识别。因此，在探讨夏商西周时期的德性思想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该时期德性思想的存在性给予论证。  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哪一时代的人都不会忽略一个问题，即如何生活得更好，中国夏商西周时期的先民也不例外。在中国早期，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其中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自然，各种极端的自然现象对于当时的人来说都是不可抵挡的巨大灾难。出于对这些不可抗衡力量的敬畏，先民们认为在这些力量的背后存在着一位主宰，这位主宰掌控着这些超自然的力量。因此他们认为只要听从主宰的命令，服从主宰的意志，讨得主宰的欢心，那么，这些灾难就不会降临到人类身上。 夏朝灭亡的原因是失去了主宰的青睐，商朝灭亡的原因亦然。而他们之所以失去主宰的青睐，就是因为他们对主宰的命令理解有误，甚至忤逆了主宰的命令，也可以说是因为他们对德性问题处理不当。因此，在夏商西周时期，最大的德性问题可被归结为如何更好地遵从以及实现“天命”。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夏商西周时期德性问题存在的佐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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